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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号院子空坝,算是老院子的一部分。以前的六号院子,也只剩有这个空坝、一截院墙和大门,其他全坍塌成废墟,在十三年前修成一幢六层高的小白楼房。六号院子、七号院子、八号院子,当然包括一些零星搭建的平房,是野猫溪副巷上最主要的房子。这幢楼房在整个贫民区歪斜破烂尚存的黑乎乎的吊脚楼、泥砖和木房中间,非常醒目。
那时父亲尚在。修建小白楼房时,原住户都各自想办法搬离。父母说人老了,去新地方两眼一抹黑,不好。他们不肯离开老地方,就租了七号院子一间房。
楼建好后,为尽孝心,我给他们买了五层楼临江的两室一厅,带厨房和卫生间。内销房,价格比外销房便宜好多倍。但是原住户凭可怜的工资大都无钱买房,只有彻底搬走,只有程光头和妓女张妈的儿子两户搬了回来,前者是几个儿女把积蓄拿出来,凑齐钱,后者是儿子借了银行贷款。其他住户都是新面孔。不过十三年住下来,陌生邻居也皆成了老熟人。母亲的丧事,他们倒是很给面子,凑个份子,人前人后递个水,移个凳子。
看见幺舅坐在一张桌子前,我朝他走过去。
我握着幺舅的手,问好。几年没见,他头发几乎全白。他接到电话,就带着三个孩子过江来。说是就这么一个亲姐姐,他的一家子得给她守灵。他明显哭过,眼睛还红肿着,神情很哀伤。我说,“幺舅,你是我们的长辈,丧事办得有不对的地方,请千万指点!”
他说,“三娃子很能干,灵堂设得不错。”
这下我才仔细打量:紧靠老院子残墙,扎了四米多长的花牌,深绿色底,配有黄色花朵图案,挂着驾鹤西去的横幛,花牌正前方放灵柩,后方正中央墙上是母亲遗像,扎了黑纱,周围放黄白鲜花。花牌上挂挽联挽幛,楼房墙上也挂着挽联挽幛,花圈则放在院子大门内两侧。
灵柩周遭扎着白绸带白花,有好些新鲜马蹄莲满天星衬托的花篮、成打白玫瑰混合百合和白菊,插在盛水的塑料底座里,以保新鲜。
我附和幺舅说:“妈妈生前最爱鲜花,三哥倒是细心。”
“他呀肯舍得这钱?是我打电话从城中心花店订来,要了一个快递。”小姐姐不屑地说。她给我们三人倒了茶水,在桌子另一侧坐下。
这时三嫂走过来,她拉幺舅到另一桌上去打麻将,那儿三缺一。
我想问幺舅,母亲怎么会自己事先准备遗像?
母亲与幺舅最亲,但深知这个小弟弟的性格,一向老实,又怕事,即使有什么,也不会告诉他。我便止住了嘴。母亲躺在装有冰的棺材里,而不是坐在这桌子边,听我或别人说话,她活着时,常常会插几句言,会让我笑起来甚至捧腹大笑。母亲是懂得幽默的人,她知道如何说话,少一个音,间隔一个字,提高或降低一个调,效果完全不同,从这一点讲,母亲是个语言艺术家,而且有表演天才,模仿力强,绘声绘色。可是母亲死了,她不能呼吸,不能听见我说话,也不能跟我说话,她再也不能拉着我的手。我朝她笑,她再也看不见了,她就像一个狠心人,一眨眼工夫,就躲起来,躲到我怎么够也够不着的地方,我怎么想她,她都不会出现。我摸着自己的手,还留有一股她手上的凉气。我必须接受母亲死了这现实。
但是不能。母亲怎么可以抛下我,独自走了?在那种年代,连口水都会把人淹死的时期,她居然敢把我这个私生子生下来,敢把我养大,独自忍受屈辱和各种可怕的压力不吭声,这样的母亲,不会不跟她的这个孩子告别就走的。
母亲当然不会离开我。
我像一个生有双脑袋的怪物,一个脑袋承认母亲死,一个脑袋拒绝承认。两个脑袋互相打架,分不清输赢。
母亲蹲在地上给我洗衣的形象,从记忆深处透出,逐渐清晰。那时我还没上小学,是一个大年三十晚上,吃过团圆饭,母亲得当夜回白沙沱造船厂,运输队大年初一加班。我非要跟着母亲去,母亲不同意,我抱住她的腿不放。母亲只得点头同意。没有船,我们只得走山路。突然下起雨来,雷声阵阵。
我紧紧抓着母亲的手,怕滑下山崖去。母亲走到半路,开始埋怨我,说根本不想带上我,我却非要跟着,不听话,给她添事,真是麻烦!我一生气,甩开母亲的手,走出不到五步就滑倒了,一身都是泥。母亲来拉我,我不理会,自己站起来往前走,马上又跌倒了。
母亲一把抓住我,叹了一口气说,“这辈子莫非妈妈当真欠你?你生生成了我的小冤家!”
