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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璟又进言：“陛下已经下令处罚，现在因为我的建议而赦免两人，是我代替陛下接受他们的恩德，于公于私，都不该如此。“
李隆基生气的说：“刚才我要处罚他们，你说不应该处罚；现在我要赦免他们。你又说不应该赦免，那到底我要怎么做你才会满意呢？“
宋璟急忙说：“皇上，微臣确实建议应该赦免两人，但此恩应该出自陛下，建议先让他们到东都待罪，等皇上到时再赦免他们就比较妥当了。“李隆基一想，这宋璟还想的挺周到的，于是就按宋璟的建议执行。
宋璟获得皇帝的信任，另一位宰相苏颋也跟他配合无间。宋璟自己本人是这样评价苏颋的：“我跟苏家两代一起在中央政府任职过，苏环（苏颋之父），宽大敦厚，是帝国的重要支柱；但是谈到决策建议及行政事务的干练。苏颋的能力在其父之上。”
在这种情况下，宋璟已经成为另外一个姚崇，大权在握。于是不少投机分子想要巴结他，以求当官的机会。
据说清高宗（乾隆皇帝）曾经问大臣孙嘉淦（看过雍正王朝的应该记得这个人）：“天下有几种人？“孙嘉淦回答：”臣认为天下只有两种人。一种为名，一种为利。“乾隆又问：”那孙爱卿你是那种人？“孙嘉淦回答：”臣不爱钱“。显然的。非常清廉的孙嘉淦也承认自己爱名。
但宋璟不只不贪财，在开元六年初，广州当地人民因为感念之前宋璟在广州都督任上对人民的帮助，打算在当地建立遗爱碑，此事被宋璟严正地拒绝了，可见他似乎也不爱名，那究竟要如何巴结他呢？
（连载更新）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当时有名的隐士范知璿就是这么想的。在他看来，之前的人之所以无法打动宋璟是因为他们马屁的手法太过粗糙，只要手段够高明，拍在心坎里，拍的不着痕迹，一定可以产生效果。因为人皆有爱名之心，范知璿深深的这么认为。
于是范知璿就下了一番功夫，写了一篇文章，叫“良宰论“，内容主要是谈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好宰相，写好了之后，范隐士就托人呈现给宋璟。
宋璟看到了之后，刚开始很欣赏这篇文章的论点，认为这位隐士果然是人才，应该提拔他出来当官为民服务才是。但看了一阵子之后，隐隐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于是又仔细的看了一遍，这回，宋璟看出范知璿的用意了。原来，这篇“良宰论“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似乎只是一般性的论述，但仔细看了之后，发现就是在讲宋璟本人，而且不着痕迹的拍马宋璟这样的宰相才是真实的贤良宰相代表。
宋璟不动声色，对家人说，你明天找呈现这篇文章的人过来。
隔天，帮范知璿呈现文章的人兴冲冲的到了。他想，这篇文章一定深得宋大人的欢心，所以这么快的把我找来，到时候，不仅范知璿有机会平地崛起，我也可跟着沾光。就在他胡思乱想之际，宋璟到了，很严肃的说：
“你记清楚我的话，回去好好的转告范知璿。自古隐士应该是高风亮节，若有所言，也应该是对社会百姓有益的谠言直论。但现在他写的这篇文章，明显的是想要奉承巴结我，这不是一位隐士该有的行为，我为他深深感到不齿！请告诉他，文章既然写的好，就该循正规管道参加科考及官员选拔，不要用这种旁门左道的伎俩来获取官职。“
于是这个人就只好灰溜溜的回去了。
当然除了宋璟以外，可以请托的人还是不少，但宋璟严格遵守规定，将不符的人一一阻挡下来。
被挡下来的人有：皇帝本人想破例提升的老部下岐山县长王仁琛，宋璟的自称叔父（其实是堂叔父）候补官员宋仁超，宁王李宪（即李成器，李隆基长兄）想要提拔的候补官薛嗣先等人，最后还是回到吏部按照规范合理的调整职位。
