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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响了，当我抓过听筒的时候，我意识到已经响了好半天了。刚才不是没听见，听见了，但忘了接。是主任打来的，他不客气地问：“你在哪里？”我这是在哪里呢？我迷糊了一会儿，应该是在家里吧？我迟疑地说：“我在家。”主任说：“搞什么名堂，昨天我一再强调，今天早上开编前会，把采访思路统一下，别人都到了，就你没到。”是的，我想起来了。是一个女孩自杀的事情，专刊部准备进行深度报道。我怎么会睡过上班时间，这太不像话了。我从枕头下面摸出手机，准备给小华打个电话，请他立即送我去单位。我住的地方离单位太远了，乘公共汽车要多用一个小时，而自己开车，半个小时就可以赶到。可指头不听指挥，也像是键太小了指头太粗了。心里想按的是3，它按下去的却是4，要么一下子跑出一串，还夹杂着＃号和？号，我不知这两个号码是用来干什么的，平时从没用过。最糟糕的是看不清楚显示屏上的数字，5看上去像6，1看上去像7。我怎么这么没用啊？我泄气地放下手机。我的身上盖着一张巨大的报纸，和被子一样大。看了标题，这是我同事写的，可报纸的名字看不清楚，一会儿是南方晚报，一会儿又变成新时代报，再仔细看，却又是未来周刊。这张报纸看得我很累，虽然每个字都非常大，也很醒目，可正是因为太大，我不得不在上面爬来爬去，看完一句，得从操场的这头爬到那头。孩子写了封遗书。他说：妈妈、爸爸，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这样做，我不是一个好学生，我是一个差学生，你们那么辛苦，我让你们每天都生气，为了养我你们才去上班。我死了你们就不用生气了，也不用上班了，每天都在家休息吧。你们养了我十三年，花了好多好多的钱！我死了就可以帮您们节约十万元。对不起，我要陪爷爷去啦。妈妈、爸爸、哥哥、姐姐，对不起！我辜负了你们的心了！我是个差生！
孩子说的十万元是择校费。他小学毕业了，如果家里为了他上更好的中学，得支付十万元择校费。
太累了，我把报纸撑起来，钻到下面去，躺在地上，这样就可以不用爬来爬去了。据孩子的邻居反映，这孩子性格开朗，很懂礼貌，平时帮妈妈做生意，邻居们都很喜欢她。孩子的母亲说，孩子是家里的快乐之源，哥哥已经结婚并搬出去住了，只有他陪伴着他们老两口。孩子所在学校的教务处杨主任也说，孩子的学习成绩一般，但在学校的人缘很好，去年“六……一”时他还被评为优秀少先队员。孩子的班主任曹老师更是十分喜爱这孩子，每次放学，孩子都会晚一些走，帮助老师收拾教材、擦黑板、摆好桌椅。出事这天早上，孩子说要到学校领取成绩单，可到了上午九点多，他的同学们都陆续回家了，而孩子依然未见。父母到处寻找，孩子的父亲十一时匆匆骑自行车赶回家，发现孩子躺在沙发旁，浑身发紫，手脚冰凉，旁边的茶几上放着一瓶剧毒农药和一封遗书，沙发旁的电话机也掉了下来。父亲赶忙将他抱起送到了离家最近的医院。中午十二时，孩子经抢救无效死亡。
我哭了，因为我就是这孩子的父亲。我号啕大哭，把胸口都哭痛了。我边哭边诉，我没有说择校啊，我什么时候说过要为你择校。主任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干什么，我难过地说，我孩子死了。主任说，你干什么，你看看名字，这怎么是你的孩子？我一看，可不是，我孩子根本不叫这名字，而且最让我大感安慰的，是我的孩子已经上初二了，早就过了择校这一关。
