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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楼顶的小铁门没有上锁，宽敞的楼顶是平日里锻炼的场所。我推开门的时候，一股强劲的夜风迎面扑来，犹如地狱里刮来的阴风，使我浑身打了个冷战。等风从我身边钻过之后，我迈步走上楼顶，小铁门在我身后咣当一声关上了，像是专门给我敲响的丧钟。
楼顶的四周是半人高的女儿墙，对于身高一米八的我来说，跨过这道死亡门槛轻而易举。现在的时间是晚上八点半，离明天早上八点半的上班时间还有整整十二个小时。这是我生命中的最后十二个小时，每分每秒都弥足珍贵。我不想写遗书，也不想和任何人打招呼，包括我的家人。在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把手机已经关掉了。
想起家人，我最惦念的人是七十八岁的老母亲。母亲出生在京西煤矿，十八岁那年嫁给了当矿工的父亲。我对父亲已没什么印象。听母亲讲，父亲是十五岁那年下的井，背了二十年的煤，在三十五岁那年得肺痨死了。那一年我才两岁，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刚出世的弟弟。矿上寡妇多，男人们活过四十岁就算老天爷开眼了。三十岁的母亲带着五个孩子，是找不到男人的，除非她抛弃自己的孩子。找不到男人就没有活路可走。母亲不想抛弃孩子，她是矿工的女儿，在满世界无路可走的时候，她带着孩子们生生走出了一条活路，五个孩子居然都长大成人了。
她用矿上给的抚恤金买了三只羊，一公两母，让十岁的大女儿带着弟妹们放羊，她找到矿上，要补男人的空缺，下井背煤。矿主起初不答应，下井又苦又累，从来都是男人们的事。母亲说，不让下井，她就用一根绳子吊死在矿主的房门口。
母亲向我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脸上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仿佛在讲述另一个女人的故事。母亲说，苦和累那就别说了，背着一百多斤重的煤筐，要走上四五里路，有的时候还要爬，一天要走上七八趟。她最害怕的是出事故，瓦斯爆炸、冒顶、塌方，这些事故经常发生，动不动就要人命。她不怕死，她怕死后无人照顾她的孩子。
母亲背了一年煤就赶上解放了，人民当家做主，母亲进了矿上的食堂。靠食堂里剩下的残羹剩饭，她喂养着身后的五张嘴。
母亲背煤的经历我没有记忆，但母亲往家里带剩饭我却记得很清楚。母亲是用一个柳条编的篮子装剩饭的，里面有窝头块、馒头皮、碎烙饼什么的，上面盖着一块碎花蓝布。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只有母亲的柳条篮子能让我的眼睛放出光来。
放羊的经历我也记得很清楚。开始是三只羊，后来变成了五只、十只，在我五岁那年，三姐把放羊的鞭子交给了我，我带着三岁的弟弟，赶着羊群，踏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我上学后，又把羊鞭传给了弟弟。
弟弟接过羊鞭后就没放下，他像羊一样喜欢山清水秀的地方，似乎他就是它们中的一员。上学时他把羊群赶到学校附近，用一条大黄狗看着，课间休息时还要跑过去看看。弟弟勉强上了三年学，实在经不住羊群的诱惑，就溜出了教室，直到现在还在京西煤矿周围放牧羊群。
我的三个姐姐在长到十六七岁时纷纷出嫁了。大姐嫁给了一个卖山货的，二姐跟一个河北的煤贩子走了，三姐在红卫兵大串联时去了东北。三个姐姐隔上三五年就回来一趟，带着各自男人家乡的土特产，和母亲同享天伦之乐。
母亲在矿上食堂一直干到退休，母亲退休时我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从此离开了家乡。在母亲身边的时候，我并没有对母亲产生依恋情结，甚至觉得母亲土气。母亲有几个雷打不动的习惯，一个是逢清明必烧纸钱，二是逢除夕必多添一副碗筷。她说，这两天父亲的魂是要回家看看的，所以一定要做这两件事。我觉得母亲的习惯荒唐可笑，曾劝过母亲，结果被她好一顿骂，说我没良心。
自从我上小学后，我就对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别人需要家长、老师督促，我不需要，我像蚕一样不停地啃着书本。对知识的强烈占有欲使我掌握的知识远远超过了同学们，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成了年级第一，而且保持到初中毕业。我记不清到底得过多少张奖状。初中毕业那年，我以门头沟区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北京最好的高级中学男四中。校长亲自来通知这个好消息，说我将来肯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只可惜“文革”开始了，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打碎了我读高中的梦想。
那一天，我爬上学校后山，站在山崖边，面对静悄悄的山野失声痛哭。骄阳无言，山风呼啸，雄鹰盘旋，时光在这里似乎万古不变。读高中、上大学的梦想破碎了，知识曾经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却和我擦肩而过。我不甘心，十几年如饥似渴的学习，使我对世界了解了许多许多，我崇拜名垂千古的英雄豪杰，英雄豪杰都是在离开家乡后干出一番事业的。一种走出家乡为世界做点什么的念头早已在我心中滋生出来。我不是不热爱家乡的山山水水，而是觉得自己有能力，这个世界也需要我为它做点什么。但是现在全完了，我的理想如天上的白云被狂风吹散了。
弟弟赶着羊群漫游过来。他的羊群有一百多只，甩着羊鞭，吹着口哨的他逍遥自在得像个神仙。他对我呆立山崖边大吃一惊。我们兄弟俩平常很少说话，因为我一门心思看书，他对羊群情有独钟。但在这样的特定场合相遇，兄弟俩就不能不说话了。
“哥，你咋的了？想干啥呀？”
