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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普不屑地耸了耸肩，然后怒气冲冲地打定主意：这回他一定要搞清楚撞门的究竟是谁。他不光用脑子想，而是认真地翕动起嘴唇来。我一定要搞清楚！他轻声地而又十分激昂地说，因而鲁宾森小姐和女教师都惊讶地瞅着他。他整个上身转向左边，把充满血丝的蓝眼睛张得大大的。
穿过餐厅的是一个女人，与其说是妇女，倒不如说是一个姑娘。她中等身材，穿一件白色毛线衣和花色裙子，一头淡红色的金发，脑袋旁晃着两条辫子。汉斯卡斯托尔普没有看清她的轮廓——几乎没有瞧见。她走路不声不响，与刚才进来时乒乒乓乓的喧闹声形成鲜明的对照。她耷拉着脑袋，蹑手蹑脚地走向左侧最外边的一张餐桌。这张餐桌与阳台门成直角，也就是“上等俄国人”的餐桌。走路时，一只手插在贴身羊毛衫口袋里，另一只手托着脑袋，把头发理向后脑勺。汉斯卡斯托尔普瞅着她那双手；他对人们的手很有一番鉴别力；每次新结识一个人，他的注意力总是先集中在那个人的手上。她没有贵妇人的特有风度，托住她头发的那只手，并不像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和女人们社交往来中所常见的那么高贵娇嫩。她的手背很阔，手指很短，粗糙稚气，有几分像女学生的手。她的指甲显然没有染过，修剪得很不雅观，也像女学生一样，指甲旁的皮肤有些起毛，好像是咬指甲的恶习留下来的痕迹。不过由于距离太远，汉斯卡斯托尔普无法看得很清楚，只是有这么一个印象而已。这个姗姗来迟的人向同桌的人们点点头，在桌子内侧克罗科夫斯基旁边坐下，背朝着餐厅。克罗科夫斯基坐在首席。一坐下来，她就左顾右盼，向大伙儿扫视。这时她依然把手搁在头发上，汉斯卡斯托尔普眼睛一瞟，看到她颧骨很高，眼睛细细的这当儿，某些模模糊糊的往事从他脑海间掠过，他似乎记起了什么事，什么人
“当然，是一个女人！”汉斯卡斯托尔普心里想，嘴里也喃喃地脱口而出，因而这位女教师恩格尔哈尔特小姐听清了他的话。这位可怜的老处女发出会心的微笑。
“这是肖夏太太，”她说。“她老是马马虎虎的，可这位太太很有魅力。”这时恩格尔哈尔特小姐长有柔毛的红彤彤的面颊上罩上了一层阴影。每逢她开口时，她总是这样。
“她是法国人吗？”汉斯卡斯托尔普一本正经地问。
“不，是俄国人，”恩格尔哈尔特小姐说。“也许她丈夫是法国人或法国人的后代，我可说不准。”
汉斯卡斯托尔普依然有些气鼓鼓地问，那边坐的一位先生是不是她的丈夫，说时指着上等俄国人餐桌旁一位肩膀下垂的绅士。
“不，她的丈夫不在这儿，”女教师回答他。“他压根儿没有来过这儿，这儿没有人认识他。”
“她应当懂得规规矩矩地关门！”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她总是使劲地关门。这简直是缺乏教养。”
女教师听了这番谴责，温顺地微笑着，仿佛她本人就是该受责备的人。这样，他们就不再谈肖夏太太的事了。
另一个插曲，就是布卢门科尔博士暂时离开餐厅，别的可没有什么了。他的脸一向郁郁寡欢，此刻突然板了起来，忧心忡仲地凝视前方，然后拘谨地把椅子往后推了一下，走了出去。这时，斯特尔夫人的粗野暴露无遗。也许她因为自己的病情比布卢门科尔轻而洋洋自得，她用同情与挖苦参半的口气伴送他出餐厅。“可怜的人儿！”她说。“他差不多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他又要跟‘蓝家伙’此处指疗养院肺结核患者随身携带的吐痰用的蓝瓶子。讲话了。”她总是傻里傻气地把“蓝家伙”这个可笑的词儿挂在嘴边，不能自已，汉斯卡斯托尔普听她说话，真感到啼笑皆非，不寒而栗。过了几分钟，布卢门科尔博士又折回来，模样儿仍和出去时那样谦恭，他重新坐下来继续用膳。他吃得很多，每盆菜都吃两份，吃时仍是心事重重，一言不发。
于是午餐结束了。由于服务周到——那位矮娘儿端起菜来，疾步如飞——午餐只费了一小时。汉斯卡斯托尔普喘着气，不知怎么上楼才好，于是又在他阳台里那张精美的卧椅上躺下，因为午膳以后，人们一直可以卧床休息到喝茶时为止。这是一天中最重要的时刻，而且必须严格遵守。有一些不透明的玻璃隔墙一边把汉斯同约阿希姆隔开，一边跟这对俄国夫妇隔开。他就躺在这些隔墙中间，半睡半醒，心房怦怦跳个不停，用嘴巴透气。当他用手帕时，他发觉上面被血染红了，但他没有精力去想，尽管他对自己确实有些担心，而且生性有些疑神疑鬼，唯恐自己得病。他又燃起一支马丽亚曼契尼雪茄烟，这回他一口气吸到底，不管它的味儿如何。他头晕胸闷，而且神思恍惚地在想：他来山上后发生的一系列事儿多么荒唐。想到那个斯特尔夫人谈话时怎样愚昧无知地用一些可怕的字眼，他有两三次不禁内心笑出声来。
