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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楼南端一溜排几个房间，都是县长办公室，最里一间是分管农村企业的张副县长办公室。
张副县长正在听着杨局长关于上半年全县农村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的汇报。
杨局长低沉的噪音像读书似的，说道：“上半年全县农村企业总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三十；主要产品产量除了粮油加工比去年同期有所增长以外，其它都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尤其是砖瓦生产量比去年下降百分之五十。
张副县长正记着的笔停下了，他抬起头，摘下老花眼镜，两只有些深陷的眼睛，虽然还和平时一样温和、平静，却睁得老大。
“怎么都是下降！”他不由自主地吐出这么一句，同时，一股不乐意的感情向他袭来。但他立刻意识到，这句话会使对方不好过，甚至还不能接受，奇码也叫对方尴尬。于是，他紧跟着说道：“当然，下降不要紧，问题是要找原因！”其实，原因他都知道，不过这个时候不便说透而已。
“唉，都是老问题了。”杨局长有点悲伤的叹道：“我们的企业是原料烧香买，产品磕头卖。上半年下降的原因，第一是缺燃料，全县一共三十五个砖瓦厂，已停产三十个，尤其是几个老厂，先进单位都停一个月了，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呀。第二是基建压缩，砖瓦等产品卖不出去。过去一直生产不错的几个厂存砖都有上千万块了，坯场、道路都堆满了，也没办法生产了。”
张副县长的脸上更加阴沉了，手早已放下钢笔，八字式的托着下颊，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窗外，仿佛看到了那成堆的砖瓦。
“卖给社员吧又太贵，他们不愿意买。”杨局长有气无力的说。
张副县长转过脸来，他看着杨局长的情形，像是劳累过度，疲惫不堪。
“平价砖每块四分钱。”杨局长说：“我们的砖每块六分。也难怪，这两年包产到户，农民才富裕些。可他们底子太枯了，虽然需要砖，唉！”杨局长叹了口气，端起茶杯，水已经剩得盖不住茶叶了，他底朝上吸了个干净。又说：“卖便宜吧，燃料都是高价来的，总不能亏本呀。”
张副县长默默地听着，没插一言。他知道杨局长说的是实际情况：“问题不小啊！”他也这样叹道。
“张县长，”停了一会，杨局长忽然站起身，走到写字台的横头，叫道。
张副县长惊讶地看着他，等待着他的下文。“张县长，省里不是给我们县几万吨煤的计划吗？能不能给我们一点，解决燃眉之急！”杨局长又说：“要有了煤，我们一定能做到上半年欠产，下半年补上，说不定还能超额完成计划！”
张副县长微微一笑，摇了摇了头，道：“昨天开了一天的会，专门研究煤的问题，农、工、财、贸、商，各系统都要，一个奶头哪能喂起十二个孩子，分不好，只好都给酒厂、化肥厂和民用了。酒厂是县政府的金库，不保住它，我们的工资就没了保障。化肥厂是全县农业生产的根本，是保证农业丰收的前提。民用更不能断，要不然，县太爷这把椅子还能坐得住吗？”
“唉！”杨局长叹了口气，像是霜打的树叶，落回原来的坐位上去了。
过了一会，张副县长说：“老杨，你们局里有没有个具体打算？
杨局长把茶杯推移个位置，有些不满的说：“我们局就是个空架子，一无钱，二无物，三无人。那点微薄的工资和办公经费都是你县太爷拨的，我们能有什么办法，打算再多也是空的。”
张副县长的脸上，立刻出现了不满意的表情。他想说：我要你这个局长干什么呀？可是他没有说，他说不出口。是呀，能怪他们吗，我这个分管县长又做了些什么呢？他沉默着，仿佛在承担着责任，作着检讨。“老杨，”他终于说：“还是开个会吧，座谈座谈，叫重点企业的负责人参加，我到会，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请书记来给大家鼓鼓劲。”
杨局长没有及时回答，好象不大乐意，但还是说：“好吧，不过开会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下面的恼骚可不少呀。”
“听听他们的意见也不错嘛。”张副县长说。
