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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留神，我就成了名人。
名人，不一定就是红遍天下的大政治家、大科学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大歌唱家等等。在一定范围内，在一定领域里和一定的时期中，也有其名人。名人，有重量级的，有轻秤级的；有高档次的、中档次的、低档次的。比如我就是一个刚刚称得起秤的那种轻秤的名人。
我这个名人，虽然轻秤，但人家也不是轻易封给的。因为我有着三段奇迹般并值得乡亲们点赞的闪光历程。
我们村与我同在金融系统，不同一个银行工作的好友，施志雄。他母亲九十五岁，身体硬朗，耳聪目明。前不久，我去看望她，雄认为她年岁大，不认得我，就介绍说：“这是世和，还认得吗？”她说：“讲到世和，哪有不认得的？”我马上给她送上一句“祝晚妈身体好，寿老老！”甜甜的祝福。她非常高兴。
我与雄经常聊天，我说：“我非常羡慕你，有疼爱你的晚妈健在，真有福气啊！见到我马上认出。”他说：“你是村里名人，她当然认得啦。”
我做梦也不敢想，名人，这个让人敬畏的名词，会突然降临在我的身上，无论如何我也难配得起这么厚重的称谓。所以，我脸红心跳。我戴这顶帽子，合适吗？
这个“名人”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我人生起步参军，向母行孝，从文事业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的情景。
一
参军。一九六七年约九月份，开始征集一九六八年的兵员。那时正是“文革”进入“武斗”的高潮。解放军的威望本来就高，现在全国各地为稳定局势，又作出重大贡献。所以，从军，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是一门高尚的光荣的神圣的职业。“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氛围非常浓厚。尤其是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热情空前高涨。以本大队本村里去参军的人为榜样，他们的家人作为军属，脸上也光彩照人。我的两个同母异父的哥哥，也先后去参军。二哥（家族排行）成为军官。这样想成为一名军人的梦想，已在我的灵魂深处生根开花。
当时，我还在读小学六年级，中学已停止招生。我们也上不成课了。因此，当征兵工作开始了，经母亲同意后，我就兴高采烈去报名。
体检时，经过一轮轮，一批批的淘汰后，就像古语云“紧水推沙粗在后，狂风吹谷瘪在先”那样，在总检和复检后，一枚鲜红的“合格”印章，清晰地盖在决定我一生前途和命运的体检表上。
这就意味着，我已经拿到跨进军营的入场券。此时，我仿佛看见我军人之梦的署光。
经过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与接兵部队的反复筛选后，一张我早盼晚盼深更盼的入伍通知书，终于送到我的手中。
一九六八年春节前夕，在本大队举行隆重的送兵仪式上，笑声满天，口号振天，锣鼓喧天。场面热闹非凡。在欢乐的气氛中，我告别家人，告别亲朋，告别故乡，走上从军的光荣之路，成了“万里长城”的一块砖。我将要在我人生的白纸上，用心用血用才写上绚丽的文字，画上鲜艳的图画。
我可爱的故乡，您的儿子已经长成一双可以飞上高远蓝天的翅膀，去外面闯一番轰轰烈烈的世界。
您期待着儿立功的喜报吧！
我穿上绿军装，真是乐死人！
军装把我鲜绿的青春，打扮得更加朝气，更加帅气，更加神气。头上的帽徽闪闪亮，红星照我去战斗。领章像鲜红的红旗两边挂。我听从祖国的召唤，接受祖国的挑选，服从祖国的分配。我被分配到广西东兴边防部队。
我从红军手里接过代代相传下来的钢枪，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上。
站岗在责任重于泰山的哨位上。我想要把自己锻炼成一块好钢，用在祖国最需要的刀刃上。让我的青春在刀刃上焕发出金灿灿的光芒。让我的青春在刀刃上，创造出美好价值。让我的青春在刀刃上唱歌跳舞。
