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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任命为孝北县支行代理行长，严锋清思想上还有点儿小疙瘩。
他不明白市分行为什么不直接聘任他为支行行长，而要在前面加上“代理”二字。是因为他任副科长的年限不够？还是因为在与孝北县委、县政府、县人民银行沟通时出了问题？
论资历，他与赵国栋相差无几，赵国栋一年半前来孝北县，是支行党支部行书记兼行长，党政一肩挑，而他严锋清呢，党内暂时没有任职，行长还是个“代理”的。这多少也点儿说不过去。不过，想到代理行长与行长在行使职权方面并没有实质性区别，加上他也没有打算在孝北县支行长期干，所以没有过多地去纠结。
银行属金融企业，与党政机关还是有些不一样。地方党委与政府机关相比，党委绝对排在前面，政府必须接受党委的领导。党指挥枪，也指挥政。而企业强调“厂长（经理）负责制”，党组织的领导地位有所弱化，人们通常会把企业的厂长（经理）看成“一把手”，因为他们直接负责经营管理工作，权力更大，实惠更多。至于企业党组织的书记们，多少有点儿类似于“看守内阁”，有其名无其实。
为了缓解和淡化这种尴尬的局面，或者说，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很多企业在任命或者聘任主要负责人时，采取的都是“党政一肩挑”的做法，回避书记和厂长（经理）谁大谁小、哪个是“一把手”这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A银行孝北县支行情况比较特殊，眼下客观上形成了党支部书记与行长分设的局面。那么，“一把手”之争就摆在了桌面上。
究竟是书记管行长，还是行长管书记，市分行的态度其实是鲜明的。正如外界所传说的那样，赵国栋东窗事发之后，市分行有意把他调回孝天城，或者交流到其他市县支行，但孝北县委不同意，尤其是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安宁，态度比较坚决，言辞比较强硬。说是县纪委正在对赵国栋的违纪问题进行调查，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赵国栋绝对不能离开孝北县。
中国的四大银行虽属中央金融企业，但银行的各级党组织还是实行的“属地管理”，干部接受“双重领导”，没有地方党委的支持与配合，有些干部的人事任免根本就没有办法实行。包括银行发展新党员，都得地方党组织给指标，报地方党组织审批。
既然赵国栋必须留在孝北县，完全对他不作处理肯定是不行的。将他一撸到底吧，市分行又于心不忍。结果，就采取了免去行长职务保留党支部书记的折衷方案。但市分行党委的本意，是让严锋清在孝北县支行主持全面工作。这一点，上上下下都心知肚明。所以，从欧阳春宣读完干部任免文件的那一刻起，严锋清也就当仁不让地开始履行支行“一把手”的职责。
由于调总行的事情还没有着落，这其中可能还存在诸多变数，严锋清并不清楚自己究竟会在孝北县支行干多长时间，所以，他还不敢完全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想法。
身为支行掌门人，就必须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为孝北县支行做一些事情，让市分行领导放心，让支行干部员工满意。——这是严锋清给自己定下的基本工作目标。
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严行长上任后烧的第一把火，是整顿劳动纪律。强调要建立支行机关考勤制度，要求机关工作人员每天上班必须签到，下班必须签退。
孝北县支行成立以来，一直没有实行考勤制度，上班下班完全靠大家自觉。至于县支行成立之前的花园办事处，那就更自由了，经常是留一个人值班接电话，包括主任在内的其他人员，整天不去办公室也没有人管。现在居然要打考勤，大家一时都感到比较稀奇，自然也有些不适应。
人事股长陈清平得到指令后，四处搜寻，终于找了一张闲置不用的办公桌，放在办公区域二楼的楼梯口作签到席。刚刚得到提拔的副股长吴涛发挥自己毛笔字写得好的优势，在红色铜板纸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了“签到处”三个字，贴在签到席上方的墙面上。“签到处”的更上方，还挂了一个铜锣大小的圆形电子钟。
每天上班时，吴涛提前半个小时到签到处，把他精心设计和印制的考勤簿以及一支圆珠笔放在签到席上。每一个来上班的干部员工，都必须在考勤簿上签名。到了八点钟，吴涛就会准时把考勤簿收走。没有在上面签名的，就证明是迟到了。
到了快下班时，吴涛又会重新把考勤簿送到签到处，大家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来签退。就算你手头的工作没有做完，也要签退之后再去做。没有来签退的，说明是早退了。
