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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话说：“棍棒底下出孝子”当我看到有些父母在其孩子们身上留下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或一条条鞭痕时，我很害怕。后来我的确看到那些从棍棒底下走过来的人，还真的出了很多孝子。可您和父亲根本就不知道鞭子是可以用来打人的，我和弟弟从来就没有领教过您巴掌的力量。但是我们几兄弟，还可以称得上孝子吧！我称不称得上孝子呢？这当然不是由我“黄婆卖瓜，自卖自夸”的。有母亲您的见证。有我的兄弟见证，有我的亲朋见证，有我的两处部队首长见证。
由于我向您行孝，感动了部队首长。您病重期间，我请假去照顾您，基本上不成班了。但部领导和科长，都没有给我难看的脸，也没有给我难听的话，更没有扣发我的工资，反而给我特困户三十元的补助。
首长们都知道我是个孝子，对我的行孝，在精神上给我安慰，政委非常关心地对我说：“小曾你母亲需要照顾时，跟你们科长说一声，知道你的去向就行了。”
在财力上，给我大开绿灯。本来财务制度是不允许私人借款的，但首长们做到“特事特办”一次又一次地借钱给我，在武装部，第一次就借给我三百元，（按当时国家1角3分9厘一斤大米，当今按超市中间价2。5元计算）相当于如今的物价五万三千多元。后来连您四十元的棺材钱，都是我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哭着脸皮向首长求借的。因为哥哥和弟弟，为了您付出几乎是倾家荡产了。只剩下一颗可敬可亲的孝心了。我不可能向他们提钱的事了。天大的困难，由我来扛。
在物力上，给我大力支持。当您被医院终止治疗，需要送回农村老家，那时交通很不方便，您一个不能动的重病人，怎么可能去车站搭车呢？于是我就向首长求助，首长毫不犹豫地答应借车给我。物以稀为贵，军用吉普车是稀罕物、奢侈品（不像现在满街都是轿车），不说坐，就是能见的都少。首长都能把武装部唯一的一台象征身份的，只有部领导才能有使用权的指挥车借给我。专程送您回到家门口。乡亲知道后，还以为我有多大的能耐呢？一个农村妇女，也能坐上这么高级车，真了不起啊！
我永远想念的母亲，传说天堂是圣洁的，像世外桃源，不会再有您在人间的艰辛、劳累、苦难、烦恼、悲伤和病痛等一切不公的遭遇。您要照顾好自己，愿您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祝福吧！
您等着我，来世我还做您的儿子，做您的好儿子，做您的孝子！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活着，但他（她）已经死去。有的人死了，但他（她）还活着”母亲您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安息吧！母亲。
三
从文。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九八六年我军进行震惊中外的重大战略新举措，向全世界庄严宣布：裁减军队员额一百万。
我也在此次的裁减之列。
我的十七年军旅生涯从此画上一个可以算得上圆满的句号。
我们的军队，为了消除臃肿而精减，为了更加威武强大而整编。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理解，我拥护，我服从。我完成了从老百姓到军人，从军人又回到了老百姓的华丽转身。
解放军是培养人才的摇篮。我从这里起步，我从这里起家，我从这里起飞。
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我从这里学会一身做人的本领。
解放军是一座大熔炉，她把我锻造成一块对国家有用的钢材。拿起笔杆，就会写文章。拿起枪杆，就能保卫祖国。
我感恩部队首长们，他们是扶我上战马，还为我送一程的贵人。我每个硕果的取得都离不开他们的培养教育。我感恩战友们，我的每次进步，都离不开他们的帮助。
当我脱下这身穿了十七年的军装，摘下领章帽徽的一刹那间，泪水在我心中就如同一石激起千重浪，波涛汹涌。一股对部队、对首长、对战友依依难舍的心情油然而生，难于平静。
我就要转业到多姿多彩而充满挑战的地方家园，书写我人生的第二诗篇。
我把我像早晨八九点钟的青春，留在火热的绿色军营，我在心里向他们作个道别。
再见吧！我最亲爱的首长们！
再见吧！我情同手足的战友们！
再见吧！我终生难忘的母校！
我这辈子，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九八五年，我在钦州县级市武装部政工科，接手新闻报道工作。这项工作于我而言，有压力，也有动力，但却更有吸引力。