夜晚无论是春夏秋冬，哪怕炎热酷暑，哪怕暴风骤雨，哪怕冰冻刺骨，我都会全神贯注地坚守在神圣的岗位上。月亮给我壮胆，星星与我斗笑，军犬和我做伴，风儿为我歌唱。仿佛这夜幕是为我而降临。“世人皆睡我独醒”一颗赤胆心，牵挂着祖国的安危。一双千里眼，警惕地搜索着是否有一点点可疑的敌情，一对顺风耳，细辨微小可能有敌情的动静。位卑不敢忘国忧啊！
祖国！有您万万千千的好儿郎组成一支强大无比的军队，一切豺狼虎豹，休想撞开我们祖国的大门。如果它们胆敢来犯，我们就为它们打开地狱的大门。
我最敬爱的祖国，您已经繁忙一整天了，也该休息了。请您亿万个放心，轻轻松松地进入梦乡。做一场世世代代相传的中国梦。把梦做大做强做美。让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乘着运载火箭，飞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高顶峰。
祖国，晚安！
二
行孝。我到部队后的第一个月，领到六元钱的津贴费。吃穿不用掏钱。寄信都是免费的。那时候人在旅途与亲朋好友的联系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寄信“家书抵万金”啊！打电话或电报，都挺麻烦。地方贴八分钱的邮票就可寄到全中国。我们部队战士，只要盖上部队专用三角印章，也可寄往全国各地的每个角落。这枚三角印就是我与亲朋好友之间往来的一座桥梁。也是一种特殊的待遇。
这样，除了买香皂、肥皂、牙膏、牙刷、信封信纸等用品外，一个月我就能节约四元钱，我就将四元钱寄回去给母亲。
这是我向母亲行孝迈出的一小步。尽管这四元钱是个“小气鬼”但那时候，市场上约两毛钱一斤大米；3、4分钱一只鸡蛋，五分钱一斤青菜的价格，四元钱就能给母亲一个小小的帮助。也能在母亲那张写满苍桑岁月的脸挂上一缕微弱的光亮。
以后，我就攒了好几个月或半年，一次就十元、八元的寄给母亲。为母亲缓解燃眉之急。
那时候，我服的是二年义务兵役制。一九六九年上半年，我因工作成绩显著，光荣的出席本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赢得各级首长们的厚爱。在政治空气非常浓厚的氛围下，我八个月入团，十一个月就入党。这就招徕了老同志们的羡慕。一九六九年的十一月，我乘干部制度改革的春风，很幸运地得到了破格提拔。从副班长越过班长之位，直接提为排级干部。那年我还未服满二年义务兵役制。这在我们部队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我为母亲，为家人，为乡亲们争了光。
这是我人生奇迹之一吧！
作为基层军官的我，月工资为五十四元五角。相比地方干部职工的三十元，三十八元或四十二元略为偏高。也可算得“中档”水平了。第一次领工资，我就给母亲寄去二十元钱，以后我就久不久地二十、三十元地寄给母亲。还十元、二十元的寄给我爷爷。让爷爷为有我这样的孝孙而高兴。
正当我有条件为母亲减轻一点生活重担压力的时候，母亲的命运却遭遇一个晴天霹雳的暴打。一九七二年，她被查出患食道癌的重病。
为给母亲治病，我们四兄弟都不惜一切代价，出计出钱出力。我二哥是驻广州空军部队的干部。去广州治疗，是最好的选择。就由在家的六哥护送母亲去广州。
那时候，我还在广西边防部队。虽还未成家，但靠微薄的积蓄，给重病母亲的治疗费是不够的。
怎么办？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被病魔快速地拖走吧！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吃不香，睡难眠。母亲的现状，把我的思绪拉回到父亲遇难的情景。我十岁，弟弟七岁的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五日，父亲走了，那年他才刚满五十岁。他是个生产队长，共和国的一个麻雀官。在特大暴雨就要冲毁水利堤坝时，他一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开闸排洪。堤坝保住了，可父亲却因此患重感冒而导致伤寒病，医治无效离我们而去。他死的时候，我和弟弟是他最放不下的牵挂。他两眼瞪瞪看着屋瓦顶，似乎在说：“我好心做好事，却得不到好报”没有父爱，我的灵魂就像跌入了悬崖百丈冰的深渊。父亲的养育之恩，我无予回报。“子欲养而亲不待”啊！是父亲不给我回报的机会。
