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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谓“跃进灾难”其实，想高速发展经济不是罪过。正如延安整风时，当人们批评百团大战暴露八路军实力，招致日伪军重点扫荡，因而使根据地蒙受重大损失时，彭总声辩：“打鬼子有什么罪过？”至于发展经济的方法失当，这并不奇怪：谁天生就懂经济？谁天生就有经验？谁天生就是行家里手？“事非经过不知难啊！”（江选第3卷，第604页）我们今天人才如海，专家如山，还难免发生这样那样失误，还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何以苛求半世纪以远的前人，要求他们不犯错误？关于这一点，我要特别指出：在人类前进的历史长河中，不仅领袖会犯错误，人民也会犯错误。例如：1931－1944年，中国人民的一部分错误地站在了伪满和汪伪一边认倭作父；1991年，前苏联人民错误地站在了野心家阴谋家一边，默认其颠覆了列宁领导苏共创建的苏维埃政权；2003年，伊拉克人民错误地站在了侵略者一边，帮助美军推翻了本民族的合法政权。具体说到1958年的大跃进，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把粮食的亩产量夸张到匪夷所思的高度，导致中央高层对全国粮食总产量的估计严重失实。这是人民所犯的错误，不能记在领袖的账上。以致于毛泽东在党内通信里，深情恳求各级干部：“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50页）至于用自然灾害造成的灾难对毛横加指责，其荒诞不经，只要看当今世界，科技如此发达，国力如此强大，无论中国外国，都有因灾受损的报道，就能明晓孰是孰非。
人们攻击毛的第三枪弹是所谓“文革浩劫”首先，就发动文革的动机“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参见邓选第2卷，第149页）来看，当时似乎没有必要，纯属头脑发热、主观臆想，因为文革所要扫除的党和国家的“阴暗面”并没有毛所认定的那样严重。可是从他身后陆续发生的苏东巨变、政治风波的沉痛教训，和今天习总书记打虎扑蝇深得民心的历史事实来看，毛对于巩固政权、抑制腐败、防止复辟，始终保持高度警觉、高压态势，并非毫无意义。这一点随着时间推移，还会更深刻地展示出来，正如小平所说：“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邓选第2卷，第149页）其次，就开展文革依靠的是群众组织来看，那是因为毛退居二线十年之后，他已经不能有效地指挥居于一线的各级党委与政府（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74页），转而诉诸直接发动底层群众，乃是迫于无奈而为之。而群众运动一旦掀起，参加者未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直到发动者自己也难以完全掌控他们。典型的例证可从天安门诗抄里获取。在这批被认为革命的诗作中，有这样一首：“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酒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里已经超出一般群众和平请愿的底线，显露出运用暴力对抗政府的意向，从中已可隐约窥见1989年政治风波的端倪。毛曾对用非法手段审查干部表示愤怒，严厉批示：“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34页，第432页）超出他掌控范围，非其初衷的一切恶作剧，例如“文攻武卫”、“法西斯式审查”之类，不能说与他发起运动，给坏人以可乘之机无关，但不能记在他的账上。文革悲剧昭示我党一个惨痛教训：“党内永远不要再搞一二线！”用二线操控一线，历来不能成功。它先是造成了毛与刘邓的不协调，后是造成了邓与胡赵的不协调。不仅毛检讨由他提议的这种制度实验造成了“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43页）邓也指出开始于党的十三大的这种制度安排“并不算很成功”（邓选第3卷，第311页）幸赖邓开创了退休制，江开创了任期制，使我们党得以摆脱党内分线造成的梦魇。江泽民指出：“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这样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妥当的办法。”（江选第3卷，第603页）这是对我党两代中央集体探索领导体制经验教训的精辟总结。
有的人对祖宗有误解，总认为尊崇毛泽东，会对改革开放有妨碍。其实大谬不然。谁不想把自己手创的国家做大做强？毛泽东如果活着，鉴于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时代主题，他也会雄姿英发地领导改革开放。实际上在他有生之年，他已经着手搞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改革开放。摒弃前苏联高度集中的、单一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发展经济道路，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尤重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在事权管辖上的体制与机制，这不是“改革”又是什么？在努力发展与第三世界各国关系的同时，他积极发展与第一、第二世界各国的关系，亲手打开新中国与美国和日本之间正常交往的大门，世界上比这两个国家更牛、更“资本主义”的还有谁？这不是“开放”又是什么？