然而，接过这副重担时，我曾经心虚虚的，没有个底。我问我自己：你肚子里没有几点墨水，这副文化重担，你也敢挑？你挑得起吗？
我的文化是先天不足。“文革”那时中学停止招生，我读完小学六年级，却拿不到毕业证书。
因此，我的文化田园，是一块黄黄瘦瘦、干干旱旱，长不出好庄稼的荒草地。后来又人为地遭遇“鼓吹交白卷英雄，读书无用论，知识分子嗅老九”等文化暴风骤雨的袭击，更是雪上加霜。
我在这种文化极其贫脊的背景下，从文事业，无疑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啊！真是“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我的金色年华，被污泥淹没，被浊水流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拔乱反正，教育界也回到了正常的教学轨道上来。
我深深地感到“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啊！伟人毛泽东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我的危机感非常紧迫。所以，我一定要以百倍努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发读书。
于是，我边工作，边读书。补习初中、高中，自修大专中文书籍。走完文化课的基本路程，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但要想在本职工作上做出一流的成绩，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我要读更多的书，加更满的油，充更足的电。
我读书的兴趣被烧开了。我采取大量地借书读、订书读、买书读的办法。“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开始只读写作的业务书、参考书。后来才读文学书。以前只读当代书，后来才读现代和古代书。以前只读中国书，后来才读世界书。以前读书为工作，后来读书为享受。
我读书的牛劲沸腾了，就像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乐了要喝酒一样的必须。
我读书的瘾劲旺盛了，外出时，我书不离身。在等待和休息的空闲，别人聊天，我读书。哪怕只读一两页或一两节或一两章。
读书，已成为我独特的嗜好。我谢绝了打牌、下棋。远离麻将，告别电影，疏远电视，不看春晚。
我读书的爽劲，腾跳起来了。我读书的境界升华了。我选择了我的爱好。聚焦文学类的书籍。特别把散文作为我精神上的主粮。例如读中国最美的散文，世界最美的散文、散文大全集，每年的散文年选等等。还有散文百家，是我连续六年深交的钢哥不是铁哥。红袖添香散文，是我每晚亲吻的恋人。散文选刊是我新交的靓姐。其它的我都视为杂粮书。那就唐代诗人元稹的诗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了。好书的味道最醇香，好书的精肉最营养，好书的浓汤最美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读一篇或一本品牌好书，就如同品赏一杯茗茶，神清气爽。就如同品赏一杯陈年美酒，心情舒舒畅畅。
好书，已成为我的良师益友和终生伴侣。
好书，给了我智慧、勇气、信心和力量。
在不经意间，我毫无夸张、毫无脸红、毫无羞耻地给自己封个雅名：“我是个书迷、书嗜、书恋。”
我读书的一股股顽劲，是母亲遗传给我的基因，我有了母亲勤劳的影子。不同的是，母亲是体力劳动，我是脑力劳动。是“青出于蓝，蓝胜于蓝”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书读了那么多，不写点文章，我的手就要发痒了。
一九八五年，是我军旅生涯的一个豹子尾式漂亮的收官年。开始我采写的民兵工作稿件，一连投了五篇稿件，都如泥牛入海，音讯全无。但我不气馁，虚心向县委宣传部和对台办的同志学习请教，工夫不负有心人。第六篇，在广西经济信息报闪亮登场，我心跳的节奏在加速。心跳的声音在加大。心跳的兴奋在加长。我差点为此而光荣殉职。
从此，我打破了新闻报道的坚冰，开通了新闻报道的航道。扬起了新闻报道的风帆，向着新闻报道未知世界勇敢挺进。当年被各级新闻媒体报社、电台采用的稿件达六十一篇，超额完成上级分配的任务数二十三篇的265％。夺得军分区第一名。获得一等奖，荣立三等功一次。
这是军分区新闻报道记功史上的一个零的突破。
我兑现了我向故乡的承诺。
这是我人生的奇迹之二吧！