一天当中既没有签到，也没有签退的，就算是旷工。
这种制度设计上是合情合理的，但大家还是感觉有点儿不适应。这不是又回到了学生时代么？别说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就是孝北县的其他任何一个机关单位，也没有管得这么严啊！
实行考勤制度之后，每天上班的前半个小时和下班的后半个小时，大家都会前往二楼楼梯口签到或签退。因为时间比较集中，经常会出现排队等待的壮观场面。
几个行领导最初采取观望的态度，不知道自己属不属于打考勤的范畴。结果，他们发现从实行考勤制度的第一天起，严锋清就规规矩矩地在考勤簿上签名，而且经常出现在等候签到或者签退的队伍中。
赵国栋和另外三个副行长也只得老老实实地打考勤。
和普通干部员工站在一起等候打考勤，让行领导们感觉很没有面子。他们难免心生怨气，可又敢怒而不敢言。大家都指望这种把戏只是严锋清做做样子，新开的茅房香三天。
暂且忍耐忍耐吧，说不定过一段时间就会不了了之，一切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不只是几个行领导，几乎所有的干部员工都抱有这种的幻想，而且都认定这种幻想一定会变成现实。
正在人们带着侥幸的心理等待着考勤制度夭折的时候，严锋清又提出了要实行周末行领导轮流带班制。
我们已经知道，不管是休息一天的“小周末”，还是休息两天的“大周末”，包括节假日，只要是不上班的日子，A银行孝北县支行都会安排干部轮流值班，保证银行内外部信息畅通，及时处理重要、紧急、突发事项。但参与值班的干部，仅限于中层干部，并不包括几位高高在上的行领导。
严锋清之所以要把几个行领导拉进来“带班”，并非存心与班子成员们过不去。促使他作出这一决定的，是因为他上任不久就收到了上级行转发的国务院文件。主要内容是：自1995年5月1日起，在全国普遍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
一个星期工作5天休息两天——这在国外算不上什么新鲜事。早在1926年，美国汽车商亨利·福特就在自己的公司里实行了这种制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每周工作40小时的新劳动法规在美国获批实行。世界上一批发达国家也相继采用，陆续有100多个国家实行5天工作制。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世界上最贫穷的44个国家中，也有28个国家实行了5天工作制。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实行的是每周6天、每天8小时工作制。从1994年3月起，我国试行“隔周5天工作制”，于是就有了休息一天的“小周末”和休息两天的“大周末”之分。现在，国家终于明确规定，全面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了。
“双休日”的到来，无不让人拍手称快、欢欣鼓舞，但同时又带来一系列新问题。不上班的日子多了，各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尤其是对于银行这些比较敏感的金融机构。
A银行总行在转发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时，对加强“双休日”和节假日的值班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严锋清推行行领导周末带班制度，实际上是为落实上级行的相关要求而采取的措施。
支行五个行领导中，除李金林家在孝北县城以外，严锋清、赵国栋、林辉家在孝天城，孙建伟家在大悟县，有四个人都是“走读”干部。以往，他们一般是周一来上班，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回家，来去都由支行的小车接送。现在要求这些“走读”干部呆在孝北县过“双休日”，面临的挑战还是比较大的。不说别的，光吃饭就是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
支行职工食堂只有工作日才开伙，做饭的师傅是从花园镇农村请来的临时工。人家也有休息的权利，不可能在“双休日”到支行来给值班人员做饭吃。“走读”的行领导们又没有自己做饭的习惯，带班时，肚子问题如何解决？
平常日子，如果遇到县委、县政府要开会，或者担心上级行周末搞突击检查，或者有什么其他事情耽搁了，“走读”行领导偶尔也会留在孝北县城过周末。他们要么陪客吃公餐，要么被银行大院的同事们请到了家里，吃饭喝酒打麻将，享受一条龙服务。但那种情况毕竟比较少，就算麻烦打搅别人也是有数的，现在轮流带班就变成了一种常态，不可能餐餐都去同事家里蹭饭吧？
