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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我是董卓。来来来，让我抱抱，骑我的马回宫去。
刘协谢绝了，与董卓并马而行。[16]
据说就在这时，董卓起了更换皇帝的心思。
这当然靠不住。
没错，董卓是军阀，却不等于没脑子。他初进洛阳的时候，兵马其实只有三千。于是董卓就让这三千人每天晚上便装出城，第二天再换上军装大张旗鼓开进来，一连数日天天如此，结果人人都以为他有千军万马。[17]
董卓忽悠成功。
与此同时，他也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那就是京城里面的那些家伙其实并不难对付。于是，董卓决定来一个更大的动作，一举建立自己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
这个动作就是换皇帝。
公元189年9月28日（农历九月初一甲戌日），陈留王刘协被立为大汉天子，是为汉献帝。少帝刘辩则被废为弘农王，并在四个月后被杀。[18]
董卓又得手了。
然而此事却耐人寻味，因为皇帝换得非常仓促。可以说董卓刚刚入京，就立马把皇帝给换掉了。于是我们不禁想问：这家伙到底要干什么？[19]
这可是只有董卓才能回答的问题。也许，他的想法很简单：你们不是都怕皇帝，都听皇帝的吗？如果我连皇帝都能换，还怕你们不听我的？
何况废掉了少帝刘辩，就可以废掉何太后；而刘协是没有什么太后可以临朝的，他的生母王美人早就被何太后毒死。有孤儿，无寡母，天下岂非就是董卓的？
可惜董卓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就成了众矢之的。因为在正统的士大夫看来，君为臣纲，皇帝乃一国之本，岂能动摇？谁要随便换皇帝，谁就是乱臣贼子。
因此董卓的废立，就遭到了强烈抵制。董卓却不管不顾。他在大臣会议上说：当年大将军霍光废昌邑王，大司农田延年就按着剑说话（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今天也一样，有不同意的，军法从事！[20]
这可真是军阀作风。
其实平心而论，董卓并不以军阀自居。他进洛阳也不是为了当军阀，反倒是要建立新秩序的。他甚至知道要依靠士族，因此大规模地为党锢之祸的受害者平反，任命了一大批当年受宦官迫害的名士为官员。他自己从西北带来的老部下，反倒只能担任下级军官。[21]
这倒是难能可贵。
可惜事与愿违，士族并不愿意跟他合作，他也不知道怎样与士族合作。比如他想请名士蔡邕出山，蔡邕便称病不就。董卓的办法，居然是派人告诉蔡邕：我这个人喜欢灭人家族。蔡邕只好到京，最后被王允所杀。[22]
看来，董卓虽然也想依靠士族重建帝国新秩序，却并不知道新秩序应该怎样建立，自己又不按牌理出牌。结果是新秩序没能建立，旧秩序的寿命也到了头。
天下大乱已在所难免。
事实上，在经历了前面说过的那场大动乱后，外戚和宦官都已经无法重温旧梦。这时，如果董卓是士族，或者是士族能够接受的人，历史也许就会被改写。可惜，董卓却把自己变成了士族更为痛恨的对象。包括许多被他任命提拔的官员，后来也都成了他的掘墓人。
此刻，引狼入室的袁绍又该作何感想呢？
没有史料记载袁绍的想法，但他与董卓确实有过一次正面冲突，起因则正是换皇帝。董卓虽然专横跋扈，也知道如此大事需要有人支持。袁家四世三公，袁绍的叔叔袁隗又是当朝太傅，董卓便把袁绍叫来商量。
袁绍当然不能同意。
于是董卓勃然大怒，以手按剑骂道：臭小子！天下大事难道不是我说了算吗？老子要干的事，谁他妈的还敢反对？你以为董卓的刀不快，是不是？
袁绍也不含糊。他说：普天之下，难道只有董大人的刀快吗？说完，也拔出刀来，横刀长揖而去。[23]
当天，袁绍就逃出京城，直奔冀州。
我们同样无法知道袁绍当时的想法和心情。也许，这短短一个月的巨变开始让他成熟起来。至少，他应该明白了一点：在这个非常的动乱时期，门第名望等等都是没有用的，管用的只有枪杆子。谁掌握着枪杆子呢？军阀。把中央政府搞得名存实亡的又是谁呢？也是军阀。