一九八六年，我转业到工商银行钦州分行。领导根据我的特长，分配我做政治工作。其中就有新闻报道工作的内容。“天生我材必有用”真是“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这正是我期待的，能让我有施展才华的人生舞台。领导是个有远见的伯乐，是个有眼光的导演。用活了我这个主角，就等于后面这台戏演得更加生动、精彩、感人、好看。我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地报道我行优质文明服务的工作。在提高我行知名度的同时，也提高了我的知名度。
随着我的报道工作进入黄金成熟期，我的笔端长出一片片鲜艳的奇葩。我的名字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熟悉。我的名字最多地成为市级钦州日报和钦州电台的座上宾。星期天版、政文经济部、美人鱼等栏目的主编们，曾多次向我约稿。也成为自治区级当时的广西日报和广西电台等八大家新闻单位编辑们的老朋友。广西侨报社的社长、总编辑一行，先后两次专程来我行看望我，感谢我多年来，为他们采写大量高质量的稿件。我受宠若惊。还在人民日报亮过相呢！
后来，在我新闻报道的词典里再也找不到被冷落，怠慢或枪毙的名词。
我的名字，被我的报道由小变大了，容易抓住读者的眼球。
我的名字，由开始的黑白，变成了彩色，让人看了顺眼和养眼。
我的名字有了声音，而且分贝越来越高，让人听了顺耳和养耳。
我从事业余新闻报道十五年的光阴，能够在新闻界里风雨兼程，摸爬滚打，阴晴圆缺，驰聘纵横。可谓顺心顺路顺风顺水顺手。据不完全统计，被采用的稿件至少达七百篇以上，这也算得一个高产量的通讯员了。
我有多篇新闻、征文、论文分别被市、自治区和国家级评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三十六本立功证书和优秀、先进通讯员的荣誉证书，在我的书柜里，大大小小、高高矮矮地排列了满满的一格。她们以红光满面、灿烂笑容给我巨大的鼓励。
我在我乡亲们的心目中，成了名人。我在深刻和冷静地反思自己，我这个名人的含金量，究竟有多少斤两？我想从三个梯次的格局里寻找答案。
第一“民办大师”我的文友，陈辉，送给我一个雅称：“大师”这丝毫没有讽刺和讥笑的成份。我不愿意接受，但他一直不再叫我的姓名和职务，直到如今他还这样叫。他这一叫起头，一群年青的帅哥和靓姐，也跟着一声声“大师”甜甜地叫着。这让我左右为难，不答应吧，不礼貌。答应吧，我配不起这么厚重的称呼。叫多了我还真的成了一位“民办大师”了。
有的叫我“文人”、“秀才”、“钦州工行一支笔”等等。
第二，官方肯定。由于我的多年笔耕，且硕果累累，广西区分行思想政治工作和职工教育工作在我行召开现场会，让我在会上介绍经验，号召全工行政工系统人员向我学习。
第三，最高奖励。我这辈子做不出惊天动地的伟业。但，最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一件大事，就是我参加“全国金融系统体制改革高级研讨会”
会议是由中国社会经济决策咨询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技术研究咨询公司主办的。
参加会议的人员：根据“以文定人”的原则决定的，即谁的论文被选上，谁就能参加。
据大会领导介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为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赵海宽，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灼基为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经济决策咨询中心总干事彭真怀等十一名重量级人物组成的最高决策咨询奖学术评审委员会，查阅了三年来三千多份金融体制改革的成果论文。结果二百三十多（具体小数记不清）篇高质量、成果佳，值得推广的论文荣幸入选。
我的工商银行钦州地区（现改为市）分行人事制度改革记实一文获得优秀奖。如此说来，我的论文在这么大范围、高规格、高级别、高手如林的激烈竞赛中，淘汰了二千多名选手而金榜题名，就像中了个小“状元”
此次论文入选的作者，绝大多数是省、部级领导干部、专家、学者、教授级的人物。我充其量是个中级职称政工师而已，也敢挤进这场文化盛宴，真是借了程咬金的胆了。
这是我的人生奇迹之三吧！
当大会的特别邀请函，从共和国的首都北京飞越了万水千山，于一九九三年九月十日，准确降落到我行。由邵苏江行长签署“同意参加会议”的字样，然后转到我手中，我高兴得忘记自己姓什么了。