我内疚一辈子。
我们虽然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但按“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我父亲是我们家的栋梁断了，靠母亲和刚从部队退伍回家的六哥，每人每天只有两毛钱的工分值生活。我们家的上空，始终被艰难困苦的阴霾笼罩着。我们陷入了贫穷的旋涡。
我们在母亲的泪水里，历尽煎熬。在母亲的苦水里，艰难地跋涉。在母亲的辣水里，坚强地成长。在母亲的自信下，我们也绽放完相对幸福的童年。在母亲的呵护下，我们也有过天真烂漫的笑声。
母亲是我的生命根源；母亲是我的精神支柱；母亲是我的心中灯塔。父亲和母亲的角色，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我不能没有母亲。于是我请求部队领导特批，借给大于我工资三倍的二百元钱。我马上寄去给广州的二哥。
后来，二哥对我说：“你给母亲治病的钱，还没用完，退还给你（约三十元，我没心记这些）”怎么会用不完的？我不愿接。但哥哥硬是把钱塞给我。我知道哥哥肯定抢着付出比我多得数倍的医疗费。但他没有告诉我，也不张扬。把孝心默默地献给母亲。
经过治疗，母亲的病魔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后，处于休克状态。但医生却给母亲一张“最多只能活五年时间”的无情“判决书”母亲带着潜伏在她身上的病魔回家。从表面上看，母亲倒也平静地生活了五年。
一九七四年六月，我从边防部队调回本县武装部工作。后来我把小家安在县城。有了儿子后，我把母亲接出来，给我带儿子。母亲带孙子，虽然也辛苦，但苦中有乐。一可卸掉农村生活重担，二可改善生活。吃的饭菜，喝的汤水，都比在老家相对好些。
这是母亲在经历风雨之后，见到了彩虹。
我以为，我有了小家，就能让母亲的人生航船从此有安全和可靠的停泊港湾。就可以让母亲平安度春秋。
我回味着母亲在我小家半年多的短暂时间，就如同温暖的春天陪伴着我。有母亲在我身边，我的天空就特别地蔚蓝。我的精神就特别地青翠。我的家园就特别地绿莹。可是甜蜜的梦，为何醒得那么快呢？那张要命的“只能多活五年的判决书”在我们的不知不觉中，在我们几乎忘却它的存在时，它却悄然如期而至。母亲的食道癌这个恶魔，在休克五年后醒来，这次它比前次来得更凶猛。
我把母亲送到地区医院（现是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知道这是个癌症晚期的病人，从精神上都畏惧了。只打些点滴，吃些药。表面是一种象征性地给我母亲从精神上的安慰，对我尽孝的举动是个首肯，也是对世人一个交待。
病魔把母亲折磨得死去活来。病痛在母亲身上，但却也痛在我们的心上。如果能让我替代母亲疼痛的话，那么，我将会毫不犹豫地作出这个选择的。
这次，病魔就没打算放过我母亲，它是下狠心的了。母亲的疼痛只会越来越严重，丝毫没有减轻的迹象，她翻不了身，不能自理。尽管在家的六哥和三弟都轮流出来照顾母亲，可我并没有停止过对母亲的照顾。我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不怕臭，甚至不怕羞。我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如今她大难在身，她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她出汗、拉屎拉尿，如果不给她擦汗，抹身，就会发臭。不给她翻身，就会长疮、溃烂。
这时，就是考验做儿子的是否孝顺的试金石了。
母亲从生下我来，一把屎，一把尿地把我养到生活能够自理的时候，不知给我冲了多少凉，洗过多少屎尿布，我数得过来吗？如今我侍候母亲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三个月啊！我这一滴清水，如何能报答得母亲大海般恩情呢？