杨局长看看手表，下班时间到了，站起身来。张副县长把笔和本子放进抽屉里，锁好，也站起身来。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往外走，顺着楼梯，出了办公大楼。这时，明晃晃的太阳还没有当顶，金灿灿的光线，耀人眼目，一个世界都仿佛铺满了黄金。下班的干部们，没戴草帽的，都用扇子盖着头。树上的知了，已开始了声嘶力竭的啼叫。
（二）
第五天，会议在局会议室里举行了，参加会议的一百多号人都坐在十几排的长椅上。一张长会议桌的三面，坐着张副县长，杨局长和三个副局长，各股的股长。张副县长没坐主席位，却坐在横头。没正式开会前，他将一只脱了鞋的脚搭在椅子边上，一只手拿着能折叠的小剪刀，一只手捏着脚趾头，剪着指甲。剪好了，又从茶杯里倒一点水洗洗手。
会议开始了。
杨局长讲了一下上半年全县企业发展的形势，重点讲了当前存在的问题，然后才说：“今天，我们开这个会，张县长抽出宝贵时间亲自来了，还要给大家作指示。”这才将脸转向张副县长，说：“张县长，您说几句吧！”
张副县长正端起茶杯想喝茶，放下了，很谦逊温和的说：“我没有什么说的，我虽然分管农村企业这一块，却是门外汉。情况杨局长都说了，大家也清楚，我看还是同志们先谈谈，我是来听你们说的。”说着脸转向杨局长“就这样吧，啊！”“好，大家先说说，有什么说什么，最后再请县长作指示。”杨局长立马改变方法，眼睛看着与会的每一个人。
这时，会场里出现了非常的冷清，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电风扇“呜呜”的叫着，给人们送上一点没有凉意的风。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看看主席台。但是每个人都在思考，不少人的眼皮还在眨动。这样的情况，张副县长，杨局长等主席台上的人都很熟悉。这是每种会议讨论前无人规定的一种自然现象。这在这时，张副县长从他那塑料文件包里拿出本子钢笔，并拧开笔套，翻开纸页。
“张县长。”沉默了好一阵，忽然一声粗狂中带着质问的口气叫道，并见坐在前排的一个人站了起来。他这一声叫，仿佛阴霾中的一声雷，人们不约而同的向他看去。张副县长也不例外。
这是一个大块头，五十多岁，方大的脸盘，两道好似长在陡峭山崖上的眉毛，一双眼睛凹陷而明亮，黑黑的脸皮显着粗大清晰地皱纹。他的整个表情给人一种严肃、忠厚，而又有些不满的感觉。
“我问你，张县长？”他继续说：“你说我们农村企业到底算不算企业，要不要发展？”他的眼光有点咄咄逼人。
张副县长本来是个很温和的人，喜欢老实人。听到这种令人振惊的发问，不仅不感到意外，还觉得很高兴。他面带微笑的而且很认真的说：“当然算啦，当然要发展啦。这是中央的精神，人民的愿望嘛，啊！”“那好！”那人又说：“我就杠木头进巷子，直来直去，拣真的讲了。国务院的文件发了，省、地、县的文件也发了，县委、县政府的大会小会也开了不少，各级企业领导班子都配齐了。可是，这都是你们上面的事情，我们下面呢，只看见来人开会，没完没了的汇报。我们出了问题了，没人处理。就好像我们是狗刺果，怕沾上甩不掉。什么事都推说有公社、大队。公社、大队又说有主管局，他们不能插手。这到好，我们到处都是领导，就是没人来领导。一年给我们几千块钱的贷款，一张合同从春天跑到秋天了还没签好，要盖七八个印，才拿到钱。”他说到这，很是激动，两只手也在空中比划着，嘴里吐出几点唾沫星，眼珠儿转动得像弹子。此刻，他大概意识到说得远了，又说到：“就说当前吧，会开过几次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其实问题明摆着，你们就是不想点子。从我们单位今年的情况看，主观是我们管理不严，技术差，质量比不过人家。客观上讲哩，我首先声明，可不是我们不努力呀，实在是没办法，就讲煤炭的采购吧，我们派了几个人，从春天开始，就在外面跑，可都是没有目标，到处散捣。有时候搞一点，一算帐，超过原价的好几倍。现在干企业不能不讲成本核算，埋头干，不上一年，我连裤子都要贴上，怎么干？走运了，搞一笔大的，可没有现钱，只能与别人搭伙，这叫什么？叫没门！”
他说到这里，像皮球泄了气，没劲了。但他没停下，只略停顿一下，又说：“上次我到江南去，人家的企业就不像我们这样受罪，是以县为单位，组成联合采购团体，人员和资金灵活周转，采回的物资，谁要谁付费用。我想，我们县就不能也这样干吗？不然，光喊发展，到哪时才能真发展呀？”说到这，他陡然停住了，一屁股坐回到长椅上，眼睛看着张副县长和主席台上的人们，鼻孔还在呼呼地喘气。
与会者听着他的话，都不作声。但人们的脸上都有一种惊奇和掩饰不住的喜悦，仿佛他的言辞完全代表了他们的心声，把他们要说的，而未说的，都说了出来。他的话说完时，人们的感情几乎有点高涨了，会议室里开始出现了议论声。