因此，无论自救还是救国，都得把自己变成军阀。
事实上，袁绍就这么做了。
从门阀到军阀
袁绍成为军阀，是在他逃出洛阳的四个月后。
四个月内发生的事情不少。刘协做了皇帝，董卓当了相国，并享有三项特权：拜见皇帝时可以不报姓名，上朝时可以不小步快走，上殿时可以不脱鞋子不解佩剑，叫“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
这可是当年萧何的待遇。
可惜董卓不是萧何，做事也完全不讲礼义和章法。有人建议他重用天下名士以收众望，他照办了，还做得非常爽快。比如荀爽，从一介平民升到三公之位，便只用了九十三天，简直就是坐直升机。
士为知己者用，士族们看见了一线希望。
董卓自己，大约也很得意。
然而士族们很快就失望了，因为董卓同时又表现出野蛮暴戾的一面。他竟然放纵士兵闯入民宅，抢劫财物，强奸妇女，滥杀无辜，而且只杀富，不济贫。洛阳城内所有的豪门富户，都成了他刀下的猪羊。
诸如此类的罪行不可胜数，长此以往则国将不国。看来董卓的土匪本性根本就改不掉，跟他讲道理谈礼法更是对牛弹琴，唯一的办法就是灭了他。
东郡太守桥瑁（读如冒）挺身而出。他伪造了三公的文书，谎称皇帝和百官受董卓压迫无力自救，日夜盼望各地组织义兵共赴国难，拯救天下于倒悬。[24]
结果一呼百应。
初平元年（190）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读如皱）、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起兵组成联军，号称“关东义军”，指名道姓要讨伐国贼董卓。[25]
董卓的噩梦开始了。
当然是噩梦，而且让董卓恼羞成怒。因为讨董联军中有不少将领是董卓提拔任命的，比如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勃海太守袁绍等等，都是。[26]
袁绍也是董卓任命的吗？
没错。袁绍逃出京城后，董卓原本是要追捕的，却被名士周毖和伍琼劝阻。他们说，袁绍只是不识大体，其实胸无大志。与其逼他狗急跳墙，不如让他感恩戴德。袁家可是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啊！
董卓信以为真，便任命袁绍为勃海太守。[27]
韩馥、孔伷、刘岱、张邈，同样也是周毖和伍琼建议任命的。所以这些人一起兵，董卓就觉得上当受骗，一气之下便把周毖和伍琼杀了。[28]
如何对待士族，董卓已经完全没有了主张。
虎口脱险的袁绍却被联军公推为盟主，成为反董力量的一面旗帜。也就从这天起，他由门阀变成了军阀。
什么是门阀？什么是军阀？
简单地说，阀，就是江湖老大。成为阀，当然因为有权势和实力，能够把持某个领域，或在某些方面处于支配地位。军阀、财阀、学阀、党阀，都是。
不过最早的阀，是门阀。
实际上“阀”的本义，就是功劳和等级。古代仕宦人家的大门外，通常都有两根柱子，用来张贴他们家族的功绩和经历。其中，标榜功绩的叫阀，在左边；标榜经历的叫阅，在右边。两根柱子合起来，就叫阀阅。
除了阀阅，还有门望和门第。门望就是名气声望，门第就是贵贱等级。门望有高低，声望高的叫望族。门第也有高低，等级高的叫高门。门望（名气声望）、门第（贵贱等级）、阀阅（功绩经历），合起来就叫“门阀”。
当然，只有望族和高门才能这么叫。
那么，怎样才能成为望族和高门？读书做官，而且世代做官。换句话说，门阀，就是世代为官的显贵之家。只不过，这官必须是读书读来的，不能是买来的，也不能是打仗打来的。靠武力而成为豪强，那是军阀。
很清楚，门阀就是世代显贵的家族，军阀就是拥兵自重的集团。门阀靠门第声望，军阀靠武装力量。门第声望是斗不过武装力量的，所以门阀也斗不过军阀。门阀遇到军阀，那可是秀才遇到兵，除非他同时是军阀。
袁绍的时代，便是如此。
这并不奇怪。门阀成为阀，是因为垄断仕途。军阀要成气候，则必须中央政府垮台。中央控制不了地方，豪强就称霸；文官治理不了国家，军阀就横行。这时，差一点就成为统治阶级的士族，便只能交出统治权。
大小门阀如袁绍者流，也只能去做军阀。
