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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探究宋代士人的心性时，最大的问题是科举。作为一个士，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成为官僚居人之上，而宋代在制度上使之成为可能的是科举制度。
同是父亲早逝、后被母亲和母亲周围的人(娘家或后夫)养育的范仲淹和欧阳修的成功故事象征性地说明了科举的权威。两人都是科举中进士，后在官界步步高升，最终成为士大夫们的领袖人物，君临士大夫阶层。范仲淹的政敌吕夷简、欧阳修批判的骈文家杨亿，虽然都有守旧派的印象，但是其实都是科举中举后进入官界的新官僚。
唐代科举允许事前请托。考生把平时做的诗写的文章进呈给考官推销自己的现象很普遍。宋代真宗时禁止，考官只能阅匿名的考卷。更有欧阳修当考官的嘉祐二年(1057)，科举考试突然要求用古文写答案，一直学习骈文写作的考生们一时大闹。但是这次考试却有苏轼、苏辙兄弟以及张载、吕惠卿等后来扛起时代大梁的人才大量中第。这次科举考试给庆历改革带来决定性的时代变化。
接踵而至的就是王安石的改革。熙宁三年（1070）是上千年科举考试历史的分水岭。隋朝以来持续近五百年的重视诗赋的倾向，被改变成以经义（对经书的解释）为中心的考试。随后，虽然元祐更化时诗赋又重新复活，南宋时期两者并存，但是元明时期继承了王安石的路线。严格意义上说，不是继承了王安石路线，而是因为赞同王安石科举路线的道学——朱子学路线取得了胜利。元祐更化时，在科举问题上司马光也是基本支持王安石方针的。主张恢复诗赋的是苏轼。苏轼与程颐的不睦，在这样的地方也显现出来。
经义出题的经书，分兼经（选修）和本经(必修)。必修是《论语》和《孟子》。选修是从五经《易》、《书》、《诗》、《周礼》、《礼记》中任选一个。经义以外还有评论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论”、关于时事问题的建白书“策”。这种形式经过少许调整，被朱子学继承。必修中追加了《大学》和《中庸》，选修中把《周礼》换成《春秋》，回复到原来的形式。因此必修的就成了四书。
熙宁科举改革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完善学校制度。继承范仲淹的方针，地方也设立了学校，原则上只有这里的学生才有科举考试参考资格。到了徽宗时代完成了三舍法。学校教育课程配合科举改革，重视经书解释，而所用的教材，王安石他们也给准备好了。这就是《三经新义》。王安石、王雱父子亲自执笔注释《周礼》、《尚书》、《诗》三经，并把这项工作作为政府重点项目，印刷后分发给各地的学校。除此之外王安石还做过很多注释，继承他的系谱的新法党派中也出了很多注释家。北宋末期，从哲宗亲政时期到徽宗时代，这些注释书都被规定为公认参考书。道学者虽也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做了一些注释书，但是即使在南宋后期道学系统学者的藏书目录中也并没有占据多数，由此可见新学的影响力之大。
宣告了新学死刑的，是朱熹。他对经书进行的精密并且系统的注释，以及他的弟子们对他的注释进行二次注释(他们参照六朝隋唐说法自称“疏”)，朱子学的注释夺取了科举考生必读书的霸主地位。失去市场的新学系统注释，不可能再版，随之即被淘汰，逐渐从地球上消失。元明官方规定朱熹的注释为参考书，由此决定了最终胜负。
