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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闹！”
郑介民才刚刚接到戴笠的电话。就像顾长钧查到的那样，戴笠正打算跟比利时籍的天主教神父雷鸣远合作，在河南创建华北战地督导团，并且已经开始筹备,打电话找他就是让他准备人手。不过顾长钧查到的资料并不够详细。此时的戴笠还并没有想到让赵理君也去河南，因为赵理君才刚刚从上海站调到重庆没多久，急呼呼地再次调走，对军统而言也并不是好事。另外，赵理君也是有命案在身的，这家伙刚刚在不久前奉蒋介石和戴笠的命令，刺杀了唐绍仪。
说起这唐绍仪，那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清政府总理总办、山东大学第一任校长，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国民党政府官员，还曾任北洋大学校长。可说在民国创建之前，就在政坛上留下了极为浓厚的印迹，影响力极大。
抗日战争爆发后，唐绍仪发表了支持抗战的言论，被认为唐是自卢沟桥事变后，“主张抗战最力之一人”。上海沦陷后，唐绍仪将妻室子女送往香港，自己仍留居上海。对此，国民党感到很不放心，蒋介石、孔祥熙等人不断派人游说，并以官衔及津贴笼络，希望他保持晚节，不要为敌所用。广东的抗日组织也派出代表劝唐离开此地，但唐绍仪始终不从。与此同时，唐绍仪周围的一些亲友，却在打着他的旗号从事汉奸活动。日本也有一个所谓“南唐北吴”计划。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还组织了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做唐绍仪、吴佩孚的工作。计划由唐组织全国性伪政府，取蒋介石地位而代之。日本许多特务首脑如谷正文、土肥原贤二等和汉奸陈中孚、温宗尧等频繁往来于唐府。于是当时上海、广州等地盛传日敌拟利用唐绍仪、陈中孚、温宗尧等组织华中伪政府，因而广州抗敌后援会于1938年3月上旬去电唐绍仪，请其脱离恶势力的包围，刻日南归，唐不予答复。到了3月19日，广州各界人士及社团在省民众教育馆二楼开会，会上由广州市各社会团体联衔电催唐绍仪南归，电文说：“请公善保晚节，否则自堕名誉，遗臭万年”，并汇去旅费2万元。唐仍置之不理，旅费也不肯收……可以说，唐绍仪这一步是走了昏招。他虽然历经政治风云、老于世故，算是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对于自己出处的荣辱得失，有充分考虑；可他却太过自恃身份，以为自己虽身在日寇包围中的孤岛上海，可只要不主动得罪任何一方，保持与各方暧昧不明的态度，就不会引来太多麻烦。他忘记了自己面对的都是些什么人。
1938年9月28日上午，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在唐绍仪女婿岑德广的带领下，亲自赴唐宅长谈，拉拢唐出山。潜伏于上海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侦知此事后，汇报给重庆方面，蒋介石得到情报，终于对唐绍仪忍无可忍，也懒得再跟这老头打什么哑迷，直接指示戴笠派一得力人员到上海把唐绍仪除掉。于是，戴笠就派出了赵理君。
唐绍仪爱好古董。赵理君打听到这一消息，就假扮卖花瓶的古董商找上了门，通过巧妙的安排，让唐绍仪单独带着他进了会客室。在会客室里，趁着唐绍仪鉴赏花瓶的当儿，赵理君用事先准备好的斧头从背后向其猛砍，唐绍仪立时毙命。之后,赵理君不慌不忙，将花瓶收好，离开会客室，轻手轻脚地又把会客室门关好，从容告知会客室门外之保镖说：“老太爷在会客室等我，我去再拿几个更好的古瓶请主席挑选，请你稍微等待一下，我马上即来。”然后迅速走出，与在唐宅外边守候人员乘车逃逸。等仆人发现唐绍仪遇刺，急忙将人事不知的唐绍仪送往医院抢救时，唐绍仪早已死去多时。