其实，与会者的心情并不是一样的，尤其是主席台上的人，对演说者的言辞，虽不反感，却很别扭，奇码是听起来不顺耳。他们的脸上一直是阴郁郁的，呆痴痴的，而且眼睛睁得老大，仿佛是第一次见到演说者这个人。杨局长的脸色更难看，泛上了一层红，像鸡血。他的眼睛不是睁着不动，而是像闪光灯似的扫描着每一个人。短而稀的眉毛紧紧地凝着，薄薄的嘴唇除了向张副县长介绍：“这就是今年上半年减产最多，停产时间最长的金岗轮窑厂厂长李正章。”动了一下，此外，一直是紧紧地闭着。
张副县长认真地听着，他的心里除了郁闷和发热之外，还有点忐忑不安。他不得不诚认，李正章的话是正确的。几年来，县委、县政府对农村企业在实际工作上做得很少，很少，他不是一个喜欢报喜不报忧的人。他喜欢直来直去的，讲真话，要不然，文革时他就不会成为右派。他希望能够了解许多真实的东西，喜欢有真知酌见，喜欢有人提意见。所以，当李正章提出“联合采购”一词时，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虽然，他还不太熟悉这里面的弯弯绕，但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意见。待李正章说完，他没有去安慰或用老一套的几句话去与提意见者交流，却转过脸，对杨局长说：“老杨，这个意见不错，有点价质。省局的文件好像提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杨局长摇了摇头，没精神的说：“研究过了，没有人，没人钱，不都是枉然。”
“杨局长！”杨局长的话音刚落，一个人站了起来叫道。这是一个三十来岁的人，黑皮肤，看样子像个烧窑的。说：“只要局里同意，我们愿意出人，工资也由我们出！”
“杨局长，我们愿意出人！”
“我们也愿意出人！”
接着很多人说都愿意出人。
杨局长又说：“有人，又哪来钱呢？”
“杨局长，张县长！”财务股长忽然说：“农行曾说过，企业只要真正是购买原、燃材料，有证明，可以给周转金，但必须有主管局担保或承办。”
“有了钱，有了人，不就成了吗！老杨我看好好研究个具体方案，我代表县委、县政府支持你们！”张副县长很高兴地说。
“可是”杨局长还要说什么，但在张副县长那热情的目光下，又闭嘴了，只将目光在左右的副局长、股长们的身上扫了一遍。显出一种为难像，仿佛他有一种说不出的苦衷。
“杨局长，张县长。”局生产股长，一个精瘦的人说话了：“县委表了态，我们就干，我们股可以抽一个。老不能为下面做点事，我这股长也确实干得没味道。”
“我们股可以抽一个人。”接着各个股室都表态可以抽人参预这项工作。
张副县长点点头，他的脸上却没了笑容，到有了几分阴郁，看似平静，但平静中有了点严肃。说：“老杨就这样干吧。”
“好吧。”杨局长答道。接着他向主席台左右问道：“哪还有话说？”回答他的是几十只眼睛里闪出了一样的光。“好。”杨局长这才又一次面向张副县长，说：“县长，您还是说几句吧。”
张副县长手一挥，说：“还说什么，大家都替我说了，看行动吧！”
杨局长笑笑，说：“今天的会议就这样吧，具体怎么做，我们再研究一下。散会！”
（三）
具体办法和人员安排，第二天就研究好了。
第三天，县农村企业联合采购组，在杨局长的亲自带领下，分别向省内、省外几个产煤基地进发了。张副县长一直把他们送上车。
这以后，每天张副县长除了办些急办的事外，就在办室里等候捷报。然而，收获很不理想。
半个月后，陆续的都回来了电报，除了杨局长从淮河北岸的一个煤矿来电：“多方求援，采泥煤二千吨，正联系车皮，速汇款。”其它都是：“暂无着落。”
二十多天后，各路人马都回来了。
那天下午，张副县长召集大家在他的办公室座谈这次外出采购的情况。
“他妈的，我干了几十年的工作，也出去过不少次，可哪一次像这一次叫人作闷”局里那位精瘦的刘股长说：“从矿务局到矿上，只要一说是农村企业，睬都不睬，农村企业好像比别人矮些！”
“唉，热脸蹭人家的冷屁股，都不让你蹭。”一位采购员说：“我们在山西一个矿的供销科，跟着科长转，递烟都不接。想进他办室，被人推出来了。”
“现在唱高调的人太多了。”杨局长说：“我跑的几个地方，总是叫你去煤炭厅开介绍信，他们没调拨计划。我说是农村企业，向他们求援，他反说我们是在与大工业争原料，应该关停！真是，要关停！我搞的这二千吨，还是从二号矿井附近的一个大队搞的，每吨按原价加十快钱。噢，我还没有汇报。火车皮是我找一个在徐州铁路局的亲戚才搞到的。要不然，就是买到煤了，也运不回来。”
其它几个同志也说了各自的情况，大体都差不多。