在宋璟持续的努力下，请托的状况几乎完全杜绝。据史书记载，原来地方官员在秋季时派人上京朝贡的特使（驻京办），都会携带大量的金银珠宝来找门路。通常在春季返回地方之前，地方官员通常会获得升迁；但是从开元七年以后，这样的现象已经大幅减少，可见在吏治清明上已经得到进一步的改善。（现在政府说要停掉省市驻京办，讲了老半天也没谱，真是今不如古啊！）
姚崇/宋璟是开元诸臣之首，两人协助让李隆基矫正了自高宗以来逐渐混乱的朝政与吏治，但是李隆基的野心不仅是做一个像汉文帝那样守成爱民的君主，在国家逐渐稳定后，他开始要的更多，野心更大。另外，李隆基逐渐成熟，不干于把大权交付在一个首相手里，开始改变作风，找来不同背景与派系的宰相，自己加以制衡，就可以大权在握。此时，姚崇宋璟一方面年龄已大，一方面想法跟皇帝不一致，也就逐渐退出政治的一线舞台，开元时期，就此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经世致用
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宋璟的固执到了极点，这也开始给他带来问题！
依唐律，被判决徒刑以上罪责的人，在判决结束后，审判官员需要向罪刑人及其家属公开宣读关于罪行的判决。如果罪责人不服判决，可以上诉。
根据这样的规定，有很多人即使罪证确凿，为了要有减刑或是免罪的机会，会提出上诉，本来这是很正常的事。
但宋璟对那些已经明明有罪却还是上诉个没完没了的人（这边可能有点疑义，依唐律，上诉是有标准程序的，不太可能没完没了的上诉，但资治通鉴确实如此记载，存疑！），非常厌恶，就把这些人移交给御史台法办，吩咐御史中丞李谨度说：“如果服从判决的，就不再羁押，直接服刑期满后释放；坚持申诉的，就一直羁押，直到服从判决为止。”总共因此而羁押了三百多人。(未完待续。。)
宋璟又进言：“陛下已经下令处罚，现在因为我的建议而赦免两人，是我代替陛下接受他们的恩德，于公于私，都不该如此。“
李隆基生气的说：“刚才我要处罚他们，你说不应该处罚；现在我要赦免他们。你又说不应该赦免，那到底我要怎么做你才会满意呢？“
宋璟急忙说：“皇上，微臣确实建议应该赦免两人，但此恩应该出自陛下，建议先让他们到东都待罪，等皇上到时再赦免他们就比较妥当了。“李隆基一想，这宋璟还想的挺周到的，于是就按宋璟的建议执行。
宋璟获得皇帝的信任，另一位宰相苏颋也跟他配合无间。宋璟自己本人是这样评价苏颋的：“我跟苏家两代一起在中央政府任职过，苏环（苏颋之父），宽大敦厚，是帝国的重要支柱；但是谈到决策建议及行政事务的干练。苏颋的能力在其父之上。”
在这种情况下，宋璟已经成为另外一个姚崇，大权在握。于是不少投机分子想要巴结他，以求当官的机会。
据说清高宗（乾隆皇帝）曾经问大臣孙嘉淦（看过雍正王朝的应该记得这个人）：“天下有几种人？“孙嘉淦回答：”臣认为天下只有两种人。一种为名，一种为利。“乾隆又问：”那孙爱卿你是那种人？“孙嘉淦回答：”臣不爱钱“。显然的。非常清廉的孙嘉淦也承认自己爱名。
但宋璟不只不贪财，在开元六年初，广州当地人民因为感念之前宋璟在广州都督任上对人民的帮助，打算在当地建立遗爱碑，此事被宋璟严正地拒绝了，可见他似乎也不爱名，那究竟要如何巴结他呢？
（连载更新）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当时有名的隐士范知璿就是这么想的。在他看来，之前的人之所以无法打动宋璟是因为他们马屁的手法太过粗糙，只要手段够高明，拍在心坎里，拍的不着痕迹，一定可以产生效果。因为人皆有爱名之心，范知璿深深的这么认为。