严锋清是第一个践行周末带班的行领导。他之所以让办公室这么安排，有率先垂范的意思，想以实际行动为其他行领导做个样子。
那是一个“小周末”。星期六下班时，严行长果然没有让司机小秦送他回孝天城，而是径直走向职工宿舍楼最西边单元的楼洞，回到银行安排他住的那间单身宿舍里。
严锋清孤孤单单进入宿舍楼四单元楼洞的身影，恰好被在办公楼二楼排队等候签退的王加林看见。
加林心里当时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其中有对严行长“正人先正己”的佩服，更因为他这个办公室主任没有安排好领导的生活而内疚。他很清楚，严行长的单身宿舍里根本就没有做饭的地方和厨具，领导是没有地方吃晚饭的。
近段日子，王加林一直跟随严锋清东奔西走，几乎把孝北县的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都跑遍了，到处烧高香、拉关系、拜码头。这种完全不同于赵国栋的搞法，让加林觉得耳目一新。
当行长的，就应该是这种外向型性格！哪能整天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像个家庭妇女，如同小脚女人一样，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纠缠不清？由此及彼，加林更加看不起已经落马的前任行长赵国栋。
不过，和严锋清一起跑的地方多了，他又觉得特别疲劳。这种疲劳，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而且是心理上的一种疲劳。到后来，甚至感觉这种“走访”毫无意义，进而把它当成了一种负担。
每到一个单位，都是领导们握握手，寒暄几句，然后到会议室里坐一坐。抽烟，喝茶，交换名片，介绍各自单位的情况，表明“相互支持”“合作共赢”“共创辉煌”的意愿。
自始至终都是泛泛而谈，没有涉及具体业务合作项目，没有解决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更没有达成什么共识，或者签订什么协议。谈完公事，大家就相互打听一下年龄、籍贯、身体状况、家庭情况，以及各自的配偶和孩子。到了实在无话可说的时候，严锋清就起身告辞。别人真诚相送，或者客气地留拜访者吃一餐饭。
每次走... -->>
被任命为孝北县支行代理行长，严锋清思想上还有点儿小疙瘩。
他不明白市分行为什么不直接聘任他为支行行长，而要在前面加上“代理”二字。是因为他任副科长的年限不够？还是因为在与孝北县委、县政府、县人民银行沟通时出了问题？
论资历，他与赵国栋相差无几，赵国栋一年半前来孝北县，是支行党支部行书记兼行长，党政一肩挑，而他严锋清呢，党内暂时没有任职，行长还是个“代理”的。这多少也点儿说不过去。不过，想到代理行长与行长在行使职权方面并没有实质性区别，加上他也没有打算在孝北县支行长期干，所以没有过多地去纠结。
银行属金融企业，与党政机关还是有些不一样。地方党委与政府机关相比，党委绝对排在前面，政府必须接受党委的领导。党指挥枪，也指挥政。而企业强调“厂长（经理）负责制”，党组织的领导地位有所弱化，人们通常会把企业的厂长（经理）看成“一把手”，因为他们直接负责经营管理工作，权力更大，实惠更多。至于企业党组织的书记们，多少有点儿类似于“看守内阁”，有其名无其实。
为了缓解和淡化这种尴尬的局面，或者说，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很多企业在任命或者聘任主要负责人时，采取的都是“党政一肩挑”的做法，回避书记和厂长（经理）谁大谁小、哪个是“一把手”这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A银行孝北县支行情况比较特殊，眼下客观上形成了党支部书记与行长分设的局面。那么，“一把手”之争就摆在了桌面上。
究竟是书记管行长，还是行长管书记，市分行的态度其实是鲜明的。正如外界所传说的那样，赵国栋东窗事发之后，市分行有意把他调回孝天城，或者交流到其他市县支行，但孝北县委不同意，尤其是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安宁，态度比较坚决，言辞比较强硬。说是县纪委正在对赵国栋的违纪问题进行调查，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赵国栋绝对不能离开孝北县。
中国的四大银行虽属中央金融企业，但银行的各级党组织还是实行的“属地管理”，干部接受“双重领导”，没有地方党委的支持与配合，有些干部的人事任免根本就没有办法实行。包括银行发展新党员，都得地方党组织给指标，报地方党组织审批。
