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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难以确定确切的人员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在公司高层就有一种意见，认为为了不让少数人钻空子，建议公司不再提供卫生间用纸。事情反映到公司总裁那里，这位总裁说了一段很是让人深思的话，他说：‘取消卫生间用纸是一件小事，如果我们取消卫生间用纸，尽管避免了让少数人占便宜，但也影响了极大多数没有坏行为的人。我们的制度不能制约好人，不能让好人受影响’。我们现在的不少制度，其制定时的本意肯定不是这样，但实际效果却实实在在地起到了制约好人、让好人受影响的作用。” 艾波澜从理论上对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我一直在想，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二三十年了，我们在经济上学了很多国外好的经验和做法，为什么在用人问题上就不能学一学国外的做法呢。西方国家的组阁制，我个人认为就是一个很成熟的做法。我看了一篇文章，还是中央党校的一个著名专家写的，意思就是**执政就决不能实行组阁制。文章的观点倒是非常鲜明，但却并没有说出让人信服的理由，而只是简单地喊了一些空洞的口号。看后不仅得不到一点信服，反而觉得在强辞夺理。为啥很少听说国外在用人上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呢？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组阁制的特点所决定：谁用人谁负责。你选用的人如果出了问题，你一样的下台承担责任。而我们现在是用人的不选人，选人的不用人。因为不用人，选错了也无所谓，反正与自己关系不大甚至与自己毫无关系。因为不用人，所以选一个什么样的人，选出来的人能不能与大家合作共事，能不能很好地胜任工作，与选人者的关系都不大，而选出来的人如果出了问题，最后还是把板子打在被选人身上或者是用人者身上，选人部门的责任最多也就是用人把关不严。从管理学的角度讲就存在明显问题：一个人对一件事要认真对待、慎重思虑，只有这件事与他的利害关系密切相关时才会如此。否则他做出的决定、采取的行动都可能是随意的，无须考虑后果的。”艾波澜继续分析到。
“我好象在哪里看到过，国内有个县采用了正职提名副职选用干部的办法，据介绍效果很好，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了这个县在比较长期的时期中存在的干部精神萎糜不振、工作状态不佳，整个干部队伍严重缺乏工作积极性主动性的问题。”陈刚说道。
“实际上这不仅仅是解决了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的问题，而且解决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干部对谁负责的制度性问题。在西方，实行的是所谓的民主选举，也因为是民主选举，被选举人得的票是选民的，所以被选举人就得对选民负责。西方由选民直接选举出来的总统或首相，他就直接对选民负责，其他人都是对他负责，只有这样层层负责，才能真正实现对选民负责的问题。而我们现在从上到下说的是要对群众负责，而群众是一个相对虚的概念，而且某个人是否担任领导，群众毫无发言权。你与我无关，我对你负什么责？实际上就是不负责。并且大家试想一下，如果机关里的一名普通职工都要对群众负责，那他通过何种形式去负责，他负责的内容如何体现？实际上，机关里的人员，只应该是层层向上负责，最后由主要领导对组织负责，对群众负责。只有这样层层负责才是最好、最有效的负责。否则的话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艾波澜接着继续说道。
“就是，譬如我们的再军同学马上要参与的县上的换届。有哪一个领导是群众选出来的？都是领导先选好了，让群众去走走无场。无论是党代会，还是人代会，都只是在认认真真地走一个过场。”张明好不容易插上一句话。
“所以呀，我们的王再军同志，你平时不是有不少这方面的思考，并且也发表了一些文章吗？到了组织部，就是正好发挥你的聪明才智，践行你的理性思考和想法的时候，好好地把你的思想发挥出来，大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方面存在问题吧。”艾波澜说，仿佛小王已经是市委组织部部长了似的。
这时，陈刚爱人王雪娟出来了，说了一句：“我们的言论家们，高谈阔论得差不多了吧？还是来实惠的，不要总整一些口惠而实不至的东西。”
于是一场热烈的讨论就算暂告一个段落了。
尽管这场讨论过去了，但几个人的一番议论，却实实在在地引起了小王的认真思考。尽管自己参加工作以后一直在商业局这样一个业务性比较强的单位工作，并且工作中也没有接触过组织人事方面的工作，但对于干部人事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刚才大家谈到的一些问题，小王确有不少深入的思考，并且写了一些有关干部人事制度方面的文章，有两篇还在中央级刊物发表过。虽然这样，对干部人事方面的不少问题，如干部选拔方面的问题，小王觉得之前完全没有今天在大家的讨论中认识得这样深刻。他自己也在心里暗暗地想，如果有机会，确实还应该对现在的干部人事制度进行一些更深入的思考，提出一些更深层次也更具有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今后在工作中，如果有机会，也要向现任的组织部领导提出建议，尽可能多地为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尽一份自己微薄的力量。
