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当“城市化”遭遇“逆城市化”(下)(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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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现在就摆在政府台面上,你应该先解决这个问题,这才是城市发展的毒瘤。
李银:对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来说,他们第一关心的就是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钱,那钱从哪儿来?土地出让金、招商引资,这是钱的来源。
郎咸平:又回去干那些事儿了。
李银:对,他们改变不了这种思维。
郎咸平:但是我跟你讲,在朱利安尼接任纽约市长之前,1975年到1990年,纽约也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几乎破产。可是你晓得,当你把犯罪问题解决了之后,大量企业搬进来,你就有税收了,富裕了,所以你不要用钱来作借口。你只要愿意做,把治安改好,交通改好,之后企业自然会进来,企业能够赚钱的话,你就能够收税。纽约都能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呢?
王牧笛: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整个世界范围的三次城市化浪潮,从英国开始的第一波浪潮,北美的第二波浪潮,还有发展中国家的第三波浪潮,会发现之前我们聊的几个城市病它们都经历过,包括刚刚讲的英国公共卫生的危机,美国的治安混乱、交通的堵塞,等等。
郎咸平:都要靠一个有为的、英明的政府去解决这些问题。
李银:但是我们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标准不是交通堵不堵塞、是不是顺畅,而是看你招了多少外资,有多少个企业能够落地。
郎咸平:国内生产总值上升多少。
李银:对,所以说地方官员也是有苦难言。
王牧笛: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咱们随便拿个话题来讲,比如交通堵塞,你看泰国的曼谷,堵车太厉害了,简直就是曼谷一景。现在媒体把它评价为一个大的停车场,三个月之内900个孕妇在轿车上分娩,堵在路上,根本到不了医院。
中国最牛媒体是如何形成的
中国广告最牛的媒体是哪一家?北京交通广播。几十个人创造了6个亿的广告额,平均起来比中央电视台还牛。为什么城市电台的广告增加了?就是因为堵车的人多了,时间长了。
郎咸平:这是无能的政府,我们谈谈有为的政府吧。新加坡堵不堵车,中国香港堵不堵车,为什么?举个例子,在新加坡进市区是要交费的,而且它的交费机制跟我们还不一样,我们是收费站,它不是,它是直接从一个车载的电子仪器里扣款的。进市区就扣100块的话,你还想进吗?这就是一个管理的办法。中国香港呢?我经常去香港,香港这么小的地方,路这么窄,人家为什么不塞车呢?
李银:它车速还特别快。
郎咸平:对,它的车速跟我们高速公路的车速差不多。为什么呢?因为管理的问题。我们各级政府在碰到堵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怎么解决的?立刻拓宽公路,搞四环、五环、六环、七环、八环,完全不理解这是管理的问题。朱利安尼做得好,他就是从管理方面入手来解决问题的。
王牧笛:最近北京要拿出13个亿治堵,要做各种智能化的红绿灯设施。现在在中国内地这些繁华的大城市里面,堵车耗了精力,耗了时间,也损耗了国内生产总值,这对发达国家来讲是不可想象的。
李银:你知道为什么城市电台的广告增加了吗?就是因为堵车的人多了,时间长了。
王牧笛:教授知道中国广告最牛的媒体是哪一家吗?北京交通广播。几十个人创造了6个亿的广告额,平均起来比中央电视台还牛。最近世界卫生组织提了一个概念叫健康城市,它不主张一个繁荣的城市、高速的城市、快节奏的城市。
郎咸平:而是一个健康的城市。如何做到一个健康的城市?我觉得应该由老百姓每年对市委书记、市长投票,看老百姓对施政的满意度,如果升官能加上这一条多好,给当官的压力,他们就会干这个事儿了。
李银:有个笑话,教授您知道不知道?就是在我们东北振兴规划的时候,这些地方的官员都去国外考察过,他们考察回来认为城市化的建设要有光鲜的形象、亮丽的建筑、很大的外资招牌,结果就走入一个误区。
郎咸平:我这里有一个数据,从2000年开始,西部大开发实际投入的产出比持续下降,一个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从过去的3.83%跌到了1.32%,而东部地区目前仍然是2.44%。欠发达地区投入多、产出少,导致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当地居民的收入和沿海地区的差距也在不断拉大,从储蓄总额来看,2002年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的差距是3.13万亿,到了2007年扩大到6.26万亿,5年中整整扩大了1倍。我请问你,美国中西部为什么不开发?其实这根本不是美国中西部开不开发的问题,而是美国中西部根本就不该养这么多人,投资到极其无效率的美国中西部还不如投在东部沿海,然后让大量的人员搬到那里去,让他们享受城市化的幸福,享受这种高附加价值的生活。
王牧笛:当下中国其实有两种不同的城市化景象,东部沿海是一种景象,西部是另外一种景象,除了刚才说的高速公路建设之外,现在很多城市化建设都是伪城市化,就是很多市民还是扛着锄头做农民,还是有土地的。但是透过我们刚才聊的国外的镜像,又有一个问题出来了,比如说欧洲很多国家采用的方式是就地城镇化,它们不追求那种大都市的概念,而是把很多村落或者城市的远郊发展成为一个城镇。
题现在就摆在政府台面上,你应该先解决这个问题,这才是城市发展的毒瘤。
李银:对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来说,他们第一关心的就是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钱,那钱从哪儿来?土地出让金、招商引资,这是钱的来源。
郎咸平:又回去干那些事儿了。
李银:对,他们改变不了这种思维。
郎咸平:但是我跟你讲,在朱利安尼接任纽约市长之前,1975年到1990年,纽约也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几乎破产。可是你晓得,当你把犯罪问题解决了之后,大量企业搬进来,你就有税收了,富裕了,所以你不要用钱来作借口。你只要愿意做,把治安改好,交通改好,之后企业自然会进来,企业能够赚钱的话,你就能够收税。纽约都能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呢?