尔普不屑地耸了耸肩，然后怒气冲冲地打定主意：这回他一定要搞清楚撞门的究竟是谁。他不光用脑子想，而是认真地翕动起嘴唇来。我一定要搞清楚！他轻声地而又十分激昂地说，因而鲁宾森小姐和女教师都惊讶地瞅着他。他整个上身转向左边，把充满血丝的蓝眼睛张得大大的。
穿过餐厅的是一个女人，与其说是妇女，倒不如说是一个姑娘。她中等身材，穿一件白色毛线衣和花色裙子，一头淡红色的金发，脑袋旁晃着两条辫子。汉斯卡斯托尔普没有看清她的轮廓——几乎没有瞧见。她走路不声不响，与刚才进来时乒乒乓乓的喧闹声形成鲜明的对照。她耷拉着脑袋，蹑手蹑脚地走向左侧最外边的一张餐桌。这张餐桌与阳台门成直角，也就是“上等俄国人”的餐桌。走路时，一只手插在贴身羊毛衫口袋里，另一只手托着脑袋，把头发理向后脑勺。汉斯卡斯托尔普瞅着她那双手；他对人们的手很有一番鉴别力；每次新结识一个人，他的注意力总是先集中在那个人的手上。她没有贵妇人的特有风度，托住她头发的那只手，并不像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和女人们社交往来中所常见的那么高贵娇嫩。她的手背很阔，手指很短，粗糙稚气，有几分像女学生的手。她的指甲显然没有染过，修剪得很不雅观，也像女学生一样，指甲旁的皮肤有些起毛，好像是咬指甲的恶习留下来的痕迹。不过由于距离太远，汉斯卡斯托尔普无法看得很清楚，只是有这么一个印象而已。这个姗姗来迟的人向同桌的人们点点头，在桌子内侧克罗科夫斯基旁边坐下，背朝着餐厅。克罗科夫斯基坐在首席。一坐下来，她就左顾右盼，向大伙儿扫视。这时她依然把手搁在头发上，汉斯卡斯托尔普眼睛一瞟，看到她颧骨很高，眼睛细细的这当儿，某些模模糊糊的往事从他脑海间掠过，他似乎记起了什么事，什么人
“当然，是一个女人！”汉斯卡斯托尔普心里想，嘴里也喃喃地脱口而出，因而这位女教师恩格尔哈尔特小姐听清了他的话。这位可怜的老处女发出会心的微笑。
“这是肖夏太太，”她说。“她老是马马虎虎的，可这位太太很有魅力。”这时恩格尔哈尔特小姐长有柔毛的红彤彤的面颊上罩上了一层阴影。每逢她开口时，她总是这样。
“她是法国人吗？”汉斯卡斯托尔普一本正经地问。
“不，是俄国人，”恩格尔哈尔特小姐说。“也许她丈夫是法国人或法国人的后代，我可说不准。”
汉斯卡斯托尔普依然有些气鼓鼓地问，那边坐的一位先生是不是她的丈夫，说时指着上等俄国人餐桌旁一位肩膀下垂的绅士。
“不，她的丈夫不在这儿，”女教师回答他。“他压根儿没有来过这儿，这儿没有人认识他。”
“她应当懂得规规矩矩地关门！”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她总是使劲地关门。这简直是缺乏教养。”
女教师听了这番谴责，温顺地微笑着，仿佛她本人就是该受责备的人。这样，他们就不再谈肖夏太太的事了。
另一个插曲，就是布卢门科尔博士暂时离开餐厅，别的可没有什么了。他的脸一向郁郁寡欢，此刻突然板了起来，忧心忡仲地凝视前方，然后拘谨地把椅子往后推了一下，走了出去。这时，斯特尔夫人的粗野暴露无遗。也许她因为自己的病情比布卢门科尔轻而洋洋自得，她用同情与挖苦参半的口气伴送他出餐厅。“可怜的人儿！”她说。“他差不多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他又要跟‘蓝家伙’此处指疗养院肺结核患者随身携带的吐痰用的蓝瓶子。讲话了。”她总是傻里傻气地把“蓝家伙”这个可笑的词儿挂在嘴边，不能自已，汉斯卡斯托尔普听她说话，真感到啼笑皆非，不寒而栗。过了几分钟，布卢门科尔博士又折回来，模样儿仍和出去时那样谦恭，他重新坐下来继续用膳。他吃得很多，每盆菜都吃两份，吃时仍是心事重重，一言不发。
于是午餐结束了。由于服务周到——那位矮娘儿端起菜来，疾步如飞——午餐只费了一小时。汉斯卡斯托尔普喘着气，不知怎么上楼才好，于是又在他阳台里那张精美的卧椅上躺下，因为午膳以后，人们一直可以卧床休息到喝茶时为止。这是一天中最重要的时刻，而且必须严格遵守。有一些不透明的玻璃隔墙一边把汉斯同约阿希姆隔开，一边跟这对俄国夫妇隔开。他就躺在这些隔墙中间，半睡半醒，心房怦怦跳个不停，用嘴巴透气。当他用手帕时，他发觉上面被血染红了，但他没有精力去想，尽管他对自己确实有些担心，而且生性有些疑神疑鬼，唯恐自己得病。他又燃起一支马丽亚曼契尼雪茄烟，这回他一口气吸到底，不管它的味儿如何。他头晕胸闷，而且神思恍惚地在想：他来山上后发生的一系列事儿多么荒唐。想到那个斯特尔夫人谈话时怎样愚昧无知地用一些可怕的字眼，他有两三次不禁内心笑出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