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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具有政治意识的民族。同时，中国人也是世界上最热爱学习的民族。”
——《大中国志》曾德昭·著
“像所有其他的传教士一样，我刚到达中国不长的时间里就发现，中国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即是天堂，也是地狱。”
“物质丰富，民众富足的中国，是全世界范围内最为美好的国家。完善的市政设施，系统的公共管理体系，充分的社会福利制度，再加上富有而又有教养的中国民众。这一切，既让我们这些异乡人刚到惊讶，也让我们感到敬仰。”
“要知道，在这个时代，欧洲绝大多数的人，无论是贵族还是奴隶，都是难以置信的粗鲁和愚蠢。即使在巴黎这样的大城市里，城市的状况也是相当糟糕的。粪便、污水、各种疾病和瘟疫，才是这个时代欧洲城镇的主人。”
“从个人经历的角度而言，我在被明王朝政府驱逐后，经常接触到南中国的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我发现，即使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人，虽然他们在生活上相对艰苦，可是，他们也能够常常到酒馆和茶社里享受生活。在城外的乡野茶社中，我就经常遇到在那里吃饭喝茶的普通中国农人。”
“他们的生活当然没有中国的绅士们那么悠然和具有艺术性。可是，比起处于污泥和草棚中，像猪猡一样生活的欧洲农夫来说，很明显，他们处于天堂般的生活中。虽然比起普遍可以媲美欧洲的艺术家和哲学家一样的，那些中国绅士来说，底层中国人对于我们这些外国人的歧视和嫌弃更加直接和明显，但是，上帝不允许我对他们的实际情况说谎。”
“不过，正是这种歧视和嫌弃，才让我发现，想要在中国传播天主的荣光，简直是一个像拯救地狱中的堕天使一样困难的工作。”
“孔夫子这个上帝之前的哲人，像八爪鱼一样统治着东方世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中国的附属国安南、朝鲜等等几十十几个国家里，孔夫子在所有的东方文明国家里，都是无冕之王。这个异教教主对所有的东方人，无论是生活习惯上，还是日常礼节上，都做到了毫无遗漏的渗透。”
“更主要的是，孔夫子和他的信徒们，把他的学说与东方帝国的政权捆绑在了一起。就我接触到的中国绅士而言，他们对于我们的兴趣，更多的集中在技术和科学知识上。哪怕是那些接受了上帝信仰的中国绅士，在他们的礼节和伦理意识上，也完全是孔夫子式的。就单从一点上说，信仰上帝的中国绅士没有一个放弃自己对祖先的祭祀和崇拜的。”
“王丰肃（意大利传教士）兄弟和北京的庞迪我（西班牙传教士）兄弟、熊三拔（意大利传教士）兄弟，之所以急切的推动激进的传教策略，导致了‘南京教难’的爆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的一种焦虑情绪的反应。在我们看来，利玛窦兄弟的传教策略固然有效的推动了天主的荣光在中国的播撒，可是，我们也看到了神圣的宗教正在被中国文化同化的危机。”
“因为我本人就在中国的史书上看到了我们可能的下场。根据中国历史的明确记载，在一千年前，聂斯脱利派传教士，就已经在中国活动了。他们虽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甚至让几位唐王朝的大皇帝陛下皈依了天主。可是，他们的下场也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被一千年前的中国人称为景教的东罗马基督教，最后被中国人同化后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在我第二次面见大皇帝陛下的时候，当时的王书辉阁下（‘天主的荣光在他脚下，阿门’），才把我当成一个可以交流的对象。不过，他才一开口，我当时就陷入到一种危机感中。我清楚的记得，他用一种发音清晰的北方汉语对我说，‘你们景教的传教士……。’听了这话我头脑一空，以至于我根本就不记得大皇帝陛下后面的话了。”
“当时，我的心里在想，‘上帝啊，这是完全的误解。’可是，就在我开口为大皇帝陛下解释了几句之后。当时负责押解的，后来曾经担任过东华（北美洲）总督的贾三强侯爵阁下，就用一根黑色的钢棍，提醒我遵守面见贵人的礼节。要知道，在东方，特别是在后来的中华帝国时代，打断上位者的谈话，这个最底层的普通中国人都具有的权力，只有少数获得中国国籍的外国人才能享有。”
“很明显，当时，大皇帝陛下不喜欢自己的话被打断。我看到他用一种不耐烦的表情命令士兵把我押回监狱。从此，我开始常年的监禁生活。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获得大皇帝陛下的接见。”
“因为当时还处于王书辉阁下（‘天主的荣光在他脚下，阿门’）建立中华帝国事业的初期，我见到了很多在后来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伟人们。在我回到监狱... -->>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具有政治意识的民族。同时，中国人也是世界上最热爱学习的民族。”
