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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经验的好同志。行前的一夜，恰好他值班。遇上天气不好，刮一夜大风。总理也不知工作到多晚，天快亮时熄了灯，天刚亮屋门就打开了。
总理起床有清嗓的习惯。听到清嗓的咳声，老乔就守过去，怕总理有事。
“昨天夜里谁值班？”总理问。
“我值班。”老乔心里有点犯喃咕。因为见惯了微笑的总理，和蔼可亲的总理，所以总理只要脸色一阴沉，人们就会感到分量重。可能夜里没睡好？
乔金旺刚想到这里，总理已经板着脸说：“昨晚你没把门关好，响了一夜。”
“是总理。”乔金旺嘴里应着，心里有点想法。所有身边作人员都知道总理睡个觉不容易，脑子总是兴奋过度，所以入睡很困难。他又不敢像主席那样每晚三次服安眠药，他只服一次，怕服多了睡不醒误事，所以到睡觉时，值班警卫都是认真关紧门窗，锁好门，钥匙带在手上不敢稍松。老乔是个仔细人，怎么可能没关紧门窗呢？但他不能解释。我们都有经验，总理批评你时，有理也不要当时辩解，那样反而更惹总理生气。
叫他全说完了，气就消了，过后再辩解，他就会完全站在你这一边，检讨自己主观。糟糕的是，总理这次没把话说完，当然也就没消气，只说那么一句就回屋去了。
片刻，邓大姐来了，对乔金旺说：“昨晚总理没有休息好，说门总是响，生气了。”
乔金旺张了张嘴，心有委屈没说出口，可那个嘴巴的形状已经表明了心情。
实在说，我们这些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把西花厅叫“家”也真是当家来看，比如说“xxx留家里”那就是留在西花厅，决不会想到另一个家。所有生活工作在西花厅的人也确实亲过一家人。在这个家里，总理可以无拘无束地笑，无拘无束地生气。
他把头朝后仰着开心大笑时很有点孩子般的天真烂漫，他嘟起嘴巴独个儿生闷气时，也确有点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这个印象不只我一个人有，在西花厅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都会有这个感受，至今想起心胸仍然荡起阵阵涟漪。逢了这种家里人生气的情况，邓大姐就更像个大姐姐了，她总要从中作些排解调和工作。这边说几句，再去那边说几句，保持了这个大家庭的和睦温馨。
“老乔啊，今天大寨你就不要跟着去了，留在家里检查一下门窗，看看什么地方关不严就叫人来修一下。”
“好吧。”乔金旺嘴里应着，脸色已经变得难看。他明白这是总理不叫他去了，看来真发脾气了。于是乔金旺心里的委屈也就更大更强烈了。
邓颖超并不急，像是早有准备；微微一笑，贴近老乔低声说：“门响是刮大风的缘故，不是你的责任。总理跟阿尔巴尼亚的同志谈得不好，心情不佳，憋了不少气，懂吗？”
就这几句话，乔金旺马上笑了，全身轻松。大家早有经验了，阿尔巴尼亚的客人走后，总理肯定会找乔金旺说上一句：“这不是对你的，你们也体谅体谅我，不要放心里去。”
总理不向外宾发火，但也可能当着外宾面向“自己人”发火。当然，这种外宾都是相当熟悉的外宾。
一次，越南领导人长征来访。越南领导人来访，几乎十次有十次是要东西。我们抗美援越无偿援助了200个亿的美元，还不算吃穿的钱，但他们从来没表示过满意，每次来都嫌给得少，常常谈得不愉快。
谈得不好也得吃饭。周恩来陪长征吃工作餐。女服务员端来擦手毛巾，周恩来使眼色叫她先给长征同志。
早在50年代初，总理就多次给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讲，服务应该“先宾后主，先女后男”.前一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保持发扬；后一句是现代文明，是对封建思想重男轻女的实际批判，要切实做到。总理是亲自并且是专门地讲了这个服务原则，负责接待工作的服务员应该个个明确，已经保持多年成为传统了么。
可是这次这位女服务员也绝了，没经验、没眼色、脑子里还缺根弦。总理那么使眼色，她光是发愣，愣得没反应，举着盘子又给周恩来递毛巾。