王牧笛: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整个世界范围的三次城市化浪潮,从英国开始的第一波浪潮,北美的第二波浪潮,还有发展中国家的第三波浪潮,会发现之前我们聊的几个城市病它们都经历过,包括刚刚讲的英国公共卫生的危机,美国的治安混乱、交通的堵塞,等等。
郎咸平:都要靠一个有为的、英明的政府去解决这些问题。
李银:但是我们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标准不是交通堵不堵塞、是不是顺畅,而是看你招了多少外资,有多少个企业能够落地。
郎咸平:国内生产总值上升多少。
李银:对,所以说地方官员也是有苦难言。
王牧笛: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咱们随便拿个话题来讲,比如交通堵塞,你看泰国的曼谷,堵车太厉害了,简直就是曼谷一景。现在媒体把它评价为一个大的停车场,三个月之内900个孕妇在轿车上分娩,堵在路上,根本到不了医院。
中国最牛媒体是如何形成的
中国广告最牛的媒体是哪一家?北京交通广播。几十个人创造了6个亿的广告额,平均起来比中央电视台还牛。为什么城市电台的广告增加了?就是因为堵车的人多了,时间长了。
郎咸平:这是无能的政府,我们谈谈有为的政府吧。新加坡堵不堵车,中国香港堵不堵车,为什么?举个例子,在新加坡进市区是要交费的,而且它的交费机制跟我们还不一样,我们是收费站,它不是,它是直接从一个车载的电子仪器里扣款的。进市区就扣100块的话,你还想进吗?这就是一个管理的办法。中国香港呢?我经常去香港,香港这么小的地方,路这么窄,人家为什么不塞车呢?
李银:它车速还特别快。
郎咸平:对,它的车速跟我们高速公路的车速差不多。为什么呢?因为管理的问题。我们各级政府在碰到堵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怎么解决的?立刻拓宽公路,搞四环、五环、六环、七环、八环,完全不理解这是管理的问题。朱利安尼做得好,他就是从管理方面入手来解决问题的。
王牧笛:最近北京要拿出13个亿治堵,要做各种智能化的红绿灯设施。现在在中国内地这些繁华的大城市里面,堵车耗了精力,耗了时间,也损耗了国内生产总值,这对发达国家来讲是不可想象的。
李银:你知道为什么城市电台的广告增加了吗?就是因为堵车的人多了,时间长了。
王牧笛:教授知道中国广告最牛的媒体是哪一家吗?北京交通广播。几十个人创造了6个亿的广告额,平均起来比中央电视台还牛。最近世界卫生组织提了一个概念叫健康城市,它不主张一个繁荣的城市、高速的城市、快节奏的城市。
郎咸平:而是一个健康的城市。如何做到一个健康的城市?我觉得应该由老百姓每年对市委书记、市长投票,看老百姓对施政的满意度,如果升官能加上这一条多好,给当官的压力,他们就会干这个事儿了。
李银:有个笑话,教授您知道不知道?就是在我们东北振兴规划的时候,这些地方的官员都去国外考察过,他们考察回来认为城市化的建设要有光鲜的形象、亮丽的建筑、很大的外资招牌,结果就走入一个误区。
郎咸平:我这里有一个数据,从2000年开始,西部大开发实际投入的产出比持续下降,一个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从过去的3.83%跌到了1.32%,而东部地区目前仍然是2.44%。欠发达地区投入多、产出少,导致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当地居民的收入和沿海地区的差距也在不断拉大,从储蓄总额来看,2002年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的差距是3.13万亿,到了2007年扩大到6.26万亿,5年中整整扩大了1倍。我请问你,美国中西部为什么不开发?其实这根本不是美国中西部开不开发的问题,而是美国中西部根本就不该养这么多人,投资到极其无效率的美国中西部还不如投在东部沿海,然后让大量的人员搬到那里去,让他们享受城市化的幸福,享受这种高附加价值的生活。
王牧笛:当下中国其实有两种不同的城市化景象,东部沿海是一种景象,西部是另外一种景象,除了刚才说的高速公路建设之外,现在很多城市化建设都是伪城市化,就是很多市民还是扛着锄头做农民,还是有土地的。但是透过我们刚才聊的国外的镜像,又有一个问题出来了,比如说欧洲很多国家采用的方式是就地城镇化,它们不追求那种大都市的概念,而是把很多村落或者城市的远郊发展成为一个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