既然赵国栋必须留在孝北县，完全对他不作处理肯定是不行的。将他一撸到底吧，市分行又于心不忍。结果，就采取了免去行长职务保留党支部书记的折衷方案。但市分行党委的本意，是让严锋清在孝北县支行主持全面工作。这一点，上上下下都心知肚明。所以，从欧阳春宣读完干部任免文件的那一刻起，严锋清也就当仁不让地开始履行支行“一把手”的职责。
由于调总行的事情还没有着落，这其中可能还存在诸多变数，严锋清并不清楚自己究竟会在孝北县支行干多长时间，所以，他还不敢完全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想法。
身为支行掌门人，就必须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为孝北县支行做一些事情，让市分行领导放心，让支行干部员工满意。——这是严锋清给自己定下的基本工作目标。
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严行长上任后烧的第一把火，是整顿劳动纪律。强调要建立支行机关考勤制度，要求机关工作人员每天上班必须签到，下班必须签退。
孝北县支行成立以来，一直没有实行考勤制度，上班下班完全靠大家自觉。至于县支行成立之前的花园办事处，那就更自由了，经常是留一个人值班接电话，包括主任在内的其他人员，整天不去办公室也没有人管。现在居然要打考勤，大家一时都感到比较稀奇，自然也有些不适应。
人事股长陈清平得到指令后，四处搜寻，终于找了一张闲置不用的办公桌，放在办公区域二楼的楼梯口作签到席。刚刚得到提拔的副股长吴涛发挥自己毛笔字写得好的优势，在红色铜板纸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了“签到处”三个字，贴在签到席上方的墙面上。“签到处”的更上方，还挂了一个铜锣大小的圆形电子钟。
每天上班时，吴涛提前半个小时到签到处，把他精心设计和印制的考勤簿以及一支圆珠笔放在签到席上。每一个来上班的干部员工，都必须在考勤簿上签名。到了八点钟，吴涛就会准时把考勤簿收走。没有在上面签名的，就证明是迟到了。
到了快下班时，吴涛又会重新把考勤簿送到签到处，大家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来签退。就算你手头的工作没有做完，也要签退之后再去做。没有来签退的，说明是早退了。
一天当中既没有签到，也没有签退的，就算是旷工。
这种制度设计上是合情合理的，但大家还是感觉有点儿不适应。这不是又回到了学生时代么？别说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就是孝北县的其他任何一个机关单位，也没有管得这么严啊！
实行考勤制度之后，每天上班的前半个小时和下班的后半个小时，大家都会前往二楼楼梯口签到或签退。因为时间比较集中，经常会出现排队等待的壮观场面。
几个行领导最初采取观望的态度，不知道自己属不属于打考勤的范畴。结果，他们发现从实行考勤制度的第一天起，严锋清就规规矩矩地在考勤簿上签名，而且经常出现在等候签到或者签退的队伍中。
赵国栋和另外三个副行长也只得老老实实地打考勤。
和普通干部员工站在一起等候打考勤，让行领导们感觉很没有面子。他们难免心生怨气，可又敢怒而不敢言。大家都指望这种把戏只是严锋清做做样子，新开的茅房香三天。
暂且忍耐忍耐吧，说不定过一段时间就会不了了之，一切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不只是几个行领导，几乎所有的干部员工都抱有这种的幻想，而且都认定这种幻想一定会变成现实。
正在人们带着侥幸的心理等待着考勤制度夭折的时候，严锋清又提出了要实行周末行领导轮流带班制。
我们已经知道，不管是休息一天的“小周末”，还是休息两天的“大周末”，包括节假日，只要是不上班的日子，A银行孝北县支行都会安排干部轮流值班，保证银行内外部信息畅通，及时处理重要、紧急、突发事项。但参与值班的干部，仅限于中层干部，并不包括几位高高在上的行领导。
严锋清之所以要把几个行领导拉进来“带班”，并非存心与班子成员们过不去。促使他作出这一决定的，是因为他上任不久就收到了上级行转发的国务院文件。主要内容是：自1995年5月1日起，在全国普遍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
一个星期工作5天休息两天——这在国外算不上什么新鲜事。早在1926年，美国汽车商亨利·福特就在自己的公司里实行了这种制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每周工作40小时的新劳动法规在美国获批实行。世界上一批发达国家也相继采用，陆续有100多个国家实行5天工作制。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世界上最贫穷的44个国家中，也有28个国家实行了5天工作制。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实行的是每周6天、每天8小时工作制。从1994年3月起，我国试行“隔周5天工作制”，于是就有了休息一天的“小周末”和休息两天的“大周末”之分。现在，国家终于明确规定，全面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了。
