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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北政权的问题，比苏联面临的还要严重，而林汉根本不相信，印共的领导人会拥有斯大林这般“钢铁意志”，有这个气魄将整个国家权从上到下清洗一次。
印北这边，土改不彻底，种姓没有从根子上真正废除，民众思想上的解放更是无从谈起，党员素质和质量也很让人抓头。在这样的情况下，新政权将来一定会出大问题”。
对于印共在建国后走上“修正主义妥协道路”的现状，林汉是这么说服中国的同志放弃继续强力干涉印度的“革命”进程的。
“有时候，人民确实是健忘的。人类最大教训就是，他们总是好了伤疤忘记了痛，要吃两茬苦才会想起从前的好，过一段时间伤口好了后，又会再次忘记，如此循环，永无休止。
但是，一个从人间重新跌回地狱的印北共和国，不但可以让当地的印度人怀念解放军在时的各种好处，也同样有利于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前英属印度人”，在看到自己“亲戚”的现状后，永远对新中国感恩——有对比才会记得好，我那个时空，后来内蒙古的蒙古族同胞在看到蒙古国的现状后，就非常明白这个道～※，理。”
1941年后，发生在印东北和巴基斯坦的事，英国人很快就通过两地逃亡过来的上层人士知晓了。
虽然在林汉的眼里，现在的印北共和国，不过是一个“印修”，苏联人在巴基斯坦进行的变革，也是问题多多。但是从“向下比”的“比烂”的角度来说，这个印修还是比英属印度的其他地方，要“进步”太多了。
1942年后。中国发行的《人民日报》，头版上登出一篇文章，很准确地说出了英属印度的现状。
“一个幽灵，共（蟹）产主义的幽灵，在亚洲上空徘徊。英属印度的一切势力，英国殖民者。土邦首脑，以及所谓的高种姓人士，甚至是印度国内从前那些追求独立的反殖民(蟹)主义政党，现在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英属印度的“东北七姐妹中”，唯二没有被解放的特里普拉邦和米佐拉姆邦，由于和印北共和国相邻，接触较多，受到的影响也最大。
在新中国看来，印共控制下的印北共和国的“革命”很不彻底。甚至可以打上“印修”的标记。但在这些还停留在半奴隶半封建时代的印度土邦首领眼中，已经是令人恐惧的的“魔鬼一般”的行为了。至于西边巴基斯坦地区进行的更激进的变革，那就更不必多说了。
不仅是土邦领主看着发生东西两个方向上的变革而颤颤发抖。
印度特色的四大种姓，地位最高的婆罗门和稍次的刹帝利，废除种姓制度，也严重伤害了他们的利益。就算是地位更差一点的吠舍和首陀罗，他们虽然受到波罗门和刹帝利的压迫，但也“享受”着压迫最低层的“贱民”带来的好处福利。对于东西方向正发生的变革，本身也是持怀疑的态度。
至于印度境内一直在闹“独（蟹）立”。和英国政府不对付的那些五花八门的政党，如甘地的国大党，绿教党，社民党之类的政党（注：四十年代时的印度，各种乱七八糟的党派，最高时达到192个之多。）。同样也无法接受两地正在发生的变革。
在中苏两家眼里，这些党派，不敢发动群众，不敢依靠工农无产阶级，满脑子都是想着在“上等人”和“富人”、中产、小资中间活动。妄想仅过议会斗争和宗主国的“慈悲”获得解放的党派，本身就是连“修正主义者”都不如的“革命浪漫主义者”。
印度的那所谓的党派，他们的立场、主张、作为，此时套用百年前马大叔写的《共(蟹)产党宣言》关于“封建社会主义”的文字，就可以将本质揭露得体无完肤。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蟹)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因此，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词，屈尊拾取金苹果，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
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制，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百年前马大叔和恩大叔嘲讽欧洲的那些所谓的“贵族革命党”时所用的话，一样可以用在一百多年后。1940后的印度诸多党派身上，无论这些党派的首领是叫甘地还是叫尼赫鲁都不例外，只需将几个关键部分的词汇稍作改动即可：如将贵族替换成“高种姓的革命者”，资产阶级替换成英国殖民政府和土邦首领，僧侣、基督替换印度的各个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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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北政权的问题，比苏联面临的还要严重，而林汉根本不相信，印共的领导人会拥有斯大林这般“钢铁意志”，有这个气魄将整个国家权从上到下清洗一次。