有人责问：“你这样劳神费力称扬毛，是不是想返回毛时代呀？”这就好比问：“你歌颂中华民族的轩辕祖先，是不是想返回赤身裸体、茹毛饮血呀？”或者是在问：“你歌颂战争年代战胜敌人的英雄，是不是想返回烧杀淫掠、枪林弹雨呀？”发问者的横蛮与无理，自是不待言而自明。
对于广大底层民众的怀毛情绪视而不见，不予疏导宣泄，未必是最稳妥的处事办法。古人已经发现：堵民之口如堵川，抑民之意如抑簧。笔者想起1976年的南京事件和天安门事件来了。当时毛重病在身不能正常视事，具体当政的人缺乏经验，应对失当。如果见事明而早，虑事全而深，以中央名义主动纪念周总理，使广大民众的怀周情绪得到正当宣泄，那样一来，即使有人想搅事，也搅不起来。教训极为深刻。它启示后人，不到万不得已，不到别无选择，犯不着同广大群众的情绪“拧”着？列宁已经发现：“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列宁选集第4卷，第154页）他是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必将面临困难局面，必须准备进行严重斗争的角度说这番话的。邓小平同志从加强党与群众鱼水联系上，强调要充分体察、悉心疏导群众情绪，他明确提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邓选第2卷，第145页）实践已经证明，他的指示是多么明智高远！
敬祖尊先，饮水思源，本是东方传统的孝道文化。但在事实上，美、日、俄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却是比中国做得更突出。像中国人尊崇成吉思汗一样，日本人把丰臣秀吉雕像在京都公园里，把侵华战犯供牌在靖国神社里，而我们的访日游客还在津津有味地聆听导游讲那丰臣秀吉的故事，素不知他才是明代中国沿海倭寇猖獗的罪魁祸首，那时他就制订了吞并朝鲜、侵略中华的全套计划。在俄国，有以民族英雄命名的首都彼得堡；在前苏联，有以革命领袖命名的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在美国，有以开国领袖命名的首都华盛顿；有以历届总统名字命名的航空母舰。1970年，当斯诺检讨他曾写文章批评中国的个人崇拜时，毛不无幽默地说：“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64页）三国之中，日本首脑不顾邻国抗议，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我行我素，不松不移，最为突出。由此可知，世界各国都认为，治国安邦，是需要承扬精神领袖，褒奖民族英雄，强固精神脊梁的。这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是各国共通的做法。反倒是我们自我疑虑，在有的方面做得相形逊色了。
我们现在以德治国，特别注重弘扬儒家优良道德传统，借以改良社会风气。共产党人号召人民尽孝，自己首先要带头尽孝。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论语？子路）党员是人民的榜样，干部是党员的榜样，首长是干部的榜样，领袖是首长的榜样，毛主席又是领袖的榜样，当然也是全党全民的榜样。在合理有限的范围内尊扬开国领袖，不但不会妨碍改革开放，还可使全党全民从开国领袖的革命理想主义、革命乐观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革命进取精神和革命牺牲精神中汲取营养，从而推动今天的改革发展事业迎难而上，破浪前进。
其实我们的时代真的很伟大，不仅足慰于邓，而且有慰于毛。时代也像人，一个人不可能什么方面全都比另一个人强；时代也是这样，由于不同的时空条件，导致不同的时代各有千秋，各有优点，各具特色。毛时代特点是物质贫乏，但精神丰富；生活紧巴，但风清气正；干部不敢为非，否则要受批斗。我们时代特点是民富国强，生活富足；思想自由，文化繁荣；国家在世界的地位跃居前列。不错，现在有腐败，但我们在反；现在有污染，但我们在治。综合国力全球第二，科技国防名列前茅。共产主义没有丢，依然写在党的旗帜上。不同的是，我们比前人更清醒、更实际、更稳健，分阶段、有步骤地朝着远大理想永续进取。因而我们真的无须避讳于列祖列宗。
“矫枉需要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是政治学的规则之一。在历史重大转折时期，有时需要说一些过头话，例如“崩溃边缘”、“十年浩劫”、“唯一标准”这是为了把新旧两条路线区别得更加显著，以便人们有所遵循，弃旧图新。这不但是合理的，甚至是必然的。但是，在转折已经实现，新道路已经平稳运行，天下已经大定之后，应当对说过的话及时甄别，有所扬弃。对适度的话继续坚持并且加以巩固，让过正的话逐步淡去直到自行消亡。因为既然过正，它就偏离了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根本立场，偏离了我们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政治本色，应当有所矫正。否则，不利于顺气安人，不利于调动积极因素，不利于化解消极因素，不利于实施习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