于是范知璿就下了一番功夫，写了一篇文章，叫“良宰论“，内容主要是谈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好宰相，写好了之后，范隐士就托人呈现给宋璟。
宋璟看到了之后，刚开始很欣赏这篇文章的论点，认为这位隐士果然是人才，应该提拔他出来当官为民服务才是。但看了一阵子之后，隐隐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于是又仔细的看了一遍，这回，宋璟看出范知璿的用意了。原来，这篇“良宰论“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似乎只是一般性的论述，但仔细看了之后，发现就是在讲宋璟本人，而且不着痕迹的拍马宋璟这样的宰相才是真实的贤良宰相代表。
宋璟不动声色，对家人说，你明天找呈现这篇文章的人过来。
隔天，帮范知璿呈现文章的人兴冲冲的到了。他想，这篇文章一定深得宋大人的欢心，所以这么快的把我找来，到时候，不仅范知璿有机会平地崛起，我也可跟着沾光。就在他胡思乱想之际，宋璟到了，很严肃的说：
“你记清楚我的话，回去好好的转告范知璿。自古隐士应该是高风亮节，若有所言，也应该是对社会百姓有益的谠言直论。但现在他写的这篇文章，明显的是想要奉承巴结我，这不是一位隐士该有的行为，我为他深深感到不齿！请告诉他，文章既然写的好，就该循正规管道参加科考及官员选拔，不要用这种旁门左道的伎俩来获取官职。“
于是这个人就只好灰溜溜的回去了。
当然除了宋璟以外，可以请托的人还是不少，但宋璟严格遵守规定，将不符的人一一阻挡下来。
被挡下来的人有：皇帝本人想破例提升的老部下岐山县长王仁琛，宋璟的自称叔父（其实是堂叔父）候补官员宋仁超，宁王李宪（即李成器，李隆基长兄）想要提拔的候补官薛嗣先等人，最后还是回到吏部按照规范合理的调整职位。
在宋璟持续的努力下，请托的状况几乎完全杜绝。据史书记载，原来地方官员在秋季时派人上京朝贡的特使（驻京办），都会携带大量的金银珠宝来找门路。通常在春季返回地方之前，地方官员通常会获得升迁；但是从开元七年以后，这样的现象已经大幅减少，可见在吏治清明上已经得到进一步的改善。（现在政府说要停掉省市驻京办，讲了老半天也没谱，真是今不如古啊！）
姚崇/宋璟是开元诸臣之首，两人协助让李隆基矫正了自高宗以来逐渐混乱的朝政与吏治，但是李隆基的野心不仅是做一个像汉文帝那样守成爱民的君主，在国家逐渐稳定后，他开始要的更多，野心更大。另外，李隆基逐渐成熟，不干于把大权交付在一个首相手里，开始改变作风，找来不同背景与派系的宰相，自己加以制衡，就可以大权在握。此时，姚崇宋璟一方面年龄已大，一方面想法跟皇帝不一致，也就逐渐退出政治的一线舞台，开元时期，就此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经世致用
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宋璟的固执到了极点，这也开始给他带来问题！
依唐律，被判决徒刑以上罪责的人，在判决结束后，审判官员需要向罪刑人及其家属公开宣读关于罪行的判决。如果罪责人不服判决，可以上诉。
根据这样的规定，有很多人即使罪证确凿，为了要有减刑或是免罪的机会，会提出上诉，本来这是很正常的事。
但宋璟对那些已经明明有罪却还是上诉个没完没了的人（这边可能有点疑义，依唐律，上诉是有标准程序的，不太可能没完没了的上诉，但资治通鉴确实如此记载，存疑！），非常厌恶，就把这些人移交给御史台法办，吩咐御史中丞李谨度说：“如果服从判决的，就不再羁押，直接服刑期满后释放；坚持申诉的，就一直羁押，直到服从判决为止。”总共因此而羁押了三百多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