赵理君这个任务完成得漂亮。可唐绍仪毕竟不是一般人。人家是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不仅如此，这位还是个老好人，在政坛混了那么多年，关系深厚。
所以，唐绍仪被刺的消息传出后，上海舆论立时大哗。有人怀疑唐为日本人所刺，有人怀疑是国民党特务所为，为掩人耳目，1938年10月5日，重庆方面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孔祥熙等名义，特地颁布《唐绍仪褒扬令》，同时拨付治丧费5000元，并令将唐氏生平事迹“宣付国史”。国史馆撰写的《唐绍仪传》，称唐晚年被日本人拉拢，要其充当傀儡，“终不肯出”。不过，蒋介石的这些动作瞒得了国人，却瞒不过一些国民党元老。这些元老十分不满老蒋在没有掌握唐绍仪失节的确切证握的情况下就将其杀害，没少找他的麻烦。而除此之外，丢了面子的日本人也很是恼火，在上海大肆搜捕。所以，迫于压力，同时也是为了保护亲信手下，戴笠调走了上海站长周伟龙，还有直接负责动手的赵理君。
按戴笠的意思，就是想让赵理君这个老部下先在重庆躲一段时间，因为这家伙很爱犯浑……当然，最重要的，其实还是戴笠对赵理君没有信心，他怕这家伙在上海呆久了，万一被日本人抓住，会叛变，甚至有可能是直接就叛变。而此时的河南更可说是战争前线，赵理君虽然能力不弱，可这家伙的德行实在不怎么样，很会惹事儿，万一在河南前线惹出事儿来，引起各方，尤其是日本人的注意，同样也很麻烦。别的不说，只要日本人肯下本钱，诱惑赵理君叛变绝对不会有太大问题，到那时候，赵理君把奉命刺杀唐绍仪的事儿一说，他戴笠和老蒋都得坐蜡。何况，赵理君曾经也是上海站的核心，知道那么多机密，万一叛变，连带损失太大。
当然，或许有人会问，既然这么... -->>
“胡闹！”
郑介民才刚刚接到戴笠的电话。就像顾长钧查到的那样，戴笠正打算跟比利时籍的天主教神父雷鸣远合作，在河南创建华北战地督导团，并且已经开始筹备,打电话找他就是让他准备人手。不过顾长钧查到的资料并不够详细。此时的戴笠还并没有想到让赵理君也去河南，因为赵理君才刚刚从上海站调到重庆没多久，急呼呼地再次调走，对军统而言也并不是好事。另外，赵理君也是有命案在身的，这家伙刚刚在不久前奉蒋介石和戴笠的命令，刺杀了唐绍仪。
说起这唐绍仪，那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清政府总理总办、山东大学第一任校长，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国民党政府官员，还曾任北洋大学校长。可说在民国创建之前，就在政坛上留下了极为浓厚的印迹，影响力极大。
抗日战争爆发后，唐绍仪发表了支持抗战的言论，被认为唐是自卢沟桥事变后，“主张抗战最力之一人”。上海沦陷后，唐绍仪将妻室子女送往香港，自己仍留居上海。对此，国民党感到很不放心，蒋介石、孔祥熙等人不断派人游说，并以官衔及津贴笼络，希望他保持晚节，不要为敌所用。广东的抗日组织也派出代表劝唐离开此地，但唐绍仪始终不从。与此同时，唐绍仪周围的一些亲友，却在打着他的旗号从事汉奸活动。日本也有一个所谓“南唐北吴”计划。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还组织了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做唐绍仪、吴佩孚的工作。计划由唐组织全国性伪政府，取蒋介石地位而代之。日本许多特务首脑如谷正文、土肥原贤二等和汉奸陈中孚、温宗尧等频繁往来于唐府。于是当时上海、广州等地盛传日敌拟利用唐绍仪、陈中孚、温宗尧等组织华中伪政府，因而广州抗敌后援会于1938年3月上旬去电唐绍仪，请其脱离恶势力的包围，刻日南归，唐不予答复。