现在网络舆论场里唇枪舌剑的，是毛邓之论，是古今之辩。论辩的焦点，不是有人要否定邓而是有人在否定毛，不是有人要否定现实而是有人在否定历史，不是有人要否定强国之路而是有人在否定立国之本。对此，习总书记鲜明提出了前后两个30年都不容许否定的英明论断（参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19页）。但是专家教授们刀笔倥偬，既来不及深入思考习总指示的深意，更谈不上调整相沿成俗的行文笔锋。也许，改头换面的“两个凡是”才是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精神梦魇。
鼠目寸光的人，把祖宗的威灵，拱手让给民间去拥有，或者甩手扔给另类去蹂躏。这种做法，违背了邓小平的嘱咐和江泽民的告诫：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邓选第3卷，第369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江选第2卷，第12页）
伟人的谆谆教导，包含着他们毕生从政积累起来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可惜的是，成天在忙的专家教授们，往往难得静心思考字里行间的哲理，更难得充分领悟文字背后的深意。只要往深里想一想，就能明白：换了谁不发展生产？但共产党像太阳，发展生产是为了普惠全体民众。换了谁不增强国力？但社会主义能更快地提升国力，并实现共同富裕。换了谁不依法治国？但人民民主专政保护最广大人民合法权益，只对叛国和犯罪的人实行专政。换了谁不改善民生？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党员和公职人员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党没有自身需要牟取的利益。显然，邓小平提出的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共产党人执政兴国的入场券，丢掉了，就丧失了我党执政兴国的资格与理由。
哪有祖宗妨害子孙？哪有子孙嫌忌祖宗？套用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里的名言：“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1页）也许可以顺理成章地说：“哪有共产党人怕祖宗的道理呢？”
毛时代愈挫愈奋的探索进取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为推进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容丢弃的历史财富与必须承扬的精神动力。
如果中央巡视组的“钦差大臣”莅临采风，我会告诉他：“作为18岁入党，在党46年的老党员，我对我们党的现状是一千个满意，有一万个拥护。”要是一定得提一条建议，我会说：“为了国家民族长治久安，对毛主席再好一点儿罢！”为了中华复兴，我们对战场上曾经的敌人，都能握手言和；对自家的祖宗，在探索前进中出于好心发生的错误，有什么值得口诛笔伐、耿耿于怀的呢？
是所谓“跃进灾难”其实，想高速发展经济不是罪过。正如延安整风时，当人们批评百团大战暴露八路军实力，招致日伪军重点扫荡，因而使根据地蒙受重大损失时，彭总声辩：“打鬼子有什么罪过？”至于发展经济的方法失当，这并不奇怪：谁天生就懂经济？谁天生就有经验？谁天生就是行家里手？“事非经过不知难啊！”（江选第3卷，第604页）我们今天人才如海，专家如山，还难免发生这样那样失误，还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何以苛求半世纪以远的前人，要求他们不犯错误？关于这一点，我要特别指出：在人类前进的历史长河中，不仅领袖会犯错误，人民也会犯错误。例如：1931－1944年，中国人民的一部分错误地站在了伪满和汪伪一边认倭作父；1991年，前苏联人民错误地站在了野心家阴谋家一边，默认其颠覆了列宁领导苏共创建的苏维埃政权；2003年，伊拉克人民错误地站在了侵略者一边，帮助美军推翻了本民族的合法政权。具体说到1958年的大跃进，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把粮食的亩产量夸张到匪夷所思的高度，导致中央高层对全国粮食总产量的估计严重失实。这是人民所犯的错误，不能记在领袖的账上。以致于毛泽东在党内通信里，深情恳求各级干部：“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50页）至于用自然灾害造成的灾难对毛横加指责，其荒诞不经，只要看当今世界，科技如此发达，国力如此强大，无论中国外国，都有因灾受损的报道，就能明晓孰是孰非。
人们攻击毛的第三枪弹是所谓“文革浩劫”首先，就发动文革的动机“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参见邓选第2卷，第149页）来看，当时似乎没有必要，纯属头脑发热、主观臆想，因为文革所要扫除的党和国家的“阴暗面”并没有毛所认定的那样严重。可是从他身后陆续发生的苏东巨变、政治风波的沉痛教训，和今天习总书记打虎扑蝇深得民心的历史事实来看，毛对于巩固政权、抑制腐败、防止复辟，始终保持高度警觉、高压态势，并非毫无意义。这一点随着时间推移，还会更深刻地展示出来，正如小平所说：“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邓选第2卷，第149页）其次，就开展文革依靠的是群众组织来看，那是因为毛退居二线十年之后，他已经不能有效地指挥居于一线的各级党委与政府（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74页），转而诉诸直接发动底层群众，乃是迫于无奈而为之。而群众运动一旦掀起，参加者未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直到发动者自己也难以完全掌控他们。