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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石与名物
仁宗嘉右三年，瘟疫盛行，洪太尉奉皇帝命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来朝禳疫。洪太尉上山求见天师不成。回至方丈，不顾众道士劝阻，打开“伏魔之殿”，放出妖魔，遂致大祸。这是《水浒传》第一回的概括。
话说《水浒传》第一回中，洪太尉看到伏魔殿里的碑碣上时，前面都是龙章凤篆，天书符箓，人皆不识。所谓天书符箓。就是古代的文字，它的字体很像蝌蚪，所以也叫蝌蚪文。
宋代人对古代文字研究也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欧阳修自称六一居士，意思是珍藏书本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与自己一老翁。藏书一万卷，作为一个屈指可数的大学者没有什么奇怪，琴、棋也是自古以来君子必需的教养，还有酒，这些都是功成名就的高官身边必有的东西。那么剩下的“金石遗文”为何物呢？这就是古今的碑文拓本和带有铭文的青铜器，换句话说就是文字收藏。他把自己的收藏编目并加以解说，编成一本书，叫《集古录》。
《集古录》收集的大部分都是唐代的作品，但是也有比如秦始皇度量衡器等不少秦汉六朝时代的东西。时代再往上推，《集古录》开头还收集有西周时代的青铜器“敦”的铭文。不用说其字体是西周金文。他把这些金文抄写下来并变换成宋代通行的字体(即楷书)。由于欧阳修搞了金文的解读工作，因此他也被称作金石学之祖，希望复辟夏殷周三代的意志，也催生了这种收集三代文字资料并进行解读的志向。
晚于欧阳修几十年，徽宗命令把宫中收藏的古代器物描绘成《宜和博古图录》刊行。当时还有一个著名的收藏家叫赵明诚（即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使赵明诚名垂不朽的是他把自己编纂的收藏目录献给朝廷，而该目录被后世陆续传抄、印刷、刊行。
赵明诚是一位历任地方官的士大夫官僚。靖康之变的时候正在青州(今山东省益都)任上，被金军追赶被迫逃向南方。在逃亡过程中，自己搜集的大量藏品逐渐佚失，最后连他自己都在流亡中死去，死亡后藏品几乎遗失殆尽。后来是他的遗孀李清照，把他陆续写成的有关自己藏品的解说目录《金石录》献给朝廷。
个人藏书的解说目录，也是南宋开始出现的。现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宫中的图书目录自前汉刘向整理图书以来有古老的传统，但是个人藏书的目录，却与宋代的印刷出版文化的发达有关，不过宋代存有目录的大藏书家收集的不光是印刷刊行本等流行民间的一般书籍，还收集有大量抄本。
与金石学相关的有“名物学”。所谓“名物”指的是考证物体的名目以及该物体本身的学问。在经学中，自古就重视考证《诗经》中出现的动植物与现实中的动植物的对比确定工作。宋代也有人对此下了不小功夫，现存有蔡卞和陆佃的著作。
王安石自己也编撰有一本《字说》，可惜今天已经不传。据传是与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相匹敌的大作。许慎把汉字分为四种：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其他还有假借等两种)。王安石的独特之处是，他不承认有形声字。
正像欧阳修收集、解读古代文字，王安石探求圣人创造的文字本身的由来一样，宋代出现了考古学风。宋人的考证不是为了考证的考证，不是消磨时间的个人兴趣，而是为社会为人民，用当时的话说就是为了经世济民所做的一个基础工作。他们为了复原远古的圣人们制定并完成的各种制度并进行模仿，就有必要对那些制度的细节进行详细的考证。
王安石学派以外也有一些学者具有这样的学风。一位是王应麟，祖籍开封近郊，南宋后代代居住明州。父亲为吕祖谦谱系的科举官僚，王应麟自身曾师事朱熹、真德秀等学者。
南宋灭亡后二十年，他坚不出仕蒙古元朝，隐居乡里，专心著述。王应麟著述甚丰，其中最著名的是《困学纪闻》。《困学纪闻》是对经书、史书从内容到制度全盘的考证罗列，受到清朝考证学者们的高度评价。
另一位黄震，虽也是明州出身，但却是远离州城的慈溪县出身。他作为地方官业绩显赫，其著作《黄氏日抄》也是对古书内容的考证集成。后来受到自称其子孙的明末黄宗義，以及清代活跃于宁波(明州)的全祖望等高度评价。
清代出现对朱子学的批判风潮后，这两个人作为“宋朝也有具有考证学风的人物”的事例受到重视。
王应麟、黄震都自认为是最忠实的朱子学家，他们的存在正证明了朱子学的真实性，实际上朱熹自己也作《诗经》注释，非常重视名物学。
在宋代，学习三纲领八条目的理论的高等教育，只能是受过名物学的初级教育的人才可能。没什么基础就教授什么理气论、心性论的高深的哲学的话题是不可能的。