我之所以成为村里的名人，是因为母亲的重病，让我被动的行孝，说到底，是母亲用她的病痛，来成就我这个行孝的名人。如果能让我有选择的话，我宁愿不要这样行孝的名人。我要的是母亲健健康康，平平安安，让我孝顺地侍候她老人家尽享夕阳红的晚年。可惜的是上帝老爷，不按我的意愿行事啊！
人间为何有“好人短命，祸害寿千年”之说？
我母亲可是个好人哦！
我母亲，是个善良的母亲。在爷爷奶奶的面前，她是个孝顺的儿媳，在我父亲的面前，她是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在我们兄弟姐妹的面前，她是个非常疼爱我们的伟大母亲；在乡亲们的面前，她总是被好口碑包围着。
我母亲，是勤劳的母亲。她是个养蚕能手。每年至少能养四、五批蚕。每批蚕都有五簸箕。我和三弟，在中午或晚上放学、星期天，都要帮母亲摘桑叶。在养蚕期间，母亲每晚都要起来喂三至四次蚕。我经常在梦乡里被蚕吃桑叶的沙沙声唤醒。看到不知疲倦的母亲在喂蚕。“春蚕到死丝方尽”我母亲就像条地道的春蚕。每养完一批蚕后，还要扯丝。扯完丝后织布。每道工序，都耗费母亲多少心血和力气啊！占用了母亲本该休息的无法统计时间！
在母亲的工作版里，没有休息的栏目。母亲是个文盲，她不知道“休息”这两个字是咋写的。现实里，她除了困极了需要睡觉外，在她的脑子里，没有休息的概念。她常对我们说：“信眼是睡不足的”！
所以，她总是披星戴月，晚睡早起。她更无缘于“春眠不觉晓”的福气。
在我远去的记忆里，母亲在工作时，无论是白天或黑夜，她拒绝疲惫的样子，拒绝哈气连天的神态。休息就是母亲的工作，工作就是母亲的休息。以一付精神饱满的姿态，写好写靓写活她春夏秋冬文章情景，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母亲的时间总是不够用的，她总觉得一天的时间太短太短。寸金难买寸光阴啊！她恨不得将一天掰做三天使用。
她像一只蜜蜂，为了我们活得精彩，活得体面，活得似个人样，才辛勤满世界地采花酿蜜。用她勤快的双手，描绘我们家美好生活的蓝图。
我母亲，是手巧的母亲。她有一台织布机。那是她的嫁妆，是我们一家夏天穿的丝衫、丝裤的生产设备。晚上或下雨天，人家去串门、聊天、玩耍。此时正是母亲大显身手的时候。在母亲的生活版里，没有娱乐的栏目。如果有，就是母亲那一幅幅忙忙碌碌的画面，就象征着她跳起了一曲曲快三、快四的精彩舞蹈。这就是母亲的人生娱乐。
我坐在门墩上看母亲织布。看着织布机那个用牛角做的如甘榄状光滑的标梭，在母亲巧手之下，娴熟的技术操作，像听话活泼的乖孩子，来来回回不停的穿梭，看得我都着迷了。听着织布机那富有弹性和韵律脆响，是母亲奏响一曲曲动听的赞歌。乳白色的丝布，在一厘厘、一寸寸、一匹匹地快速诞生。编织着我们全家人穿衣的白色之梦。
织完布，母亲施展她那高超的裁缝技术。我们的丝衫、丝裤，都是母亲一手裁剪的，那时候，我们家没有缝纫机，靠母亲一手一针一线的缝制，犹如唐代诗人孟郊的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们穿着丝衫、丝裤，也穿出了母亲心灵手巧的精神风貌。把炎热酷暑的夏天变成了凉爽舒适的秋天。
冬天我们穿着母亲纳的“千层底”黑色布鞋，松松软软，温温暖暖，舒舒服服地踢跑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天。我们还能“桃花依旧笑春风”
这是我十岁之前“少年不知愁滋味”那无忧无虑、天真无邪的清纯岁月。
母亲是由于过度劳累，过度地透支身体。所以病魔就柿子专捡软的捏。母亲不是病死，是累死的。她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日辞世。刚好跨入甲子的门槛。
母亲的生如夏花那样灿烂，但母亲的死却没有秋叶那么静美。所幸的是母亲在最后几天里，我六哥从部队学到的中医常识，去山上找到一种叫“七叶一枝花”的草本药，为母亲止住了疼痛，我们的一位部领导说：“能止住疼痛，就是最大的成绩了”
我苦难的母亲，我悲惨的母亲，我可怜的母亲，儿子真的无能挽留您。我还有很多话要对您讲，但您却不让我讲。我有很多地方对您不敬，我有很多地方惹您生气，我有很多地方得罪了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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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留神，我就成了名人。