一九九三年的金秋十月，是个丰收季节，丹桂飘香。二十号这天，阳光金色柔和，云朵多彩绚丽，空气特别的清爽。会议在中央档案馆（离北京市有二十多公里）礼堂隆重举行。二百多名金融界顶尖人物欢聚一堂，研讨全国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大事。
会议开了整整七天。在会议休息时间，我向大会领导，说了我一个遗憾想法，我说：“我第一次来北京参加这么高规格的会议，也是最后一次。怎么不在市中心开呢？好让我在中午或晚上休息时间，去逛逛北京古老而美丽的名城啊！”领导说：“这就是要让大家集中精力开好这次会议，才选到这里的”
大会组织我们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他老人家好象昨晚忙了一个通宵的国家大事，现在才安祥地进入梦乡！
然后，我们登上天安门。我马上回想起我小时候唱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的歌。我仿佛穿越时光遂道，置身于新中国成立大会那雄伟壮观的历史画面，我仿佛听到历史的回声，毛主席那高亢宏亮带有湖南腔调隆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把“东亚病夫”的破烂帽子甩到大西洋去。
我的心情激动万分。
大会给获奖论文进行颁奖。我捧着这本沉甸甸、金灿灿的最高决策咨询奖获奖证书。我觉得他是我从事文字工作的一座“核电站”白天他是我心中一只永恒的太阳。夜晚他是心中一轮姣洁的明月。
会议闭幕式，有一个振奋人心的特大消息。会议领导高兴地向我们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鎔基在百忙当中，出席我们今天的的闭幕式，然后与大家合影留念。
现在路已经封锁好了，请大家耐心等待。
大家都非常高兴，个个脸上显得喜气洋洋、春风荡漾。
等了好一会儿，主持人又发话了，说朱总理因为有紧急的事情要处理，所以不能接见我们了。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慕华出席我们今天的闭幕式。
尽管朱总理临时改变了行程，但大会毕竟有了这项重要的议程。没有接见的接见，这就等于我们已经享受了这一高级的政治荣誉了。
最后，由陈慕华副委员长讲话，然后和与会全体人员合影留念。
我把我去北京开会的消息告诉家人和乡亲们，我堂弟特地赶出来，看看我，是否比以前有更大的变了更好、更帅的样子？
他们又给我这个名人添加了更重的法码。
; 俗话说：“棍棒底下出孝子”当我看到有些父母在其孩子们身上留下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或一条条鞭痕时，我很害怕。后来我的确看到那些从棍棒底下走过来的人，还真的出了很多孝子。可您和父亲根本就不知道鞭子是可以用来打人的，我和弟弟从来就没有领教过您巴掌的力量。但是我们几兄弟，还可以称得上孝子吧！我称不称得上孝子呢？这当然不是由我“黄婆卖瓜，自卖自夸”的。有母亲您的见证。有我的兄弟见证，有我的亲朋见证，有我的两处部队首长见证。
由于我向您行孝，感动了部队首长。您病重期间，我请假去照顾您，基本上不成班了。但部领导和科长，都没有给我难看的脸，也没有给我难听的话，更没有扣发我的工资，反而给我特困户三十元的补助。
首长们都知道我是个孝子，对我的行孝，在精神上给我安慰，政委非常关心地对我说：“小曾你母亲需要照顾时，跟你们科长说一声，知道你的去向就行了。”
在财力上，给我大开绿灯。本来财务制度是不允许私人借款的，但首长们做到“特事特办”一次又一次地借钱给我，在武装部，第一次就借给我三百元，（按当时国家1角3分9厘一斤大米，当今按超市中间价2。5元计算）相当于如今的物价五万三千多元。后来连您四十元的棺材钱，都是我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哭着脸皮向首长求借的。因为哥哥和弟弟，为了您付出几乎是倾家荡产了。只剩下一颗可敬可亲的孝心了。我不可能向他们提钱的事了。天大的困难，由我来扛。
在物力上，给我大力支持。当您被医院终止治疗，需要送回农村老家，那时交通很不方便，您一个不能动的重病人，怎么可能去车站搭车呢？于是我就向首长求助，首长毫不犹豫地答应借车给我。物以稀为贵，军用吉普车是稀罕物、奢侈品（不像现在满街都是轿车），不说坐，就是能见的都少。首长都能把武装部唯一的一台象征身份的，只有部领导才能有使用权的指挥车借给我。专程送您回到家门口。乡亲知道后，还以为我有多大的能耐呢？一个农村妇女，也能坐上这么高级车，真了不起啊！
我永远想念的母亲，传说天堂是圣洁的，像世外桃源，不会再有您在人间的艰辛、劳累、苦难、烦恼、悲伤和病痛等一切不公的遭遇。您要照顾好自己，愿您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祝福吧！