到了3月19日，广州各界人士及社团在省民众教育馆二楼开会，会上由广州市各社会团体联衔电催唐绍仪南归，电文说：“请公善保晚节，否则自堕名誉，遗臭万年”，并汇去旅费2万元。唐仍置之不理，旅费也不肯收……可以说，唐绍仪这一步是走了昏招。他虽然历经政治风云、老于世故，算是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对于自己出处的荣辱得失，有充分考虑；可他却太过自恃身份，以为自己虽身在日寇包围中的孤岛上海，可只要不主动得罪任何一方，保持与各方暧昧不明的态度，就不会引来太多麻烦。他忘记了自己面对的都是些什么人。
1938年9月28日上午，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在唐绍仪女婿岑德广的带领下，亲自赴唐宅长谈，拉拢唐出山。潜伏于上海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侦知此事后，汇报给重庆方面，蒋介石得到情报，终于对唐绍仪忍无可忍，也懒得再跟这老头打什么哑迷，直接指示戴笠派一得力人员到上海把唐绍仪除掉。于是，戴笠就派出了赵理君。
唐绍仪爱好古董。赵理君打听到这一消息，就假扮卖花瓶的古董商找上了门，通过巧妙的安排，让唐绍仪单独带着他进了会客室。在会客室里，趁着唐绍仪鉴赏花瓶的当儿，赵理君用事先准备好的斧头从背后向其猛砍，唐绍仪立时毙命。之后,赵理君不慌不忙，将花瓶收好，离开会客室，轻手轻脚地又把会客室门关好，从容告知会客室门外之保镖说：“老太爷在会客室等我，我去再拿几个更好的古瓶请主席挑选，请你稍微等待一下，我马上即来。”然后迅速走出，与在唐宅外边守候人员乘车逃逸。等仆人发现唐绍仪遇刺，急忙将人事不知的唐绍仪送往医院抢救时，唐绍仪早已死去多时。
赵理君这个任务完成得漂亮。可唐绍仪毕竟不是一般人。人家是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不仅如此，这位还是个老好人，在政坛混了那么多年，关系深厚。
所以，唐绍仪被刺的消息传出后，上海舆论立时大哗。有人怀疑唐为日本人所刺，有人怀疑是国民党特务所为，为掩人耳目，1938年10月5日，重庆方面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孔祥熙等名义，特地颁布《唐绍仪褒扬令》，同时拨付治丧费5000元，并令将唐氏生平事迹“宣付国史”。国史馆撰写的《唐绍仪传》，称唐晚年被日本人拉拢，要其充当傀儡，“终不肯出”。不过，蒋介石的这些动作瞒得了国人，却瞒不过一些国民党元老。这些元老十分不满老蒋在没有掌握唐绍仪失节的确切证握的情况下就将其杀害，没少找他的麻烦。而除此之外，丢了面子的日本人也很是恼火，在上海大肆搜捕。所以，迫于压力，同时也是为了保护亲信手下，戴笠调走了上海站长周伟龙，还有直接负责动手的赵理君。
按戴笠的意思，就是想让赵理君这个老部下先在重庆躲一段时间，因为这家伙很爱犯浑……当然，最重要的，其实还是戴笠对赵理君没有信心，他怕这家伙在上海呆久了，万一被日本人抓住，会叛变，甚至有可能是直接就叛变。而此时的河南更可说是战争前线，赵理君虽然能力不弱，可这家伙的德行实在不怎么样，很会惹事儿，万一在河南前线惹出事儿来，引起各方，尤其是日本人的注意，同样也很麻烦。别的不说，只要日本人肯下本钱，诱惑赵理君叛变绝对不会有太大问题，到那时候，赵理君把奉命刺杀唐绍仪的事儿一说，他戴笠和老蒋都得坐蜡。何况，赵理君曾经也是上海站的核心，知道那么多机密，万一叛变，连带损失太大。
当然，或许有人会问，既然这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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