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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以降，学者名流的自杀事件一度成为舆论界热门话题。无论是王国维、老舍、顾城、海子等学者，阮玲玉、翁美玲等艺人，还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艺人张国荣和最近的诗人余地、博导余虹，他们的极端弃世方式，都曾在我们叹惜和怀念之余，作过深深思考：是什么令到这些有卓越贡献的名流走上了不归路？
农民工为了讨薪，想到了自杀；少男少女情场失意，想到了自杀；那些满腹经纶、饱读诗书的博士、博士后、博士生导师又有什么样转不过的弯，竟也想到走向自杀的绝境？这些自杀事件，有些是作秀，有些是血的事实。农民工自杀，只是一种曲线表达话语的方式，很多让人劝回了，因为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但那些知识分子呢？没有抗争也没有谈判，生命刹那间就如风消逝了。也许他们内心也曾经做过了很长时间的挣扎，但我们不曾看到。
有人盛赞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勇气，我不以为然。一个脑子里面充满着假想敌的人，不是最可悲的吗？我们连敌人在哪里都不知道，却整天想着要战斗，在虚空的环境里自我消耗着精力。自杀者往往陷入这种困境，他要为证明自己的决心，以生命告慰自己的学术和灵魂。一如古人铸剑，往往最后纵身跳入练剑炉中，借血与火之力增加作品的纯度。
自杀是个体对待生命最极端的方式。就个体的语境说，生与死是一切物种最重要的两件事。前者宣布物种的存在，带动了其他非生物性的出现；后者则让存在统统归零。在这个哲学范畴，对生与死展开的发问是唯一的真命题，其他关于尊严、爱情、道德、自由一类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都是伪命题。离开存在物而论存在的意义，不是很虚幻的吗？所以，一切以那些名义采取的自杀行为，都是廉价的、毫无意义的。生命无法承受如此的轻率。
我们对社会精英的自杀行为感到极大程度的震惊。作为社会财富的一部分，他们的陨落、凋谢，对全人类无疑都是无法估量的损失。他们对待生命的粗暴方式，除了给后人一片唏嘘、遗憾、惋惜之外，似乎没有更大的触动，自杀的人还是前赴后继。这些人都处于上流社会，拥有财富和名誉，并具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可以说，他们的活着，比一般的人都更有意义和更有质量。但生命的质量却与对待生命的态度毫不相关，让观者感到彷徨。
古代学者皆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追求信条，以“立德、立功、立言”为自身价值取向，那些越过某些环节而直达末端的步伐跨越式前进，或者前路崎岖，命途多舛，会不会就是许多悲剧的因缘？对那些曾经给过我们信仰光辉的学者，当他们信仰开始衰竭，生命价值陷入真空时，是不是就是生与死开始迷离的状态？当精神之火熄灭，我们不禁惊呼，还有什么信仰可以永恒？
也许学术没有那么丰富，研究没有那么深入，或者人就不会那么固执。学者用尽毕生精力追求生命中的理想，却往往在事业巅峰时陷入歧途：灵魂找不到出路，思想找不到出路，信仰找不到出路。那不是愧对了自身所掌握的知识吗？在丰富涵养的学术领地成长起来的学者，又在同一块地方枯萎、倒下。诗人自杀，也许死于思维混乱；学者自杀，引以为傲的学术恰恰就是致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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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以降，学者名流的自杀事件一度成为舆论界热门话题。无论是王国维、老舍、顾城、海子等学者，阮玲玉、翁美玲等艺人，还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艺人张国荣和最近的诗人余地、博导余虹，他们的极端弃世方式，都曾在我们叹惜和怀念之余，作过深深思考：是什么令到这些有卓越贡献的名流走上了不归路？
农民工为了讨薪，想到了自杀；少男少女情场失意，想到了自杀；那些满腹经纶、饱读诗书的博士、博士后、博士生导师又有什么样转不过的弯，竟也想到走向自杀的绝境？这些自杀事件，有些是作秀，有些是血的事实。农民工自杀，只是一种曲线表达话语的方式，很多让人劝回了，因为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但那些知识分子呢？没有抗争也没有谈判，生命刹那间就如风消逝了。也许他们内心也曾经做过了很长时间的挣扎，但我们不曾看到。
有人盛赞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勇气，我不以为然。一个脑子里面充满着假想敌的人，不是最可悲的吗？我们连敌人在哪里都不知道，却整天想着要战斗，在虚空的环境里自我消耗着精力。自杀者往往陷入这种困境，他要为证明自己的决心，以生命告慰自己的学术和灵魂。一如古人铸剑，往往最后纵身跳入练剑炉中，借血与火之力增加作品的纯度。
自杀是个体对待生命最极端的方式。就个体的语境说，生与死是一切物种最重要的两件事。前者宣布物种的存在，带动了其他非生物性的出现；后者则让存在统统归零。在这个哲学范畴，对生与死展开的发问是唯一的真命题，其他关于尊严、爱情、道德、自由一类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都是伪命题。离开存在物而论存在的意义，不是很虚幻的吗？所以，一切以那些名义采取的自杀行为，都是廉价的、毫无意义的。生命无法承受如此的轻率。
我们对社会精英的自杀行为感到极大程度的震惊。作为社会财富的一部分，他们的陨落、凋谢，对全人类无疑都是无法估量的损失。他们对待生命的粗暴方式，除了给后人一片唏嘘、遗憾、惋惜之外，似乎没有更大的触动，自杀的人还是前赴后继。这些人都处于上流社会，拥有财富和名誉，并具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可以说，他们的活着，比一般的人都更有意义和更有质量。但生命的质量却与对待生命的态度毫不相关，让观者感到彷徨。
古代学者皆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追求信条，以“立德、立功、立言”为自身价值取向，那些越过某些环节而直达末端的步伐跨越式前进，或者前路崎岖，命途多舛，会不会就是许多悲剧的因缘？对那些曾经给过我们信仰光辉的学者，当他们信仰开始衰竭，生命价值陷入真空时，是不是就是生与死开始迷离的状态？当精神之火熄灭，我们不禁惊呼，还有什么信仰可以永恒？
也许学术没有那么丰富，研究没有那么深入，或者人就不会那么固执。学者用尽毕生精力追求生命中的理想，却往往在事业巅峰时陷入歧途：灵魂找不到出路，思想找不到出路，信仰找不到出路。那不是愧对了自身所掌握的知识吗？在丰富涵养的学术领地成长起来的学者，又在同一块地方枯萎、倒下。诗人自杀，也许死于思维混乱；学者自杀，引以为傲的学术恰恰就是致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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