这样的军阀当时很是不少。其中既有朝廷派到各地的州牧、刺史、太守，也有被称为“豪霸”和“豪帅”的土豪劣绅。他们有的在地方上称雄称霸，有的建立起自己的私人武装，有的利用官职实施割据。比如袁绍和袁术，就是门阀兼军阀；刘表和刘焉，则是宗室兼军阀。
袁术字公路，是袁绍的弟弟，司空袁逢的儿子，当然是门阀。刘表字景升，刘焉字君郎，都是鲁恭王之后，当然是宗室。他们也都招兵买马占地为王，当然是军阀。
实际上刘表和刘焉也都是州牧。刘表是荆州牧，刘焉是益州牧。朝廷把他们派到这两个地方，原本是希望保卫中央的，结果却被他们经营成了独立王国。[29]
关东联军中的各路诸侯也如此。他们的起兵，名为讨董卓，实为抢地盘。因此加盟以后，或明哲保身畏首畏尾，或醉生梦死得过且过，或心怀鬼胎混水摸鱼，或争权夺利自相残杀，没有一个当真救国。
比如冀州牧韩馥（读如腹）。
韩馥本是袁家的门生故吏，因此袁绍逃出京城就直奔冀州。然而韩馥却派了兵去监视，害得袁绍动弹不得。直到关东联军成立，袁绍才得以行动。
其实韩馥对于是否参加联军也举棋不定。东郡太守桥瑁假借三公名义的书信传到时，韩馥居然问部下：我们是应该帮袁绍，还是应该帮董卓？谋士刘子惠说：我们兴兵为国，讲什么袁绍、董卓！弄得韩馥面红耳赤。[30]
这样的货色，怎么会去打董卓？
其他人也不会。
结果是什么呢？是那边西北军还在肆虐，这边关东军已经火并。先是兖州刺史刘岱杀了东郡太守桥瑁，后是勃海太守袁绍干掉了冀州牧韩馥，然后再是袁绍和袁术互相拆台。袁术的做法，是联络北方的公孙瓒钳制袁绍；袁绍的办法，则是联络南方的刘表对付袁术。双方都使用了远交近攻的策略，而他们居然还是兄弟。
这下子，原本就动荡不安的帝国变得更加动荡，门阀的天下也变成了军阀的天下。董卓，这个其实并不想当军阀的军阀，让很多人成了军阀。
国难当头，民不聊生，被民脂民膏养肥的那帮家伙却还在鹬蚌相争，这实在让人看不下去。于是，有一个人终于站了出来，决心以一己之力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高举义旗，讨伐董卓，匡复汉室。
我们知道，他就是曹操。
曹操出手
曹操其实是最早起兵讨伐董卓的人，时间是在董卓废立皇帝之后三个月（中平六年十二月），地点在己吾（今河南宁陵），人马五千。当然，这是因为他散尽家财，并得到陈留孝廉卫兹的赞助。[31]
然而关东联军中，却没有他的一席地位。
这并不奇怪。曹操不是士族，反倒出身于士族最憎恶和蔑视的宦官家庭，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他也不是军阀，五千人的小部队实在不足为道。他甚至没有一官半职，奋武将军的头衔是袁绍所封，还是代理的。[32]
所以，关东联军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只有济北相鲍信另眼相看。鲍信对曹操说：当今之世，能够总揽英雄拨乱反正的，就只有足下了。足下是受天启的啊！[33]
鲍信没有看错，曹操的胸襟、眼光和谋略都远在袁绍之上。袁绍怂恿何进召董卓入京时，曹操就笑着说：宦官成为问题，责任本在人主。即便要治他们之罪，也当诛杀元凶。这是一个狱吏就能办到的，何必纷纷召外将乎？
于是曹操说：我断定袁绍会失败。[34]
结果，不幸而言中。
不过在联军组建之初，曹操仍抱有一线希望，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他们出兵，甚至不惜以身作则，亲自率领小部队与董卓军作战，差一点就战死沙场。幸亏堂弟曹洪把马让给他，这才得以脱身。
然而怎么样呢？
曹操回到酸枣大营，却只见关东军十几万人日日酒会夜夜笙歌。曹操悲愤地说：我等以道义起兵，却迟疑不敢前进。如此失天下之望，我为诸君感到羞耻！[35]
可惜还是没有人听他的。
当然，也没人感到羞耻。
盟主袁绍却在与韩馥谋划另立皇帝，选中的人是幽州牧刘虞。这就跟董卓没什么两样了，因此被曹操严词拒绝。曹操说：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幼主微弱，正待救援。诸位尽管北面（幽州），我自西向（长安）！[36]
刘虞自己也严词拒绝，袁绍和韩馥这才作罢。
鲍信则对曹操说，袁绍简直无异于另一个董卓。既然力不能制，那就避其锋芒，另谋发展。[37]
