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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她又说了一遍。咳嗽般吐出一个“CO”，舌尖舔过牙齿间缝隙爆发有力的“SE”，最后是个微不足道的清辅音“T”。“Cosette.”
看着她的眼睛，猩红的眼眶，雪白的黏膜让人微微战栗，乌黑透亮的眼球里头，瞳仁宛如黑洞，像是能吸收所有男人的目光。
她叫珂赛特。这个饥饿的春夜，我吃完了十二个牛肉丸子，告别了十二岁的珂赛特，我会再来的。春天，我重新读完了《悲惨世界》，那是一场异常艰难的行军跋涉，断断续续啃着嚼着敲骨吸髓般吮吸着每一个字。密密麻麻的叙述与抒情以及评论，宛如滑铁卢上英国方阵的矛尖。我几乎也深陷于拿破仑的困境，在威灵顿公爵的壕沟前尝尽了苦头。
那个春天无比漫长，刚刚经历南方大雪灾，等待北京欢迎你，迎来的却是汶川大地震，陪伴我度过这段时光的，通常是麻辣烫店里的珂赛特。
老板是个早衰的男人，操着浓浓的四川口音，地震那会儿总是盯着店里的小电视屏幕。老板娘是个肥胖的女人，挽着头发高声大气地说话，但能看出她年轻时有几分姿色，或许现在也没多大年纪。店里没有雇用伙计——珂赛特除外，我经常半夜看到这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拿着块抹布拼命擦桌子，去超市里打酱油、买啤酒，顺便给客人递餐巾纸，当然老板是绝不会让她碰钱的。我还会看到两个小女孩，一个年纪跟珂赛特差不多，还有一个尚未读书——她们是老板和老板娘的女儿，从脸型和眼睛能看出是亲生的。
看我经常光临小店，老板娘对我很热情。何况我跟杀马特风格的发廊小弟、对面夜总会下夜班的公主、附近群租房里的无业游民并不太相同。老板娘是珂赛特的舅妈，老板自然是她的舅舅，但我无法确认他们是否真有血缘关系。
至于“珂赛特”——老板和老板娘也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显然没看过小女孩像宝贝似的藏在床底下的书。
她到底叫什么？对于麻辣烫店里的人们来说，这并不重要。反正没人叫过她的名字，总是“哎”“那个谁”“小妹儿”……那天夜里，麻辣烫店关着卷帘门，珂赛特独自坐在水泥台阶上，借着隔壁足浴店暧昧的灯光，低头读着《悲惨世界》第三部“马吕斯”第一章“从巴黎的原子看巴黎”。
当我走到她面前，小女孩匆忙合上书本说“：先生，今天店里不开门，您不用等了。”
我摇摇头，坐在珂赛特身旁，陪她看书。“先生，您为什么总是来看我？”“因为你叫珂赛特。”“珂赛特只是个普通的名字，先生。”“听我说，你喜欢这里吗？”“我不喜欢这里，但我出生在这里。”“你生在上海？”
“嗯，但我还没断奶，就被送回了老家，外公外婆把我养大的。”
“珂赛特，你的爸爸妈妈呢？”“我不知道爸爸是谁。那时候，妈妈在这边上班，就是这家店，他们都记得我妈。”小女孩指了指隔壁的足浴店，“后来啊，她去了一个叫东莞的地方，再也没回来看过我。”
珂赛特有双特别的眼睛，与这年龄和小脸蛋极不相称的，像在墙壁上画出来的大大的眼睛，深夜里幽幽的乌黑目光，足以吓走所有孤魂野鬼。我懂了。
小女孩的老家在深山里头。从县城坐中巴车上盘山公路要一个钟头，下车后再走二十里，之后爬过两道悬崖一座吊桥，直到白云缭绕的山巅，才到家。那里有座乡村小学，只有一个民办教师。她很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语文课，二年级就可以给外公念《人民日报》了，虽说都是迟到一年的旧闻。三年级下学期，老师还没被抓起来，总喜欢摸她的小辫子。在破洞漏风的校舍里，教室最后一排，朽烂的木头课桌十多年没人坐过，断裂的桌脚下垫着几本破书。她好奇地把书搬出来，吹去封面上的木屑和尘土，露出灰色窗格般的封面——《悲惨世界》。这些书是很多年前，有人捐献给希望工程的。她偷偷把这五本书带回家，小心翼翼地打开，所有纸张都布满污渍，每个字里都挤进灰尘，一股牲口粪便与小孩尿裤子的气味扑面而来。