总理不接盘子里的毛巾，眉头皱起来，再次朝长征那边眼色示意。
女服务员傻乎乎望望左右，看不出名堂，竟然又把毛巾盘子举到周恩来面前。
实在说，我们旁观者都心里起火了，少见这么笨的人，居然还搞外事接待就在我们起火的同时，周恩来也突然发火了。我跟随他几十年，第一次见他跟“下面人”跟一名普通服务员发火。他的浓眉毛一扬，眼睛睁出鲜明的棱角，含了怒气斥责一声：“岂有此理！”
只这四个字，女服务员就受不了啦，端着盘子跑下来哭，哭得好伤心呢。
接待科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来问：“怎么了，哭什么？”
女服务员抽泣道：“岂、岂、岂有此理。”
科长也被女服务员的木讷激得起急：“谁岂有此理？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清楚！”
“总、总理说我、我岂有此理。”
“你出什么问题了？”科长顿时紧张。他明白，总理轻易决不会这么说，何况还是当着外宾的面。
“我给、给他上毛巾，他就跟我，跟我使眼色”
“你没先给客人上？”
“可是，我看那里就是总理，总理官大，你不是说”
“按职务是对内。我反复讲，不管谁官大，有外宾要先给外宾，要先客后主，先女后男”
“没、没外宾，就一个首长，不知哪、哪省的”
“我再三告你那是长征同志！”
“长、长征的同志多了”
“哎哟我的妈呀！”科长顿足，叫苦不迭，指住那个女服务员差点没哭：“看着数你长得精神，怎么四六不懂啊？长征！他的名字叫长征，是越南的领导人！”
服务员一怔，脸色变白，继而羞愧无地自容，勉强哺喃：“我、我看他跟中国人一样，个子不高，不起眼”
“你真是岂有此理”科长也叫了这么一句。
周恩来这次发脾气，是两件事凑一起了。跟长征谈得不好，又遇这么个傻二乎的服务员。不过，像以往一样，送走长征之后，周恩来又返回来召集服务人员：“你们这里归谁负责啊？哪位是负责人？”
大家都低着头不敢吱声。
“刚才我态度不够好，请你们原谅。”总理语气已经变柔和“但是我还要批评你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先宾后主，先女后男，讲了又讲，为什么还会出现今天这样大的差错？你们对这件事要有个认识提高，今后再发生此类事，这是不允许的！”
一句“这是不允许的”便说明了问题的全部严重性。服务人员为此专门开了检讨会。
我跟随总理日久，难免遇上他向我发脾气。有时发得很厉害，其中一次闹了好长时间才过去。
西花厅这个名字好听，其实是座古老迟暮的旧宅，条件差，阴暗、潮湿、陈旧，具体情况在后面的关于总理衣食住行一章里交待。
由于地面潮湿，墙脚常出现一层水迹碱花；总理夜间办公多，从地面冒出的潮气寒气不利健康，总理岁数不小了，常闹腿疼。看到他夜里在腿上盖块毯子办公，我心里很难受。我们这么大个国家，谁能想到总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
跟邓大姐多次商量，我也多次向总理建议，把房子修一修，都被拒绝了。理由是国家穷，大多数人还住不上这样的房子呢。
我动了几次脑筋，终于也找出一条过硬理由：“总理，这些房子也是国家财产，而且还有点文物价值，毕竟有年头了，得保护好。按照正常情况也该维修了，否则房子会损坏的。”
总理似乎被打动了。想一想，点点头：“嗯，你讲得有理，正常维修还是必须的，不能损坏。”
我马上建议：“那就由我们安排一下，利用你外出的时候搞？”
总理点头认可：“行，这件事你来办吧。”他望了我一眼，似有某种不放心，加重语气补充一句：“我说的是正常维修，一定不能铺张浪费，哪里坏了修哪里，要尽量节约。”
“知道。”我应着，心里自有主张。
不久，总理去南方视察、读书，我留在家里负责房屋的维修。我心里琢磨，中央首长里最忙的就是周总理，吉尼斯世界大全其实不全，上面没有说世界谁最忙，谁做工作最多，没说谁睡眠最少，要是有这几条，我们的周总理肯定创世界之最。可他却是在这样一个陈旧、潮湿、昏暗的环境里工作，我若不改变改变这个环境，那可不只是对不起周总理，首先是对不起全国人民。有朝一日人民会指我鼻子责问的我先征得邓大姐和童小鹏等同志的同意，然后便照自己的想法干起来。