那是我第一次与母亲那么近。母亲带着我风里雨里不知走了多久,最后精疲力竭地站在山岰上,终于看到船厂熹微的亮光。工人的集体宿舍在半山腰上,一共六幢,50年代的红砖简易楼房,三四层高。我们走进第三幢,楼梯上全是灰,墙灰剥落,露出涂了一层覆盖一层斑驳不均的油漆,新标语遮住旧标语,门窗破破烂烂。在二层靠左端里的一个房间,母亲拿出钥匙,开了暗锁。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靠右墙有两张单人木床,挂着发黄的粗布蚊帐,左墙只有一张单人床,搁着旧木箱,边上还有一个小桌子,铺了塑料布,搁了些杯子筷子之类的东西,依墙有一根铁丝,挂了几根毛巾和洗的衣服。母亲的床靠窗,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我睁开眼到处看,想把母亲离家在外睡觉的地方记在心里。母亲倒了暖水瓶的水,把我周身上下擦干净,换上她的一件干净衣服,把我塞进被窝里,顺手关掉头顶扎眼的日光灯。她把我的脏毛衣裤子袜子放在盆子里,蹲在地上洗起来,窗外路灯余光打在她脸上,母亲看上去很美,很温柔。
我马上就睡着了。
睡得很香。爬起来一看,母亲没在床上,我找遍船厂,也没她的影子。我大哭着叫妈妈,醒来,发现是一个梦。可是母亲不在房间里,月亮透过乌云堆,孱弱地从窗外照耀下来,这小房间变得阴惨惨,更加冷飕飕。我躺在母亲的床上,害怕极了,关严蚊帐,不敢拉亮灯,也不敢叫。旁边的单人床,罩着蚊帐,却始终没动静。没一会儿,母亲提着两瓶开水进来,她走过来,掀开蚊帐看看我,用手把我脸上的泪痕擦掉。我马上放心地闭上眼睛继续睡。
那是母亲吗?母亲一向对我蛮横、出奇冷淡,似乎她脸上总挂着一串冰柱子,与我隔阂,是前世后生都不可改变的,像一个后妈,不像别人的母亲那么宠爱孩子,呵护有加,表示亲热。
面对母亲的关爱温柔,我反倒不习惯了,认为自己在梦里。
果然母亲第二天早上对我冷冰冰,她把已干的衣服放在我面前,埋怨地说,“要不是昨夜妈把衣服拿到锅炉房烘干,哪有你穿的,真是净给妈添麻烦!”她显得急躁,一副随时要发脾气的样子。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就算那是一个梦,不管母亲之后对我如何不像母亲,我也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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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六号院子的空坝里,给母亲守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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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号院子空坝,算是老院子的一部分。以前的六号院子,也只剩有这个空坝、一截院墙和大门,其他全坍塌成废墟,在十三年前修成一幢六层高的小白楼房。六号院子、七号院子、八号院子,当然包括一些零星搭建的平房,是野猫溪副巷上最主要的房子。这幢楼房在整个贫民区歪斜破烂尚存的黑乎乎的吊脚楼、泥砖和木房中间,非常醒目。
那时父亲尚在。修建小白楼房时,原住户都各自想办法搬离。父母说人老了,去新地方两眼一抹黑,不好。他们不肯离开老地方,就租了七号院子一间房。
楼建好后,为尽孝心,我给他们买了五层楼临江的两室一厅,带厨房和卫生间。内销房,价格比外销房便宜好多倍。但是原住户凭可怜的工资大都无钱买房,只有彻底搬走,只有程光头和妓女张妈的儿子两户搬了回来,前者是几个儿女把积蓄拿出来,凑齐钱,后者是儿子借了银行贷款。其他住户都是新面孔。不过十三年住下来,陌生邻居也皆成了老熟人。母亲的丧事,他们倒是很给面子,凑个份子,人前人后递个水,移个凳子。
看见幺舅坐在一张桌子前,我朝他走过去。
我握着幺舅的手,问好。几年没见,他头发几乎全白。他接到电话,就带着三个孩子过江来。说是就这么一个亲姐姐,他的一家子得给她守灵。他明显哭过,眼睛还红肿着,神情很哀伤。我说,“幺舅,你是我们的长辈,丧事办得有不对的地方,请千万指点!”
他说,“三娃子很能干,灵堂设得不错。”
这下我才仔细打量:紧靠老院子残墙,扎了四米多长的花牌,深绿色底,配有黄色花朵图案,挂着驾鹤西去的横幛,花牌正前方放灵柩,后方正中央墙上是母亲遗像,扎了黑纱,周围放黄白鲜花。花牌上挂挽联挽幛,楼房墙上也挂着挽联挽幛,花圈则放在院子大门内两侧。
灵柩周遭扎着白绸带白花,有好些新鲜马蹄莲满天星衬托的花篮、成打白玫瑰混合百合和白菊,插在盛水的塑料底座里,以保新鲜。
我附和幺舅说:“妈妈生前最爱鲜花,三哥倒是细心。”
“他呀肯舍得这钱?是我打电话从城中心花店订来,要了一个快递。”小姐姐不屑地说。她给我们三人倒了茶水,在桌子另一侧坐下。
这时三嫂走过来,她拉幺舅到另一桌上去打麻将,那儿三缺一。
我想问幺舅,母亲怎么会自己事先准备遗像?