您等着我，来世我还做您的儿子，做您的好儿子，做您的孝子！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活着，但他（她）已经死去。有的人死了，但他（她）还活着”母亲您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安息吧！母亲。
三
从文。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九八六年我军进行震惊中外的重大战略新举措，向全世界庄严宣布：裁减军队员额一百万。
我也在此次的裁减之列。
我的十七年军旅生涯从此画上一个可以算得上圆满的句号。
我们的军队，为了消除臃肿而精减，为了更加威武强大而整编。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理解，我拥护，我服从。我完成了从老百姓到军人，从军人又回到了老百姓的华丽转身。
解放军是培养人才的摇篮。我从这里起步，我从这里起家，我从这里起飞。
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我从这里学会一身做人的本领。
解放军是一座大熔炉，她把我锻造成一块对国家有用的钢材。拿起笔杆，就会写文章。拿起枪杆，就能保卫祖国。
我感恩部队首长们，他们是扶我上战马，还为我送一程的贵人。我每个硕果的取得都离不开他们的培养教育。我感恩战友们，我的每次进步，都离不开他们的帮助。
当我脱下这身穿了十七年的军装，摘下领章帽徽的一刹那间，泪水在我心中就如同一石激起千重浪，波涛汹涌。一股对部队、对首长、对战友依依难舍的心情油然而生，难于平静。
我就要转业到多姿多彩而充满挑战的地方家园，书写我人生的第二诗篇。
我把我像早晨八九点钟的青春，留在火热的绿色军营，我在心里向他们作个道别。
再见吧！我最亲爱的首长们！
再见吧！我情同手足的战友们！
再见吧！我终生难忘的母校！
我这辈子，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九八五年，我在钦州县级市武装部政工科，接手新闻报道工作。这项工作于我而言，有压力，也有动力，但却更有吸引力。
然而，接过这副重担时，我曾经心虚虚的，没有个底。我问我自己：你肚子里没有几点墨水，这副文化重担，你也敢挑？你挑得起吗？
我的文化是先天不足。“文革”那时中学停止招生，我读完小学六年级，却拿不到毕业证书。
因此，我的文化田园，是一块黄黄瘦瘦、干干旱旱，长不出好庄稼的荒草地。后来又人为地遭遇“鼓吹交白卷英雄，读书无用论，知识分子嗅老九”等文化暴风骤雨的袭击，更是雪上加霜。
我在这种文化极其贫脊的背景下，从文事业，无疑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啊！真是“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我的金色年华，被污泥淹没，被浊水流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拔乱反正，教育界也回到了正常的教学轨道上来。
我深深地感到“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啊！伟人毛泽东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我的危机感非常紧迫。所以，我一定要以百倍努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发读书。
于是，我边工作，边读书。补习初中、高中，自修大专中文书籍。走完文化课的基本路程，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但要想在本职工作上做出一流的成绩，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我要读更多的书，加更满的油，充更足的电。
我读书的兴趣被烧开了。我采取大量地借书读、订书读、买书读的办法。“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开始只读写作的业务书、参考书。后来才读文学书。以前只读当代书，后来才读现代和古代书。以前只读中国书，后来才读世界书。以前读书为工作，后来读书为享受。
我读书的牛劲沸腾了，就像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乐了要喝酒一样的必须。
我读书的瘾劲旺盛了，外出时，我书不离身。在等待和休息的空闲，别人聊天，我读书。哪怕只读一两页或一两节或一两章。