曹操也终于明白，世家大族徒有虚名，门阀根本就斗不过军阀。只有自己强大，才能实现理想。因此，他决定先把自己变成军阀，然后再来收拾山河。
那么，曹操又是怎样实现这一目标的？
略地，募兵，屯田，招贤。
地盘当然是打下来的。第一块是东郡，第二块是兖州。有了东郡，曹操就是太守；有了兖州，曹操就是州牧。地盘也有了，官位也有了，事情就好办了。
然而代价也很惨重，因为兖州牧的职位虽然由地方士绅推举代理，地盘其实却是从黄巾军手中夺过来的，为此还搭上了鲍信的一条性命，连尸体都没能找到。曹操只好用木头刻了鲍信的形象，痛哭一场安葬。
意外收获也有，就是原本聚集在青州，现在投降的黄巾军。曹操选其精锐编成队伍，号称“青州兵”。
与此同时，一个严峻的问题也摆在了曹操面前，那就是军粮和军饷。袁绍等人的做法，是“饥则寇略，饱则弃余”，也就是饿了就抢老百姓，饱了就把粮食乱扔。结果是什么呢？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如此难题，对曹操是一个考验。
曹操的办法是屯田。
屯田有两种。一种是军士和降卒耕种，叫军屯；另一种则是招募失地农民耕种，叫民屯。但无论哪种，都是军事化管理，土地的产权也都属于国家，耕牛和农具则由政府提供，同时收取五到六成的地租。
这并不成问题。由于连年战争，许多土地早已成为无主田亩，曹操便将其收归国有。耕牛和农具则是从黄巾军那里收缴来的。黄巾军是一种奇怪的组织，队伍当中除了战士，还有随军的家属和农民，生产工具当然自带。
显然，所谓屯田，就是居住军事化，耕作集体化，农业生产国营化。这就等于建立了军民合一的新社会，耕战合一的新军队，可谓最早的“生产建设兵团”。
曹操的军政府变成了农场主。
这是一笔极其合算的买卖。土地没花一分钱，可谓无本生意；地租高达五到六成，可谓牟取暴利；这支队伍平时能干，急时能战，既是粮库，又是兵源，可谓左右逢源，战士和农民从此有饭吃，大家也都愿意。由此，又解决了令人头疼的流民和治安问题，岂非一举多得？
实际上，就在曹操的军民丰衣足食之时，袁绍的士兵却在河北吃桑葚，袁术的士兵则在江淮吃河蚌，桑葚和河蚌都没有的就吃人，又岂能争锋争雄？[38]
这可真是高下立现。
代理兖州牧，就有了根据地；收编青州兵，就有了战斗队；实行屯田制，就有了大粮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曹操神闲气定，好整以暇。
更重要的是，他也有了人才库。
第一个来到曹操身边的重要人物是荀，时间在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年龄二十九岁。当时袁绍已经夺了韩馥的冀州，待荀彧以上宾之礼。荀彧却从袁绍那里出走，投奔了还只是东郡太守的曹操。
原因很简单：度绍终不能成大事。
曹操则喜出望外，说这就是我的子房（张良）啊！
荀彧也不负厚望。他后来担任汉侍中，守尚书令，在皇帝与曹操之间居中持重，成为曹操的总参谋长。到建安十七年被逼自杀，荀彧为曹操鞠躬尽瘁二十一年。[39]
郭嘉、荀攸和钟繇，也都是荀彧推荐的。
思贤若渴的曹操马上给荀攸写信：现在天下大乱，正是有劳智慧之士费心之时。先生袖手旁观，不觉得太久了一点吗？荀攸便立即来到曹操身边。[40]
程昱（读如预）也很有趣。兖州刺史刘岱请他当骑都尉，他说自己有病。曹操来到兖州，他却一叫就到。他的同乡问他为什么判若两人，程昱笑而不答。[41]
郭嘉却实话实说。
天生奇才郭嘉也是从袁绍那里出走的。临行前，他对袁绍的谋士辛评和郭图说：是聪明人，就得为自己找一个好老板。袁公未知用人之机，要想跟他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可是太难了！
这一年，曹操四十二岁。[42]
从首倡义兵帅军讨董，到屯田备战广纳人才，四十二岁的曹操已由血气方刚的青年将领，成长为胸有成竹的政治高手。相反，他那些当年的战友，现在的对手，却很少有什么出息和长进。天下将是谁的，已毋庸置疑。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尽管有准备未必一定有机会。但，如果既有准备又有机会，那就是天助了。