——《大中国志》曾德昭·著
“像所有其他的传教士一样，我刚到达中国不长的时间里就发现，中国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即是天堂，也是地狱。”
“物质丰富，民众富足的中国，是全世界范围内最为美好的国家。完善的市政设施，系统的公共管理体系，充分的社会福利制度，再加上富有而又有教养的中国民众。这一切，既让我们这些异乡人刚到惊讶，也让我们感到敬仰。”
“要知道，在这个时代，欧洲绝大多数的人，无论是贵族还是奴隶，都是难以置信的粗鲁和愚蠢。即使在巴黎这样的大城市里，城市的状况也是相当糟糕的。粪便、污水、各种疾病和瘟疫，才是这个时代欧洲城镇的主人。”
“从个人经历的角度而言，我在被明王朝政府驱逐后，经常接触到南中国的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我发现，即使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人，虽然他们在生活上相对艰苦，可是，他们也能够常常到酒馆和茶社里享受生活。在城外的乡野茶社中，我就经常遇到在那里吃饭喝茶的普通中国农人。”
“他们的生活当然没有中国的绅士们那么悠然和具有艺术性。可是，比起处于污泥和草棚中，像猪猡一样生活的欧洲农夫来说，很明显，他们处于天堂般的生活中。虽然比起普遍可以媲美欧洲的艺术家和哲学家一样的，那些中国绅士来说，底层中国人对于我们这些外国人的歧视和嫌弃更加直接和明显，但是，上帝不允许我对他们的实际情况说谎。”
“不过，正是这种歧视和嫌弃，才让我发现，想要在中国传播天主的荣光，简直是一个像拯救地狱中的堕天使一样困难的工作。”
“孔夫子这个上帝之前的哲人，像八爪鱼一样统治着东方世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中国的附属国安南、朝鲜等等几十十几个国家里，孔夫子在所有的东方文明国家里，都是无冕之王。这个异教教主对所有的东方人，无论是生活习惯上，还是日常礼节上，都做到了毫无遗漏的渗透。”
“更主要的是，孔夫子和他的信徒们，把他的学说与东方帝国的政权捆绑在了一起。就我接触到的中国绅士而言，他们对于我们的兴趣，更多的集中在技术和科学知识上。哪怕是那些接受了上帝信仰的中国绅士，在他们的礼节和伦理意识上，也完全是孔夫子式的。就单从一点上说，信仰上帝的中国绅士没有一个放弃自己对祖先的祭祀和崇拜的。”
“王丰肃（意大利传教士）兄弟和北京的庞迪我（西班牙传教士）兄弟、熊三拔（意大利传教士）兄弟，之所以急切的推动激进的传教策略，导致了‘南京教难’的爆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的一种焦虑情绪的反应。在我们看来，利玛窦兄弟的传教策略固然有效的推动了天主的荣光在中国的播撒，可是，我们也看到了神圣的宗教正在被中国文化同化的危机。”
“因为我本人就在中国的史书上看到了我们可能的下场。根据中国历史的明确记载，在一千年前，聂斯脱利派传教士，就已经在中国活动了。他们虽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甚至让几位唐王朝的大皇帝陛下皈依了天主。可是，他们的下场也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被一千年前的中国人称为景教的东罗马基督教，最后被中国人同化后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在我第二次面见大皇帝陛下的时候，当时的王书辉阁下（‘天主的荣光在他脚下，阿门’），才把我当成一个可以交流的对象。不过，他才一开口，我当时就陷入到一种危机感中。我清楚的记得，他用一种发音清晰的北方汉语对我说，‘你们景教的传教士……。’听了这话我头脑一空，以至于我根本就不记得大皇帝陛下后面的话了。”
“当时，我的心里在想，‘上帝啊，这是完全的误解。’可是，就在我开口为大皇帝陛下解释了几句之后。当时负责押解的，后来曾经担任过东华（北美洲）总督的贾三强侯爵阁下，就用一根黑色的钢棍，提醒我遵守面见贵人的礼节。要知道，在东方，特别是在后来的中华帝国时代，打断上位者的谈话，这个最底层的普通中国人都具有的权力，只有少数获得中国国籍的外国人才能享有。”
“很明显，当时，大皇帝陛下不喜欢自己的话被打断。我看到他用一种不耐烦的表情命令士兵把我押回监狱。从此，我开始常年的监禁生活。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获得大皇帝陛下的接见。”
“因为当时还处于王书辉阁下（‘天主的荣光在他脚下，阿门’）建立中华帝国事业的初期，我见到了很多在后来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伟人们。在我回到监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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