三金石与名物
仁宗嘉右三年，瘟疫盛行，洪太尉奉皇帝命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来朝禳疫。洪太尉上山求见天师不成。回至方丈，不顾众道士劝阻，打开“伏魔之殿”，放出妖魔，遂致大祸。这是《水浒传》第一回的概括。
话说《水浒传》第一回中，洪太尉看到伏魔殿里的碑碣上时，前面都是龙章凤篆，天书符箓，人皆不识。所谓天书符箓。就是古代的文字，它的字体很像蝌蚪，所以也叫蝌蚪文。
宋代人对古代文字研究也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欧阳修自称六一居士，意思是珍藏书本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与自己一老翁。藏书一万卷，作为一个屈指可数的大学者没有什么奇怪，琴、棋也是自古以来君子必需的教养，还有酒，这些都是功成名就的高官身边必有的东西。那么剩下的“金石遗文”为何物呢？这就是古今的碑文拓本和带有铭文的青铜器，换句话说就是文字收藏。他把自己的收藏编目并加以解说，编成一本书，叫《集古录》。
《集古录》收集的大部分都是唐代的作品，但是也有比如秦始皇度量衡器等不少秦汉六朝时代的东西。时代再往上推，《集古录》开头还收集有西周时代的青铜器“敦”的铭文。不用说其字体是西周金文。他把这些金文抄写下来并变换成宋代通行的字体(即楷书)。由于欧阳修搞了金文的解读工作，因此他也被称作金石学之祖，希望复辟夏殷周三代的意志，也催生了这种收集三代文字资料并进行解读的志向。
晚于欧阳修几十年，徽宗命令把宫中收藏的古代器物描绘成《宜和博古图录》刊行。当时还有一个著名的收藏家叫赵明诚（即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使赵明诚名垂不朽的是他把自己编纂的收藏目录献给朝廷，而该目录被后世陆续传抄、印刷、刊行。
赵明诚是一位历任地方官的士大夫官僚。靖康之变的时候正在青州(今山东省益都)任上，被金军追赶被迫逃向南方。在逃亡过程中，自己搜集的大量藏品逐渐佚失，最后连他自己都在流亡中死去，死亡后藏品几乎遗失殆尽。后来是他的遗孀李清照，把他陆续写成的有关自己藏品的解说目录《金石录》献给朝廷。
个人藏书的解说目录，也是南宋开始出现的。现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宫中的图书目录自前汉刘向整理图书以来有古老的传统，但是个人藏书的目录，却与宋代的印刷出版文化的发达有关，不过宋代存有目录的大藏书家收集的不光是印刷刊行本等流行民间的一般书籍，还收集有大量抄本。
与金石学相关的有“名物学”。所谓“名物”指的是考证物体的名目以及该物体本身的学问。在经学中，自古就重视考证《诗经》中出现的动植物与现实中的动植物的对比确定工作。宋代也有人对此下了不小功夫，现存有蔡卞和陆佃的著作。
王安石自己也编撰有一本《字说》，可惜今天已经不传。据传是与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相匹敌的大作。许慎把汉字分为四种：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其他还有假借等两种)。王安石的独特之处是，他不承认有形声字。
正像欧阳修收集、解读古代文字，王安石探求圣人创造的文字本身的由来一样，宋代出现了考古学风。宋人的考证不是为了考证的考证，不是消磨时间的个人兴趣，而是为社会为人民，用当时的话说就是为了经世济民所做的一个基础工作。他们为了复原远古的圣人们制定并完成的各种制度并进行模仿，就有必要对那些制度的细节进行详细的考证。
王安石学派以外也有一些学者具有这样的学风。一位是王应麟，祖籍开封近郊，南宋后代代居住明州。父亲为吕祖谦谱系的科举官僚，王应麟自身曾师事朱熹、真德秀等学者。
南宋灭亡后二十年，他坚不出仕蒙古元朝，隐居乡里，专心著述。王应麟著述甚丰，其中最著名的是《困学纪闻》。《困学纪闻》是对经书、史书从内容到制度全盘的考证罗列，受到清朝考证学者们的高度评价。
另一位黄震，虽也是明州出身，但却是远离州城的慈溪县出身。他作为地方官业绩显赫，其著作《黄氏日抄》也是对古书内容的考证集成。后来受到自称其子孙的明末黄宗義，以及清代活跃于宁波(明州)的全祖望等高度评价。
清代出现对朱子学的批判风潮后，这两个人作为“宋朝也有具有考证学风的人物”的事例受到重视。
王应麟、黄震都自认为是最忠实的朱子学家，他们的存在正证明了朱子学的真实性，实际上朱熹自己也作《诗经》注释，非常重视名物学。
在宋代，学习三纲领八条目的理论的高等教育，只能是受过名物学的初级教育的人才可能。没什么基础就教授什么理气论、心性论的高深的哲学的话题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