典型的例证可从天安门诗抄里获取。在这批被认为革命的诗作中，有这样一首：“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酒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里已经超出一般群众和平请愿的底线，显露出运用暴力对抗政府的意向，从中已可隐约窥见1989年政治风波的端倪。毛曾对用非法手段审查干部表示愤怒，严厉批示：“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34页，第432页）超出他掌控范围，非其初衷的一切恶作剧，例如“文攻武卫”、“法西斯式审查”之类，不能说与他发起运动，给坏人以可乘之机无关，但不能记在他的账上。文革悲剧昭示我党一个惨痛教训：“党内永远不要再搞一二线！”用二线操控一线，历来不能成功。它先是造成了毛与刘邓的不协调，后是造成了邓与胡赵的不协调。不仅毛检讨由他提议的这种制度实验造成了“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43页）邓也指出开始于党的十三大的这种制度安排“并不算很成功”（邓选第3卷，第311页）幸赖邓开创了退休制，江开创了任期制，使我们党得以摆脱党内分线造成的梦魇。江泽民指出：“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这样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妥当的办法。”（江选第3卷，第603页）这是对我党两代中央集体探索领导体制经验教训的精辟总结。
有的人对祖宗有误解，总认为尊崇毛泽东，会对改革开放有妨碍。其实大谬不然。谁不想把自己手创的国家做大做强？毛泽东如果活着，鉴于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时代主题，他也会雄姿英发地领导改革开放。实际上在他有生之年，他已经着手搞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改革开放。摒弃前苏联高度集中的、单一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发展经济道路，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尤重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在事权管辖上的体制与机制，这不是“改革”又是什么？在努力发展与第三世界各国关系的同时，他积极发展与第一、第二世界各国的关系，亲手打开新中国与美国和日本之间正常交往的大门，世界上比这两个国家更牛、更“资本主义”的还有谁？这不是“开放”又是什么？
有人责问：“你这样劳神费力称扬毛，是不是想返回毛时代呀？”这就好比问：“你歌颂中华民族的轩辕祖先，是不是想返回赤身裸体、茹毛饮血呀？”或者是在问：“你歌颂战争年代战胜敌人的英雄，是不是想返回烧杀淫掠、枪林弹雨呀？”发问者的横蛮与无理，自是不待言而自明。
对于广大底层民众的怀毛情绪视而不见，不予疏导宣泄，未必是最稳妥的处事办法。古人已经发现：堵民之口如堵川，抑民之意如抑簧。笔者想起1976年的南京事件和天安门事件来了。当时毛重病在身不能正常视事，具体当政的人缺乏经验，应对失当。如果见事明而早，虑事全而深，以中央名义主动纪念周总理，使广大民众的怀周情绪得到正当宣泄，那样一来，即使有人想搅事，也搅不起来。教训极为深刻。它启示后人，不到万不得已，不到别无选择，犯不着同广大群众的情绪“拧”着？列宁已经发现：“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列宁选集第4卷，第154页）他是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必将面临困难局面，必须准备进行严重斗争的角度说这番话的。邓小平同志从加强党与群众鱼水联系上，强调要充分体察、悉心疏导群众情绪，他明确提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邓选第2卷，第145页）实践已经证明，他的指示是多么明智高远！
敬祖尊先，饮水思源，本是东方传统的孝道文化。但在事实上，美、日、俄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却是比中国做得更突出。像中国人尊崇成吉思汗一样，日本人把丰臣秀吉雕像在京都公园里，把侵华战犯供牌在靖国神社里，而我们的访日游客还在津津有味地聆听导游讲那丰臣秀吉的故事，素不知他才是明代中国沿海倭寇猖獗的罪魁祸首，那时他就制订了吞并朝鲜、侵略中华的全套计划。在俄国，有以民族英雄命名的首都彼得堡；在前苏联，有以革命领袖命名的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在美国，有以开国领袖命名的首都华盛顿；有以历届总统名字命名的航空母舰。1970年，当斯诺检讨他曾写文章批评中国的个人崇拜时，毛不无幽默地说：“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64页）三国之中，日本首脑不顾邻国抗议，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我行我素，不松不移，最为突出。由此可知，世界各国都认为，治国安邦，是需要承扬精神领袖，褒奖民族英雄，强固精神脊梁的。这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是各国共通的做法。反倒是我们自我疑虑，在有的方面做得相形逊色了。