名人，不一定就是红遍天下的大政治家、大科学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大歌唱家等等。在一定范围内，在一定领域里和一定的时期中，也有其名人。名人，有重量级的，有轻秤级的；有高档次的、中档次的、低档次的。比如我就是一个刚刚称得起秤的那种轻秤的名人。
我这个名人，虽然轻秤，但人家也不是轻易封给的。因为我有着三段奇迹般并值得乡亲们点赞的闪光历程。
我们村与我同在金融系统，不同一个银行工作的好友，施志雄。他母亲九十五岁，身体硬朗，耳聪目明。前不久，我去看望她，雄认为她年岁大，不认得我，就介绍说：“这是世和，还认得吗？”她说：“讲到世和，哪有不认得的？”我马上给她送上一句“祝晚妈身体好，寿老老！”甜甜的祝福。她非常高兴。
我与雄经常聊天，我说：“我非常羡慕你，有疼爱你的晚妈健在，真有福气啊！见到我马上认出。”他说：“你是村里名人，她当然认得啦。”
我做梦也不敢想，名人，这个让人敬畏的名词，会突然降临在我的身上，无论如何我也难配得起这么厚重的称谓。所以，我脸红心跳。我戴这顶帽子，合适吗？
这个“名人”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我人生起步参军，向母行孝，从文事业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的情景。
一
参军。一九六七年约九月份，开始征集一九六八年的兵员。那时正是“文革”进入“武斗”的高潮。解放军的威望本来就高，现在全国各地为稳定局势，又作出重大贡献。所以，从军，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是一门高尚的光荣的神圣的职业。“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氛围非常浓厚。尤其是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热情空前高涨。以本大队本村里去参军的人为榜样，他们的家人作为军属，脸上也光彩照人。我的两个同母异父的哥哥，也先后去参军。二哥（家族排行）成为军官。这样想成为一名军人的梦想，已在我的灵魂深处生根开花。
当时，我还在读小学六年级，中学已停止招生。我们也上不成课了。因此，当征兵工作开始了，经母亲同意后，我就兴高采烈去报名。
体检时，经过一轮轮，一批批的淘汰后，就像古语云“紧水推沙粗在后，狂风吹谷瘪在先”那样，在总检和复检后，一枚鲜红的“合格”印章，清晰地盖在决定我一生前途和命运的体检表上。
这就意味着，我已经拿到跨进军营的入场券。此时，我仿佛看见我军人之梦的署光。
经过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与接兵部队的反复筛选后，一张我早盼晚盼深更盼的入伍通知书，终于送到我的手中。
一九六八年春节前夕，在本大队举行隆重的送兵仪式上，笑声满天，口号振天，锣鼓喧天。场面热闹非凡。在欢乐的气氛中，我告别家人，告别亲朋，告别故乡，走上从军的光荣之路，成了“万里长城”的一块砖。我将要在我人生的白纸上，用心用血用才写上绚丽的文字，画上鲜艳的图画。
我可爱的故乡，您的儿子已经长成一双可以飞上高远蓝天的翅膀，去外面闯一番轰轰烈烈的世界。
您期待着儿立功的喜报吧！
我穿上绿军装，真是乐死人！
军装把我鲜绿的青春，打扮得更加朝气，更加帅气，更加神气。头上的帽徽闪闪亮，红星照我去战斗。领章像鲜红的红旗两边挂。我听从祖国的召唤，接受祖国的挑选，服从祖国的分配。我被分配到广西东兴边防部队。
我从红军手里接过代代相传下来的钢枪，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上。
站岗在责任重于泰山的哨位上。我想要把自己锻炼成一块好钢，用在祖国最需要的刀刃上。让我的青春在刀刃上焕发出金灿灿的光芒。让我的青春在刀刃上，创造出美好价值。让我的青春在刀刃上唱歌跳舞。