印北这边，土改不彻底，种姓没有从根子上真正废除，民众思想上的解放更是无从谈起，党员素质和质量也很让人抓头。在这样的情况下，新政权将来一定会出大问题”。
对于印共在建国后走上“修正主义妥协道路”的现状，林汉是这么说服中国的同志放弃继续强力干涉印度的“革命”进程的。
“有时候，人民确实是健忘的。人类最大教训就是，他们总是好了伤疤忘记了痛，要吃两茬苦才会想起从前的好，过一段时间伤口好了后，又会再次忘记，如此循环，永无休止。
但是，一个从人间重新跌回地狱的印北共和国，不但可以让当地的印度人怀念解放军在时的各种好处，也同样有利于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前英属印度人”，在看到自己“亲戚”的现状后，永远对新中国感恩——有对比才会记得好，我那个时空，后来内蒙古的蒙古族同胞在看到蒙古国的现状后，就非常明白这个道～※，理。”
1941年后，发生在印东北和巴基斯坦的事，英国人很快就通过两地逃亡过来的上层人士知晓了。
虽然在林汉的眼里，现在的印北共和国，不过是一个“印修”，苏联人在巴基斯坦进行的变革，也是问题多多。但是从“向下比”的“比烂”的角度来说，这个印修还是比英属印度的其他地方，要“进步”太多了。
1942年后。中国发行的《人民日报》，头版上登出一篇文章，很准确地说出了英属印度的现状。
“一个幽灵，共（蟹）产主义的幽灵，在亚洲上空徘徊。英属印度的一切势力，英国殖民者。土邦首脑，以及所谓的高种姓人士，甚至是印度国内从前那些追求独立的反殖民(蟹)主义政党，现在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英属印度的“东北七姐妹中”，唯二没有被解放的特里普拉邦和米佐拉姆邦，由于和印北共和国相邻，接触较多，受到的影响也最大。
在新中国看来，印共控制下的印北共和国的“革命”很不彻底。甚至可以打上“印修”的标记。但在这些还停留在半奴隶半封建时代的印度土邦首领眼中，已经是令人恐惧的的“魔鬼一般”的行为了。至于西边巴基斯坦地区进行的更激进的变革，那就更不必多说了。
不仅是土邦领主看着发生东西两个方向上的变革而颤颤发抖。
印度特色的四大种姓，地位最高的婆罗门和稍次的刹帝利，废除种姓制度，也严重伤害了他们的利益。就算是地位更差一点的吠舍和首陀罗，他们虽然受到波罗门和刹帝利的压迫，但也“享受”着压迫最低层的“贱民”带来的好处福利。对于东西方向正发生的变革，本身也是持怀疑的态度。
至于印度境内一直在闹“独（蟹）立”。和英国政府不对付的那些五花八门的政党，如甘地的国大党，绿教党，社民党之类的政党（注：四十年代时的印度，各种乱七八糟的党派，最高时达到192个之多。）。同样也无法接受两地正在发生的变革。
在中苏两家眼里，这些党派，不敢发动群众，不敢依靠工农无产阶级，满脑子都是想着在“上等人”和“富人”、中产、小资中间活动。妄想仅过议会斗争和宗主国的“慈悲”获得解放的党派，本身就是连“修正主义者”都不如的“革命浪漫主义者”。
印度的那所谓的党派，他们的立场、主张、作为，此时套用百年前马大叔写的《共(蟹)产党宣言》关于“封建社会主义”的文字，就可以将本质揭露得体无完肤。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蟹)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因此，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词，屈尊拾取金苹果，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
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制，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百年前马大叔和恩大叔嘲讽欧洲的那些所谓的“贵族革命党”时所用的话，一样可以用在一百多年后。1940后的印度诸多党派身上，无论这些党派的首领是叫甘地还是叫尼赫鲁都不例外，只需将几个关键部分的词汇稍作改动即可：如将贵族替换成“高种姓的革命者”，资产阶级替换成英国殖民政府和土邦首领，僧侣、基督替换印度的各个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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