同时，朱子学在道学内部的霸权地位也逐渐得到确立。继承程氏兄弟、在靖康之变前后活跃一时的杨时和胡安国去世后，统领道学派的是张九成和胡宏。但是朱熹批判他们的言说，说自己才是正统的道学派。这时朱熹拉出来的理论是道统论。到张九成和胡宏为止，周敦颐以及张载等并不一定被看作道学的中心人物。但是朱熹和吕祖谦在淳熙三年（1176）编纂的《近思录》，集成和分类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人的文章以及语录，对世上的读书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朱由此由此把自己信奉的道学形成史成功灌输给了年轻的读书人。“道学鼻祖为周敦颐”这个历史像被创造出来。朱熹大量引用他们四人的观点注释四书五经。这些注释不但经得起训诂学的考验，互相之间也具有整合性、体系性，所以成为科举考生们趋之若鹜的最佳参考书。
朱子学不但学说内容具有独创性和优秀性，而且因为适合科举文化，从而受到士大夫广泛青睐。
本来道学是一种陶冶个人心性的学说，与讲究立身出世的科举考试有互不相容的一面。事实上确有一些追求道学之流“为做圣人的学问”的老实学生放弃了科举考试。道学在公立学校以外，还设立了自己的教育设施，叫“精舍”。汉代以后有把私塾称作精舍的习惯。这种设施也称“书院”，后来后者普及。当初设立的目的与科举几乎没有关系，但是后来书院成了纯粹的科举考试预科班。
不论考试题出题形式如何变化，为了科举合格，事前都必须下相当的功夫复习准备。任何时代复习考试都是要花钱花时间的。能做到这种优雅事情的，只能是一部分特权阶层，许多老百姓，连站到起跑线上都不可能。
科举与世族在理念上是势不两立的。本来，据传是隋文帝为了打倒贵族制度，才开始了科举制度，所以这两者之间本来就是互不相容的。其实程颐和张载等作为郡县制的弱点所举出的世族消失，就是科举制度带来的。但是，另一方面，科举不是靠运气，而是靠实力的考试体系，所以让子弟专心复习后，考中的可能性就极高。而如果有人中第，那么给他和与他有关的人都将带来巨大的利益，所以同时也是一个一本万利的投资行为。所以只是自己一个家族在资力方面和学习环境方面还是有些心里没底。为了使他中第，或者使他中第后能维持其特权，在这样的背景下，宗族就有了用场。所以他们对于义庄以及中第者开办的义塾赋予了辈出科举官僚，维持自己宗族势力的使命。
我们探究宋代士人的心性时，最大的问题是科举。作为一个士，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成为官僚居人之上，而宋代在制度上使之成为可能的是科举制度。
同是父亲早逝、后被母亲和母亲周围的人(娘家或后夫)养育的范仲淹和欧阳修的成功故事象征性地说明了科举的权威。两人都是科举中进士，后在官界步步高升，最终成为士大夫们的领袖人物，君临士大夫阶层。范仲淹的政敌吕夷简、欧阳修批判的骈文家杨亿，虽然都有守旧派的印象，但是其实都是科举中举后进入官界的新官僚。
唐代科举允许事前请托。考生把平时做的诗写的文章进呈给考官推销自己的现象很普遍。宋代真宗时禁止，考官只能阅匿名的考卷。更有欧阳修当考官的嘉祐二年(1057)，科举考试突然要求用古文写答案，一直学习骈文写作的考生们一时大闹。但是这次考试却有苏轼、苏辙兄弟以及张载、吕惠卿等后来扛起时代大梁的人才大量中第。这次科举考试给庆历改革带来决定性的时代变化。
接踵而至的就是王安石的改革。熙宁三年（1070）是上千年科举考试历史的分水岭。隋朝以来持续近五百年的重视诗赋的倾向，被改变成以经义（对经书的解释）为中心的考试。随后，虽然元祐更化时诗赋又重新复活，南宋时期两者并存，但是元明时期继承了王安石的路线。严格意义上说，不是继承了王安石路线，而是因为赞同王安石科举路线的道学——朱子学路线取得了胜利。元祐更化时，在科举问题上司马光也是基本支持王安石方针的。主张恢复诗赋的是苏轼。苏轼与程颐的不睦，在这样的地方也显现出来。
经义出题的经书，分兼经（选修）和本经(必修)。必修是《论语》和《孟子》。选修是从五经《易》、《书》、《诗》、《周礼》、《礼记》中任选一个。经义以外还有评论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论”、关于时事问题的建白书“策”。这种形式经过少许调整，被朱子学继承。必修中追加了《大学》和《中庸》，选修中把《周礼》换成《春秋》，回复到原来的形式。因此必修的就成了四书。