夜晚无论是春夏秋冬，哪怕炎热酷暑，哪怕暴风骤雨，哪怕冰冻刺骨，我都会全神贯注地坚守在神圣的岗位上。月亮给我壮胆，星星与我斗笑，军犬和我做伴，风儿为我歌唱。仿佛这夜幕是为我而降临。“世人皆睡我独醒”一颗赤胆心，牵挂着祖国的安危。一双千里眼，警惕地搜索着是否有一点点可疑的敌情，一对顺风耳，细辨微小可能有敌情的动静。位卑不敢忘国忧啊！
祖国！有您万万千千的好儿郎组成一支强大无比的军队，一切豺狼虎豹，休想撞开我们祖国的大门。如果它们胆敢来犯，我们就为它们打开地狱的大门。
我最敬爱的祖国，您已经繁忙一整天了，也该休息了。请您亿万个放心，轻轻松松地进入梦乡。做一场世世代代相传的中国梦。把梦做大做强做美。让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乘着运载火箭，飞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高顶峰。
祖国，晚安！
二
行孝。我到部队后的第一个月，领到六元钱的津贴费。吃穿不用掏钱。寄信都是免费的。那时候人在旅途与亲朋好友的联系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寄信“家书抵万金”啊！打电话或电报，都挺麻烦。地方贴八分钱的邮票就可寄到全中国。我们部队战士，只要盖上部队专用三角印章，也可寄往全国各地的每个角落。这枚三角印就是我与亲朋好友之间往来的一座桥梁。也是一种特殊的待遇。
这样，除了买香皂、肥皂、牙膏、牙刷、信封信纸等用品外，一个月我就能节约四元钱，我就将四元钱寄回去给母亲。
这是我向母亲行孝迈出的一小步。尽管这四元钱是个“小气鬼”但那时候，市场上约两毛钱一斤大米；3、4分钱一只鸡蛋，五分钱一斤青菜的价格，四元钱就能给母亲一个小小的帮助。也能在母亲那张写满苍桑岁月的脸挂上一缕微弱的光亮。
以后，我就攒了好几个月或半年，一次就十元、八元的寄给母亲。为母亲缓解燃眉之急。
那时候，我服的是二年义务兵役制。一九六九年上半年，我因工作成绩显著，光荣的出席本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赢得各级首长们的厚爱。在政治空气非常浓厚的氛围下，我八个月入团，十一个月就入党。这就招徕了老同志们的羡慕。一九六九年的十一月，我乘干部制度改革的春风，很幸运地得到了破格提拔。从副班长越过班长之位，直接提为排级干部。那年我还未服满二年义务兵役制。这在我们部队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我为母亲，为家人，为乡亲们争了光。
这是我人生奇迹之一吧！
作为基层军官的我，月工资为五十四元五角。相比地方干部职工的三十元，三十八元或四十二元略为偏高。也可算得“中档”水平了。第一次领工资，我就给母亲寄去二十元钱，以后我就久不久地二十、三十元地寄给母亲。还十元、二十元的寄给我爷爷。让爷爷为有我这样的孝孙而高兴。
正当我有条件为母亲减轻一点生活重担压力的时候，母亲的命运却遭遇一个晴天霹雳的暴打。一九七二年，她被查出患食道癌的重病。
为给母亲治病，我们四兄弟都不惜一切代价，出计出钱出力。我二哥是驻广州空军部队的干部。去广州治疗，是最好的选择。就由在家的六哥护送母亲去广州。
那时候，我还在广西边防部队。虽还未成家，但靠微薄的积蓄，给重病母亲的治疗费是不够的。
怎么办？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被病魔快速地拖走吧！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吃不香，睡难眠。母亲的现状，把我的思绪拉回到父亲遇难的情景。我十岁，弟弟七岁的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五日，父亲走了，那年他才刚满五十岁。他是个生产队长，共和国的一个麻雀官。在特大暴雨就要冲毁水利堤坝时，他一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开闸排洪。堤坝保住了，可父亲却因此患重感冒而导致伤寒病，医治无效离我们而去。他死的时候，我和弟弟是他最放不下的牵挂。他两眼瞪瞪看着屋瓦顶，似乎在说：“我好心做好事，却得不到好报”没有父爱，我的灵魂就像跌入了悬崖百丈冰的深渊。父亲的养育之恩，我无予回报。“子欲养而亲不待”啊！是父亲不给我回报的机会。
