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警惕,中等收入陷阱(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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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牧笛:所以教授、肖锋兄,我们今天要探讨一个学理性的问题,或者说是经济学的命题。当年发展经济学很火爆,但是在发展经济学里面,发展跟增长是被分开看做两个概念的。就像教授刚才谈到的,如果是一个低就业、少福利的高增长,我们要来干吗呢?
闫肖锋:对。所以我们要习惯这样一种思维,就是要从以前的有增长、无发展或者少发展,变为低增长,但是有长足的发展。现在正是一个调整各种利益关系,调整各种产业结构的好时间。
郎咸平:昨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说,2010年国企利润高达4800多亿。我们有很多的数据是很亮丽,这个百分之几,那个百分之几,什么又创下新高等,但我请问你,这跟老百姓又有什么关系呢?问题又回到原点,就是说在低增长时代,我们政府执政应该注意什么?应该注意老百姓能够获得多少,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2010年央企实现净利润是8522亿,那我请问你,这个钱你准备怎么去用呢?如果政府用这个钱来实现全民免费医疗的话,这会是什么样的贡献?或者,如果都用来建保障房的话,一年大概可以达到5亿平方米的保障房。我们要晓得,我们不需要增长,但是我们可以让老百姓过得更富足,这对老百姓就有十足的意义。
王牧笛:教授刚才讲的央企的利润,是来自于国资委日前发布的央企的“成绩单”,其中有一个“盈利王”就是中石油,中石油是1241亿的“盈利王”。
郎咸平: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油价天天涨是不是?
王牧笛:对,然后三大石化巨头的共同盈利是2705亿。您知道有关部门的报告是怎么说的吗?它说,这样的业绩归功于这三大企业加强生产经营管理,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它这个报告说完以后,全国人民都笑了。
如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最关键的还是要启动一个民族的创新机制。如果一个民族都不想创业了,不想创新了,只是炒炒房地产,然后通过简单代工挣点加工费就行了,那是不可能跳出陷阱的。
闫肖锋:谈到经济的低增长,也有很多学者提到另外一个词,就是说中国经济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会不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说,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到10000美元这个阶段的时候,以前积累下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结构问题,都会集中地爆发。
郎咸平:我也得这样讲,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对这个问题太过逃避,因为任何国家走到低增长阶段一定都会发生各种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
闫肖锋:我归结了一下,一般来说要跨出这个低增长的陷阱,现在有一种说法叫爬坡期,爬坡期少则一两年,多则三五年。
郎咸平:还有永远爬不出来的,菲律宾就是。
闫肖锋:对,在这个爬坡期呢,必须要面对四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原来的这种人口红利,低成本的劳动力,低成本的土地资源都逐渐消失了,这个时候经济应该怎么样去应对?
王牧笛:就是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说的那个“刘易斯拐点”。
闫肖锋:对,怎样进行产业升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富跑跑”的问题,怎么样拢住这批富人?因为拢住他们就拢住了资本,拢住了创业。第三个问题,怎样解决老百姓不敢花钱的问题?也就是刚才说的,如果把那8000多亿全部用在老百姓的福利、劳保上,他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现在大家是因为有后顾之忧,才不敢花钱的。第四个,我觉得也是最困难的,就是怎样解决阶层固化、社会固化的问题。怎样让有能力的人,社会中最有冲劲的这个群体,突破阶层的瓶颈,使得整个社会重新充满活力。
王牧笛:其实肖锋兄说的这个“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关于东亚经济发展的报告中首先提出来的。它的观点是说,当一个经济体达到了人均GDP在3000到10000美元的时候,它既有的一些发展战略,或者现代化的目标可能会受到阻碍,而当年快速增长所积累下来的问题会集中地爆发,比如说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但我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我认为也应该是“郎眼”格外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亚洲“四小龙”当年也经历过这种中等收入的陷阱,但为什么它们跳出来了,而东南亚、拉美、非洲都没有跳出来?
郎咸平:跳不出来的是大多数,跳出来的只是少数,你知道为什么吗?一旦碰到“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突破点,这个突破点是什么?到了低增长时代,企业的利润是最重要的。这“四小龙”之所以能够突围而出,企业利润帮了个大忙。讲得更具体一点,这就是该转型升级的时候了。我想再谈一个观点,以台湾为例,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突然出现的,比如说台积电、联发、日月光、宏碁等,在当时这叫做台湾的“腾笼换鸟”。也就是说,台湾传统的雨伞业、制鞋业还存在的时候,这些企业突然就起来了,怎么起来的?它们提出一个代工的新思维,我们现在把当时台湾的代工都理解错了,我们认为做运动鞋叫代工。
王牧笛:我们说到代工的标志就是富士康。
王牧笛:所以教授、肖锋兄,我们今天要探讨一个学理性的问题,或者说是经济学的命题。当年发展经济学很火爆,但是在发展经济学里面,发展跟增长是被分开看做两个概念的。就像教授刚才谈到的,如果是一个低就业、少福利的高增长,我们要来干吗呢?