“双休日”的到来，无不让人拍手称快、欢欣鼓舞，但同时又带来一系列新问题。不上班的日子多了，各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尤其是对于银行这些比较敏感的金融机构。
A银行总行在转发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时，对加强“双休日”和节假日的值班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严锋清推行行领导周末带班制度，实际上是为落实上级行的相关要求而采取的措施。
支行五个行领导中，除李金林家在孝北县城以外，严锋清、赵国栋、林辉家在孝天城，孙建伟家在大悟县，有四个人都是“走读”干部。以往，他们一般是周一来上班，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回家，来去都由支行的小车接送。现在要求这些“走读”干部呆在孝北县过“双休日”，面临的挑战还是比较大的。不说别的，光吃饭就是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
支行职工食堂只有工作日才开伙，做饭的师傅是从花园镇农村请来的临时工。人家也有休息的权利，不可能在“双休日”到支行来给值班人员做饭吃。“走读”的行领导们又没有自己做饭的习惯，带班时，肚子问题如何解决？
平常日子，如果遇到县委、县政府要开会，或者担心上级行周末搞突击检查，或者有什么其他事情耽搁了，“走读”行领导偶尔也会留在孝北县城过周末。他们要么陪客吃公餐，要么被银行大院的同事们请到了家里，吃饭喝酒打麻将，享受一条龙服务。但那种情况毕竟比较少，就算麻烦打搅别人也是有数的，现在轮流带班就变成了一种常态，不可能餐餐都去同事家里蹭饭吧？
严锋清是第一个践行周末带班的行领导。他之所以让办公室这么安排，有率先垂范的意思，想以实际行动为其他行领导做个样子。
那是一个“小周末”。星期六下班时，严行长果然没有让司机小秦送他回孝天城，而是径直走向职工宿舍楼最西边单元的楼洞，回到银行安排他住的那间单身宿舍里。
严锋清孤孤单单进入宿舍楼四单元楼洞的身影，恰好被在办公楼二楼排队等候签退的王加林看见。
加林心里当时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其中有对严行长“正人先正己”的佩服，更因为他这个办公室主任没有安排好领导的生活而内疚。他很清楚，严行长的单身宿舍里根本就没有做饭的地方和厨具，领导是没有地方吃晚饭的。
近段日子，王加林一直跟随严锋清东奔西走，几乎把孝北县的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都跑遍了，到处烧高香、拉关系、拜码头。这种完全不同于赵国栋的搞法，让加林觉得耳目一新。
当行长的，就应该是这种外向型性格！哪能整天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像个家庭妇女，如同小脚女人一样，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纠缠不清？由此及彼，加林更加看不起已经落马的前任行长赵国栋。
不过，和严锋清一起跑的地方多了，他又觉得特别疲劳。这种疲劳，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而且是心理上的一种疲劳。到后来，甚至感觉这种“走访”毫无意义，进而把它当成了一种负担。
每到一个单位，都是领导们握握手，寒暄几句，然后到会议室里坐一坐。抽烟，喝茶，交换名片，介绍各自单位的情况，表明“相互支持”“合作共赢”“共创辉煌”的意愿。
自始至终都是泛泛而谈，没有涉及具体业务合作项目，没有解决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更没有达成什么共识，或者签订什么协议。谈完公事，大家就相互打听一下年龄、籍贯、身体状况、家庭情况，以及各自的配偶和孩子。到了实在无话可说的时候，严锋清就起身告辞。别人真诚相送，或者客气地留拜访者吃一餐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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