“昨天，我刚到家，就有人给我汇报。”杨局长说：“又有两个轮窑也停产了，还有几个也告急了。这二千吨太少了，实在不好分。给哪一个厂吧，到还可以，一分散，就不能解决问题了。”停了一会杨局长又说：“联合采购组成立了，现在没采购到货，下面会怎么说呢？照这情形，再出去也是枉然。”
张副县长仔细地听着，眼睛一动也不动，仿佛在深深地思考着。
“张县长，”杨局长又说：“我看您能不能和李书记、刘县长汇报一下，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给省里打个报告，看能否从省里解决点。”
“看这情形。”张副县长看看大家，又看看杨局长说：“目前，农村企业的原料、燃料短缺，不是我们一个县，也不是我们一个地区，全国大多数地区都一样。现在，国家正在调整阶段，所有原料、燃料都要保证重点企业，对于我们这些农村企业只能靠市场调节，自找门路，我们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他这一说，没有人回驳，也没有人吱声，仿佛人人都被一种无形的东西堵住了嘴和鼻孔似的，喘不过气来了。办公室里鸦雀无声，静静地像一幅无声的图画。窗外飘进了一片被太阳晒得萎黄的树叶，落在房中间的地上，翻了几个滚，又随着一阵风从门口飞了出去，人们谁也没有注意到它。
“唉！”坐在木沙发上的一个四十来岁的采购员的一声叹息，打破了沉默：“现在干企业可真不容易呀！”
“上面只是宣传的好。”另一个说：“实际东西作难的还是我们哟！”
“要不是答应过两年后，让我们公社每家都能盖上新房子，我就不干了。种那几亩地，还怕比别人收得少？”
人们议论着，声音的调子是低沉的，悲凉的。但他们的心是热的，都是为了企业，为老百姓。他们对调整没有怨言，对党更无二心，只是
张副县长一声不响地听着，他的心里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情。他忽然对眼前这几个人，除了杨局长、刘股长，其他都是“泥饭碗”的人，产生了一种钦佩、怜悯的感情。仿佛这些人都比他高明，而又和他同样无能。他又仿佛觉得，这几个又粗又黑的人，就像山里的一种叫不出名的花，看花色，黄黑、黄黑的，可去掉花叶，露出的蕊芯，竟比玉石还白。他的眼睛不由得向杨局长和刘股长瞥了一下，杨局长那白皙的皮肤红了。刘股长的脸上带着气愤，好像还在想着“递烟都不接的景象。”
张副县长像是受到了什么刺激似的，站起身来挪开椅子，走到墙边，眼睛看着窗外，低沉而又坚定地说：“我们要依靠自己，还要出去，江山是打出来的，企业不能停产。”他的眼光又在每个人身上扫了遍，说：“你们都回去，处理一下家里，说不定谁家的稻子还没割完。我出去一趟，搞到更好，搞不到再想别的办法。不过，我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
“您！张县长。”杨局长一惊，站起来：“张县长，您不能去，这大热天，您吃不消的。”
人们都站了起来，看着张副县长。
张副县长笑笑，转过头，看着杨局长说：“没事，我虽然年近花甲，但我每天早上都能围着县委大院跑两圈，身体素职还是不错的。就这样吧，哪一位不怕我死的，跟我一道！”
“我去，张县长，我不怕你死！”刘股长第一个说。
张副县长说：“你休息吧，看你比我瘦多了。”转身对旁边的那位曾在李正章发言后第一个表态愿意出人的黑皮肤，三十多岁的烧窑人说：“你怎样，身体好，跑路我不行，你给我跑路，我们一道吧！”
那人一笑，有些拘束地说：“行，张县长，我一天跑三百里都行！”
“黄兵！”杨局长对那人叫道：“你要照顾好张县长，我明天给你们厂长打电话。”
“明天就走，黄兵，行吗？”张副县长问道。
黄兵憨厚的点点头，说：“现在走都行！”
（四）
一列北上的火车正在奔驰着。
张副县长坐在靠窗口的位子上，脸朝着窗外，一股股热刺刺的风，吹着他的脸颊，掀着他的头发。原野上青绿的禾苗，金黄的稻子，银白的水塘，摇头摆尾的树枝一片片，一块块，相连在一起。远方的在移动，近处的在飞跑，几乎一刻不停。张副县长没有心思观察窗外的景色，也没有和黄兵说话。对面的，过道上的，都是人，议论着各样的事情，他也没有心思去听。他只在玩味着老伴的一句话：真想不到，临老了还当吹鼓手，做采购员！
老伴埋怨他：你图个什么呀，还想把老骨头送到煤窑里去！
真是笑话，他图个什么呀？
解放后，他一直在县里工作，当过县委办公室的秘书，当过文教局的副局长。要不是中间当了几年的“走资派”说不定现在是干什么呢。不过他从来没有什么非分之想，按他的水平－－－读过几年私熟，上过半年“华大”干个副局长，应该很不错了。平反以后，恢复县政府，他被任命为副县长，早已超过了他的预期。他接触农村工作不多，对一些情... -->>