我内疚一辈子。
我们虽然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但按“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我父亲是我们家的栋梁断了，靠母亲和刚从部队退伍回家的六哥，每人每天只有两毛钱的工分值生活。我们家的上空，始终被艰难困苦的阴霾笼罩着。我们陷入了贫穷的旋涡。
我们在母亲的泪水里，历尽煎熬。在母亲的苦水里，艰难地跋涉。在母亲的辣水里，坚强地成长。在母亲的自信下，我们也绽放完相对幸福的童年。在母亲的呵护下，我们也有过天真烂漫的笑声。
母亲是我的生命根源；母亲是我的精神支柱；母亲是我的心中灯塔。父亲和母亲的角色，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我不能没有母亲。于是我请求部队领导特批，借给大于我工资三倍的二百元钱。我马上寄去给广州的二哥。
后来，二哥对我说：“你给母亲治病的钱，还没用完，退还给你（约三十元，我没心记这些）”怎么会用不完的？我不愿接。但哥哥硬是把钱塞给我。我知道哥哥肯定抢着付出比我多得数倍的医疗费。但他没有告诉我，也不张扬。把孝心默默地献给母亲。
经过治疗，母亲的病魔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后，处于休克状态。但医生却给母亲一张“最多只能活五年时间”的无情“判决书”母亲带着潜伏在她身上的病魔回家。从表面上看，母亲倒也平静地生活了五年。
一九七四年六月，我从边防部队调回本县武装部工作。后来我把小家安在县城。有了儿子后，我把母亲接出来，给我带儿子。母亲带孙子，虽然也辛苦，但苦中有乐。一可卸掉农村生活重担，二可改善生活。吃的饭菜，喝的汤水，都比在老家相对好些。
这是母亲在经历风雨之后，见到了彩虹。
我以为，我有了小家，就能让母亲的人生航船从此有安全和可靠的停泊港湾。就可以让母亲平安度春秋。
我回味着母亲在我小家半年多的短暂时间，就如同温暖的春天陪伴着我。有母亲在我身边，我的天空就特别地蔚蓝。我的精神就特别地青翠。我的家园就特别地绿莹。可是甜蜜的梦，为何醒得那么快呢？那张要命的“只能多活五年的判决书”在我们的不知不觉中，在我们几乎忘却它的存在时，它却悄然如期而至。母亲的食道癌这个恶魔，在休克五年后醒来，这次它比前次来得更凶猛。
我把母亲送到地区医院（现是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知道这是个癌症晚期的病人，从精神上都畏惧了。只打些点滴，吃些药。表面是一种象征性地给我母亲从精神上的安慰，对我尽孝的举动是个首肯，也是对世人一个交待。
病魔把母亲折磨得死去活来。病痛在母亲身上，但却也痛在我们的心上。如果能让我替代母亲疼痛的话，那么，我将会毫不犹豫地作出这个选择的。
这次，病魔就没打算放过我母亲，它是下狠心的了。母亲的疼痛只会越来越严重，丝毫没有减轻的迹象，她翻不了身，不能自理。尽管在家的六哥和三弟都轮流出来照顾母亲，可我并没有停止过对母亲的照顾。我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不怕臭，甚至不怕羞。我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如今她大难在身，她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她出汗、拉屎拉尿，如果不给她擦汗，抹身，就会发臭。不给她翻身，就会长疮、溃烂。
这时，就是考验做儿子的是否孝顺的试金石了。
母亲从生下我来，一把屎，一把尿地把我养到生活能够自理的时候，不知给我冲了多少凉，洗过多少屎尿布，我数得过来吗？如今我侍候母亲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三个月啊！我这一滴清水，如何能报答得母亲大海般恩情呢？