我们现在以德治国，特别注重弘扬儒家优良道德传统，借以改良社会风气。共产党人号召人民尽孝，自己首先要带头尽孝。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论语？子路）党员是人民的榜样，干部是党员的榜样，首长是干部的榜样，领袖是首长的榜样，毛主席又是领袖的榜样，当然也是全党全民的榜样。在合理有限的范围内尊扬开国领袖，不但不会妨碍改革开放，还可使全党全民从开国领袖的革命理想主义、革命乐观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革命进取精神和革命牺牲精神中汲取营养，从而推动今天的改革发展事业迎难而上，破浪前进。
其实我们的时代真的很伟大，不仅足慰于邓，而且有慰于毛。时代也像人，一个人不可能什么方面全都比另一个人强；时代也是这样，由于不同的时空条件，导致不同的时代各有千秋，各有优点，各具特色。毛时代特点是物质贫乏，但精神丰富；生活紧巴，但风清气正；干部不敢为非，否则要受批斗。我们时代特点是民富国强，生活富足；思想自由，文化繁荣；国家在世界的地位跃居前列。不错，现在有腐败，但我们在反；现在有污染，但我们在治。综合国力全球第二，科技国防名列前茅。共产主义没有丢，依然写在党的旗帜上。不同的是，我们比前人更清醒、更实际、更稳健，分阶段、有步骤地朝着远大理想永续进取。因而我们真的无须避讳于列祖列宗。
“矫枉需要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是政治学的规则之一。在历史重大转折时期，有时需要说一些过头话，例如“崩溃边缘”、“十年浩劫”、“唯一标准”这是为了把新旧两条路线区别得更加显著，以便人们有所遵循，弃旧图新。这不但是合理的，甚至是必然的。但是，在转折已经实现，新道路已经平稳运行，天下已经大定之后，应当对说过的话及时甄别，有所扬弃。对适度的话继续坚持并且加以巩固，让过正的话逐步淡去直到自行消亡。因为既然过正，它就偏离了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根本立场，偏离了我们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政治本色，应当有所矫正。否则，不利于顺气安人，不利于调动积极因素，不利于化解消极因素，不利于实施习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
现在网络舆论场里唇枪舌剑的，是毛邓之论，是古今之辩。论辩的焦点，不是有人要否定邓而是有人在否定毛，不是有人要否定现实而是有人在否定历史，不是有人要否定强国之路而是有人在否定立国之本。对此，习总书记鲜明提出了前后两个30年都不容许否定的英明论断（参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19页）。但是专家教授们刀笔倥偬，既来不及深入思考习总指示的深意，更谈不上调整相沿成俗的行文笔锋。也许，改头换面的“两个凡是”才是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精神梦魇。
鼠目寸光的人，把祖宗的威灵，拱手让给民间去拥有，或者甩手扔给另类去蹂躏。这种做法，违背了邓小平的嘱咐和江泽民的告诫：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邓选第3卷，第369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江选第2卷，第12页）
伟人的谆谆教导，包含着他们毕生从政积累起来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可惜的是，成天在忙的专家教授们，往往难得静心思考字里行间的哲理，更难得充分领悟文字背后的深意。只要往深里想一想，就能明白：换了谁不发展生产？但共产党像太阳，发展生产是为了普惠全体民众。换了谁不增强国力？但社会主义能更快地提升国力，并实现共同富裕。换了谁不依法治国？但人民民主专政保护最广大人民合法权益，只对叛国和犯罪的人实行专政。换了谁不改善民生？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党员和公职人员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党没有自身需要牟取的利益。显然，邓小平提出的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共产党人执政兴国的入场券，丢掉了，就丧失了我党执政兴国的资格与理由。
哪有祖宗妨害子孙？哪有子孙嫌忌祖宗？套用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里的名言：“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1页）也许可以顺理成章地说：“哪有共产党人怕祖宗的道理呢？”
毛时代愈挫愈奋的探索进取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为推进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容丢弃的历史财富与必须承扬的精神动力。
如果中央巡视组的“钦差大臣”莅临采风，我会告诉他：“作为18岁入党，在党46年的老党员，我对我们党的现状是一千个满意，有一万个拥护。”要是一定得提一条建议，我会说：“为了国家民族长治久安，对毛主席再好一点儿罢！”为了中华复兴，我们对战场上曾经的敌人，都能握手言和；对自家的祖宗，在探索前进中出于好心发生的错误，有什么值得口诛笔伐、耿耿于怀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