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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
从秦汉起，中央朝廷官僚的位阶制度经历了从秦的爵秩制到汉的禄秩制到魏晋南北朝的品位制，其政治精神随着皇权的盈缩而转变，从重事而到重人再到重事，从而在政治架构和人事录用方面都显示出与前代的较大差异。这是这股历史飓风给予上层政治的打击。
中国农村农业组织与生产并未随着一次次社会政治的重构而有所显著改变，当然我是从其宏观角度去看的，不去细分部曲佃客制、租佃制等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租税形式的细分。所以足以说明中国社会之剧变往往源于我们民族的根源——农村，这是形成台风的台风眼，但是它本身并不会产生多少变化。
同样这个台风的比喻也适用于其他具体问题的阐述，譬如几乎所有政治制度史的问题总是围绕着皇权专制这个台风眼展开的，譬如说中国历史上往往有地方监察官员转化成凌驾于地方官之上的最高主政大吏的现象，但是这种现象的产生必然是由于皇权本身的式微而引起的，但是地方官的日趋诸侯化所要达到的目的并非是推翻掉皇权制度本身，而是为了促成一个新的稳定强大的皇权。
所以纵使是看似带有新鲜色彩的东南互保也不能看作是对皇权制度本身的反对，李鸿章纵使在两宫杳无音讯的情况下有做总统之意，但是他未必明白总统之与现代民主政治之关联与逻辑所在，而是为了皇权下的既定秩序，所以在帝后又重新出现在西安后，他又毅然赴京去替老佛爷善后。
这些都是谈的历史问题，但是并不妨碍我们以此去观照我们古代文学的生存环境，因为无论史学还是文学都立足于这样同一片土壤。中国古代的是言文分离的，最起码从汉以后就是这样，文言存在的意义是根植于‘经史’的语境和话语体系下的。我们现在失去了这样的语境，那么文言之存在必要失去基础，我们现在觉得‘之乎者也’的冬烘学究的可笑正是我们这样零碎语境之下的观念。所以今人作诗难有古意，这个问题不是用古典词汇量匮乏的解释就能搪塞的。为什么要积累含蓄的、意在言外的古典语言符号，它还能通过当下的语境进行解码吗？很显然值得怀疑，我们的解码系统都是2.0了，那么1.0的大部分符号就成了难以兼容的‘垃圾’。语言的组合系统变了，相应的聚合系统也该改变，要及时认识到符号的所指和能指。
认识到‘经史’的能指和所指便是系统的理解的一步。就像孔子说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对认识工具先有个笼统的认识才行，先入门，再登堂，最后方能入室。
譬如说如何系统地学习儒学，朱熹认为入门是四书，先大学，再论孟，后中庸。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是儒家治学的纲目。中庸则是很多儒学理论的思想渊薮，最难懂。然后是五经，五经其实并不易读，纵使硕儒也难贪多，古来各大家也多攻其一二。更何况还有其他的经，更有《尔雅》这样的工具之工具的训诂书目。
所以循序渐进很重要。且选择学习的经传的版本也很重要，因为各代儒学发展特点不同，注疏自然各有侧重。孔子及七十子，论著语言还是比较朴实，但孟荀开始就开始谈性，汉儒前期还算朴实，做注解也还贴切，后期就开始谈玄，宋明儒谈性理义命，清儒厌恶理学末流，就又厚古非今，开始从汉搞校雠。
故而今文经派汉儒解经多谶言附会，尤其是东汉，甚至造纬书。魏晋南北朝纯粹儒者少，注释多受佛庄影响。宋明儒注释又谈性理，禅意机锋时现其中，乃至末流多有陷于狂禅。清代学者搞考据，思想上未必有多少大成就，但由于对史学考证周祥，反而使经典向本来面目进了一步。所以在读儒经外，也要兼涉史家诸子，这样可以在进一步读经中考辩到底什么是比较纯粹的儒学本色。
但是近现代学者更倾向于广泛的层面，甚至新儒学八大家有的以西方哲学释经典。但这是由于这些学者抓住了传统尺度的尾巴，多有小学训诂功底。所以纵使引洋入夏，也未必太过偏离儒学本色。不过现代人完全出生在一个旧秩序价值也已没落，新尺度又为得到共识的虚无时代，所以看到这些新奇理论竟大感摩登，而忽略了其所立足的绝对秩序时代，只欣喜于个性自由之解放，最后必然弄成个四不像，儒学之衰坏也坏在这些人之手。但是破坏何其简单，迷信可坏，不读书可坏，不通读可坏，读而不思可坏等等。那对比之下继承和发展何其困难，这么多步循序渐进，还得兼备各种能力。那么此时另起来新房子和梳理废墟对大部分人而言何种更易，不言而喻。
