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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治理天下，集天下之智慧融合天下。
如此执著，年复一年。她不在乎国学在她的执著下废散，更不在乎胄子在她的执著下衰缺。
洛阳城里，她看到的是满门学子出入殿堂的激情；透过宫廷官阙，又仿佛看到了天下庶人奔走相告的激情。激情之下，是举国的功名情怀。
一边是仕途广进的朝廷，一边是跃跃欲试的学子，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武皇把它演绎成一种相得益彰的对等关系，由此激发了学子们一颗颗骚动的心，一颗颗由功名驱动的心。
没有人再怀疑功名，更没有人会忌讳功名，相反，为了功名，他们可以信马由缰，可以义无反顾，心无旁骛。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寒门庶子，曾经把朝廷看得那样神奇，那样遥不可及。
当他们迈入殿堂，见到武皇亲试的时候，他们知道，这是武皇赐予他们的机会，使他们有了迈向朝廷进入仕途的机会，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庄重，其感恩之情不言而喻。
而在他们的背后，则是天下父母望子成龙的殷切期盼。武皇何曾不能体察到他们的心情？
遥想当年，自己十四岁被先帝太宗看重选入宫中，当时的心情不正是这样的吗？
她就是要在他们的感恩和渴望中启用他们，在他们强烈的欲求中发挥他们的作用。武皇自信，没有哪个君主能像她这样如此广泛地满足天下庶子出人头地、一举成名的*。
她为自己降恩于民而欣慰，也为朝廷喜得人才而自豪。就在洛城殿试，一篇直指武皇重用酷吏之弊的策文，在上万份答卷中被武皇选中。
这是士子张说的策文，虽然针对的是武皇。而且重用酷吏，也有她难言的苦衷，但武皇还是被策文者秉笔直书的勇气和出类拔萃的才华所深深感动。以至于在群臣面前对他赞誉有加。
爱屋及乌，士子张说的对策被武皇钦点为天下第一。并被拜为太子校书。
策文被张贴在尚书省，不但令满朝文武对士子张说刮目相看，而且也让朝臣明白，武皇选才用人不计私嫌，只要有才华，哪怕他是一匹难以驾驭的烈马，她也要用，而且要重用。就是要让天下英雄有用武之地。
武皇历来认为，治天下者莫不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孕育精英，精英出自天下；只有不拘一格，平流竞进，方能集天下精英于朝中，广布精英于天下。仕途坦荡，充满挑战，不失玄机，对士子对天下是一种恩泽与诱惑。对朝廷则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宝库和智慧源泉。
吐故纳新，循环往复，武皇要让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流淌在武周王朝的血脉里。使武周江山始终保持不竭的活力。
遥想当年，北魏孝文帝从塞北迁都洛阳，除了塞北荒寒，不配做帝都之外，更重要的是，北魏已逾百年，朝臣乃至他的种人不免暮气渐重。
为国家之长治久安计，具有远见卓识的孝文帝就是通过迁都来刺激和振奋朝臣及种人。
如今，武皇大兴科举。大批使用新人，就是要用新人来扫除朝廷暮气。使朝廷不时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同时，用崭新的治国理念结束门第森严、贵胄林立的时代。以更大的空间接纳那些梦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寒门庶子，为他们提供更多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机会。
这无疑有利于这个由她创建的新兴朝廷，有利于她的宏图大业的实现。