周恩来腿不行，一坐就是几小时，十几小时，每到下半夜就腿疼。我首先指挥工人将潮湿的铺砖地改成了地板，这样可以脱离泥土，防止返潮，并且换了新地毯；把过去一块潮湿发霉而且生了虫子的旧地毯搬走了。
窗帘太薄，夜里不隔亮；窗子缝隙大，冬天走风漏气，我指挥工人修理门窗，弄严实，并换上比较厚的呢子窗帘，夜里好隔凉。卫生间也作了改建。过去有个旧澡盆，盆地倾斜，又是弧形，总理年岁渐老，行动不便，他又不许别人帮他洗澡，都是一个人关起门来洗，滑一跤可不得了。当时盖钓鱼台国宾馆时剩下一些澡盆，搬一个来换掉旧澡盆。新澡盆盆地平，有扶手，对老人来说比较安全。
屋子里的家具太简陋，办公累了连个舒服一下身体的沙发也没有，就从宾馆储备的沙发中挑两个搬了来。邓大姐的房间也太简陋，连一般女同志都有的梳妆台也没一个。
我便为她安置了一个梳妆台。房梁久已腐朽，梁上的敷料常往下掉，虫蛀的木粉也时时飘落下来，便指挥工人换了梁，并且重新油漆粉刷一遍。这些事办完之后，我在各房间走一圈，心里算算帐。我是警惕了不要过分，惹总理不高兴。算过帐，心里踏实了。实在算不得铺张浪费，每一项“工程”都是“有理有利有节”这点“基本建设”对我们泱泱大国的总理说来，简直够“低标准、瓜菜代”的了。
总理终于从南方回来了。我去接站，没提修房子的事，想让总理享受一次全新的感觉。总理有时不乏“孩子气”环境换新往往能使人产生一种新鲜新奇的孩童般的惊讶和欣喜。
下车后，我紧随总理，悄悄注意他的神情；走过前院，临进门时，我忽然又生出一种隐隐的不安。万一没容我想清那个“万一”总理已经跨进门坎一只脚。只跨进一只脚，便怔怔地立住了。让总理“惊讶”、“新奇”之目的从那神情的一怔说明已经达到了。但是接下来的会是欣喜还是发生我所担心的“万一”？
糟了，总理的浓眉毛倏忽间已经蹙起来，眼睛眯细，目光闪闪，寒冷锐利，像机枪射手捕捉目标一样飞快地扫过地板、地毯、窗帘、沙发以及油彩粉刷过的屋顶墙壁。我近在咫尺地听到他的呼吸转粗重，脸孔变成通红，鼻翼由于内心的恼火而张大，牙齿气哼哼地咬紧，在腮上突起一道肉棱他没有马上讲话发表意见，跨入门坎的一只脚慢慢地，滞重地抽了回来。这种来势不妙的勃然发作之前的沉默逼迫得我朝一边退步，本能地想躲开总理一点距离可是，还没退出一步，我就被一声喝叫定住了，像被施了定身法，两脚牢牢地粘在地上一动不会动。
“何秘书！”
“到。”我条件反射一样应声：“总理”
总理直到这时才转脸望住我。他的眼睛睁出有力的线条明确的棱角，只有气愤时才会是这样的眼睛这样地望人。我不敢正视这双眼，更不敢马上躲开这双眼，有点慌慌地手足失措。总理的声音低沉缓慢，因而更显出分量沉重：“你花了多少钱？”
“房子太旧，潮湿，夜里你办公”
“问你花了多少钱！”
“不知道不多。”
“你还想花多少？”
“有些东西是仓库里存货，积压也是积压，放着也是放着”
“你也是老同志了，啊，我是怎么交待你的？为什么搞这么铺张！国家还很穷，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总理抿了抿嘴唇，猛然提高声音：“你说！是你的主意还是小超的主意？”
“是我的主意。”我赶紧揽过责任。
“她知道不知道？”
“她也不在，她不知道。”这种时候我不能“出卖”邓大姐或其他任何同志。最好的选择就是独自承招全部责任。“你腿不好，年龄大了”
“胡闹台！这是不允许的！”总理气愤时爱讲的三句口头语，这次一口气说了两句，看来气得不轻。“你要作检查！”
“你在外，我想，有些事情和想法汀长途一下子也说不清，我就擅自作主了”
“不要你解释，这个错误是明摆着的！”总理作个严厉的手势，我马上闭了嘴。一着慌怎么忘了呢？总理发脾气时是不能辩解的，越辩越惹他生气。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劲地检查错误。
“总理，是我考虑不当，是我错了。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国家还穷，人民生活还不富余您先进屋休息吧，我回头再写出详细的检讨，从思想深处挖根源”
“我回屋，接受你的既成事实？”总理气愤地将手用力一摆，表示断不能接受，严厉地说：“你算算花了多少钱，我自己赔！”
