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10章 中国人口老龄化之忧(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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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北欧模式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们也非常缺乏年轻人，但是政府课重税来养这批老人，它和美国相比缺乏一个内生机制。你如何用滚雪球的方式让股票市场来养每一个人，而不能靠政府，政府它收这么高的税，老百姓都不想工作了，反正税收高福利好，我不工作都会给我钱嘛，这样做就打击了生产力。如果我们像欧洲老百姓因为高税率而不做事的话，生产力一降低，对于老龄化问题的影响更大。所以欧洲的这个系统我们担忧它的不可持续性，目前看起来好，因为它们生产力还可以，通过政府的高税收的政策，由后面一代养前面一代。
美国的不同点在哪里呢？就是靠股票市场来养前面那一代，而不是靠后面人缴税来养，因此美国的税率明显的低于欧洲。由于税率低，美国人的生产力，或者是美国人的开创力就比欧洲人要强，大家工作欲望也比欧洲人要强，为什么呢？因为赚的钱可以自己用，而把一切负担推给股票市场，这是它们最大的不同点。但我今天不是说要学北欧，或者要学美国，而是要学习它们的精神。我觉得美国精神的好处就是靠制度来保证藏富于民，用这个制度来保障老年人的老有所终、老有所养。
我们如何优雅地老去
如何保证社保基金有一个稳定的回报，我们老的时候才能有钱，我们才能优雅的变老。
王牧笛：老龄化是21世纪的三大世界性的难题（全球变暖、全球反恐、全球老龄化），但是你看刚才彭教授聊到北欧，郎教授说到美国，都有各自的处理方式。中国很奇怪，中国老龄化有几个特点，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中国老龄化速度是高于现代化速度的。现在人口经济学家创造了一个概念，叫“人口红利”。什么叫人口红利呢？就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问题人家统计了，说2009年是我国人口红利的峰值——最大获利点，之后慢慢到2015—2017年之后，人口红利会变成人口负债。
郎咸平：比如说像牧笛你就是个例子，比如你明年结婚，双方父母4个人，父母的父母8个人，你们两夫妻未来就要养12个人。你看多可怕，这就是所谓的从人口红利变人口负债。我们一对年轻人要养12个人，要养6对，这怎么养得起。因此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钱赚得不够，你现在可能赚4000～5000块一个月，你养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你赚40000～50000块就好很多。那么就回到我们刚刚的问题，就是人口负债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并没有藏富于民，老百姓还是比较贫穷，这就是我们明年开始面对的最大问题。
彭澎：我们现在社会的骨干，我们的主体就是中年人，中年人他不仅要养老年人，还要养小孩。中国中年人是很奇特的，比如用房子来讲，因为他的父母那一代住的房子是房改房，他们在计划经济时代也没赚什么钱，所以他们要改善现在的住房要靠中年人来买，而中年人他自己也得买房，当他小孩进入社会以后肯定也买不起房，因为房价太高，所以他要买3套房——为父母买，为自己买，还要为小孩买。
郎咸平：我正在干这种事，很辛苦的。
王牧笛：教授不用担心这个，教授是属于藏富于民的一类人。
郎咸平：这不叫藏富于民，我是非常少的少数。你看像美国那种藏富于民，就是给每一个老百姓财富，这才是真正的藏富于民。而藏富于少数人，那不叫藏富于民。我们目前是有这个问题在的——贫富悬殊过大。
彭澎：“民”就是一个广大的群体。
王牧笛：对，你看人均财富，现在就算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的财富也只相当于美国的九分之一。
郎咸平：而且你再算算我们的储蓄，我们怎么来奉养老人？家庭储蓄才25万亿，除上13亿人口的话，人均储蓄还不到两万，实际上这些存款的相当一部分还集中在少数人那里。如果你把前1%~5%的人的存款去掉的话，那更低了。因此现在看来原来藏富于民本身就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而这一点如果做不到的话，老龄化的问题就会出来，你就解决不了。
王牧笛：包括你看之前震惊全国的成都公交纵火案，那个被称为中国老龄化之殇，什么意思啊？那个张云良，62岁的一个老人，你看警方刻画他的形象就是一个老年堕落者的形象，怎么讲？他向子女无节制的要钱，不务正业，又嫖又赌，然后子女不给他钱，他就以自杀相威胁，后来报复社会——一把火烧出一个成都公交惨案。所以他就不是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而是老而为害，他极端的报复社会。
彭澎：老龄化社会包含了老年犯罪、老年人的心理危机等等。我觉得不能完全寄希望于藏富于民，因为藏富于民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两个方面：一个是靠自己的荷包，第二就是靠自己的下一代。我觉得还是要有制度的设计，一定要国家来强力干预养老体制。
王牧笛：但是现在跟养老金相关的制度建设举步维艰。
郎咸平：太难啦！
王牧笛：2009年8月份三审的那个《社会保险法》争议一大片，然后又加上经济形势不好，怕给企业增加负担，于是又推到下一年去了。