我之所以成为村里的名人，是因为母亲的重病，让我被动的行孝，说到底，是母亲用她的病痛，来成就我这个行孝的名人。如果能让我有选择的话，我宁愿不要这样行孝的名人。我要的是母亲健健康康，平平安安，让我孝顺地侍候她老人家尽享夕阳红的晚年。可惜的是上帝老爷，不按我的意愿行事啊！
人间为何有“好人短命，祸害寿千年”之说？
我母亲可是个好人哦！
我母亲，是个善良的母亲。在爷爷奶奶的面前，她是个孝顺的儿媳，在我父亲的面前，她是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在我们兄弟姐妹的面前，她是个非常疼爱我们的伟大母亲；在乡亲们的面前，她总是被好口碑包围着。
我母亲，是勤劳的母亲。她是个养蚕能手。每年至少能养四、五批蚕。每批蚕都有五簸箕。我和三弟，在中午或晚上放学、星期天，都要帮母亲摘桑叶。在养蚕期间，母亲每晚都要起来喂三至四次蚕。我经常在梦乡里被蚕吃桑叶的沙沙声唤醒。看到不知疲倦的母亲在喂蚕。“春蚕到死丝方尽”我母亲就像条地道的春蚕。每养完一批蚕后，还要扯丝。扯完丝后织布。每道工序，都耗费母亲多少心血和力气啊！占用了母亲本该休息的无法统计时间！
在母亲的工作版里，没有休息的栏目。母亲是个文盲，她不知道“休息”这两个字是咋写的。现实里，她除了困极了需要睡觉外，在她的脑子里，没有休息的概念。她常对我们说：“信眼是睡不足的”！
所以，她总是披星戴月，晚睡早起。她更无缘于“春眠不觉晓”的福气。
在我远去的记忆里，母亲在工作时，无论是白天或黑夜，她拒绝疲惫的样子，拒绝哈气连天的神态。休息就是母亲的工作，工作就是母亲的休息。以一付精神饱满的姿态，写好写靓写活她春夏秋冬文章情景，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母亲的时间总是不够用的，她总觉得一天的时间太短太短。寸金难买寸光阴啊！她恨不得将一天掰做三天使用。
她像一只蜜蜂，为了我们活得精彩，活得体面，活得似个人样，才辛勤满世界地采花酿蜜。用她勤快的双手，描绘我们家美好生活的蓝图。
我母亲，是手巧的母亲。她有一台织布机。那是她的嫁妆，是我们一家夏天穿的丝衫、丝裤的生产设备。晚上或下雨天，人家去串门、聊天、玩耍。此时正是母亲大显身手的时候。在母亲的生活版里，没有娱乐的栏目。如果有，就是母亲那一幅幅忙忙碌碌的画面，就象征着她跳起了一曲曲快三、快四的精彩舞蹈。这就是母亲的人生娱乐。
我坐在门墩上看母亲织布。看着织布机那个用牛角做的如甘榄状光滑的标梭，在母亲巧手之下，娴熟的技术操作，像听话活泼的乖孩子，来来回回不停的穿梭，看得我都着迷了。听着织布机那富有弹性和韵律脆响，是母亲奏响一曲曲动听的赞歌。乳白色的丝布，在一厘厘、一寸寸、一匹匹地快速诞生。编织着我们全家人穿衣的白色之梦。
织完布，母亲施展她那高超的裁缝技术。我们的丝衫、丝裤，都是母亲一手裁剪的，那时候，我们家没有缝纫机，靠母亲一手一针一线的缝制，犹如唐代诗人孟郊的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们穿着丝衫、丝裤，也穿出了母亲心灵手巧的精神风貌。把炎热酷暑的夏天变成了凉爽舒适的秋天。
冬天我们穿着母亲纳的“千层底”黑色布鞋，松松软软，温温暖暖，舒舒服服地踢跑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天。我们还能“桃花依旧笑春风”
这是我十岁之前“少年不知愁滋味”那无忧无虑、天真无邪的清纯岁月。
母亲是由于过度劳累，过度地透支身体。所以病魔就柿子专捡软的捏。母亲不是病死，是累死的。她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日辞世。刚好跨入甲子的门槛。
母亲的生如夏花那样灿烂，但母亲的死却没有秋叶那么静美。所幸的是母亲在最后几天里，我六哥从部队学到的中医常识，去山上找到一种叫“七叶一枝花”的草本药，为母亲止住了疼痛，我们的一位部领导说：“能止住疼痛，就是最大的成绩了”
我苦难的母亲，我悲惨的母亲，我可怜的母亲，儿子真的无能挽留您。我还有很多话要对您讲，但您却不让我讲。我有很多地方对您不敬，我有很多地方惹您生气，我有很多地方得罪了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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