读书，已成为我独特的嗜好。我谢绝了打牌、下棋。远离麻将，告别电影，疏远电视，不看春晚。
我读书的爽劲，腾跳起来了。我读书的境界升华了。我选择了我的爱好。聚焦文学类的书籍。特别把散文作为我精神上的主粮。例如读中国最美的散文，世界最美的散文、散文大全集，每年的散文年选等等。还有散文百家，是我连续六年深交的钢哥不是铁哥。红袖添香散文，是我每晚亲吻的恋人。散文选刊是我新交的靓姐。其它的我都视为杂粮书。那就唐代诗人元稹的诗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了。好书的味道最醇香，好书的精肉最营养，好书的浓汤最美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读一篇或一本品牌好书，就如同品赏一杯茗茶，神清气爽。就如同品赏一杯陈年美酒，心情舒舒畅畅。
好书，已成为我的良师益友和终生伴侣。
好书，给了我智慧、勇气、信心和力量。
在不经意间，我毫无夸张、毫无脸红、毫无羞耻地给自己封个雅名：“我是个书迷、书嗜、书恋。”
我读书的一股股顽劲，是母亲遗传给我的基因，我有了母亲勤劳的影子。不同的是，母亲是体力劳动，我是脑力劳动。是“青出于蓝，蓝胜于蓝”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书读了那么多，不写点文章，我的手就要发痒了。
一九八五年，是我军旅生涯的一个豹子尾式漂亮的收官年。开始我采写的民兵工作稿件，一连投了五篇稿件，都如泥牛入海，音讯全无。但我不气馁，虚心向县委宣传部和对台办的同志学习请教，工夫不负有心人。第六篇，在广西经济信息报闪亮登场，我心跳的节奏在加速。心跳的声音在加大。心跳的兴奋在加长。我差点为此而光荣殉职。
从此，我打破了新闻报道的坚冰，开通了新闻报道的航道。扬起了新闻报道的风帆，向着新闻报道未知世界勇敢挺进。当年被各级新闻媒体报社、电台采用的稿件达六十一篇，超额完成上级分配的任务数二十三篇的265％。夺得军分区第一名。获得一等奖，荣立三等功一次。
这是军分区新闻报道记功史上的一个零的突破。
我兑现了我向故乡的承诺。
这是我人生的奇迹之二吧！
一九八六年，我转业到工商银行钦州分行。领导根据我的特长，分配我做政治工作。其中就有新闻报道工作的内容。“天生我材必有用”真是“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这正是我期待的，能让我有施展才华的人生舞台。领导是个有远见的伯乐，是个有眼光的导演。用活了我这个主角，就等于后面这台戏演得更加生动、精彩、感人、好看。我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地报道我行优质文明服务的工作。在提高我行知名度的同时，也提高了我的知名度。
随着我的报道工作进入黄金成熟期，我的笔端长出一片片鲜艳的奇葩。我的名字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熟悉。我的名字最多地成为市级钦州日报和钦州电台的座上宾。星期天版、政文经济部、美人鱼等栏目的主编们，曾多次向我约稿。也成为自治区级当时的广西日报和广西电台等八大家新闻单位编辑们的老朋友。广西侨报社的社长、总编辑一行，先后两次专程来我行看望我，感谢我多年来，为他们采写大量高质量的稿件。我受宠若惊。还在人民日报亮过相呢！
后来，在我新闻报道的词典里再也找不到被冷落，怠慢或枪毙的名词。
我的名字，被我的报道由小变大了，容易抓住读者的眼球。
我的名字，由开始的黑白，变成了彩色，让人看了顺眼和养眼。
我的名字有了声音，而且分贝越来越高，让人听了顺耳和养耳。
我从事业余新闻报道十五年的光阴，能够在新闻界里风雨兼程，摸爬滚打，阴晴圆缺，驰聘纵横。可谓顺心顺路顺风顺水顺手。据不完全统计，被采用的稿件至少达七百篇以上，这也算得一个高产量的通讯员了。
我有多篇新闻、征文、论文分别被市、自治区和国家级评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三十六本立功证书和优秀、先进通讯员的荣誉证书，在我的书柜里，大大小小、高高矮矮地排列了满满的一格。她们以红光满面、灿烂笑容给我巨大的鼓励。
我在我乡亲们的心目中，成了名人。我在深刻和冷静地反思自己，我这个名人的含金量，究竟有多少斤两？我想从三个梯次的格局里寻找答案。
第一“民办大师”我的文友，陈辉，送给我一个雅称：“大师”这丝毫没有讽刺和讥笑的成份。我不愿意接受，但他一直不再叫我的姓名和职务，直到如今他还这样叫。他这一叫起头，一群年青的帅哥和靓姐，也跟着一声声“大师”甜甜地叫着。这让我左右为难，不答应吧，不礼貌。答应吧，我配不起这么厚重的称呼。叫多了我还真的成了一位“民办大师”了。
有的叫我“文人”、“秀才”、“钦州工行一支笔”等等。
