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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 www.gudianwenxue.com,易中天中华史:隋唐定局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突厥酋长们再次感到了震撼。

    太宗皇帝却轻轻挥了挥手,让部队后退,并以战斗序列留在原地。自己则打马向前,与颉利可汗单独谈判。正史没有记载这次谈话的内容。但我们知道,两年前,颉利可汗入侵时,秦王李世民是提出过要单挑决斗的。这一回,皇帝李世民应该是义正词严地指责对方背信弃义吧?

    两天后,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

    长安解围了,大唐得救了,各族人民也避免了一场战争灾难。这是太宗皇帝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事实上,当时就有大臣拦马劝阻。李世民却说:这是我深思熟虑的决定。突厥胆敢来犯,无非欺负我们国有内乱且朕初即位,想必无力反抗。因此,只要镇定自若,强虏一定不战而走。

    那么,突厥撤退时,该不该追呢?

    太宗的主张是不追。他说,我已经在突厥的退路上埋伏了军队,消灭他们易如反掌。然而,一旦开战,双方都会有伤亡。不能解决问题,反倒结下仇恨,何必呢?现在国家尚未安定,百姓尚未富裕,还是清静为好。至于突厥汗国,不过乌合之众。到他们分崩离析时,再一网打尽不迟。[28]

    原来,唐太宗打的是政治战、心理战。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懂政治,才战无不胜。有内乱,则必败无疑。实际上,事态的发展也正如太宗所料,突厥汗国作为依靠武力威胁和掠夺致富而建立的松散联合体,很快就无法维持下去,大唐的反攻也在充分准备之后发动。

    贞观三年(629)十一月,战争全面展开。不到半年,大唐军队即大获全胜。西起阴山北至大漠的广阔地带,都被收入唐帝国版图,颉利可汗则成为俘虏,东突厥从此灭亡。

    消息传来,太上皇李渊非常高兴。他说:当年,汉高祖被困于匈奴。今天,我儿子灭掉了突厥。我可是选对了接班人啊!于是,他召集王公贵族设宴凌烟阁。酒过三巡,太上皇自弹琵琶,唐太宗翩然起舞,欢声笑语通宵达旦。

    更让太宗满意的是,原本由突厥人统治的北方各族酋长一致推举他为“天可汗”,亦即各族人民的“总皇帝”。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因此他笑容满面谦虚地说:我是大唐天子,还可以再做可汗的事吗?

    得到的回答是:万岁!万岁!万万岁![29]

    贞观路线

    打败突厥的同时,大唐也迎来了贞观之治。[30]

    贞观之治的代表人物是魏徵。

    魏徵本是李建成的人,官职太子洗马(洗读如显),官阶从五品。他的职位虽不高,却是“太子党”的核心人物,曾经力劝李建成及早对李世民动手。因此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要离间我家兄弟?

    这是大兴问罪之师,来势汹汹,咄咄逼人。

    魏徵却不好回答。赖账是不行的,谁都知道他的立场和作为。解释也不行,越解释越不通。认账更不行,那是把自己往死里送。何况李世民提出的根本就是伪问题。他们兄弟你死我活,哪里是因为有人挑拨,又岂是谁能离间的?

    那么,李世民为什么要这么问?

    为了给自己开脱罪责,也为了将惊天血案轻描淡写。按照这个问题的内在逻辑,玄武门之变是他的自卫反击,而李建成和李元吉要除掉自己,则是被小人挑唆。

    但,这个问题又为什么要问魏徵?

    因为需要魏徵亮出观点。魏徵是太子党中最有头脑和影响力的人,他的回答不仅代表着李建成集团残余势力的政治态度,也将决定大唐的政局和命运——如果魏徵质疑玄武门之变的正当性,那就不知道会有多少颗人头落地。

    魏徵的态度又是什么?

    不卑不亢,神情自若。

    他说:先太子如果早听我的,哪有今天?[31]

    所有人都吓出一身冷汗。

    李世民却如释重负。他马上改变态度,非常礼貌地请魏徵到自己身边来工作。因为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东宫与秦王的斗争没有是非,也无关乎道德,只有一个谁先下手的问题。因此,此案将按照成王败寇的逻辑进行解释。魏徵的个人态度和立场也很明确:士为知己者死。

    难踢的球,被轻轻踢了回去。

    毫无疑问,魏徵这样回答并非没有风险。李世民如果听不出言外之意,他就只有死路一条。但,故太子虽然算不上知己者,好歹也有知遇之恩,那就为他去死好了。

    魏徵把命运交给了上天。

    李世民却接住了球。他立即就作出反应和判断:与其杀了魏徵,让他为李建成去死,不如委以重任,让他为自己而死。他甚至接受魏徵的建议,同意太子余党参加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葬礼。如此豁达大度,化敌为友,不但迅速地稳定了政局,也壮大了力量,终于造就贞观之治。

    这就是李世民的政治智慧。

    魏徵也决定为这位知己者竭尽全力。在他看来,国家利益绝对高于个人恩怨,大唐何去何从也远比李家兄弟谁是谁非更为重要。因此,当李世民向他伸出橄榄枝时,他回报的厚礼便是帮这位新皇帝确立政治路线。

    那么,贞观路线的核心是什么?

    王道。

    表面上看,这不过儒家伦理的老生常谈,但在当时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因为从西魏、北周到隋唐,关陇集团从来就是靠霸道起家的。改行王道,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要偏离关中本位政策,立足未稳的唐太宗可以这样做吗?

    他决定进行讨论。

    武德九年十月,也就是李世民登基两个月后,一场关于政治路线的辩论在大臣们之间展开。唐太宗首先发问:方今正值大乱之后,天下恐怕很难治理吧?

    魏徵却认为不但做得到,而且很容易。他说:乱世之民人心思治,反倒比骄奢淫逸的久安之民更好治理。这就好比一个人又饥又渴,只要给他吃的喝的就能解决问题。

    意思也很清楚:必须行王道,施仁政。

    一个名叫封德彝的人却跳出来反对。他说:王道的时代已经过去,想要实现也实现不了。秦始皇严刑峻法,汉武帝杂用霸道,不是他们不想垂拱而治,而是因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不可收拾。魏徵是书呆子,不能让他空谈误国!

    魏徵当面反驳。他说:尧舜行帝道而大同,汤武行王道而小康。可见实行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人心是亘古不变的。如果真像封德彝说的那样越来越坏,世间早就变成了鬼域,哪里还能讨论什么治理?

    封德彝哑口无言。

    然而朝中大臣,却多半站在封德彝一边。

    那么,魏徵与封德彝,谁是谁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唐太宗采纳魏徵的建议推行王道,与政治对手实现和解,让人民群众休养生息,结果是只用四年就天下大治。据说,四年后的大唐境内,人人安居乐业,户户丰衣足食,死刑犯一年只有二十九人,物价低到斗米三钱,太宗本人则成为各族人民的天可汗。

    可惜封德彝没能看到。唐太宗感叹说。[32]

    魏徵成功了,封德彝却并非全无道理。事实上,背离关中本位政策是有风险的,隋炀帝就是教训。问题在于封德彝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别忘了,隋有开皇之治,就因为文帝施仁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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