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2章 中美慈善观比较(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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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就事论事，我只是非常中立地、实事求是地谈谈。我们认为这是美国宗教所推动的一种力量。我举个例子，美国90%的人自称相信上帝，美国国歌里有“上帝保佑美国”之类的词，对不对？总统就职的时候，要按着《圣经》发誓。甚至大家到法院去做证人的时候，也要先向《圣经》发誓。所有总统的演说的结尾都是“God Bless America”，就是“上帝保佑美国”的意思，而美元上面也印着“in God we trust”，就是“我们信任上帝”。国会两个院——众议院、参议院的会议都是以牧师的祈祷开始的。哈佛、耶鲁这些名校也都是由教会创办的。所以，我们发现美国基督教是无所不在的。可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们实事求是谈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企业家常常说的，中国企业家有原罪。
王牧笛：所谓的第一桶金。
郎咸平：可是美国的富人也有天生的罪恶，也有原罪的问题，但是这个原罪，是基督教给他定义的原罪。整个基督教文化对财主是仇视的，因此，慢慢演变出一种什么样的思维呢？我们也查了资料，就是钢铁大王卡耐基1889年在一个叫做《财富的福音》的书里面说的，他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但是，我们想的和他完全不一样。还有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也说“唯有奉献社会才能去除心中的自私，使得人类灵魂的伟大之处得到解放”。你要晓得，这些其实都是《圣经》里面一些话的翻版，你可以想象到《圣经》对他们影响有多大。
李银：归根结底，《圣经》里有一句话叫“施比受有福”。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句话。它的意思是说，施舍给别人才能带给自己福气。但换句话来说，中国有佛教，也有很多信教的人，他们说“好善乐施”，也在做善事，可他们的模式是什么呢？是捐香火钱给寺庙、塑金身，还有捐香火、放生。
王牧笛：对，所以在中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寺庙都是富可敌国。而且这些捐给寺庙的钱是可以免税的，这就是在不同的宗教传统的影响下，不同的民族，或者不同的国家对财富观的不同的理解。构成美国当下精神的一个核心，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所谓新教伦理其实是18世纪中叶，美国一个著名的布道家约翰·卫斯理对清教徒精神的一个概述，它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
李银：他们认为这是美德。
我们的企业家为什么“自私”
日本人如果有事情的话，他们就会找公司，因为它有公司文化、社团文化。美国人有事情会找国家。但中国人要是出了什么事儿，只会找家庭，这种小单位的意识其实跟我们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是有关系的。
郎咸平：你刚刚讲的这个清教徒很有意思的。比如说，有个英文叫做WASP，翻译成中文就是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的后裔，就是17世纪坐“五月花”到美国去的那些清教徒。这些清教徒干的就是你说的这种事。这些清教徒的后裔都以他们的祖先，也就是当年坐“五月花”来到美国的那些人为荣。在英国殖民地时代，美国没有任何的社会救助，也不能抽税，因为它还没有宪法，所以美国人的社区怎么办呢？他们就互相帮助。这种所谓的社区文化，就是会赚钱的人拿自己的钱来帮助自己的朋友。
王牧笛：只能是爱邻如己。
李银：我觉得这也是有历史因素的。你看日本，日本人如果有事情的话，他们就会找公司，因为它有公司文化、社团文化。美国人有事情会找国家。但中国人要是出了什么事儿，只会找家庭，这种小单位的意识其实跟我们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是有关系的。
郎咸平：对，没错，这就是因为文化跟历史的传统不同。所以你看，比如说美国最早的慈善家，也是有名的宪法起草者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就通过大量捐款来改善自己的社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时为社区做义工、提供服务。正是因为这种文化被传承下来，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美国57%的老百姓做过义工，每周4个小时的义务劳动，他们所创造的价值跟他们每年的捐款是一样多的，这多可怕。
李银：这是慈善的一种。