（一）
三楼南端一溜排几个房间，都是县长办公室，最里一间是分管农村企业的张副县长办公室。
张副县长正在听着杨局长关于上半年全县农村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的汇报。
杨局长低沉的噪音像读书似的，说道：“上半年全县农村企业总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三十；主要产品产量除了粮油加工比去年同期有所增长以外，其它都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尤其是砖瓦生产量比去年下降百分之五十。
张副县长正记着的笔停下了，他抬起头，摘下老花眼镜，两只有些深陷的眼睛，虽然还和平时一样温和、平静，却睁得老大。
“怎么都是下降！”他不由自主地吐出这么一句，同时，一股不乐意的感情向他袭来。但他立刻意识到，这句话会使对方不好过，甚至还不能接受，奇码也叫对方尴尬。于是，他紧跟着说道：“当然，下降不要紧，问题是要找原因！”其实，原因他都知道，不过这个时候不便说透而已。
“唉，都是老问题了。”杨局长有点悲伤的叹道：“我们的企业是原料烧香买，产品磕头卖。上半年下降的原因，第一是缺燃料，全县一共三十五个砖瓦厂，已停产三十个，尤其是几个老厂，先进单位都停一个月了，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呀。第二是基建压缩，砖瓦等产品卖不出去。过去一直生产不错的几个厂存砖都有上千万块了，坯场、道路都堆满了，也没办法生产了。”
张副县长的脸上更加阴沉了，手早已放下钢笔，八字式的托着下颊，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窗外，仿佛看到了那成堆的砖瓦。
“卖给社员吧又太贵，他们不愿意买。”杨局长有气无力的说。
张副县长转过脸来，他看着杨局长的情形，像是劳累过度，疲惫不堪。
“平价砖每块四分钱。”杨局长说：“我们的砖每块六分。也难怪，这两年包产到户，农民才富裕些。可他们底子太枯了，虽然需要砖，唉！”杨局长叹了口气，端起茶杯，水已经剩得盖不住茶叶了，他底朝上吸了个干净。又说：“卖便宜吧，燃料都是高价来的，总不能亏本呀。”
张副县长默默地听着，没插一言。他知道杨局长说的是实际情况：“问题不小啊！”他也这样叹道。
“张县长，”停了一会，杨局长忽然站起身，走到写字台的横头，叫道。
张副县长惊讶地看着他，等待着他的下文。“张县长，省里不是给我们县几万吨煤的计划吗？能不能给我们一点，解决燃眉之急！”杨局长又说：“要有了煤，我们一定能做到上半年欠产，下半年补上，说不定还能超额完成计划！”
张副县长微微一笑，摇了摇了头，道：“昨天开了一天的会，专门研究煤的问题，农、工、财、贸、商，各系统都要，一个奶头哪能喂起十二个孩子，分不好，只好都给酒厂、化肥厂和民用了。酒厂是县政府的金库，不保住它，我们的工资就没了保障。化肥厂是全县农业生产的根本，是保证农业丰收的前提。民用更不能断，要不然，县太爷这把椅子还能坐得住吗？”
“唉！”杨局长叹了口气，像是霜打的树叶，落回原来的坐位上去了。
过了一会，张副县长说：“老杨，你们局里有没有个具体打算？
杨局长把茶杯推移个位置，有些不满的说：“我们局就是个空架子，一无钱，二无物，三无人。那点微薄的工资和办公经费都是你县太爷拨的，我们能有什么办法，打算再多也是空的。”
张副县长的脸上，立刻出现了不满意的表情。他想说：我要你这个局长干什么呀？可是他没有说，他说不出口。是呀，能怪他们吗，我这个分管县长又做了些什么呢？他沉默着，仿佛在承担着责任，作着检讨。“老杨，”他终于说：“还是开个会吧，座谈座谈，叫重点企业的负责人参加，我到会，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请书记来给大家鼓鼓劲。”
杨局长没有及时回答，好象不大乐意，但还是说：“好吧，不过开会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下面的恼骚可不少呀。”
“听听他们的意见也不错嘛。”张副县长说。
杨局长看看手表，下班时间到了，站起身来。张副县长把笔和本子放进抽屉里，锁好，也站起身来。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往外走，顺着楼梯，出了办公大楼。这时，明晃晃的太阳还没有当顶，金灿灿的光线，耀人眼目，一个世界都仿佛铺满了黄金。下班的干部们，没戴草帽的，都用扇子盖着头。树上的知了，已开始了声嘶力竭的啼叫。