在一八一五年，迪涅的主教是查理·弗朗索瓦·卞福汝·米里哀先生。他是个七十五岁左右的老人，从一八〇六年起，他已就任迪涅区主教的职位……平生第一次读小说，教科书以外的第一本书。在炊烟与白云交织的山巅，苞谷堆积的瓦房屋檐下，她不知道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的人和事、这样的芳汀、这样的珂赛特、这样的马吕斯、这样的冉阿让。虽然，她认得一两千个汉字，但不知道法国在什么地方，只晓得非常遥远，也不明白什么是天主教，只记得县城里有座高耸的教堂。除了在电视上，她从未见过外国人，更不懂拿破仑是谁，路易十八又是什么货色。整个暑期，她捧着五本书，大声朗读每一页，仔细揣摩其中意思——几乎每个字都能理解，但要是连成整页纸，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冬天，大雪降落群山，第二遍读《悲惨世界》。独自坐在教室，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叫声，山雀啊山雀，你们干吗不做候鸟飞去南方？她一边看着珂赛特与芳汀，一边用弹弓打鸟，等到冉阿让寿终正寝的那天，雪地里堆满羽毛和腐烂的小鸟。她给自己取名为珂赛特。
第三遍读《悲惨世界》，珂赛特四年级了，越长越像芳汀的女儿。她用春天读完第一部“芳汀”和第二部“珂赛特”，又用整个夏天花痴第三部“马吕斯”，直到山上枫叶红透，她才读完第四部“卜吕梅街的儿女情和圣丹尼街的英雄血”，到再度飘雪的冬夜，她点灯读完了第五部“冉阿让”。
二〇〇八年的春节，妈妈没有回来看女儿，说是大雪封山，阻断了回家的铁路。珂赛特四五年没见过妈妈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恰逢其时地给了一个温暖的借口罢了。
过完年，外公在去县城卖山货的路上被摩托车撞死，外婆中风在床上，珂赛特照顾了她一个月，可外婆还是没熬过清明就脚一蹬去了，再也没人能照顾他们的外孙女了。舅舅和舅妈从上海回来奔丧，在两位老人的葬礼上，请来女民间艺术家跳脱衣舞，总算收回了办丧事的白包。那时，舅舅给珂赛特在东莞的妈妈打了十几个电话都是关机。
于是，珂赛特跟随着舅舅和舅妈，回到自己出生的城市，妈妈工作过的地方隔壁，弥漫着德纳第客栈气味的麻辣烫店。这年春天，在上海，普陀区，澳门路，麻辣烫店，她决定重读《悲惨世界》，第四遍。“先生，我争取这一遍能彻底读懂这本书。”
珂赛特的目光在上海的子夜闪烁，就像在孟费郿的暗夜森林第一次与冉阿让相遇，只是双眼的巩膜白得有些吓人。
; “什么？”她又说了一遍。咳嗽般吐出一个“CO”，舌尖舔过牙齿间缝隙爆发有力的“SE”，最后是个微不足道的清辅音“T”。“Cosette.”
看着她的眼睛，猩红的眼眶，雪白的黏膜让人微微战栗，乌黑透亮的眼球里头，瞳仁宛如黑洞，像是能吸收所有男人的目光。
她叫珂赛特。这个饥饿的春夜，我吃完了十二个牛肉丸子，告别了十二岁的珂赛特，我会再来的。春天，我重新读完了《悲惨世界》，那是一场异常艰难的行军跋涉，断断续续啃着嚼着敲骨吸髓般吮吸着每一个字。密密麻麻的叙述与抒情以及评论，宛如滑铁卢上英国方阵的矛尖。我几乎也深陷于拿破仑的困境，在威灵顿公爵的壕沟前尝尽了苦头。
那个春天无比漫长，刚刚经历南方大雪灾，等待北京欢迎你，迎来的却是汶川大地震，陪伴我度过这段时光的，通常是麻辣烫店里的珂赛特。
老板是个早衰的男人，操着浓浓的四川口音，地震那会儿总是盯着店里的小电视屏幕。老板娘是个肥胖的女人，挽着头发高声大气地说话，但能看出她年轻时有几分姿色，或许现在也没多大年纪。店里没有雇用伙计——珂赛特除外，我经常半夜看到这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拿着块抹布拼命擦桌子，去超市里打酱油、买啤酒，顺便给客人递餐巾纸，当然老板是绝不会让她碰钱的。我还会看到两个小女孩，一个年纪跟珂赛特差不多，还有一个尚未读书——她们是老板和老板娘的女儿，从脸型和眼睛能看出是亲生的。
看我经常光临小店，老板娘对我很热情。何况我跟杀马特风格的发廊小弟、对面夜总会下夜班的公主、附近群租房里的无业游民并不太相同。老板娘是珂赛特的舅妈，老板自然是她的舅舅，但我无法确认他们是否真有血缘关系。
至于“珂赛特”——老板和老板娘也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显然没看过小女孩像宝贝似的藏在床底下的书。
她到底叫什么？对于麻辣烫店里的人们来说，这并不重要。反正没人叫过她的名字，总是“哎”“那个谁”“小妹儿”……那天夜里，麻辣烫店关着卷帘门，珂赛特独自坐在水泥台阶上，借着隔壁足浴店暧昧的灯光，低头读着《悲惨世界》第三部“马吕斯”第一章“从巴黎的原子看巴黎”。