这也是年轻人共同的特点，他们并不管自己在现实中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总觉得自己有责任、有能力去发挥自己的作用，去改变现实。他们口中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仿佛如果没有用，就不该生他到世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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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难以确定确切的人员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在公司高层就有一种意见，认为为了不让少数人钻空子，建议公司不再提供卫生间用纸。事情反映到公司总裁那里，这位总裁说了一段很是让人深思的话，他说：‘取消卫生间用纸是一件小事，如果我们取消卫生间用纸，尽管避免了让少数人占便宜，但也影响了极大多数没有坏行为的人。我们的制度不能制约好人，不能让好人受影响’。我们现在的不少制度，其制定时的本意肯定不是这样，但实际效果却实实在在地起到了制约好人、让好人受影响的作用。” 艾波澜从理论上对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我一直在想，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二三十年了，我们在经济上学了很多国外好的经验和做法，为什么在用人问题上就不能学一学国外的做法呢。西方国家的组阁制，我个人认为就是一个很成熟的做法。我看了一篇文章，还是中央党校的一个著名专家写的，意思就是**执政就决不能实行组阁制。文章的观点倒是非常鲜明，但却并没有说出让人信服的理由，而只是简单地喊了一些空洞的口号。看后不仅得不到一点信服，反而觉得在强辞夺理。为啥很少听说国外在用人上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呢？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组阁制的特点所决定：谁用人谁负责。你选用的人如果出了问题，你一样的下台承担责任。而我们现在是用人的不选人，选人的不用人。因为不用人，选错了也无所谓，反正与自己关系不大甚至与自己毫无关系。因为不用人，所以选一个什么样的人，选出来的人能不能与大家合作共事，能不能很好地胜任工作，与选人者的关系都不大，而选出来的人如果出了问题，最后还是把板子打在被选人身上或者是用人者身上，选人部门的责任最多也就是用人把关不严。从管理学的角度讲就存在明显问题：一个人对一件事要认真对待、慎重思虑，只有这件事与他的利害关系密切相关时才会如此。否则他做出的决定、采取的行动都可能是随意的，无须考虑后果的。”艾波澜继续分析到。
“我好象在哪里看到过，国内有个县采用了正职提名副职选用干部的办法，据介绍效果很好，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了这个县在比较长期的时期中存在的干部精神萎糜不振、工作状态不佳，整个干部队伍严重缺乏工作积极性主动性的问题。”陈刚说道。
“实际上这不仅仅是解决了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的问题，而且解决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干部对谁负责的制度性问题。在西方，实行的是所谓的民主选举，也因为是民主选举，被选举人得的票是选民的，所以被选举人就得对选民负责。西方由选民直接选举出来的总统或首相，他就直接对选民负责，其他人都是对他负责，只有这样层层负责，才能真正实现对选民负责的问题。而我们现在从上到下说的是要对群众负责，而群众是一个相对虚的概念，而且某个人是否担任领导，群众毫无发言权。你与我无关，我对你负什么责？实际上就是不负责。并且大家试想一下，如果机关里的一名普通职工都要对群众负责，那他通过何种形式去负责，他负责的内容如何体现？实际上，机关里的人员，只应该是层层向上负责，最后由主要领导对组织负责，对群众负责。只有这样层层负责才是最好、最有效的负责。否则的话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艾波澜接着继续说道。
“就是，譬如我们的再军同学马上要参与的县上的换届。有哪一个领导是群众选出来的？都是领导先选好了，让群众去走走无场。无论是党代会，还是人代会，都只是在认认真真地走一个过场。”张明好不容易插上一句话。
“所以呀，我们的王再军同志，你平时不是有不少这方面的思考，并且也发表了一些文章吗？到了组织部，就是正好发挥你的聪明才智，践行你的理性思考和想法的时候，好好地把你的思想发挥出来，大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方面存在问题吧。”艾波澜说，仿佛小王已经是市委组织部部长了似的。
这时，陈刚爱人王雪娟出来了，说了一句：“我们的言论家们，高谈阔论得差不多了吧？还是来实惠的，不要总整一些口惠而实不至的东西。”
于是一场热烈的讨论就算暂告一个段落了。
尽管这场讨论过去了，但几个人的一番议论，却实实在在地引起了小王的认真思考。尽管自己参加工作以后一直在商业局这样一个业务性比较强的单位工作，并且工作中也没有接触过组织人事方面的工作，但对于干部人事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刚才大家谈到的一些问题，小王确有不少深入的思考，并且写了一些有关干部人事制度方面的文章，有两篇还在中央级刊物发表过。虽然这样，对干部人事方面的不少问题，如干部选拔方面的问题，小王觉得之前完全没有今天在大家的讨论中认识得这样深刻。他自己也在心里暗暗地想，如果有机会，确实还应该对现在的干部人事制度进行一些更深入的思考，提出一些更深层次也更具有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今后在工作中，如果有机会，也要向现任的组织部领导提出建议，尽可能多地为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尽一份自己微薄的力量。
这也是年轻人共同的特点，他们并不管自己在现实中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总觉得自己有责任、有能力去发挥自己的作用，去改变现实。他们口中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仿佛如果没有用，就不该生他到世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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