（二）
第五天，会议在局会议室里举行了，参加会议的一百多号人都坐在十几排的长椅上。一张长会议桌的三面，坐着张副县长，杨局长和三个副局长，各股的股长。张副县长没坐主席位，却坐在横头。没正式开会前，他将一只脱了鞋的脚搭在椅子边上，一只手拿着能折叠的小剪刀，一只手捏着脚趾头，剪着指甲。剪好了，又从茶杯里倒一点水洗洗手。
会议开始了。
杨局长讲了一下上半年全县企业发展的形势，重点讲了当前存在的问题，然后才说：“今天，我们开这个会，张县长抽出宝贵时间亲自来了，还要给大家作指示。”这才将脸转向张副县长，说：“张县长，您说几句吧！”
张副县长正端起茶杯想喝茶，放下了，很谦逊温和的说：“我没有什么说的，我虽然分管农村企业这一块，却是门外汉。情况杨局长都说了，大家也清楚，我看还是同志们先谈谈，我是来听你们说的。”说着脸转向杨局长“就这样吧，啊！”“好，大家先说说，有什么说什么，最后再请县长作指示。”杨局长立马改变方法，眼睛看着与会的每一个人。
这时，会场里出现了非常的冷清，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电风扇“呜呜”的叫着，给人们送上一点没有凉意的风。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看看主席台。但是每个人都在思考，不少人的眼皮还在眨动。这样的情况，张副县长，杨局长等主席台上的人都很熟悉。这是每种会议讨论前无人规定的一种自然现象。这在这时，张副县长从他那塑料文件包里拿出本子钢笔，并拧开笔套，翻开纸页。
“张县长。”沉默了好一阵，忽然一声粗狂中带着质问的口气叫道，并见坐在前排的一个人站了起来。他这一声叫，仿佛阴霾中的一声雷，人们不约而同的向他看去。张副县长也不例外。
这是一个大块头，五十多岁，方大的脸盘，两道好似长在陡峭山崖上的眉毛，一双眼睛凹陷而明亮，黑黑的脸皮显着粗大清晰地皱纹。他的整个表情给人一种严肃、忠厚，而又有些不满的感觉。
“我问你，张县长？”他继续说：“你说我们农村企业到底算不算企业，要不要发展？”他的眼光有点咄咄逼人。
张副县长本来是个很温和的人，喜欢老实人。听到这种令人振惊的发问，不仅不感到意外，还觉得很高兴。他面带微笑的而且很认真的说：“当然算啦，当然要发展啦。这是中央的精神，人民的愿望嘛，啊！”“那好！”那人又说：“我就杠木头进巷子，直来直去，拣真的讲了。国务院的文件发了，省、地、县的文件也发了，县委、县政府的大会小会也开了不少，各级企业领导班子都配齐了。可是，这都是你们上面的事情，我们下面呢，只看见来人开会，没完没了的汇报。我们出了问题了，没人处理。就好像我们是狗刺果，怕沾上甩不掉。什么事都推说有公社、大队。公社、大队又说有主管局，他们不能插手。这到好，我们到处都是领导，就是没人来领导。一年给我们几千块钱的贷款，一张合同从春天跑到秋天了还没签好，要盖七八个印，才拿到钱。”他说到这，很是激动，两只手也在空中比划着，嘴里吐出几点唾沫星，眼珠儿转动得像弹子。此刻，他大概意识到说得远了，又说到：“就说当前吧，会开过几次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其实问题明摆着，你们就是不想点子。从我们单位今年的情况看，主观是我们管理不严，技术差，质量比不过人家。客观上讲哩，我首先声明，可不是我们不努力呀，实在是没办法，就讲煤炭的采购吧，我们派了几个人，从春天开始，就在外面跑，可都是没有目标，到处散捣。有时候搞一点，一算帐，超过原价的好几倍。现在干企业不能不讲成本核算，埋头干，不上一年，我连裤子都要贴上，怎么干？走运了，搞一笔大的，可没有现钱，只能与别人搭伙，这叫什么？叫没门！”
他说到这里，像皮球泄了气，没劲了。但他没停下，只略停顿一下，又说：“上次我到江南去，人家的企业就不像我们这样受罪，是以县为单位，组成联合采购团体，人员和资金灵活周转，采回的物资，谁要谁付费用。我想，我们县就不能也这样干吗？不然，光喊发展，到哪时才能真发展呀？”说到这，他陡然停住了，一屁股坐回到长椅上，眼睛看着张副县长和主席台上的人们，鼻孔还在呼呼地喘气。
与会者听着他的话，都不作声。但人们的脸上都有一种惊奇和掩饰不住的喜悦，仿佛他的言辞完全代表了他们的心声，把他们要说的，而未说的，都说了出来。他的话说完时，人们的感情几乎有点高涨了，会议室里开始出现了议论声。