所以说与其研究古诗新作，或许不如研究新诗古作，技术上的问题往往比观念上的更容易阐明与实践。不是说写五七言诗就是古了，加点新名词就是新了，这个百年前‘诗界革命’就试过。形而下的尝试也必得有形而上的理念和工具架构的先导，否则连评论古诗的新套路都说不出来。那么为什么我说与其古诗新作，不如新诗古作，何以只谈技术上的问题，而非全文都在讲的观念呢？那我要说我们有幸也不幸处在一个重塑的世界，重塑代表了无限的希望，同样也代表了无限地虚无。新旧秩序的交替，不同话语权的争执，我们有无限可取法，又没有一个现成的尽善尽美。
思想文化上狂飙突进的年代已经过去，我们已经进入了后“新文化”的时代，我们更应多一份从容和笃实去打造我们的新的丈量尺度。俗话说‘按图索骥’，‘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最难的还是按住正确的图，摸着稳固的石头。但现在还不全面，那么就只能采取技术活去‘众里寻他千百度’了。”
周言终于说完了，他扫视一番，有些人早已不耐烦地玩起了手机，有的人甚至已经窃窃私语，他也并不在意，在众人的掌声中，微鞠一躬，重新坐在许诺身边。
“看不出来，你对文学挺有些见解啊，原来还以为你只是一个变态呢。”许诺揶揄道。
“啧啧啧，狭隘了啊，你这就是门缝里看人了。”周言假装抗议道。
“老周，你这就用词不严谨了，啥叫门缝里看人，这叫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蔡逸辰插了一嘴。
“去去去。”许诺、周言同时笑道。
“别说了，别说了，还有同学没发言呢，你们这倒开启了茶话会。”蔡逸语提醒道。
“哎呀，差点坏了事。”蔡逸辰一拍脑袋，又继续上了讲台，去主持讨论了，接下来不少人也纷纷上台演说，各抒己见。一场充实的读书交流会就在欢快的气氛中展开并落下帷幕。
不变。
从秦汉起，中央朝廷官僚的位阶制度经历了从秦的爵秩制到汉的禄秩制到魏晋南北朝的品位制，其政治精神随着皇权的盈缩而转变，从重事而到重人再到重事，从而在政治架构和人事录用方面都显示出与前代的较大差异。这是这股历史飓风给予上层政治的打击。
中国农村农业组织与生产并未随着一次次社会政治的重构而有所显著改变，当然我是从其宏观角度去看的，不去细分部曲佃客制、租佃制等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租税形式的细分。所以足以说明中国社会之剧变往往源于我们民族的根源——农村，这是形成台风的台风眼，但是它本身并不会产生多少变化。
同样这个台风的比喻也适用于其他具体问题的阐述，譬如几乎所有政治制度史的问题总是围绕着皇权专制这个台风眼展开的，譬如说中国历史上往往有地方监察官员转化成凌驾于地方官之上的最高主政大吏的现象，但是这种现象的产生必然是由于皇权本身的式微而引起的，但是地方官的日趋诸侯化所要达到的目的并非是推翻掉皇权制度本身，而是为了促成一个新的稳定强大的皇权。
所以纵使是看似带有新鲜色彩的东南互保也不能看作是对皇权制度本身的反对，李鸿章纵使在两宫杳无音讯的情况下有做总统之意，但是他未必明白总统之与现代民主政治之关联与逻辑所在，而是为了皇权下的既定秩序，所以在帝后又重新出现在西安后，他又毅然赴京去替老佛爷善后。
这些都是谈的历史问题，但是并不妨碍我们以此去观照我们古代文学的生存环境，因为无论史学还是文学都立足于这样同一片土壤。中国古代的是言文分离的，最起码从汉以后就是这样，文言存在的意义是根植于‘经史’的语境和话语体系下的。我们现在失去了这样的语境，那么文言之存在必要失去基础，我们现在觉得‘之乎者也’的冬烘学究的可笑正是我们这样零碎语境之下的观念。所以今人作诗难有古意，这个问题不是用古典词汇量匮乏的解释就能搪塞的。为什么要积累含蓄的、意在言外的古典语言符号，它还能通过当下的语境进行解码吗？很显然值得怀疑，我们的解码系统都是2.0了，那么1.0的大部分符号就成了难以兼容的‘垃圾’。语言的组合系统变了，相应的聚合系统也该改变，要及时认识到符号的所指和能指。