武皇看重儒学，早在太宗时期的十几年中，就阅读了大量的儒家经典，然而，她又对儒学明径有着本能的抵触，她看到那里有太多的陷阱，太多的迂腐，太多的韬光养晦、藏锋留拙；也领教了被儒学经典教化下的重臣对自己一次次的伤害。
她不能作茧自缚，被纲常伦理捆住自己手脚，那样她将一事无成。她需要朗朗乾坤，清风送爽的文采；需要优劣高下，工拙易见的对策；更需要不守成规、激流勇进的人才。
她要用诗赋、用策问引导天下，训练士子，把他们从明经帖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还他们以质朴，以真知灼见。
特殊的身份，武皇对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总是退避三舍敬而远之，始终怀疑他们真正的才能和与己合作的真情实意。
她从天下寒门庶子身上看到了朝廷的希望和生机，不断地敕昭天下，举荐贤才，以至于每年的应考者首尾相连，入流士子，年以千计；还设“南选”，在江淮以南一带选拔人才。武皇对入流士子加阶进爵，委以重用。
她在乾封年间于泰山行封禅礼之后，就曾宣布“文武官员三品以上赐爵一等，四品以下加一阶”，一大批官员通过泛阶制度成为五品、三品高官。武皇就是要通过此等举措赐以君恩。
高宗时期，时任吏部侍郎的魏玄同，因担心朝廷不能做到人尽其才而上疏皇帝。
魏玄同对历代“用办文案的人评定人才，按照文案记载来考察品行”提出质疑和批评。
他指出，那尺丈长短的量器，衡量的尺度短；钟庾大小的容器容纳的东西怎么能够多。
非量器所能达到的，哪里能衡量；非容器所能承受的，怎么能容纳？意即天下之大，人才之广，怎么能用不相适应的量器和容器来衡量呢？
唐玄同还反对贵胄子弟不经学校调理和品德培养，按照规定很早就求得官职，有的童年之时，已经腰系银印绿绶，有的年近二十还未成年，已经身穿朱紫之服。
弘文馆崇贤馆之生，千牛佩身尚辇乘御之类，考察既浅，技能也低，然而本有门第，资望自高。唐玄同还认为，国家用人，就像人之使用钱财，穷困者满足于糟糠，想着粗布衣裳；富足者粮肉丰馀，身着华丽的皮衣。
然而在衰败凋敝缺乏贤才的时候，就可以磨砺鞭策迂腐迟钝之人来驾驭；在太平多士的时候，就应该精心挑选俊杰之士而任用。
唐玄同的上疏虽然没有被皇上采纳，然而，唐玄同在上疏中批评、指出的这些问题和弊端，所提出的一些如何使用人才的见解，
武皇还是认同的。武皇看到了朝廷以往选人任人的弊端，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创举，改变贵戚子弟不经历练、不求才学而坐享其成，很小就腰系银印绿绶，
不满二十就已经身穿朱紫之服的现状；打破选人任人专断一司，由少数主办文案的人评定人才，按照文案记载来考察品行的做法。
尽管她不可能以一己之力一举达到目的，但通过泛选和泛举，让更多的有才华的寒门子弟进入仕途，也让天下有用之才由天下举荐而得到发现和重用，至少可以造就一批新生力量，改变朝廷各级官员各种力量的对比；
发挥这些新生力量的智慧和作用，就可以有效鞭策和制衡那些不思进取的贵戚子弟，弥补朝廷人才匮乏带来的诸多不足。
为选才用人，武皇乐此不疲。天授三年，各道安抚使遵照武皇旨意，向朝廷推荐大批试用人才，
武皇亲自接见，并且不问贵贱，也不问才能智慧与否，一概授予官职，官衔最高的凤阁舍人、给事中为正五品上，最低的校书郎为正九品上。
武皇这一不分青红皂白滥用人的举动，被时人作打油诗来讽刺，一位叫沈全的贡士更是用“糊涂安抚使，瞎眼圣神皇”来责骂武皇。
御史纪先知将沈全抓获，报请武皇予以治罪法办，武皇不以为然地笑道：“只要你们不像打油诗说得那样滥，何必在乎别人说什么，最好把他释放。”
在朝臣看来，这不惜为一种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大度，而武皇的真实意图则比这更为深远。武皇的用人策略是：唯才是举，恩威并重。
也就是在普选中为天下贤能提供更多机会，又在使用中识别和挑选更多的有用之才；在于平流竞进，为更多的有识之士参政施才提供机会。
唯多唯众，才能从中发现和挑选更多更好的人才。推荐选举只是为挑选各种有用人才打开门阀、开辟渠道，而识别和锻炼人才最终还得靠使用。(未完待续)