闫肖锋:对。所以我们要习惯这样一种思维,就是要从以前的有增长、无发展或者少发展,变为低增长,但是有长足的发展。现在正是一个调整各种利益关系,调整各种产业结构的好时间。
郎咸平:昨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说,2010年国企利润高达4800多亿。我们有很多的数据是很亮丽,这个百分之几,那个百分之几,什么又创下新高等,但我请问你,这跟老百姓又有什么关系呢?问题又回到原点,就是说在低增长时代,我们政府执政应该注意什么?应该注意老百姓能够获得多少,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2010年央企实现净利润是8522亿,那我请问你,这个钱你准备怎么去用呢?如果政府用这个钱来实现全民免费医疗的话,这会是什么样的贡献?或者,如果都用来建保障房的话,一年大概可以达到5亿平方米的保障房。我们要晓得,我们不需要增长,但是我们可以让老百姓过得更富足,这对老百姓就有十足的意义。
王牧笛:教授刚才讲的央企的利润,是来自于国资委日前发布的央企的“成绩单”,其中有一个“盈利王”就是中石油,中石油是1241亿的“盈利王”。
郎咸平: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油价天天涨是不是?
王牧笛:对,然后三大石化巨头的共同盈利是2705亿。您知道有关部门的报告是怎么说的吗?它说,这样的业绩归功于这三大企业加强生产经营管理,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它这个报告说完以后,全国人民都笑了。
如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最关键的还是要启动一个民族的创新机制。如果一个民族都不想创业了,不想创新了,只是炒炒房地产,然后通过简单代工挣点加工费就行了,那是不可能跳出陷阱的。
闫肖锋:谈到经济的低增长,也有很多学者提到另外一个词,就是说中国经济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会不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说,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到10000美元这个阶段的时候,以前积累下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结构问题,都会集中地爆发。
郎咸平:我也得这样讲,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对这个问题太过逃避,因为任何国家走到低增长阶段一定都会发生各种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
闫肖锋:我归结了一下,一般来说要跨出这个低增长的陷阱,现在有一种说法叫爬坡期,爬坡期少则一两年,多则三五年。
郎咸平:还有永远爬不出来的,菲律宾就是。
闫肖锋:对,在这个爬坡期呢,必须要面对四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原来的这种人口红利,低成本的劳动力,低成本的土地资源都逐渐消失了,这个时候经济应该怎么样去应对?
王牧笛:就是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说的那个“刘易斯拐点”。
闫肖锋:对,怎样进行产业升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富跑跑”的问题,怎么样拢住这批富人?因为拢住他们就拢住了资本,拢住了创业。第三个问题,怎样解决老百姓不敢花钱的问题?也就是刚才说的,如果把那8000多亿全部用在老百姓的福利、劳保上,他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现在大家是因为有后顾之忧,才不敢花钱的。第四个,我觉得也是最困难的,就是怎样解决阶层固化、社会固化的问题。怎样让有能力的人,社会中最有冲劲的这个群体,突破阶层的瓶颈,使得整个社会重新充满活力。
王牧笛:其实肖锋兄说的这个“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关于东亚经济发展的报告中首先提出来的。它的观点是说,当一个经济体达到了人均GDP在3000到10000美元的时候,它既有的一些发展战略,或者现代化的目标可能会受到阻碍,而当年快速增长所积累下来的问题会集中地爆发,比如说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但我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我认为也应该是“郎眼”格外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亚洲“四小龙”当年也经历过这种中等收入的陷阱,但为什么它们跳出来了,而东南亚、拉美、非洲都没有跳出来?
郎咸平:跳不出来的是大多数,跳出来的只是少数,你知道为什么吗?一旦碰到“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突破点,这个突破点是什么?到了低增长时代,企业的利润是最重要的。这“四小龙”之所以能够突围而出,企业利润帮了个大忙。讲得更具体一点,这就是该转型升级的时候了。我想再谈一个观点,以台湾为例,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突然出现的,比如说台积电、联发、日月光、宏碁等,在当时这叫做台湾的“腾笼换鸟”。也就是说,台湾传统的雨伞业、制鞋业还存在的时候,这些企业突然就起来了,怎么起来的?它们提出一个代工的新思维,我们现在把当时台湾的代工都理解错了,我们认为做运动鞋叫代工。
王牧笛:我们说到代工的标志就是富士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