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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有限，但干部中有想法的人太多。用准人，用对人，让方方面面都服气，对县委书记而言，是个不小的挑战。”
周千山任县委书记期间，衡南县只大规模动过两次干部，每一次动干部，对他来说都是“煎熬”“一个位子空出来了，起码有8到10人来争。”
时间长了，他琢磨出一个办法：但凡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步，先通知那个“被推荐”的干部来谈一谈，这样，很多人没有底气就不敢来；第二步，如果真的来了，先向他讲清楚用人的政策，同时让对方好好努力；对于少数非常“执着”的，还有第三步，让组织部门取来干部考核表，找到此人的考核位次，让他自己说是不是符合条件，这下他无话可说，举荐他的人也知难而退了。
9年沭阳县机构改革，调整100多名干部，没有出现一个“上面”打招呼的情况。
“的确，县委书记要想发财，门路很多，但犯错误的几率也大，自己稍一放松，就有可能‘栽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县委书记是个不折不扣的‘高危职业’，关键看自己如何把握。”周千山说。
9年，周千山的母亲去世，尽管千方百计“封锁消息”但消息的传播速度，还是超过了他的预料。前来吊唁的人，总会在临走时递上一个信封。“我一个个打招呼，一个个退掉，追悼会那天，我的嗓子已经嘶哑到基本上说不出话了。”
回忆起母亲，周千山总会说这样一句话：“她是一把‘好锁’，家里来客，由她挡着，一般人绝对进不来。”
“最重要的是出于公心。”东港区张永霞说，2006年，东港为解决教师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公开招考120名老师。当时，她要求负责考试的同志以身作则，公开、公正对待每一名考生，其间，有一个熟人的孩子参加考试，想让张永霞帮忙，被她婉言拒绝。
县委书记有时也感到自己是个“弱者”：对家庭、对孩子心存愧疚，对媒体的指摘也感到委屈不过“发展一方、造福一方”始终是心中不变的信念
罗永东的家可以用“四分五裂”来形容：自己在荔浦，爱人在临桂，父母在平乐，儿子在寄宿制高中，女儿在寄宿制小学。全家人很少有时间聚在一起。现在儿子高三了，女儿小学六年级，都面临升学，一直都忙个不停的罗永东却没有时间多陪陪孩子。
“现在给儿子打电话，除了问问学习，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平时相处得太少，沟通起来都有困难了。”对孩子、对家庭，罗永东心里满是愧疚。
“工作中的强者，家庭中的弱者。”这是很多县委书记对自己的评价。“这么多年了，我已经不属于自己的家庭了！”罗永东说。
不光是家庭的弱者，很多县委书记觉得，面对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他们也是“弱势群体”
8年，为了做旺衡南新县城的人气，衡南县委、县政府要求全县机关干部带头“三搬”(搬人、搬家、搬心)，没想到引发网络热议，周千山还因此被一些网民送上“三搬书记”的称号。当时，周千山也感到过困惑、不解，如今，周千山早已释然。“当时网络舆论确实有压力，但从现在新县城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的决策没有问题。”
在他看来，现在社会舆论，尤其是在网上，对县委书记群体的评价有时不免有些片面。“县委书记出问题的有，但不能因为少数人而把县委书记一棍子都打死。”周千山说，有时看到或者听到对县委书记的不公正评价，心里会有一种受委屈的感觉。
其实，沭阳这几年也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比如，坚持把“忠于配偶”等个人品德纳入领导干部考核范围；完不成经济发展目标，乡镇和部门“一把手”降格为“代理”网上搜索一下，报道很多，而且不乏负面评价。
对于舆论监督，蒋建明现在平和了很多：“很多事情其实都在探索中，得到媒体关注，无论他们从哪个角度解读，我觉得都是件好事，都能促进我们的工作。当然，对于一些事情，媒体如果能宽容一些，能多给我们一些时间，然后再作出结论，那样效果可能会更好些。”
“发展的压力、稳定的压力、舆论的压力，这些其实都不可怕，最大的压力，还是‘本领恐慌’，时刻都有一种危机感。”张永霞说。每天晚上临睡前，她都要看看书、翻翻报纸。“读书不仅增长知识、提高能力，更重要的是把心静下来，理性为民执政，理智做人做事，不辱发展一方、稳定一方、造福一方的使命。”
“以前我在欠发达的县任县委书记，是我们追别人，稍微发展就能看到成绩；现在是河南发展最快的县级市，是别人追我们，怎么发展也觉得跑得不够快。”李公乐说。到巩义市任职前，他曾在国家级贫困县濮阳县当过8年的县长和书记，之后又在新乡市担任4年的副厅职务，他自己也没想到又转到县委书记岗位上。
对于县委书记的岗位，李公乐有自己的理解：县委书记能够直接面对基层，能够协调各种具体矛盾，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县委书记是联结上级党委政府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桥梁。“基层党委政府需吃透中央精神，更要了解基层实情，实现中央政策和基层工作的无缝对接，保证中央政策在层层下达过程中不被消解和异化。”