曹操就是这样的人。
而且那机会也说来就来。
爷，我是董卓。来来来，让我抱抱，骑我的马回宫去。
刘协谢绝了，与董卓并马而行。[16]
据说就在这时，董卓起了更换皇帝的心思。
这当然靠不住。
没错，董卓是军阀，却不等于没脑子。他初进洛阳的时候，兵马其实只有三千。于是董卓就让这三千人每天晚上便装出城，第二天再换上军装大张旗鼓开进来，一连数日天天如此，结果人人都以为他有千军万马。[17]
董卓忽悠成功。
与此同时，他也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那就是京城里面的那些家伙其实并不难对付。于是，董卓决定来一个更大的动作，一举建立自己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
这个动作就是换皇帝。
公元189年9月28日（农历九月初一甲戌日），陈留王刘协被立为大汉天子，是为汉献帝。少帝刘辩则被废为弘农王，并在四个月后被杀。[18]
董卓又得手了。
然而此事却耐人寻味，因为皇帝换得非常仓促。可以说董卓刚刚入京，就立马把皇帝给换掉了。于是我们不禁想问：这家伙到底要干什么？[19]
这可是只有董卓才能回答的问题。也许，他的想法很简单：你们不是都怕皇帝，都听皇帝的吗？如果我连皇帝都能换，还怕你们不听我的？
何况废掉了少帝刘辩，就可以废掉何太后；而刘协是没有什么太后可以临朝的，他的生母王美人早就被何太后毒死。有孤儿，无寡母，天下岂非就是董卓的？
可惜董卓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就成了众矢之的。因为在正统的士大夫看来，君为臣纲，皇帝乃一国之本，岂能动摇？谁要随便换皇帝，谁就是乱臣贼子。
因此董卓的废立，就遭到了强烈抵制。董卓却不管不顾。他在大臣会议上说：当年大将军霍光废昌邑王，大司农田延年就按着剑说话（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今天也一样，有不同意的，军法从事！[20]
这可真是军阀作风。
其实平心而论，董卓并不以军阀自居。他进洛阳也不是为了当军阀，反倒是要建立新秩序的。他甚至知道要依靠士族，因此大规模地为党锢之祸的受害者平反，任命了一大批当年受宦官迫害的名士为官员。他自己从西北带来的老部下，反倒只能担任下级军官。[21]
这倒是难能可贵。
可惜事与愿违，士族并不愿意跟他合作，他也不知道怎样与士族合作。比如他想请名士蔡邕出山，蔡邕便称病不就。董卓的办法，居然是派人告诉蔡邕：我这个人喜欢灭人家族。蔡邕只好到京，最后被王允所杀。[22]
看来，董卓虽然也想依靠士族重建帝国新秩序，却并不知道新秩序应该怎样建立，自己又不按牌理出牌。结果是新秩序没能建立，旧秩序的寿命也到了头。
天下大乱已在所难免。
事实上，在经历了前面说过的那场大动乱后，外戚和宦官都已经无法重温旧梦。这时，如果董卓是士族，或者是士族能够接受的人，历史也许就会被改写。可惜，董卓却把自己变成了士族更为痛恨的对象。包括许多被他任命提拔的官员，后来也都成了他的掘墓人。
此刻，引狼入室的袁绍又该作何感想呢？
没有史料记载袁绍的想法，但他与董卓确实有过一次正面冲突，起因则正是换皇帝。董卓虽然专横跋扈，也知道如此大事需要有人支持。袁家四世三公，袁绍的叔叔袁隗又是当朝太傅，董卓便把袁绍叫来商量。
袁绍当然不能同意。
于是董卓勃然大怒，以手按剑骂道：臭小子！天下大事难道不是我说了算吗？老子要干的事，谁他妈的还敢反对？你以为董卓的刀不快，是不是？
袁绍也不含糊。他说：普天之下，难道只有董大人的刀快吗？说完，也拔出刀来，横刀长揖而去。[23]
当天，袁绍就逃出京城，直奔冀州。
我们同样无法知道袁绍当时的想法和心情。也许，这短短一个月的巨变开始让他成熟起来。至少，他应该明白了一点：在这个非常的动乱时期，门第名望等等都是没有用的，管用的只有枪杆子。谁掌握着枪杆子呢？军阀。把中央政府搞得名存实亡的又是谁呢？也是军阀。
因此，无论自救还是救国，都得把自己变成军阀。
事实上，袁绍就这么做了。
从门阀到军阀
袁绍成为军阀，是在他逃出洛阳的四个月后。