其实，与会者的心情并不是一样的，尤其是主席台上的人，对演说者的言辞，虽不反感，却很别扭，奇码是听起来不顺耳。他们的脸上一直是阴郁郁的，呆痴痴的，而且眼睛睁得老大，仿佛是第一次见到演说者这个人。杨局长的脸色更难看，泛上了一层红，像鸡血。他的眼睛不是睁着不动，而是像闪光灯似的扫描着每一个人。短而稀的眉毛紧紧地凝着，薄薄的嘴唇除了向张副县长介绍：“这就是今年上半年减产最多，停产时间最长的金岗轮窑厂厂长李正章。”动了一下，此外，一直是紧紧地闭着。
张副县长认真地听着，他的心里除了郁闷和发热之外，还有点忐忑不安。他不得不诚认，李正章的话是正确的。几年来，县委、县政府对农村企业在实际工作上做得很少，很少，他不是一个喜欢报喜不报忧的人。他喜欢直来直去的，讲真话，要不然，文革时他就不会成为右派。他希望能够了解许多真实的东西，喜欢有真知酌见，喜欢有人提意见。所以，当李正章提出“联合采购”一词时，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虽然，他还不太熟悉这里面的弯弯绕，但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意见。待李正章说完，他没有去安慰或用老一套的几句话去与提意见者交流，却转过脸，对杨局长说：“老杨，这个意见不错，有点价质。省局的文件好像提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杨局长摇了摇头，没精神的说：“研究过了，没有人，没人钱，不都是枉然。”
“杨局长！”杨局长的话音刚落，一个人站了起来叫道。这是一个三十来岁的人，黑皮肤，看样子像个烧窑的。说：“只要局里同意，我们愿意出人，工资也由我们出！”
“杨局长，我们愿意出人！”
“我们也愿意出人！”
接着很多人说都愿意出人。
杨局长又说：“有人，又哪来钱呢？”
“杨局长，张县长！”财务股长忽然说：“农行曾说过，企业只要真正是购买原、燃材料，有证明，可以给周转金，但必须有主管局担保或承办。”
“有了钱，有了人，不就成了吗！老杨我看好好研究个具体方案，我代表县委、县政府支持你们！”张副县长很高兴地说。
“可是”杨局长还要说什么，但在张副县长那热情的目光下，又闭嘴了，只将目光在左右的副局长、股长们的身上扫了一遍。显出一种为难像，仿佛他有一种说不出的苦衷。
“杨局长，张县长。”局生产股长，一个精瘦的人说话了：“县委表了态，我们就干，我们股可以抽一个。老不能为下面做点事，我这股长也确实干得没味道。”
“我们股可以抽一个人。”接着各个股室都表态可以抽人参预这项工作。
张副县长点点头，他的脸上却没了笑容，到有了几分阴郁，看似平静，但平静中有了点严肃。说：“老杨就这样干吧。”
“好吧。”杨局长答道。接着他向主席台左右问道：“哪还有话说？”回答他的是几十只眼睛里闪出了一样的光。“好。”杨局长这才又一次面向张副县长，说：“县长，您还是说几句吧。”
张副县长手一挥，说：“还说什么，大家都替我说了，看行动吧！”
杨局长笑笑，说：“今天的会议就这样吧，具体怎么做，我们再研究一下。散会！”
（三）
具体办法和人员安排，第二天就研究好了。
第三天，县农村企业联合采购组，在杨局长的亲自带领下，分别向省内、省外几个产煤基地进发了。张副县长一直把他们送上车。
这以后，每天张副县长除了办些急办的事外，就在办室里等候捷报。然而，收获很不理想。
半个月后，陆续的都回来了电报，除了杨局长从淮河北岸的一个煤矿来电：“多方求援，采泥煤二千吨，正联系车皮，速汇款。”其它都是：“暂无着落。”
二十多天后，各路人马都回来了。
那天下午，张副县长召集大家在他的办公室座谈这次外出采购的情况。
“他妈的，我干了几十年的工作，也出去过不少次，可哪一次像这一次叫人作闷”局里那位精瘦的刘股长说：“从矿务局到矿上，只要一说是农村企业，睬都不睬，农村企业好像比别人矮些！”
“唉，热脸蹭人家的冷屁股，都不让你蹭。”一位采购员说：“我们在山西一个矿的供销科，跟着科长转，递烟都不接。想进他办室，被人推出来了。”
“现在唱高调的人太多了。”杨局长说：“我跑的几个地方，总是叫你去煤炭厅开介绍信，他们没调拨计划。我说是农村企业，向他们求援，他反说我们是在与大工业争原料，应该关停！真是，要关停！我搞的这二千吨，还是从二号矿井附近的一个大队搞的，每吨按原价加十快钱。噢，我还没有汇报。火车皮是我找一个在徐州铁路局的亲戚才搞到的。要不然，就是买到煤了，也运不回来。”
其它几个同志也说了各自的情况，大体都差不多。
“昨天，我刚到家，就有人给我汇报。”杨局长说：“又有两个轮窑也停产了，还有几个也告急了。这二千吨太少了，实在不好分。给哪一个厂吧，到还可以，一分散，就不能解决问题了。”停了一会杨局长又说：“联合采购组成立了，现在没采购到货，下面会怎么说呢？照这情形，再出去也是枉然。”
