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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不死。我知道自己要接受现实了。
这一次回去，我不希望自己那么落魄，但手里连机票钱都不太够，怎么办呢？
初恋女友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她塞了两万港币给我，那是一笔巨款，我极力推托，但她坚持说这钱是借给我的，今后赚了钱还她就好。我收下了那笔钱，心里很不是滋味。临行前，我去表店花了几千块给爸妈各买了一只名牌手表，又买了一些礼物送给自己小公寓的管理员，心里默默地跟香港道了再见。
那块表把妈妈惊喜出了眼泪。那是她第一次收到我的礼物。爸爸也拿布不断地擦拭表盘，我知道他们很欣慰。
接下来的日子，我先是报了一个晚间的语言培训班。上课时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Chen Gangsheng，老师说，这个名字不行，你就叫Steven吧，我说好。其实我在爸妈工作的美国领事馆，所有人都叫我Paul，包括很多美军，他们都对爸妈很尊重，也叫我Paul。我的小名叫阿炮，一直以为大家叫我“Paul”是在叫我的中文小名，不知道其实Paul是个英文名字。于是在家里人家叫我Paul，到了语言班上大家就叫我Steven。
语言班上的老师讲得很快，我根本没可能跟得上，后来就不去了。在一个台湾驻外机构司机的介绍之下，我找了一份水泥工的工作。到了那里，人家问我叫什么，那个司机就说，他叫Jack，于是我在工地上又成了Jack。其实是因为那个司机自己叫Jack。那时候我对英文已经有了一点粗浅的认识，觉得Jack Chan叫起来没有韵律感，我希望自己的名字能有一点Rhythm，于是自己在Jack后面加了一个y，就变成了Jacky。
那时候，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站在马路边搭个顺风车去工地，在寒风里弄那些泥水，学会了推独轮车，尽管身上的功夫可以加快干活效率，但还是很累。看着师傅们在旁边砌墙，心里觉得很羡慕，也在旁边跟着学。
那段时间的生活很有规律，但我有时在晚上会失眠，想起自己曾经的梦想，对比现在的处境，觉得有点心酸。后来想与其如此，不如多打一份工，既能多赚钱，又能让日子更充实，这样就没空去烦恼了。我又找了个餐厅的工作，那时变成白天在工地盖房子，推水泥搬砖，下午4点半收工之后回家冲个凉，5点多赶去餐厅继续打工，赚大概800块一个月。
每天4点半回家的路上，会经过一片树林，我知道妈妈每天那个时候会在门口等我，所以每天走到那里的时候，不管多累多沮丧，我总是停下来把身上的灰拍干净，振作起精神，吹着口哨嘿嘿哈哈地进门，再给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她问累不累，我就很大声地说“不累”，让她知道儿子过得很开心。洗完澡再出门赶去莲花餐厅，那里的老板是爸爸的朋友。刚开始的时候，我在那里负责拣菜洗菜，但我生性闲不住，等做完手里的活，就去帮别人干活。餐厅晚上10点以后就不接单了，厨房里面没事做，就去外面转转，看吃饭的人们要咖啡、茶、冰淇淋，大家忙不过来我就去帮忙顶上。
帮忙帮得多了，大家开始对我越来越有好感，也就开始教我很多东西，慢慢我就混成了二厨，负责配菜。那时候餐厅生意很不错，尤其到周末的时候，面前总是贴着一大片纸条，上面写着顾客点的菜，我要把原料配料准备好，迅速递给两个炒菜的大师父。当时其实看不太懂英文，也看不太懂菜单，纸条上通常只用一两个字来简写，比如芙蓉蛋可能就是个“egg”，扬州炒饭可能就是个“rice”，当时竟然就那么连蒙带猜地混过去了。
那时我就发现生意人真是会赚钱。一个小小的玻璃杯，里面装着一个冰淇淋球，再放两三颗荔枝，就卖澳币两块五，大概合20块港币。我心想：“哇塞，赚死了。”就趁人不注意，故意把冰淇淋装得满满的递给人家。后来不小心被老板看见，还警告我以后不许这么自作主张。
直到今天，我在世界各地吃饭都不会点炒饭，除非是我认识的餐厅给我现炒。我知道国外那些中餐厅是怎么做炒饭的，每次都是放一堆边角料，炒完恨不得一放一个星期，有人点了他就给你热一下。只要我在餐厅点炒饭，就会说“不要青豆，不要虾仁，不要叉烧”，这样他们就没法拿剩饭去热，只能重新炒给我。
在澳大利亚打工期间，也认识了不少朋友。餐厅的同事老爱跟我开玩笑，说很多来吃饭的女孩都是因为喜欢我才来。我很爱在工作的时候跟大家讲笑话，一讲得兴起，大家就都听我说话不干活了。老板杜月祥还因此跟我说过：“Jacky啊，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做事的时候不要讲笑话，收工的时候再讲。”
那段日子每天都像机器一样连轴转，回到家倒头就睡。爸爸看我这个样子倒是挺开心，妈妈却慢慢看出了我的落寞。直到有一天，我忽然接到来自香港的电报。
对方希望我回去拍摄罗维导演的《新精武门》。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大的机会。妈妈非常干脆地支持我，她知道那是我真正想做的事，爸爸则给我设了一个期限，如果两年之内还没闯出名堂，就要彻底回到澳大利亚。
临走前，杜老板给了我一个皮包，里面装了10镑，他说希望我以后可以用这个皮包装更多的钱回来。我离开澳大利亚之后，妈妈就像过去一样，把我的照片摆在床头，每天摸我的照片，亲我的照片。