四个月内发生的事情不少。刘协做了皇帝，董卓当了相国，并享有三项特权：拜见皇帝时可以不报姓名，上朝时可以不小步快走，上殿时可以不脱鞋子不解佩剑，叫“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
这可是当年萧何的待遇。
可惜董卓不是萧何，做事也完全不讲礼义和章法。有人建议他重用天下名士以收众望，他照办了，还做得非常爽快。比如荀爽，从一介平民升到三公之位，便只用了九十三天，简直就是坐直升机。
士为知己者用，士族们看见了一线希望。
董卓自己，大约也很得意。
然而士族们很快就失望了，因为董卓同时又表现出野蛮暴戾的一面。他竟然放纵士兵闯入民宅，抢劫财物，强奸妇女，滥杀无辜，而且只杀富，不济贫。洛阳城内所有的豪门富户，都成了他刀下的猪羊。
诸如此类的罪行不可胜数，长此以往则国将不国。看来董卓的土匪本性根本就改不掉，跟他讲道理谈礼法更是对牛弹琴，唯一的办法就是灭了他。
东郡太守桥瑁（读如冒）挺身而出。他伪造了三公的文书，谎称皇帝和百官受董卓压迫无力自救，日夜盼望各地组织义兵共赴国难，拯救天下于倒悬。[24]
结果一呼百应。
初平元年（190）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读如皱）、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起兵组成联军，号称“关东义军”，指名道姓要讨伐国贼董卓。[25]
董卓的噩梦开始了。
当然是噩梦，而且让董卓恼羞成怒。因为讨董联军中有不少将领是董卓提拔任命的，比如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勃海太守袁绍等等，都是。[26]
袁绍也是董卓任命的吗？
没错。袁绍逃出京城后，董卓原本是要追捕的，却被名士周毖和伍琼劝阻。他们说，袁绍只是不识大体，其实胸无大志。与其逼他狗急跳墙，不如让他感恩戴德。袁家可是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啊！
董卓信以为真，便任命袁绍为勃海太守。[27]
韩馥、孔伷、刘岱、张邈，同样也是周毖和伍琼建议任命的。所以这些人一起兵，董卓就觉得上当受骗，一气之下便把周毖和伍琼杀了。[28]
如何对待士族，董卓已经完全没有了主张。
虎口脱险的袁绍却被联军公推为盟主，成为反董力量的一面旗帜。也就从这天起，他由门阀变成了军阀。
什么是门阀？什么是军阀？
简单地说，阀，就是江湖老大。成为阀，当然因为有权势和实力，能够把持某个领域，或在某些方面处于支配地位。军阀、财阀、学阀、党阀，都是。
不过最早的阀，是门阀。
实际上“阀”的本义，就是功劳和等级。古代仕宦人家的大门外，通常都有两根柱子，用来张贴他们家族的功绩和经历。其中，标榜功绩的叫阀，在左边；标榜经历的叫阅，在右边。两根柱子合起来，就叫阀阅。
除了阀阅，还有门望和门第。门望就是名气声望，门第就是贵贱等级。门望有高低，声望高的叫望族。门第也有高低，等级高的叫高门。门望（名气声望）、门第（贵贱等级）、阀阅（功绩经历），合起来就叫“门阀”。
当然，只有望族和高门才能这么叫。
那么，怎样才能成为望族和高门？读书做官，而且世代做官。换句话说，门阀，就是世代为官的显贵之家。只不过，这官必须是读书读来的，不能是买来的，也不能是打仗打来的。靠武力而成为豪强，那是军阀。
很清楚，门阀就是世代显贵的家族，军阀就是拥兵自重的集团。门阀靠门第声望，军阀靠武装力量。门第声望是斗不过武装力量的，所以门阀也斗不过军阀。门阀遇到军阀，那可是秀才遇到兵，除非他同时是军阀。
袁绍的时代，便是如此。
这并不奇怪。门阀成为阀，是因为垄断仕途。军阀要成气候，则必须中央政府垮台。中央控制不了地方，豪强就称霸；文官治理不了国家，军阀就横行。这时，差一点就成为统治阶级的士族，便只能交出统治权。
大小门阀如袁绍者流，也只能去做军阀。
这样的军阀当时很是不少。其中既有朝廷派到各地的州牧、刺史、太守，也有被称为“豪霸”和“豪帅”的土豪劣绅。他们有的在地方上称雄称霸，有的建立起自己的私人武装，有的利用官职实施割据。比如袁绍和袁术，就是门阀兼军阀；刘表和刘焉，则是宗室兼军阀。