张副县长仔细地听着，眼睛一动也不动，仿佛在深深地思考着。
“张县长，”杨局长又说：“我看您能不能和李书记、刘县长汇报一下，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给省里打个报告，看能否从省里解决点。”
“看这情形。”张副县长看看大家，又看看杨局长说：“目前，农村企业的原料、燃料短缺，不是我们一个县，也不是我们一个地区，全国大多数地区都一样。现在，国家正在调整阶段，所有原料、燃料都要保证重点企业，对于我们这些农村企业只能靠市场调节，自找门路，我们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他这一说，没有人回驳，也没有人吱声，仿佛人人都被一种无形的东西堵住了嘴和鼻孔似的，喘不过气来了。办公室里鸦雀无声，静静地像一幅无声的图画。窗外飘进了一片被太阳晒得萎黄的树叶，落在房中间的地上，翻了几个滚，又随着一阵风从门口飞了出去，人们谁也没有注意到它。
“唉！”坐在木沙发上的一个四十来岁的采购员的一声叹息，打破了沉默：“现在干企业可真不容易呀！”
“上面只是宣传的好。”另一个说：“实际东西作难的还是我们哟！”
“要不是答应过两年后，让我们公社每家都能盖上新房子，我就不干了。种那几亩地，还怕比别人收得少？”
人们议论着，声音的调子是低沉的，悲凉的。但他们的心是热的，都是为了企业，为老百姓。他们对调整没有怨言，对党更无二心，只是
张副县长一声不响地听着，他的心里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情。他忽然对眼前这几个人，除了杨局长、刘股长，其他都是“泥饭碗”的人，产生了一种钦佩、怜悯的感情。仿佛这些人都比他高明，而又和他同样无能。他又仿佛觉得，这几个又粗又黑的人，就像山里的一种叫不出名的花，看花色，黄黑、黄黑的，可去掉花叶，露出的蕊芯，竟比玉石还白。他的眼睛不由得向杨局长和刘股长瞥了一下，杨局长那白皙的皮肤红了。刘股长的脸上带着气愤，好像还在想着“递烟都不接的景象。”
张副县长像是受到了什么刺激似的，站起身来挪开椅子，走到墙边，眼睛看着窗外，低沉而又坚定地说：“我们要依靠自己，还要出去，江山是打出来的，企业不能停产。”他的眼光又在每个人身上扫了遍，说：“你们都回去，处理一下家里，说不定谁家的稻子还没割完。我出去一趟，搞到更好，搞不到再想别的办法。不过，我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
“您！张县长。”杨局长一惊，站起来：“张县长，您不能去，这大热天，您吃不消的。”
人们都站了起来，看着张副县长。
张副县长笑笑，转过头，看着杨局长说：“没事，我虽然年近花甲，但我每天早上都能围着县委大院跑两圈，身体素职还是不错的。就这样吧，哪一位不怕我死的，跟我一道！”
“我去，张县长，我不怕你死！”刘股长第一个说。
张副县长说：“你休息吧，看你比我瘦多了。”转身对旁边的那位曾在李正章发言后第一个表态愿意出人的黑皮肤，三十多岁的烧窑人说：“你怎样，身体好，跑路我不行，你给我跑路，我们一道吧！”
那人一笑，有些拘束地说：“行，张县长，我一天跑三百里都行！”
“黄兵！”杨局长对那人叫道：“你要照顾好张县长，我明天给你们厂长打电话。”
“明天就走，黄兵，行吗？”张副县长问道。
黄兵憨厚的点点头，说：“现在走都行！”
（四）
一列北上的火车正在奔驰着。
张副县长坐在靠窗口的位子上，脸朝着窗外，一股股热刺刺的风，吹着他的脸颊，掀着他的头发。原野上青绿的禾苗，金黄的稻子，银白的水塘，摇头摆尾的树枝一片片，一块块，相连在一起。远方的在移动，近处的在飞跑，几乎一刻不停。张副县长没有心思观察窗外的景色，也没有和黄兵说话。对面的，过道上的，都是人，议论着各样的事情，他也没有心思去听。他只在玩味着老伴的一句话：真想不到，临老了还当吹鼓手，做采购员！
老伴埋怨他：你图个什么呀，还想把老骨头送到煤窑里去！
真是笑话，他图个什么呀？
解放后，他一直在县里工作，当过县委办公室的秘书，当过文教局的副局长。要不是中间当了几年的“走资派”说不定现在是干什么呢。不过他从来没有什么非分之想，按他的水平－－－读过几年私熟，上过半年“华大”干个副局长，应该很不错了。平反以后，恢复县政府，他被任命为副县长，早已超过了他的预期。他接触农村工作不多，对一些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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