才治理天下，集天下之智慧融合天下。
如此执著，年复一年。她不在乎国学在她的执著下废散，更不在乎胄子在她的执著下衰缺。
洛阳城里，她看到的是满门学子出入殿堂的激情；透过宫廷官阙，又仿佛看到了天下庶人奔走相告的激情。激情之下，是举国的功名情怀。
一边是仕途广进的朝廷，一边是跃跃欲试的学子，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武皇把它演绎成一种相得益彰的对等关系，由此激发了学子们一颗颗骚动的心，一颗颗由功名驱动的心。
没有人再怀疑功名，更没有人会忌讳功名，相反，为了功名，他们可以信马由缰，可以义无反顾，心无旁骛。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寒门庶子，曾经把朝廷看得那样神奇，那样遥不可及。
当他们迈入殿堂，见到武皇亲试的时候，他们知道，这是武皇赐予他们的机会，使他们有了迈向朝廷进入仕途的机会，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庄重，其感恩之情不言而喻。
而在他们的背后，则是天下父母望子成龙的殷切期盼。武皇何曾不能体察到他们的心情？
遥想当年，自己十四岁被先帝太宗看重选入宫中，当时的心情不正是这样的吗？
她就是要在他们的感恩和渴望中启用他们，在他们强烈的欲求中发挥他们的作用。武皇自信，没有哪个君主能像她这样如此广泛地满足天下庶子出人头地、一举成名的*。
她为自己降恩于民而欣慰，也为朝廷喜得人才而自豪。就在洛城殿试，一篇直指武皇重用酷吏之弊的策文，在上万份答卷中被武皇选中。
这是士子张说的策文，虽然针对的是武皇。而且重用酷吏，也有她难言的苦衷，但武皇还是被策文者秉笔直书的勇气和出类拔萃的才华所深深感动。以至于在群臣面前对他赞誉有加。
爱屋及乌，士子张说的对策被武皇钦点为天下第一。并被拜为太子校书。
策文被张贴在尚书省，不但令满朝文武对士子张说刮目相看，而且也让朝臣明白，武皇选才用人不计私嫌，只要有才华，哪怕他是一匹难以驾驭的烈马，她也要用，而且要重用。就是要让天下英雄有用武之地。
武皇历来认为，治天下者莫不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孕育精英，精英出自天下；只有不拘一格，平流竞进，方能集天下精英于朝中，广布精英于天下。仕途坦荡，充满挑战，不失玄机，对士子对天下是一种恩泽与诱惑。对朝廷则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宝库和智慧源泉。
吐故纳新，循环往复，武皇要让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流淌在武周王朝的血脉里。使武周江山始终保持不竭的活力。
遥想当年，北魏孝文帝从塞北迁都洛阳，除了塞北荒寒，不配做帝都之外，更重要的是，北魏已逾百年，朝臣乃至他的种人不免暮气渐重。
为国家之长治久安计，具有远见卓识的孝文帝就是通过迁都来刺激和振奋朝臣及种人。
如今，武皇大兴科举。大批使用新人，就是要用新人来扫除朝廷暮气。使朝廷不时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同时，用崭新的治国理念结束门第森严、贵胄林立的时代。以更大的空间接纳那些梦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寒门庶子，为他们提供更多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机会。
这无疑有利于这个由她创建的新兴朝廷，有利于她的宏图大业的实现。
武皇看重儒学，早在太宗时期的十几年中，就阅读了大量的儒家经典，然而，她又对儒学明径有着本能的抵触，她看到那里有太多的陷阱，太多的迂腐，太多的韬光养晦、藏锋留拙；也领教了被儒学经典教化下的重臣对自己一次次的伤害。