彭澎：但是我觉得这是应该做的，而且重点还要放在农村，因为我们的城市化还有很远的路程要走，相当多的农民还没进入城市。比如说从去年开始，广州市就对260万农民开始实施养老保险的计划，那么在未来3年，广州市80%以上的农民都会加入到养老保险。这种养老保险就是政府出一点，集体出一点，然后个人出一点。
平：北欧模式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们也非常缺乏年轻人，但是政府课重税来养这批老人，它和美国相比缺乏一个内生机制。你如何用滚雪球的方式让股票市场来养每一个人，而不能靠政府，政府它收这么高的税，老百姓都不想工作了，反正税收高福利好，我不工作都会给我钱嘛，这样做就打击了生产力。如果我们像欧洲老百姓因为高税率而不做事的话，生产力一降低，对于老龄化问题的影响更大。所以欧洲的这个系统我们担忧它的不可持续性，目前看起来好，因为它们生产力还可以，通过政府的高税收的政策，由后面一代养前面一代。
美国的不同点在哪里呢？就是靠股票市场来养前面那一代，而不是靠后面人缴税来养，因此美国的税率明显的低于欧洲。由于税率低，美国人的生产力，或者是美国人的开创力就比欧洲人要强，大家工作欲望也比欧洲人要强，为什么呢？因为赚的钱可以自己用，而把一切负担推给股票市场，这是它们最大的不同点。但我今天不是说要学北欧，或者要学美国，而是要学习它们的精神。我觉得美国精神的好处就是靠制度来保证藏富于民，用这个制度来保障老年人的老有所终、老有所养。
我们如何优雅地老去
如何保证社保基金有一个稳定的回报，我们老的时候才能有钱，我们才能优雅的变老。
王牧笛：老龄化是21世纪的三大世界性的难题（全球变暖、全球反恐、全球老龄化），但是你看刚才彭教授聊到北欧，郎教授说到美国，都有各自的处理方式。中国很奇怪，中国老龄化有几个特点，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中国老龄化速度是高于现代化速度的。现在人口经济学家创造了一个概念，叫“人口红利”。什么叫人口红利呢？就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问题人家统计了，说2009年是我国人口红利的峰值——最大获利点，之后慢慢到2015—2017年之后，人口红利会变成人口负债。
郎咸平：比如说像牧笛你就是个例子，比如你明年结婚，双方父母4个人，父母的父母8个人，你们两夫妻未来就要养12个人。你看多可怕，这就是所谓的从人口红利变人口负债。我们一对年轻人要养12个人，要养6对，这怎么养得起。因此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钱赚得不够，你现在可能赚4000～5000块一个月，你养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你赚40000～50000块就好很多。那么就回到我们刚刚的问题，就是人口负债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并没有藏富于民，老百姓还是比较贫穷，这就是我们明年开始面对的最大问题。
彭澎：我们现在社会的骨干，我们的主体就是中年人，中年人他不仅要养老年人，还要养小孩。中国中年人是很奇特的，比如用房子来讲，因为他的父母那一代住的房子是房改房，他们在计划经济时代也没赚什么钱，所以他们要改善现在的住房要靠中年人来买，而中年人他自己也得买房，当他小孩进入社会以后肯定也买不起房，因为房价太高，所以他要买3套房——为父母买，为自己买，还要为小孩买。
郎咸平：我正在干这种事，很辛苦的。
王牧笛：教授不用担心这个，教授是属于藏富于民的一类人。
郎咸平：这不叫藏富于民，我是非常少的少数。你看像美国那种藏富于民，就是给每一个老百姓财富，这才是真正的藏富于民。而藏富于少数人，那不叫藏富于民。我们目前是有这个问题在的——贫富悬殊过大。
彭澎：“民”就是一个广大的群体。
王牧笛：对，你看人均财富，现在就算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的财富也只相当于美国的九分之一。
郎咸平：而且你再算算我们的储蓄，我们怎么来奉养老人？家庭储蓄才25万亿，除上13亿人口的话，人均储蓄还不到两万，实际上这些存款的相当一部分还集中在少数人那里。如果你把前1%~5%的人的存款去掉的话，那更低了。因此现在看来原来藏富于民本身就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而这一点如果做不到的话，老龄化的问题就会出来，你就解决不了。
王牧笛：包括你看之前震惊全国的成都公交纵火案，那个被称为中国老龄化之殇，什么意思啊？那个张云良，62岁的一个老人，你看警方刻画他的形象就是一个老年堕落者的形象，怎么讲？他向子女无节制的要钱，不务正业，又嫖又赌，然后子女不给他钱，他就以自杀相威胁，后来报复社会——一把火烧出一个成都公交惨案。所以他就不是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而是老而为害，他极端的报复社会。
彭澎：老龄化社会包含了老年犯罪、老年人的心理危机等等。我觉得不能完全寄希望于藏富于民，因为藏富于民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两个方面：一个是靠自己的荷包，第二就是靠自己的下一代。我觉得还是要有制度的设计，一定要国家来强力干预养老体制。
王牧笛：但是现在跟养老金相关的制度建设举步维艰。
郎咸平：太难啦！
王牧笛：2009年8月份三审的那个《社会保险法》争议一大片，然后又加上经济形势不好，怕给企业增加负担，于是又推到下一年去了。
彭澎：但是我觉得这是应该做的，而且重点还要放在农村，因为我们的城市化还有很远的路程要走，相当多的农民还没进入城市。比如说从去年开始，广州市就对260万农民开始实施养老保险的计划，那么在未来3年，广州市80%以上的农民都会加入到养老保险。这种养老保险就是政府出一点，集体出一点，然后个人出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