认识到‘经史’的能指和所指便是系统的理解的一步。就像孔子说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对认识工具先有个笼统的认识才行，先入门，再登堂，最后方能入室。
譬如说如何系统地学习儒学，朱熹认为入门是四书，先大学，再论孟，后中庸。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是儒家治学的纲目。中庸则是很多儒学理论的思想渊薮，最难懂。然后是五经，五经其实并不易读，纵使硕儒也难贪多，古来各大家也多攻其一二。更何况还有其他的经，更有《尔雅》这样的工具之工具的训诂书目。
所以循序渐进很重要。且选择学习的经传的版本也很重要，因为各代儒学发展特点不同，注疏自然各有侧重。孔子及七十子，论著语言还是比较朴实，但孟荀开始就开始谈性，汉儒前期还算朴实，做注解也还贴切，后期就开始谈玄，宋明儒谈性理义命，清儒厌恶理学末流，就又厚古非今，开始从汉搞校雠。
故而今文经派汉儒解经多谶言附会，尤其是东汉，甚至造纬书。魏晋南北朝纯粹儒者少，注释多受佛庄影响。宋明儒注释又谈性理，禅意机锋时现其中，乃至末流多有陷于狂禅。清代学者搞考据，思想上未必有多少大成就，但由于对史学考证周祥，反而使经典向本来面目进了一步。所以在读儒经外，也要兼涉史家诸子，这样可以在进一步读经中考辩到底什么是比较纯粹的儒学本色。
但是近现代学者更倾向于广泛的层面，甚至新儒学八大家有的以西方哲学释经典。但这是由于这些学者抓住了传统尺度的尾巴，多有小学训诂功底。所以纵使引洋入夏，也未必太过偏离儒学本色。不过现代人完全出生在一个旧秩序价值也已没落，新尺度又为得到共识的虚无时代，所以看到这些新奇理论竟大感摩登，而忽略了其所立足的绝对秩序时代，只欣喜于个性自由之解放，最后必然弄成个四不像，儒学之衰坏也坏在这些人之手。但是破坏何其简单，迷信可坏，不读书可坏，不通读可坏，读而不思可坏等等。那对比之下继承和发展何其困难，这么多步循序渐进，还得兼备各种能力。那么此时另起来新房子和梳理废墟对大部分人而言何种更易，不言而喻。
所以说与其研究古诗新作，或许不如研究新诗古作，技术上的问题往往比观念上的更容易阐明与实践。不是说写五七言诗就是古了，加点新名词就是新了，这个百年前‘诗界革命’就试过。形而下的尝试也必得有形而上的理念和工具架构的先导，否则连评论古诗的新套路都说不出来。那么为什么我说与其古诗新作，不如新诗古作，何以只谈技术上的问题，而非全文都在讲的观念呢？那我要说我们有幸也不幸处在一个重塑的世界，重塑代表了无限的希望，同样也代表了无限地虚无。新旧秩序的交替，不同话语权的争执，我们有无限可取法，又没有一个现成的尽善尽美。
思想文化上狂飙突进的年代已经过去，我们已经进入了后“新文化”的时代，我们更应多一份从容和笃实去打造我们的新的丈量尺度。俗话说‘按图索骥’，‘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最难的还是按住正确的图，摸着稳固的石头。但现在还不全面，那么就只能采取技术活去‘众里寻他千百度’了。”
周言终于说完了，他扫视一番，有些人早已不耐烦地玩起了手机，有的人甚至已经窃窃私语，他也并不在意，在众人的掌声中，微鞠一躬，重新坐在许诺身边。
“看不出来，你对文学挺有些见解啊，原来还以为你只是一个变态呢。”许诺揶揄道。
“啧啧啧，狭隘了啊，你这就是门缝里看人了。”周言假装抗议道。
“老周，你这就用词不严谨了，啥叫门缝里看人，这叫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蔡逸辰插了一嘴。
“去去去。”许诺、周言同时笑道。
“别说了，别说了，还有同学没发言呢，你们这倒开启了茶话会。”蔡逸语提醒道。
“哎呀，差点坏了事。”蔡逸辰一拍脑袋，又继续上了讲台，去主持讨论了，接下来不少人也纷纷上台演说，各抒己见。一场充实的读书交流会就在欢快的气氛中展开并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