“您，您赔不起。”我小声喃喃。总理和大姐的钱是由我掌握，他们的全部存款不满二千元。“这房子，终归还是公家的”
周恩来剜我一眼，伸手指向房间里，扫来扫去地大声下令：“把那些东西统统撤走，否则我不进！”
总理看来是气坏了。他没象以往那样发过脾气后再讲几句柔和的话来缓解一下气氛。
这一次他发过火，回身就走。我是无法出面劝了，其他工作人员迫上去劝，远远地只听他边走急步边大声说：“我不进。，那不是我的家！”
事情闹大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西花厅名声在外，总理不回家还叫什么西花厅？
钓鱼台5号楼是总理办公和接待外宾的一个地方，他就临时住进了那里。我连连写检查，无法使总理消气。我急，邓大姐急，同志们都着急。便想起一个人，纷纷去找陈毅同志。
陈老总与总理私交紧密，友谊深厚，又会讲话，反应机敏又能来点幽默，半认真半玩笑地去说几句，一定能劝总理消消气，面对现实，承认现实，回到西花厅来。
“啥子了不起的事嘛，我看也只是修了该修的地方嘛。”陈毅’看过房子，一句话说得大家放宽了心。他还拍拍垂头丧气的我；鼓励说：“何秘书，不过分，你关心总理做得对，没有什么铺张浪费。”
我嘴上不敢多言，心里真想喊陈老总万岁。
陈毅元帅信心十足去说服周恩来，我们也信心十足等周恩来回家。周恩来刚去天津视察回来，仍临时住在钓鱼台。陈老总去了，没把总理劝回家，反而被总理拉着带到了国务院办公会议上。
那时，每星期开一次国务院办公会议，周思来在会议上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他甚至联系“大盖楼堂馆所”的问题，说他亲自制止了一些楼堂馆所的建设，严令下马，没想到自己家里却发生了这种事，他很难过，说要求别人的事自己没做到。
不仅国务院办公会议上讲，平常的汇报会、生活会、计划工作会议，大会小会逢会就讲，就作检讨。几乎国务院的干部全知道总理“犯错误”了，都听到了他的自我批评。
那些日子我好难熬哟，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了？
当我再次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听到周思来就这个问题的反复检讨时，我忽然有所理解了。
“家里花了那么多钱替我修房子，我在这种会议上再次作检讨。有没有这个必要？
我看是有的。我最担心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如果有人要学我的样子也去修，我要不要批评，要不要制止？我感觉很不安”
这话终于使副总理及部长、副部长们都震动了，都以为我们把西花厅修成什么不得了的宫殿样子了，纷纷来参观。参观之后就不止是震动，而成了震惊。房子都是修了该修之处，若说添置了一些家具，也决够不上奢侈之类，甚至不比某些部长、省委书记的住房条件好。而总理已经如此自责，如此看重这件事，那么，谁还敢乱花钱为自己营建“安乐窝”？
我多次作出口头和书面检查，大道理说尽了，索性说点心里话。我在检查中难过地写道：“错已经错了，我只希望总理能回家，只要总理能在这修好的房子里住几年，给我什么批评都行，给我什么处分我也没意见”
当时正研究对我的处分问题。检查交上去不久，忽然通知我去见总理。在钓鱼台他的办公室里，我伤心地垂下头。总理抓住我的手，在我手背上轻轻拍几下，发出一声长叹。这声叹息是充满了感情，我心里莫名的一阵泛酸，不禁热泪哽咽。我听到总理的声音，那是兄弟之间，甚至是父子之间谈心才会有的亲切、坦：诚的声音：
“小何，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房子搞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你不要只听人说没什么，说只修了应该修的，一旦有人搞个人主义，他就会拿出来作挡箭牌。任何事，不同的意见肯定是有的。而且，真有人学着修起房子来，我还怎么说别人？这个头是我带的么。我一个人似乎影响不大，部长副部长都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样一级学一级发展下去怎么得了？现在呢，既成事实，都为难。我搬进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去住吧，你们心不安。我知道你们也难。教训哪，你们这么搞对谁也不好啊”“总理！”我叫了一声，我哭了。