熙宁科举改革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完善学校制度。继承范仲淹的方针，地方也设立了学校，原则上只有这里的学生才有科举考试参考资格。到了徽宗时代完成了三舍法。学校教育课程配合科举改革，重视经书解释，而所用的教材，王安石他们也给准备好了。这就是《三经新义》。王安石、王雱父子亲自执笔注释《周礼》、《尚书》、《诗》三经，并把这项工作作为政府重点项目，印刷后分发给各地的学校。除此之外王安石还做过很多注释，继承他的系谱的新法党派中也出了很多注释家。北宋末期，从哲宗亲政时期到徽宗时代，这些注释书都被规定为公认参考书。道学者虽也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做了一些注释书，但是即使在南宋后期道学系统学者的藏书目录中也并没有占据多数，由此可见新学的影响力之大。
宣告了新学死刑的，是朱熹。他对经书进行的精密并且系统的注释，以及他的弟子们对他的注释进行二次注释(他们参照六朝隋唐说法自称“疏”)，朱子学的注释夺取了科举考生必读书的霸主地位。失去市场的新学系统注释，不可能再版，随之即被淘汰，逐渐从地球上消失。元明官方规定朱熹的注释为参考书，由此决定了最终胜负。
同时，朱子学在道学内部的霸权地位也逐渐得到确立。继承程氏兄弟、在靖康之变前后活跃一时的杨时和胡安国去世后，统领道学派的是张九成和胡宏。但是朱熹批判他们的言说，说自己才是正统的道学派。这时朱熹拉出来的理论是道统论。到张九成和胡宏为止，周敦颐以及张载等并不一定被看作道学的中心人物。但是朱熹和吕祖谦在淳熙三年（1176）编纂的《近思录》，集成和分类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人的文章以及语录，对世上的读书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朱由此由此把自己信奉的道学形成史成功灌输给了年轻的读书人。“道学鼻祖为周敦颐”这个历史像被创造出来。朱熹大量引用他们四人的观点注释四书五经。这些注释不但经得起训诂学的考验，互相之间也具有整合性、体系性，所以成为科举考生们趋之若鹜的最佳参考书。
朱子学不但学说内容具有独创性和优秀性，而且因为适合科举文化，从而受到士大夫广泛青睐。
本来道学是一种陶冶个人心性的学说，与讲究立身出世的科举考试有互不相容的一面。事实上确有一些追求道学之流“为做圣人的学问”的老实学生放弃了科举考试。道学在公立学校以外，还设立了自己的教育设施，叫“精舍”。汉代以后有把私塾称作精舍的习惯。这种设施也称“书院”，后来后者普及。当初设立的目的与科举几乎没有关系，但是后来书院成了纯粹的科举考试预科班。
不论考试题出题形式如何变化，为了科举合格，事前都必须下相当的功夫复习准备。任何时代复习考试都是要花钱花时间的。能做到这种优雅事情的，只能是一部分特权阶层，许多老百姓，连站到起跑线上都不可能。
科举与世族在理念上是势不两立的。本来，据传是隋文帝为了打倒贵族制度，才开始了科举制度，所以这两者之间本来就是互不相容的。其实程颐和张载等作为郡县制的弱点所举出的世族消失，就是科举制度带来的。但是，另一方面，科举不是靠运气，而是靠实力的考试体系，所以让子弟专心复习后，考中的可能性就极高。而如果有人中第，那么给他和与他有关的人都将带来巨大的利益，所以同时也是一个一本万利的投资行为。所以只是自己一个家族在资力方面和学习环境方面还是有些心里没底。为了使他中第，或者使他中第后能维持其特权，在这样的背景下，宗族就有了用场。所以他们对于义庄以及中第者开办的义塾赋予了辈出科举官僚，维持自己宗族势力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