她不能作茧自缚，被纲常伦理捆住自己手脚，那样她将一事无成。她需要朗朗乾坤，清风送爽的文采；需要优劣高下，工拙易见的对策；更需要不守成规、激流勇进的人才。
她要用诗赋、用策问引导天下，训练士子，把他们从明经帖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还他们以质朴，以真知灼见。
特殊的身份，武皇对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总是退避三舍敬而远之，始终怀疑他们真正的才能和与己合作的真情实意。
她从天下寒门庶子身上看到了朝廷的希望和生机，不断地敕昭天下，举荐贤才，以至于每年的应考者首尾相连，入流士子，年以千计；还设“南选”，在江淮以南一带选拔人才。武皇对入流士子加阶进爵，委以重用。
她在乾封年间于泰山行封禅礼之后，就曾宣布“文武官员三品以上赐爵一等，四品以下加一阶”，一大批官员通过泛阶制度成为五品、三品高官。武皇就是要通过此等举措赐以君恩。
高宗时期，时任吏部侍郎的魏玄同，因担心朝廷不能做到人尽其才而上疏皇帝。
魏玄同对历代“用办文案的人评定人才，按照文案记载来考察品行”提出质疑和批评。
他指出，那尺丈长短的量器，衡量的尺度短；钟庾大小的容器容纳的东西怎么能够多。
非量器所能达到的，哪里能衡量；非容器所能承受的，怎么能容纳？意即天下之大，人才之广，怎么能用不相适应的量器和容器来衡量呢？
唐玄同还反对贵胄子弟不经学校调理和品德培养，按照规定很早就求得官职，有的童年之时，已经腰系银印绿绶，有的年近二十还未成年，已经身穿朱紫之服。
弘文馆崇贤馆之生，千牛佩身尚辇乘御之类，考察既浅，技能也低，然而本有门第，资望自高。唐玄同还认为，国家用人，就像人之使用钱财，穷困者满足于糟糠，想着粗布衣裳；富足者粮肉丰馀，身着华丽的皮衣。
然而在衰败凋敝缺乏贤才的时候，就可以磨砺鞭策迂腐迟钝之人来驾驭；在太平多士的时候，就应该精心挑选俊杰之士而任用。
唐玄同的上疏虽然没有被皇上采纳，然而，唐玄同在上疏中批评、指出的这些问题和弊端，所提出的一些如何使用人才的见解，
武皇还是认同的。武皇看到了朝廷以往选人任人的弊端，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创举，改变贵戚子弟不经历练、不求才学而坐享其成，很小就腰系银印绿绶，
不满二十就已经身穿朱紫之服的现状；打破选人任人专断一司，由少数主办文案的人评定人才，按照文案记载来考察品行的做法。
尽管她不可能以一己之力一举达到目的，但通过泛选和泛举，让更多的有才华的寒门子弟进入仕途，也让天下有用之才由天下举荐而得到发现和重用，至少可以造就一批新生力量，改变朝廷各级官员各种力量的对比；
发挥这些新生力量的智慧和作用，就可以有效鞭策和制衡那些不思进取的贵戚子弟，弥补朝廷人才匮乏带来的诸多不足。
为选才用人，武皇乐此不疲。天授三年，各道安抚使遵照武皇旨意，向朝廷推荐大批试用人才，
武皇亲自接见，并且不问贵贱，也不问才能智慧与否，一概授予官职，官衔最高的凤阁舍人、给事中为正五品上，最低的校书郎为正九品上。
武皇这一不分青红皂白滥用人的举动，被时人作打油诗来讽刺，一位叫沈全的贡士更是用“糊涂安抚使，瞎眼圣神皇”来责骂武皇。
御史纪先知将沈全抓获，报请武皇予以治罪法办，武皇不以为然地笑道：“只要你们不像打油诗说得那样滥，何必在乎别人说什么，最好把他释放。”
在朝臣看来，这不惜为一种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大度，而武皇的真实意图则比这更为深远。武皇的用人策略是：唯才是举，恩威并重。
也就是在普选中为天下贤能提供更多机会，又在使用中识别和挑选更多的有用之才；在于平流竞进，为更多的有识之士参政施才提供机会。
唯多唯众，才能从中发现和挑选更多更好的人才。推荐选举只是为挑选各种有用人才打开门阀、开辟渠道，而识别和锻炼人才最终还得靠使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