袁术字公路，是袁绍的弟弟，司空袁逢的儿子，当然是门阀。刘表字景升，刘焉字君郎，都是鲁恭王之后，当然是宗室。他们也都招兵买马占地为王，当然是军阀。
实际上刘表和刘焉也都是州牧。刘表是荆州牧，刘焉是益州牧。朝廷把他们派到这两个地方，原本是希望保卫中央的，结果却被他们经营成了独立王国。[29]
关东联军中的各路诸侯也如此。他们的起兵，名为讨董卓，实为抢地盘。因此加盟以后，或明哲保身畏首畏尾，或醉生梦死得过且过，或心怀鬼胎混水摸鱼，或争权夺利自相残杀，没有一个当真救国。
比如冀州牧韩馥（读如腹）。
韩馥本是袁家的门生故吏，因此袁绍逃出京城就直奔冀州。然而韩馥却派了兵去监视，害得袁绍动弹不得。直到关东联军成立，袁绍才得以行动。
其实韩馥对于是否参加联军也举棋不定。东郡太守桥瑁假借三公名义的书信传到时，韩馥居然问部下：我们是应该帮袁绍，还是应该帮董卓？谋士刘子惠说：我们兴兵为国，讲什么袁绍、董卓！弄得韩馥面红耳赤。[30]
这样的货色，怎么会去打董卓？
其他人也不会。
结果是什么呢？是那边西北军还在肆虐，这边关东军已经火并。先是兖州刺史刘岱杀了东郡太守桥瑁，后是勃海太守袁绍干掉了冀州牧韩馥，然后再是袁绍和袁术互相拆台。袁术的做法，是联络北方的公孙瓒钳制袁绍；袁绍的办法，则是联络南方的刘表对付袁术。双方都使用了远交近攻的策略，而他们居然还是兄弟。
这下子，原本就动荡不安的帝国变得更加动荡，门阀的天下也变成了军阀的天下。董卓，这个其实并不想当军阀的军阀，让很多人成了军阀。
国难当头，民不聊生，被民脂民膏养肥的那帮家伙却还在鹬蚌相争，这实在让人看不下去。于是，有一个人终于站了出来，决心以一己之力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高举义旗，讨伐董卓，匡复汉室。
我们知道，他就是曹操。
曹操出手
曹操其实是最早起兵讨伐董卓的人，时间是在董卓废立皇帝之后三个月（中平六年十二月），地点在己吾（今河南宁陵），人马五千。当然，这是因为他散尽家财，并得到陈留孝廉卫兹的赞助。[31]
然而关东联军中，却没有他的一席地位。
这并不奇怪。曹操不是士族，反倒出身于士族最憎恶和蔑视的宦官家庭，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他也不是军阀，五千人的小部队实在不足为道。他甚至没有一官半职，奋武将军的头衔是袁绍所封，还是代理的。[32]
所以，关东联军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只有济北相鲍信另眼相看。鲍信对曹操说：当今之世，能够总揽英雄拨乱反正的，就只有足下了。足下是受天启的啊！[33]
鲍信没有看错，曹操的胸襟、眼光和谋略都远在袁绍之上。袁绍怂恿何进召董卓入京时，曹操就笑着说：宦官成为问题，责任本在人主。即便要治他们之罪，也当诛杀元凶。这是一个狱吏就能办到的，何必纷纷召外将乎？
于是曹操说：我断定袁绍会失败。[34]
结果，不幸而言中。
不过在联军组建之初，曹操仍抱有一线希望，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他们出兵，甚至不惜以身作则，亲自率领小部队与董卓军作战，差一点就战死沙场。幸亏堂弟曹洪把马让给他，这才得以脱身。
然而怎么样呢？
曹操回到酸枣大营，却只见关东军十几万人日日酒会夜夜笙歌。曹操悲愤地说：我等以道义起兵，却迟疑不敢前进。如此失天下之望，我为诸君感到羞耻！[35]
可惜还是没有人听他的。
当然，也没人感到羞耻。
盟主袁绍却在与韩馥谋划另立皇帝，选中的人是幽州牧刘虞。这就跟董卓没什么两样了，因此被曹操严词拒绝。曹操说：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幼主微弱，正待救援。诸位尽管北面（幽州），我自西向（长安）！[36]
刘虞自己也严词拒绝，袁绍和韩馥这才作罢。
鲍信则对曹操说，袁绍简直无异于另一个董卓。既然力不能制，那就避其锋芒，另谋发展。[37]
曹操也终于明白，世家大族徒有虚名，门阀根本就斗不过军阀。只有自己强大，才能实现理想。因此，他决定先把自己变成军阀，然后再来收拾山河。