母亲与幺舅最亲,但深知这个小弟弟的性格,一向老实,又怕事,即使有什么,也不会告诉他。我便止住了嘴。母亲躺在装有冰的棺材里,而不是坐在这桌子边,听我或别人说话,她活着时,常常会插几句言,会让我笑起来甚至捧腹大笑。母亲是懂得幽默的人,她知道如何说话,少一个音,间隔一个字,提高或降低一个调,效果完全不同,从这一点讲,母亲是个语言艺术家,而且有表演天才,模仿力强,绘声绘色。可是母亲死了,她不能呼吸,不能听见我说话,也不能跟我说话,她再也不能拉着我的手。我朝她笑,她再也看不见了,她就像一个狠心人,一眨眼工夫,就躲起来,躲到我怎么够也够不着的地方,我怎么想她,她都不会出现。我摸着自己的手,还留有一股她手上的凉气。我必须接受母亲死了这现实。
但是不能。母亲怎么可以抛下我,独自走了?在那种年代,连口水都会把人淹死的时期,她居然敢把我这个私生子生下来,敢把我养大,独自忍受屈辱和各种可怕的压力不吭声,这样的母亲,不会不跟她的这个孩子告别就走的。
母亲当然不会离开我。
我像一个生有双脑袋的怪物,一个脑袋承认母亲死,一个脑袋拒绝承认。两个脑袋互相打架,分不清输赢。
母亲蹲在地上给我洗衣的形象,从记忆深处透出,逐渐清晰。那时我还没上小学,是一个大年三十晚上,吃过团圆饭,母亲得当夜回白沙沱造船厂,运输队大年初一加班。我非要跟着母亲去,母亲不同意,我抱住她的腿不放。母亲只得点头同意。没有船,我们只得走山路。突然下起雨来,雷声阵阵。
我紧紧抓着母亲的手,怕滑下山崖去。母亲走到半路,开始埋怨我,说根本不想带上我,我却非要跟着,不听话,给她添事,真是麻烦!我一生气,甩开母亲的手,走出不到五步就滑倒了,一身都是泥。母亲来拉我,我不理会,自己站起来往前走,马上又跌倒了。
母亲一把抓住我,叹了一口气说,“这辈子莫非妈妈当真欠你?你生生成了我的小冤家!”
那是我第一次与母亲那么近。母亲带着我风里雨里不知走了多久,最后精疲力竭地站在山岰上,终于看到船厂熹微的亮光。工人的集体宿舍在半山腰上,一共六幢,50年代的红砖简易楼房,三四层高。我们走进第三幢,楼梯上全是灰,墙灰剥落,露出涂了一层覆盖一层斑驳不均的油漆,新标语遮住旧标语,门窗破破烂烂。在二层靠左端里的一个房间,母亲拿出钥匙,开了暗锁。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靠右墙有两张单人木床,挂着发黄的粗布蚊帐,左墙只有一张单人床,搁着旧木箱,边上还有一个小桌子,铺了塑料布,搁了些杯子筷子之类的东西,依墙有一根铁丝,挂了几根毛巾和洗的衣服。母亲的床靠窗,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我睁开眼到处看,想把母亲离家在外睡觉的地方记在心里。母亲倒了暖水瓶的水,把我周身上下擦干净,换上她的一件干净衣服,把我塞进被窝里,顺手关掉头顶扎眼的日光灯。她把我的脏毛衣裤子袜子放在盆子里,蹲在地上洗起来,窗外路灯余光打在她脸上,母亲看上去很美,很温柔。
我马上就睡着了。
睡得很香。爬起来一看,母亲没在床上,我找遍船厂,也没她的影子。我大哭着叫妈妈,醒来,发现是一个梦。可是母亲不在房间里,月亮透过乌云堆,孱弱地从窗外照耀下来,这小房间变得阴惨惨,更加冷飕飕。我躺在母亲的床上,害怕极了,关严蚊帐,不敢拉亮灯,也不敢叫。旁边的单人床,罩着蚊帐,却始终没动静。没一会儿,母亲提着两瓶开水进来,她走过来,掀开蚊帐看看我,用手把我脸上的泪痕擦掉。我马上放心地闭上眼睛继续睡。
那是母亲吗?母亲一向对我蛮横、出奇冷淡,似乎她脸上总挂着一串冰柱子,与我隔阂,是前世后生都不可改变的,像一个后妈,不像别人的母亲那么宠爱孩子,呵护有加,表示亲热。
面对母亲的关爱温柔,我反倒不习惯了,认为自己在梦里。
果然母亲第二天早上对我冷冰冰,她把已干的衣服放在我面前,埋怨地说,“要不是昨夜妈把衣服拿到锅炉房烘干,哪有你穿的,真是净给妈添麻烦!”她显得急躁,一副随时要发脾气的样子。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就算那是一个梦,不管母亲之后对我如何不像母亲,我也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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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六号院子的空坝里,给母亲守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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