郎咸平：对，这就是整个美国文化的传承。
王牧笛：而且这种传统之下，他们对财富的理解也很有意思，比如说企业家特别是一些知名的企业家，他们认为他们不是财富的拥有者，上帝才是拥有者，他们只是代上帝来管这些财富，一旦他们管不了或者说退休了之后，就会把这些财富拿出来，让更加有能力的人来管它。
郎咸平：巴菲特如果到中国来的话，他会发现他跟我们中国人是无法沟通的。这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文化。中国自古是个苦难的国家，我们跟欧洲，还有美国是不一样的，它们的自然灾难是很少的。透过这个，你可以理解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有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因此他必须积累大量的财富。
李银：不单是老百姓。
郎咸平：企业家也有不安全感，他有原罪的问题，还有外在压力的问题，所以说大家都比较自私，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基本上我们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一旦碰到灾难，怎么办呢？你不可能是一个国家一起跑，一个村一起跑，肯定是只能带着老婆、孩子一家人一起跑，所以说家族非常重要。正是因为家族在困难的时候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他的钱财是要留给家人的，因为他要照顾他的家人，这完全可以理解。
王牧笛：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传承下去。
郎咸平：对。因为在碰到灾难的时候，家族几乎负担着我们整个社会所有的功能。比如说你失业了，那谁养你呢？当然是你的爸爸、妈妈，也就是你的家族在养你。因此这种对家族的回馈是非常重要的，你只有对家族回馈，使家族壮大起来，家族里的每一个人才能得到保障。所以我们跟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能用美国的故事来评判自己，这是不对的。但是你要晓得，我们中国这种以小农经济、以家庭为主的系统在维持社会治安方面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它对社会的稳定有非常大的贡献。家庭这种互相帮助的做法解决了多少关于失业的困难啊，但是如果在美国的话，家庭能这样帮助你吗？我告诉你，在美国如果你这个人失业了，你就要靠国家来救助你。
李银：救助金。
郎咸平：在中国是父母来救助你，兄弟姐妹救助你，这一点美国人就做不到了。李银：就是减轻国家负担吧。
郎咸平：对，减轻国家负担。我们虽然不捐钱，但是到最后你发现这个系统还挺好，帮国家省了不少钱，对不对？
，只是就事论事，我只是非常中立地、实事求是地谈谈。我们认为这是美国宗教所推动的一种力量。我举个例子，美国90%的人自称相信上帝，美国国歌里有“上帝保佑美国”之类的词，对不对？总统就职的时候，要按着《圣经》发誓。甚至大家到法院去做证人的时候，也要先向《圣经》发誓。所有总统的演说的结尾都是“God Bless America”，就是“上帝保佑美国”的意思，而美元上面也印着“in God we trust”，就是“我们信任上帝”。国会两个院——众议院、参议院的会议都是以牧师的祈祷开始的。哈佛、耶鲁这些名校也都是由教会创办的。所以，我们发现美国基督教是无所不在的。可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们实事求是谈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企业家常常说的，中国企业家有原罪。
王牧笛：所谓的第一桶金。
郎咸平：可是美国的富人也有天生的罪恶，也有原罪的问题，但是这个原罪，是基督教给他定义的原罪。整个基督教文化对财主是仇视的，因此，慢慢演变出一种什么样的思维呢？我们也查了资料，就是钢铁大王卡耐基1889年在一个叫做《财富的福音》的书里面说的，他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但是，我们想的和他完全不一样。还有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也说“唯有奉献社会才能去除心中的自私，使得人类灵魂的伟大之处得到解放”。你要晓得，这些其实都是《圣经》里面一些话的翻版，你可以想象到《圣经》对他们影响有多大。
李银：归根结底，《圣经》里有一句话叫“施比受有福”。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句话。它的意思是说，施舍给别人才能带给自己福气。但换句话来说，中国有佛教，也有很多信教的人，他们说“好善乐施”，也在做善事，可他们的模式是什么呢？是捐香火钱给寺庙、塑金身，还有捐香火、放生。
王牧笛：对，所以在中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寺庙都是富可敌国。而且这些捐给寺庙的钱是可以免税的，这就是在不同的宗教传统的影响下，不同的民族，或者不同的国家对财富观的不同的理解。构成美国当下精神的一个核心，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所谓新教伦理其实是18世纪中叶，美国一个著名的布道家约翰·卫斯理对清教徒精神的一个概述，它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