那么，曹操又是怎样实现这一目标的？
略地，募兵，屯田，招贤。
地盘当然是打下来的。第一块是东郡，第二块是兖州。有了东郡，曹操就是太守；有了兖州，曹操就是州牧。地盘也有了，官位也有了，事情就好办了。
然而代价也很惨重，因为兖州牧的职位虽然由地方士绅推举代理，地盘其实却是从黄巾军手中夺过来的，为此还搭上了鲍信的一条性命，连尸体都没能找到。曹操只好用木头刻了鲍信的形象，痛哭一场安葬。
意外收获也有，就是原本聚集在青州，现在投降的黄巾军。曹操选其精锐编成队伍，号称“青州兵”。
与此同时，一个严峻的问题也摆在了曹操面前，那就是军粮和军饷。袁绍等人的做法，是“饥则寇略，饱则弃余”，也就是饿了就抢老百姓，饱了就把粮食乱扔。结果是什么呢？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如此难题，对曹操是一个考验。
曹操的办法是屯田。
屯田有两种。一种是军士和降卒耕种，叫军屯；另一种则是招募失地农民耕种，叫民屯。但无论哪种，都是军事化管理，土地的产权也都属于国家，耕牛和农具则由政府提供，同时收取五到六成的地租。
这并不成问题。由于连年战争，许多土地早已成为无主田亩，曹操便将其收归国有。耕牛和农具则是从黄巾军那里收缴来的。黄巾军是一种奇怪的组织，队伍当中除了战士，还有随军的家属和农民，生产工具当然自带。
显然，所谓屯田，就是居住军事化，耕作集体化，农业生产国营化。这就等于建立了军民合一的新社会，耕战合一的新军队，可谓最早的“生产建设兵团”。
曹操的军政府变成了农场主。
这是一笔极其合算的买卖。土地没花一分钱，可谓无本生意；地租高达五到六成，可谓牟取暴利；这支队伍平时能干，急时能战，既是粮库，又是兵源，可谓左右逢源，战士和农民从此有饭吃，大家也都愿意。由此，又解决了令人头疼的流民和治安问题，岂非一举多得？
实际上，就在曹操的军民丰衣足食之时，袁绍的士兵却在河北吃桑葚，袁术的士兵则在江淮吃河蚌，桑葚和河蚌都没有的就吃人，又岂能争锋争雄？[38]
这可真是高下立现。
代理兖州牧，就有了根据地；收编青州兵，就有了战斗队；实行屯田制，就有了大粮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曹操神闲气定，好整以暇。
更重要的是，他也有了人才库。
第一个来到曹操身边的重要人物是荀，时间在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年龄二十九岁。当时袁绍已经夺了韩馥的冀州，待荀彧以上宾之礼。荀彧却从袁绍那里出走，投奔了还只是东郡太守的曹操。
原因很简单：度绍终不能成大事。
曹操则喜出望外，说这就是我的子房（张良）啊！
荀彧也不负厚望。他后来担任汉侍中，守尚书令，在皇帝与曹操之间居中持重，成为曹操的总参谋长。到建安十七年被逼自杀，荀彧为曹操鞠躬尽瘁二十一年。[39]
郭嘉、荀攸和钟繇，也都是荀彧推荐的。
思贤若渴的曹操马上给荀攸写信：现在天下大乱，正是有劳智慧之士费心之时。先生袖手旁观，不觉得太久了一点吗？荀攸便立即来到曹操身边。[40]
程昱（读如预）也很有趣。兖州刺史刘岱请他当骑都尉，他说自己有病。曹操来到兖州，他却一叫就到。他的同乡问他为什么判若两人，程昱笑而不答。[41]
郭嘉却实话实说。
天生奇才郭嘉也是从袁绍那里出走的。临行前，他对袁绍的谋士辛评和郭图说：是聪明人，就得为自己找一个好老板。袁公未知用人之机，要想跟他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可是太难了！
这一年，曹操四十二岁。[42]
从首倡义兵帅军讨董，到屯田备战广纳人才，四十二岁的曹操已由血气方刚的青年将领，成长为胸有成竹的政治高手。相反，他那些当年的战友，现在的对手，却很少有什么出息和长进。天下将是谁的，已毋庸置疑。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尽管有准备未必一定有机会。但，如果既有准备又有机会，那就是天助了。
曹操就是这样的人。
而且那机会也说来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