我的同事过来，交给主任一篇稿子，要主任签发。他跳到桌子上，慷慨激昂地演讲起来。他说，我们必须厘清孩子的自杀并非由于“择校”，而是源于其自身心理脆弱和毫无“抗压力”。如果不这样来观察和分析问题就找不到真正原因所在，那么对于学生心理脆弱问题仍将会视若无睹。而如小刚这类悲剧就将一而再地上演，以往的诸多事实早已证明这一点。让人们备感忧虑的是，而今在学校、老师、家长这三位一体的“献媚”和取悦下，中小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差，在没有批评没有比拼的“轻松惬意”环境中沉沦和劣化得愈发脆弱不支。越来越多的学生心理及精神脆弱不堪，即使老师或家长的几句批评都会做出跳楼、喝农药自杀等激烈反应。导致这种心理承受力惊人低下的原因，罪魁祸首就是家长、老师和学校竭力创造的“无挫折”虚幻情境。由小见大推而广之地看，不具承受能力而身心日益病态化的国民，根本无法支撑起共和国的大厦。假如面对着困难和逆境的时候，没有一点战而胜之的毅力和气势，都像这个“小刚”这般只能以“一死”来解脱和逃避，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真是不堪设想。现在，中小学里千方百计躲闪和回避“挫折”的情形愈演愈烈。譬如学习成绩不公布、学生做错事不批评、作业题错了不打“×”、学期评语不写缺点，等等。这种由学校和家长共同刻意营造的“没有差别、没有竞争、没有先后”的失真环境和氛围，非常不利于学生身心发育成长。一味讨好学生固有惰性、迎合学生护短心理，掩饰社会物竞天择之“原生态”等做法，不仅是对学生和子女不负责任，而且简直就是在坑害和毁灭他们！
手机像遥控车一样在屋子里乱跑，我好不容易才抓住它。电话是主编打来的，问我怎么还没行动。他说《南方日报》的报道已经出来了，我们再不行动，就没什么可写的了。
我从床上爬起来，穿上报纸做的衣服。衣服哗啦响，这边穿进去了，那边却又滑出来。我有点绝望，但我坚持不懈地努力着。
附创作谈：现实与梦境
为了锻炼自己的叙述能力，我曾用一年多的时... -->>
电话响了，当我抓过听筒的时候，我意识到已经响了好半天了。刚才不是没听见，听见了，但忘了接。是主任打来的，他不客气地问：“你在哪里？”我这是在哪里呢？我迷糊了一会儿，应该是在家里吧？我迟疑地说：“我在家。”主任说：“搞什么名堂，昨天我一再强调，今天早上开编前会，把采访思路统一下，别人都到了，就你没到。”是的，我想起来了。是一个女孩自杀的事情，专刊部准备进行深度报道。我怎么会睡过上班时间，这太不像话了。我从枕头下面摸出手机，准备给小华打个电话，请他立即送我去单位。我住的地方离单位太远了，乘公共汽车要多用一个小时，而自己开车，半个小时就可以赶到。可指头不听指挥，也像是键太小了指头太粗了。心里想按的是3，它按下去的却是4，要么一下子跑出一串，还夹杂着＃号和？号，我不知这两个号码是用来干什么的，平时从没用过。最糟糕的是看不清楚显示屏上的数字，5看上去像6，1看上去像7。我怎么这么没用啊？我泄气地放下手机。我的身上盖着一张巨大的报纸，和被子一样大。看了标题，这是我同事写的，可报纸的名字看不清楚，一会儿是南方晚报，一会儿又变成新时代报，再仔细看，却又是未来周刊。这张报纸看得我很累，虽然每个字都非常大，也很醒目，可正是因为太大，我不得不在上面爬来爬去，看完一句，得从操场的这头爬到那头。孩子写了封遗书。他说：妈妈、爸爸，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这样做，我不是一个好学生，我是一个差学生，你们那么辛苦，我让你们每天都生气，为了养我你们才去上班。我死了你们就不用生气了，也不用上班了，每天都在家休息吧。你们养了我十三年，花了好多好多的钱！我死了就可以帮您们节约十万元。对不起，我要陪爷爷去啦。妈妈、爸爸、哥哥、姐姐，对不起！我辜负了你们的心了！我是个差生！
孩子说的十万元是择校费。他小学毕业了，如果家里为了他上更好的中学，得支付十万元择校费。