还好，这一次我没有让他们失望。
饿不死。我知道自己要接受现实了。
这一次回去，我不希望自己那么落魄，但手里连机票钱都不太够，怎么办呢？
初恋女友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她塞了两万港币给我，那是一笔巨款，我极力推托，但她坚持说这钱是借给我的，今后赚了钱还她就好。我收下了那笔钱，心里很不是滋味。临行前，我去表店花了几千块给爸妈各买了一只名牌手表，又买了一些礼物送给自己小公寓的管理员，心里默默地跟香港道了再见。
那块表把妈妈惊喜出了眼泪。那是她第一次收到我的礼物。爸爸也拿布不断地擦拭表盘，我知道他们很欣慰。
接下来的日子，我先是报了一个晚间的语言培训班。上课时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Chen Gangsheng，老师说，这个名字不行，你就叫Steven吧，我说好。其实我在爸妈工作的美国领事馆，所有人都叫我Paul，包括很多美军，他们都对爸妈很尊重，也叫我Paul。我的小名叫阿炮，一直以为大家叫我“Paul”是在叫我的中文小名，不知道其实Paul是个英文名字。于是在家里人家叫我Paul，到了语言班上大家就叫我Steven。
语言班上的老师讲得很快，我根本没可能跟得上，后来就不去了。在一个台湾驻外机构司机的介绍之下，我找了一份水泥工的工作。到了那里，人家问我叫什么，那个司机就说，他叫Jack，于是我在工地上又成了Jack。其实是因为那个司机自己叫Jack。那时候我对英文已经有了一点粗浅的认识，觉得Jack Chan叫起来没有韵律感，我希望自己的名字能有一点Rhythm，于是自己在Jack后面加了一个y，就变成了Jacky。
那时候，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站在马路边搭个顺风车去工地，在寒风里弄那些泥水，学会了推独轮车，尽管身上的功夫可以加快干活效率，但还是很累。看着师傅们在旁边砌墙，心里觉得很羡慕，也在旁边跟着学。
那段时间的生活很有规律，但我有时在晚上会失眠，想起自己曾经的梦想，对比现在的处境，觉得有点心酸。后来想与其如此，不如多打一份工，既能多赚钱，又能让日子更充实，这样就没空去烦恼了。我又找了个餐厅的工作，那时变成白天在工地盖房子，推水泥搬砖，下午4点半收工之后回家冲个凉，5点多赶去餐厅继续打工，赚大概800块一个月。
每天4点半回家的路上，会经过一片树林，我知道妈妈每天那个时候会在门口等我，所以每天走到那里的时候，不管多累多沮丧，我总是停下来把身上的灰拍干净，振作起精神，吹着口哨嘿嘿哈哈地进门，再给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她问累不累，我就很大声地说“不累”，让她知道儿子过得很开心。洗完澡再出门赶去莲花餐厅，那里的老板是爸爸的朋友。刚开始的时候，我在那里负责拣菜洗菜，但我生性闲不住，等做完手里的活，就去帮别人干活。餐厅晚上10点以后就不接单了，厨房里面没事做，就去外面转转，看吃饭的人们要咖啡、茶、冰淇淋，大家忙不过来我就去帮忙顶上。
帮忙帮得多了，大家开始对我越来越有好感，也就开始教我很多东西，慢慢我就混成了二厨，负责配菜。那时候餐厅生意很不错，尤其到周末的时候，面前总是贴着一大片纸条，上面写着顾客点的菜，我要把原料配料准备好，迅速递给两个炒菜的大师父。当时其实看不太懂英文，也看不太懂菜单，纸条上通常只用一两个字来简写，比如芙蓉蛋可能就是个“egg”，扬州炒饭可能就是个“rice”，当时竟然就那么连蒙带猜地混过去了。
那时我就发现生意人真是会赚钱。一个小小的玻璃杯，里面装着一个冰淇淋球，再放两三颗荔枝，就卖澳币两块五，大概合20块港币。我心想：“哇塞，赚死了。”就趁人不注意，故意把冰淇淋装得满满的递给人家。后来不小心被老板看见，还警告我以后不许这么自作主张。
直到今天，我在世界各地吃饭都不会点炒饭，除非是我认识的餐厅给我现炒。我知道国外那些中餐厅是怎么做炒饭的，每次都是放一堆边角料，炒完恨不得一放一个星期，有人点了他就给你热一下。只要我在餐厅点炒饭，就会说“不要青豆，不要虾仁，不要叉烧”，这样他们就没法拿剩饭去热，只能重新炒给我。
在澳大利亚打工期间，也认识了不少朋友。餐厅的同事老爱跟我开玩笑，说很多来吃饭的女孩都是因为喜欢我才来。我很爱在工作的时候跟大家讲笑话，一讲得兴起，大家就都听我说话不干活了。老板杜月祥还因此跟我说过：“Jacky啊，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做事的时候不要讲笑话，收工的时候再讲。”
那段日子每天都像机器一样连轴转，回到家倒头就睡。爸爸看我这个样子倒是挺开心，妈妈却慢慢看出了我的落寞。直到有一天，我忽然接到来自香港的电报。
对方希望我回去拍摄罗维导演的《新精武门》。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大的机会。妈妈非常干脆地支持我，她知道那是我真正想做的事，爸爸则给我设了一个期限，如果两年之内还没闯出名堂，就要彻底回到澳大利亚。
临走前，杜老板给了我一个皮包，里面装了10镑，他说希望我以后可以用这个皮包装更多的钱回来。我离开澳大利亚之后，妈妈就像过去一样，把我的照片摆在床头，每天摸我的照片，亲我的照片。
还好，这一次我没有让他们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