第二，官方肯定。由于我的多年笔耕，且硕果累累，广西区分行思想政治工作和职工教育工作在我行召开现场会，让我在会上介绍经验，号召全工行政工系统人员向我学习。
第三，最高奖励。我这辈子做不出惊天动地的伟业。但，最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一件大事，就是我参加“全国金融系统体制改革高级研讨会”
会议是由中国社会经济决策咨询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技术研究咨询公司主办的。
参加会议的人员：根据“以文定人”的原则决定的，即谁的论文被选上，谁就能参加。
据大会领导介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为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赵海宽，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灼基为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经济决策咨询中心总干事彭真怀等十一名重量级人物组成的最高决策咨询奖学术评审委员会，查阅了三年来三千多份金融体制改革的成果论文。结果二百三十多（具体小数记不清）篇高质量、成果佳，值得推广的论文荣幸入选。
我的工商银行钦州地区（现改为市）分行人事制度改革记实一文获得优秀奖。如此说来，我的论文在这么大范围、高规格、高级别、高手如林的激烈竞赛中，淘汰了二千多名选手而金榜题名，就像中了个小“状元”
此次论文入选的作者，绝大多数是省、部级领导干部、专家、学者、教授级的人物。我充其量是个中级职称政工师而已，也敢挤进这场文化盛宴，真是借了程咬金的胆了。
这是我的人生奇迹之三吧！
当大会的特别邀请函，从共和国的首都北京飞越了万水千山，于一九九三年九月十日，准确降落到我行。由邵苏江行长签署“同意参加会议”的字样，然后转到我手中，我高兴得忘记自己姓什么了。
一九九三年的金秋十月，是个丰收季节，丹桂飘香。二十号这天，阳光金色柔和，云朵多彩绚丽，空气特别的清爽。会议在中央档案馆（离北京市有二十多公里）礼堂隆重举行。二百多名金融界顶尖人物欢聚一堂，研讨全国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大事。
会议开了整整七天。在会议休息时间，我向大会领导，说了我一个遗憾想法，我说：“我第一次来北京参加这么高规格的会议，也是最后一次。怎么不在市中心开呢？好让我在中午或晚上休息时间，去逛逛北京古老而美丽的名城啊！”领导说：“这就是要让大家集中精力开好这次会议，才选到这里的”
大会组织我们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他老人家好象昨晚忙了一个通宵的国家大事，现在才安祥地进入梦乡！
然后，我们登上天安门。我马上回想起我小时候唱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的歌。我仿佛穿越时光遂道，置身于新中国成立大会那雄伟壮观的历史画面，我仿佛听到历史的回声，毛主席那高亢宏亮带有湖南腔调隆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把“东亚病夫”的破烂帽子甩到大西洋去。
我的心情激动万分。
大会给获奖论文进行颁奖。我捧着这本沉甸甸、金灿灿的最高决策咨询奖获奖证书。我觉得他是我从事文字工作的一座“核电站”白天他是我心中一只永恒的太阳。夜晚他是心中一轮姣洁的明月。
会议闭幕式，有一个振奋人心的特大消息。会议领导高兴地向我们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鎔基在百忙当中，出席我们今天的的闭幕式，然后与大家合影留念。
现在路已经封锁好了，请大家耐心等待。
大家都非常高兴，个个脸上显得喜气洋洋、春风荡漾。
等了好一会儿，主持人又发话了，说朱总理因为有紧急的事情要处理，所以不能接见我们了。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慕华出席我们今天的闭幕式。
尽管朱总理临时改变了行程，但大会毕竟有了这项重要的议程。没有接见的接见，这就等于我们已经享受了这一高级的政治荣誉了。
最后，由陈慕华副委员长讲话，然后和与会全体人员合影留念。
我把我去北京开会的消息告诉家人和乡亲们，我堂弟特地赶出来，看看我，是否比以前有更大的变了更好、更帅的样子？
他们又给我这个名人添加了更重的法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