当我走到她面前，小女孩匆忙合上书本说“：先生，今天店里不开门，您不用等了。”
我摇摇头，坐在珂赛特身旁，陪她看书。“先生，您为什么总是来看我？”“因为你叫珂赛特。”“珂赛特只是个普通的名字，先生。”“听我说，你喜欢这里吗？”“我不喜欢这里，但我出生在这里。”“你生在上海？”
“嗯，但我还没断奶，就被送回了老家，外公外婆把我养大的。”
“珂赛特，你的爸爸妈妈呢？”“我不知道爸爸是谁。那时候，妈妈在这边上班，就是这家店，他们都记得我妈。”小女孩指了指隔壁的足浴店，“后来啊，她去了一个叫东莞的地方，再也没回来看过我。”
珂赛特有双特别的眼睛，与这年龄和小脸蛋极不相称的，像在墙壁上画出来的大大的眼睛，深夜里幽幽的乌黑目光，足以吓走所有孤魂野鬼。我懂了。
小女孩的老家在深山里头。从县城坐中巴车上盘山公路要一个钟头，下车后再走二十里，之后爬过两道悬崖一座吊桥，直到白云缭绕的山巅，才到家。那里有座乡村小学，只有一个民办教师。她很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语文课，二年级就可以给外公念《人民日报》了，虽说都是迟到一年的旧闻。三年级下学期，老师还没被抓起来，总喜欢摸她的小辫子。在破洞漏风的校舍里，教室最后一排，朽烂的木头课桌十多年没人坐过，断裂的桌脚下垫着几本破书。她好奇地把书搬出来，吹去封面上的木屑和尘土，露出灰色窗格般的封面——《悲惨世界》。这些书是很多年前，有人捐献给希望工程的。她偷偷把这五本书带回家，小心翼翼地打开，所有纸张都布满污渍，每个字里都挤进灰尘，一股牲口粪便与小孩尿裤子的气味扑面而来。
在一八一五年，迪涅的主教是查理·弗朗索瓦·卞福汝·米里哀先生。他是个七十五岁左右的老人，从一八〇六年起，他已就任迪涅区主教的职位……平生第一次读小说，教科书以外的第一本书。在炊烟与白云交织的山巅，苞谷堆积的瓦房屋檐下，她不知道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的人和事、这样的芳汀、这样的珂赛特、这样的马吕斯、这样的冉阿让。虽然，她认得一两千个汉字，但不知道法国在什么地方，只晓得非常遥远，也不明白什么是天主教，只记得县城里有座高耸的教堂。除了在电视上，她从未见过外国人，更不懂拿破仑是谁，路易十八又是什么货色。整个暑期，她捧着五本书，大声朗读每一页，仔细揣摩其中意思——几乎每个字都能理解，但要是连成整页纸，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冬天，大雪降落群山，第二遍读《悲惨世界》。独自坐在教室，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叫声，山雀啊山雀，你们干吗不做候鸟飞去南方？她一边看着珂赛特与芳汀，一边用弹弓打鸟，等到冉阿让寿终正寝的那天，雪地里堆满羽毛和腐烂的小鸟。她给自己取名为珂赛特。
第三遍读《悲惨世界》，珂赛特四年级了，越长越像芳汀的女儿。她用春天读完第一部“芳汀”和第二部“珂赛特”，又用整个夏天花痴第三部“马吕斯”，直到山上枫叶红透，她才读完第四部“卜吕梅街的儿女情和圣丹尼街的英雄血”，到再度飘雪的冬夜，她点灯读完了第五部“冉阿让”。
二〇〇八年的春节，妈妈没有回来看女儿，说是大雪封山，阻断了回家的铁路。珂赛特四五年没见过妈妈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恰逢其时地给了一个温暖的借口罢了。
过完年，外公在去县城卖山货的路上被摩托车撞死，外婆中风在床上，珂赛特照顾了她一个月，可外婆还是没熬过清明就脚一蹬去了，再也没人能照顾他们的外孙女了。舅舅和舅妈从上海回来奔丧，在两位老人的葬礼上，请来女民间艺术家跳脱衣舞，总算收回了办丧事的白包。那时，舅舅给珂赛特在东莞的妈妈打了十几个电话都是关机。
于是，珂赛特跟随着舅舅和舅妈，回到自己出生的城市，妈妈工作过的地方隔壁，弥漫着德纳第客栈气味的麻辣烫店。这年春天，在上海，普陀区，澳门路，麻辣烫店，她决定重读《悲惨世界》，第四遍。“先生，我争取这一遍能彻底读懂这本书。”
珂赛特的目光在上海的子夜闪烁，就像在孟费郿的暗夜森林第一次与冉阿让相遇，只是双眼的巩膜白得有些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