“我总觉得，县委书记这个岗位是最能施展抱负的，可以在这个岗位上干事创业、造福一方。”李公乐说。
总是有限，但干部中有想法的人太多。用准人，用对人，让方方面面都服气，对县委书记而言，是个不小的挑战。”
周千山任县委书记期间，衡南县只大规模动过两次干部，每一次动干部，对他来说都是“煎熬”“一个位子空出来了，起码有8到10人来争。”
时间长了，他琢磨出一个办法：但凡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步，先通知那个“被推荐”的干部来谈一谈，这样，很多人没有底气就不敢来；第二步，如果真的来了，先向他讲清楚用人的政策，同时让对方好好努力；对于少数非常“执着”的，还有第三步，让组织部门取来干部考核表，找到此人的考核位次，让他自己说是不是符合条件，这下他无话可说，举荐他的人也知难而退了。
9年沭阳县机构改革，调整100多名干部，没有出现一个“上面”打招呼的情况。
“的确，县委书记要想发财，门路很多，但犯错误的几率也大，自己稍一放松，就有可能‘栽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县委书记是个不折不扣的‘高危职业’，关键看自己如何把握。”周千山说。
9年，周千山的母亲去世，尽管千方百计“封锁消息”但消息的传播速度，还是超过了他的预料。前来吊唁的人，总会在临走时递上一个信封。“我一个个打招呼，一个个退掉，追悼会那天，我的嗓子已经嘶哑到基本上说不出话了。”
回忆起母亲，周千山总会说这样一句话：“她是一把‘好锁’，家里来客，由她挡着，一般人绝对进不来。”
“最重要的是出于公心。”东港区张永霞说，2006年，东港为解决教师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公开招考120名老师。当时，她要求负责考试的同志以身作则，公开、公正对待每一名考生，其间，有一个熟人的孩子参加考试，想让张永霞帮忙，被她婉言拒绝。
县委书记有时也感到自己是个“弱者”：对家庭、对孩子心存愧疚，对媒体的指摘也感到委屈不过“发展一方、造福一方”始终是心中不变的信念
罗永东的家可以用“四分五裂”来形容：自己在荔浦，爱人在临桂，父母在平乐，儿子在寄宿制高中，女儿在寄宿制小学。全家人很少有时间聚在一起。现在儿子高三了，女儿小学六年级，都面临升学，一直都忙个不停的罗永东却没有时间多陪陪孩子。
“现在给儿子打电话，除了问问学习，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平时相处得太少，沟通起来都有困难了。”对孩子、对家庭，罗永东心里满是愧疚。
“工作中的强者，家庭中的弱者。”这是很多县委书记对自己的评价。“这么多年了，我已经不属于自己的家庭了！”罗永东说。
不光是家庭的弱者，很多县委书记觉得，面对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他们也是“弱势群体”
8年，为了做旺衡南新县城的人气，衡南县委、县政府要求全县机关干部带头“三搬”(搬人、搬家、搬心)，没想到引发网络热议，周千山还因此被一些网民送上“三搬书记”的称号。当时，周千山也感到过困惑、不解，如今，周千山早已释然。“当时网络舆论确实有压力，但从现在新县城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的决策没有问题。”
在他看来，现在社会舆论，尤其是在网上，对县委书记群体的评价有时不免有些片面。“县委书记出问题的有，但不能因为少数人而把县委书记一棍子都打死。”周千山说，有时看到或者听到对县委书记的不公正评价，心里会有一种受委屈的感觉。
其实，沭阳这几年也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比如，坚持把“忠于配偶”等个人品德纳入领导干部考核范围；完不成经济发展目标，乡镇和部门“一把手”降格为“代理”网上搜索一下，报道很多，而且不乏负面评价。
对于舆论监督，蒋建明现在平和了很多：“很多事情其实都在探索中，得到媒体关注，无论他们从哪个角度解读，我觉得都是件好事，都能促进我们的工作。当然，对于一些事情，媒体如果能宽容一些，能多给我们一些时间，然后再作出结论，那样效果可能会更好些。”
“发展的压力、稳定的压力、舆论的压力，这些其实都不可怕，最大的压力，还是‘本领恐慌’，时刻都有一种危机感。”张永霞说。每天晚上临睡前，她都要看看书、翻翻报纸。“读书不仅增长知识、提高能力，更重要的是把心静下来，理性为民执政，理智做人做事，不辱发展一方、稳定一方、造福一方的使命。”
“以前我在欠发达的县任县委书记，是我们追别人，稍微发展就能看到成绩；现在是河南发展最快的县级市，是别人追我们，怎么发展也觉得跑得不够快。”李公乐说。到巩义市任职前，他曾在国家级贫困县濮阳县当过8年的县长和书记，之后又在新乡市担任4年的副厅职务，他自己也没想到又转到县委书记岗位上。
对于县委书记的岗位，李公乐有自己的理解：县委书记能够直接面对基层，能够协调各种具体矛盾，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县委书记是联结上级党委政府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桥梁。“基层党委政府需吃透中央精神，更要了解基层实情，实现中央政策和基层工作的无缝对接，保证中央政策在层层下达过程中不被消解和异化。”
“我总觉得，县委书记这个岗位是最能施展抱负的，可以在这个岗位上干事创业、造福一方。”李公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