李银：他们认为这是美德。
我们的企业家为什么“自私”
日本人如果有事情的话，他们就会找公司，因为它有公司文化、社团文化。美国人有事情会找国家。但中国人要是出了什么事儿，只会找家庭，这种小单位的意识其实跟我们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是有关系的。
郎咸平：你刚刚讲的这个清教徒很有意思的。比如说，有个英文叫做WASP，翻译成中文就是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的后裔，就是17世纪坐“五月花”到美国去的那些清教徒。这些清教徒干的就是你说的这种事。这些清教徒的后裔都以他们的祖先，也就是当年坐“五月花”来到美国的那些人为荣。在英国殖民地时代，美国没有任何的社会救助，也不能抽税，因为它还没有宪法，所以美国人的社区怎么办呢？他们就互相帮助。这种所谓的社区文化，就是会赚钱的人拿自己的钱来帮助自己的朋友。
王牧笛：只能是爱邻如己。
李银：我觉得这也是有历史因素的。你看日本，日本人如果有事情的话，他们就会找公司，因为它有公司文化、社团文化。美国人有事情会找国家。但中国人要是出了什么事儿，只会找家庭，这种小单位的意识其实跟我们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是有关系的。
郎咸平：对，没错，这就是因为文化跟历史的传统不同。所以你看，比如说美国最早的慈善家，也是有名的宪法起草者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就通过大量捐款来改善自己的社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时为社区做义工、提供服务。正是因为这种文化被传承下来，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美国57%的老百姓做过义工，每周4个小时的义务劳动，他们所创造的价值跟他们每年的捐款是一样多的，这多可怕。
李银：这是慈善的一种。
郎咸平：对，这就是整个美国文化的传承。
王牧笛：而且这种传统之下，他们对财富的理解也很有意思，比如说企业家特别是一些知名的企业家，他们认为他们不是财富的拥有者，上帝才是拥有者，他们只是代上帝来管这些财富，一旦他们管不了或者说退休了之后，就会把这些财富拿出来，让更加有能力的人来管它。
郎咸平：巴菲特如果到中国来的话，他会发现他跟我们中国人是无法沟通的。这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文化。中国自古是个苦难的国家，我们跟欧洲，还有美国是不一样的，它们的自然灾难是很少的。透过这个，你可以理解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有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因此他必须积累大量的财富。
李银：不单是老百姓。
郎咸平：企业家也有不安全感，他有原罪的问题，还有外在压力的问题，所以说大家都比较自私，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基本上我们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一旦碰到灾难，怎么办呢？你不可能是一个国家一起跑，一个村一起跑，肯定是只能带着老婆、孩子一家人一起跑，所以说家族非常重要。正是因为家族在困难的时候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他的钱财是要留给家人的，因为他要照顾他的家人，这完全可以理解。
王牧笛：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传承下去。
郎咸平：对。因为在碰到灾难的时候，家族几乎负担着我们整个社会所有的功能。比如说你失业了，那谁养你呢？当然是你的爸爸、妈妈，也就是你的家族在养你。因此这种对家族的回馈是非常重要的，你只有对家族回馈，使家族壮大起来，家族里的每一个人才能得到保障。所以我们跟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能用美国的故事来评判自己，这是不对的。但是你要晓得，我们中国这种以小农经济、以家庭为主的系统在维持社会治安方面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它对社会的稳定有非常大的贡献。家庭这种互相帮助的做法解决了多少关于失业的困难啊，但是如果在美国的话，家庭能这样帮助你吗？我告诉你，在美国如果你这个人失业了，你就要靠国家来救助你。
李银：救助金。
郎咸平：在中国是父母来救助你，兄弟姐妹救助你，这一点美国人就做不到了。李银：就是减轻国家负担吧。
郎咸平：对，减轻国家负担。我们虽然不捐钱，但是到最后你发现这个系统还挺好，帮国家省了不少钱，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