太累了，我把报纸撑起来，钻到下面去，躺在地上，这样就可以不用爬来爬去了。据孩子的邻居反映，这孩子性格开朗，很懂礼貌，平时帮妈妈做生意，邻居们都很喜欢她。孩子的母亲说，孩子是家里的快乐之源，哥哥已经结婚并搬出去住了，只有他陪伴着他们老两口。孩子所在学校的教务处杨主任也说，孩子的学习成绩一般，但在学校的人缘很好，去年“六……一”时他还被评为优秀少先队员。孩子的班主任曹老师更是十分喜爱这孩子，每次放学，孩子都会晚一些走，帮助老师收拾教材、擦黑板、摆好桌椅。出事这天早上，孩子说要到学校领取成绩单，可到了上午九点多，他的同学们都陆续回家了，而孩子依然未见。父母到处寻找，孩子的父亲十一时匆匆骑自行车赶回家，发现孩子躺在沙发旁，浑身发紫，手脚冰凉，旁边的茶几上放着一瓶剧毒农药和一封遗书，沙发旁的电话机也掉了下来。父亲赶忙将他抱起送到了离家最近的医院。中午十二时，孩子经抢救无效死亡。
我哭了，因为我就是这孩子的父亲。我号啕大哭，把胸口都哭痛了。我边哭边诉，我没有说择校啊，我什么时候说过要为你择校。主任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干什么，我难过地说，我孩子死了。主任说，你干什么，你看看名字，这怎么是你的孩子？我一看，可不是，我孩子根本不叫这名字，而且最让我大感安慰的，是我的孩子已经上初二了，早就过了择校这一关。
我的同事过来，交给主任一篇稿子，要主任签发。他跳到桌子上，慷慨激昂地演讲起来。他说，我们必须厘清孩子的自杀并非由于“择校”，而是源于其自身心理脆弱和毫无“抗压力”。如果不这样来观察和分析问题就找不到真正原因所在，那么对于学生心理脆弱问题仍将会视若无睹。而如小刚这类悲剧就将一而再地上演，以往的诸多事实早已证明这一点。让人们备感忧虑的是，而今在学校、老师、家长这三位一体的“献媚”和取悦下，中小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差，在没有批评没有比拼的“轻松惬意”环境中沉沦和劣化得愈发脆弱不支。越来越多的学生心理及精神脆弱不堪，即使老师或家长的几句批评都会做出跳楼、喝农药自杀等激烈反应。导致这种心理承受力惊人低下的原因，罪魁祸首就是家长、老师和学校竭力创造的“无挫折”虚幻情境。由小见大推而广之地看，不具承受能力而身心日益病态化的国民，根本无法支撑起共和国的大厦。假如面对着困难和逆境的时候，没有一点战而胜之的毅力和气势，都像这个“小刚”这般只能以“一死”来解脱和逃避，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真是不堪设想。现在，中小学里千方百计躲闪和回避“挫折”的情形愈演愈烈。譬如学习成绩不公布、学生做错事不批评、作业题错了不打“×”、学期评语不写缺点，等等。这种由学校和家长共同刻意营造的“没有差别、没有竞争、没有先后”的失真环境和氛围，非常不利于学生身心发育成长。一味讨好学生固有惰性、迎合学生护短心理，掩饰社会物竞天择之“原生态”等做法，不仅是对学生和子女不负责任，而且简直就是在坑害和毁灭他们！
手机像遥控车一样在屋子里乱跑，我好不容易才抓住它。电话是主编打来的，问我怎么还没行动。他说《南方日报》的报道已经出来了，我们再不行动，就没什么可写的了。
我从床上爬起来，穿上报纸做的衣服。衣服哗啦响，这边穿进去了，那边却又滑出来。我有点绝望，但我坚持不懈地努力着。
附创作谈：现实与梦境
为了锻炼自己的叙述能力，我曾用一年多的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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