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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淦昌教授收到电报后，马上把受伤还未痊愈的李政道接到自己家中养伤，轻易不让出门，并苦口婆心的加以劝说，这才断了李政道从军的念头。但是，身在重庆的束星北教授依旧不放心，他最终决定把李政道接到重庆。李政道伤势痊愈后，在束星北推荐下，进入了在昆明落脚办学的西南联大物理系二年级，师从束星北的好友，物理学家吴大猷教授，继续攻读他心爱的物理学。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李政道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31岁那年，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离开浙江大学53年后，在浙江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李政道感慨地说道：“我在浙大读书虽然只有一年，但追寻西迁的浙大却用了三个年头，青春岁月中的四个年头我是与浙大紧密相连的，以此为起点，物理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一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细推物理之乐。母校百年，我在一年，百中之一，已得益匪浅。”
1944年10月22日，贵州遵义城北50公里处的娄山关，开来了一辆当时当地很罕见的小汽车。
驾车的是一名英国人，名叫李约瑟。他的身份是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副驾驶上坐的是他44岁的妻子李大斐。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考察4年前搬迁到此的国立浙江大学。
李约瑟原名约瑟夫?尼达姆，1900年出生在伦敦，23岁时获得剑桥大学冈维尔?凯思学院哲学博士学位，此后又以研究生物化学而闻名。31岁时他出版《化学胚胎学》一书，被称为“化学胚胎学之父”。1937年，在三位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下，李约瑟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他还特意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古代文人才有的号：“十宿道人”，而中国人记住的则是他的中文名字：李约瑟。
李约瑟在1942年到1946年的时候，作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一个会员，作为一个生物化学家，搞生物胚胎学研究的一个学者，那么被英国政府派到中国来，进行抗战期间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的考察。
1942年，李约瑟作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来到中国，援助战时中国的科学与教育。他亲自驾车，走遍中国大后方的十个省，访问三百多个文化教育和科研机构。六个月前，李约瑟已经到过国立浙江大学，但只是匆匆路过。这一次，他是受校长竺可桢的邀请，专程到遵义参加中国科学社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李约瑟是中国科学社的名誉社员。
中国科学社是1914年，由赵元任、杨杏佛等7位中国留美学生发起。在哈佛大学学习气象学的竺可桢随后加入。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
王淦昌教授收到电报后，马上把受伤还未痊愈的李政道接到自己家中养伤，轻易不让出门，并苦口婆心的加以劝说，这才断了李政道从军的念头。但是，身在重庆的束星北教授依旧不放心，他最终决定把李政道接到重庆。李政道伤势痊愈后，在束星北推荐下，进入了在昆明落脚办学的西南联大物理系二年级，师从束星北的好友，物理学家吴大猷教授，继续攻读他心爱的物理学。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李政道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31岁那年，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离开浙江大学53年后，在浙江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李政道感慨地说道：“我在浙大读书虽然只有一年，但追寻西迁的浙大却用了三个年头，青春岁月中的四个年头我是与浙大紧密相连的，以此为起点，物理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一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细推物理之乐。母校百年，我在一年，百中之一，已得益匪浅。”
1944年10月22日，贵州遵义城北50公里处的娄山关，开来了一辆当时当地很罕见的小汽车。
驾车的是一名英国人，名叫李约瑟。他的身份是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副驾驶上坐的是他44岁的妻子李大斐。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考察4年前搬迁到此的国立浙江大学。
李约瑟原名约瑟夫?尼达姆，1900年出生在伦敦，23岁时获得剑桥大学冈维尔?凯思学院哲学博士学位，此后又以研究生物化学而闻名。31岁时他出版《化学胚胎学》一书，被称为“化学胚胎学之父”。1937年，在三位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下，李约瑟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他还特意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古代文人才有的号：“十宿道人”，而中国人记住的则是他的中文名字：李约瑟。
李约瑟在1942年到1946年的时候，作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一个会员，作为一个生物化学家，搞生物胚胎学研究的一个学者，那么被英国政府派到中国来，进行抗战期间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的考察。
1942年，李约瑟作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来到中国，援助战时中国的科学与教育。他亲自驾车，走遍中国大后方的十个省，访问三百多个文化教育和科研机构。六个月前，李约瑟已经到过国立浙江大学，但只是匆匆路过。这一次，他是受校长竺可桢的邀请，专程到遵义参加中国科学社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李约瑟是中国科学社的名誉社员。
中国科学社是1914年，由赵元任、杨杏佛等7位中国留美学生发起。在哈佛大学学习气象学的竺可桢随后加入。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