“来看风景，好多年没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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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楼顶的小铁门没有上锁，宽敞的楼顶是平日里锻炼的场所。我推开门的时候，一股强劲的夜风迎面扑来，犹如地狱里刮来的阴风，使我浑身打了个冷战。等风从我身边钻过之后，我迈步走上楼顶，小铁门在我身后咣当一声关上了，像是专门给我敲响的丧钟。
楼顶的四周是半人高的女儿墙，对于身高一米八的我来说，跨过这道死亡门槛轻而易举。现在的时间是晚上八点半，离明天早上八点半的上班时间还有整整十二个小时。这是我生命中的最后十二个小时，每分每秒都弥足珍贵。我不想写遗书，也不想和任何人打招呼，包括我的家人。在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把手机已经关掉了。
想起家人，我最惦念的人是七十八岁的老母亲。母亲出生在京西煤矿，十八岁那年嫁给了当矿工的父亲。我对父亲已没什么印象。听母亲讲，父亲是十五岁那年下的井，背了二十年的煤，在三十五岁那年得肺痨死了。那一年我才两岁，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刚出世的弟弟。矿上寡妇多，男人们活过四十岁就算老天爷开眼了。三十岁的母亲带着五个孩子，是找不到男人的，除非她抛弃自己的孩子。找不到男人就没有活路可走。母亲不想抛弃孩子，她是矿工的女儿，在满世界无路可走的时候，她带着孩子们生生走出了一条活路，五个孩子居然都长大成人了。
她用矿上给的抚恤金买了三只羊，一公两母，让十岁的大女儿带着弟妹们放羊，她找到矿上，要补男人的空缺，下井背煤。矿主起初不答应，下井又苦又累，从来都是男人们的事。母亲说，不让下井，她就用一根绳子吊死在矿主的房门口。
母亲向我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脸上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仿佛在讲述另一个女人的故事。母亲说，苦和累那就别说了，背着一百多斤重的煤筐，要走上四五里路，有的时候还要爬，一天要走上七八趟。她最害怕的是出事故，瓦斯爆炸、冒顶、塌方，这些事故经常发生，动不动就要人命。她不怕死，她怕死后无人照顾她的孩子。
母亲背了一年煤就赶上解放了，人民当家做主，母亲进了矿上的食堂。靠食堂里剩下的残羹剩饭，她喂养着身后的五张嘴。
母亲背煤的经历我没有记忆，但母亲往家里带剩饭我却记得很清楚。母亲是用一个柳条编的篮子装剩饭的，里面有窝头块、馒头皮、碎烙饼什么的，上面盖着一块碎花蓝布。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只有母亲的柳条篮子能让我的眼睛放出光来。
放羊的经历我也记得很清楚。开始是三只羊，后来变成了五只、十只，在我五岁那年，三姐把放羊的鞭子交给了我，我带着三岁的弟弟，赶着羊群，踏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我上学后，又把羊鞭传给了弟弟。
弟弟接过羊鞭后就没放下，他像羊一样喜欢山清水秀的地方，似乎他就是它们中的一员。上学时他把羊群赶到学校附近，用一条大黄狗看着，课间休息时还要跑过去看看。弟弟勉强上了三年学，实在经不住羊群的诱惑，就溜出了教室，直到现在还在京西煤矿周围放牧羊群。
我的三个姐姐在长到十六七岁时纷纷出嫁了。大姐嫁给了一个卖山货的，二姐跟一个河北的煤贩子走了，三姐在红卫兵大串联时去了东北。三个姐姐隔上三五年就回来一趟，带着各自男人家乡的土特产，和母亲同享天伦之乐。
母亲在矿上食堂一直干到退休，母亲退休时我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从此离开了家乡。在母亲身边的时候，我并没有对母亲产生依恋情结，甚至觉得母亲土气。母亲有几个雷打不动的习惯，一个是逢清明必烧纸钱，二是逢除夕必多添一副碗筷。她说，这两天父亲的魂是要回家看看的，所以一定要做这两件事。我觉得母亲的习惯荒唐可笑，曾劝过母亲，结果被她好一顿骂，说我没良心。
自从我上小学后，我就对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别人需要家长、老师督促，我不需要，我像蚕一样不停地啃着书本。对知识的强烈占有欲使我掌握的知识远远超过了同学们，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成了年级第一，而且保持到初中毕业。我记不清到底得过多少张奖状。初中毕业那年，我以门头沟区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北京最好的高级中学男四中。校长亲自来通知这个好消息，说我将来肯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只可惜“文革”开始了，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打碎了我读高中的梦想。
那一天，我爬上学校后山，站在山崖边，面对静悄悄的山野失声痛哭。骄阳无言，山风呼啸，雄鹰盘旋，时光在这里似乎万古不变。读高中、上大学的梦想破碎了，知识曾经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却和我擦肩而过。我不甘心，十几年如饥似渴的学习，使我对世界了解了许多许多，我崇拜名垂千古的英雄豪杰，英雄豪杰都是在离开家乡后干出一番事业的。一种走出家乡为世界做点什么的念头早已在我心中滋生出来。我不是不热爱家乡的山山水水，而是觉得自己有能力，这个世界也需要我为它做点什么。但是现在全完了，我的理想如天上的白云被狂风吹散了。
弟弟赶着羊群漫游过来。他的羊群有一百多只，甩着羊鞭，吹着口哨的他逍遥自在得像个神仙。他对我呆立山崖边大吃一惊。我们兄弟俩平常很少说话，因为我一门心思看书，他对羊群情有独钟。但在这样的特定场合相遇，兄弟俩就不能不说话了。
“哥，你咋的了？想干啥呀？”
“来看风景，好多年没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