别无选择。我将西花厅的地毯、沙发、窗帘、梳妆台、灯具等等凡是能搬走的全搬走，恢复原来的旧貌。只剩地板没法拆，澡盆用水泥抹死在卫生间里了。这些东西要想搬走就得搞破坏了。
向总理汇报时，陈老总帮了忙：“油漆要不要刮掉啊？那就不是节俭而是更大的犯罪喽。”
总理被逗笑了。至此，才重新搬回西花厅，回到他的家里去。
最后，再讲一种独具特色的周恩来发脾气。这是将不满用一种特殊办法表达出来，给你一个“教训”至今老人们议论起来，都忍俊不住笑出声，就像看聪明正直的孩子搞的令人开心的恶作剧。
年代的一天，周总理送西哈努克亲王离京，前往送行的还：有罗瑞卿、刘亚楼等高级将领。不巧的是，飞机3点起飞，先农坛体育场有场足球出线比赛，中国队对印尼队，也是3点开赛。军事和体育历来联系紧，这些送行的高级将领便有些心神不宁，想看球。
握手、拥抱、告别。西哈努克钻进舱门，门还没关上，罗瑞卿和刘亚楼一递眼色，像解脱了一样，立刻笑了，迫不及待就往机场门口走。早已心惶惶的将军们一看有人带头，便三三两两都往门口赶，有点像电影散场前的劲头。
总理本是满面春风地站立着，静等飞机升空，发觉周围异常，左右望望，再回头一看，勃然变色了。他不喊不叫，只向我动动手指头：“你跑步去，告诉机场门口，一个也不许放走，谁也不准离开，都给我叫回来。”
我赶紧跑到门口，吩咐警卫不许放走一个人，然后招呼那些高级将领：“总理有事，叫你们都回去。”
“哎呀，开场是看不上了。”
“没关系，精彩的还在后面。”
“有时候越往后越精彩，有时候越往后越没意思，要看比分咬得紧不紧”
将军们说说笑笑地返回来，站在总理身后。总理始终正直站立，目注飞机，看着飞机起飞，在机场上空绕一圈，摆摆机翼，然后渐渐远去，渐渐消失总理并不看那些将军们，自顾和前来送行的外交使节告别。直到外交使节全离开了，才面对那些将军站好：“你们都过来。”
刘亚楼是有名的乐天派，走到哪里哪里有笑声。他们说说笑笑地走近总理时，猛听一声喝问：
“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
笑语声夏然而止。将军们发现总理面色冷峻，立刻都屏声禁气，就地立正站好，恢复了典型的军人姿态。
“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可以走了？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部队里，首长没有走，下边全走了，行吗？”
机场上静悄悄，将军们再没人去想看球的事了，只剩了应付眼前的挨批。
“客人还没走，机场已经没人了，人家会怎么想？你们是不是不懂外交礼节？那好，我来给你们上课。”总理声音不高不低，讲话不紧不忙，就那么讲起了基本的尽人皆知的外交礼节：“按外交礼仪，主人不但要送外宾登机，还要静候飞机起飞，飞机起飞后也不能离开，因为飞机还要在机场上空绕圈，要摆动机翼”
刘亚楼是空军司令员，他能不明白这种礼仪？罗瑞卿等高级将领参加外事活动都很多，也全明白，但现在总理不厌其详不厌其烦地亲自讲，反复讲，他们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反复听。
总理讲了足有15分钟，才缓缓拾腕看一眼表，缓缓说：“我知道你们是着急想看足球赛，我叫住你们，给你们讲这些你们早就知道的道理。我讲15分钟，为什么？就是要让你们少看点球赛才能印象深一些。好吧，现在咱们一起去吧，还能看半场球。”
总理就用这种少看半场球的办法“惩罚”了失礼的将军们，使将军们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说起这件事都是笑，没人气，但也再没人发生失礼的现象。
类似的还有一次很典型。就是总理在怀仁堂宴请印度总理尼赫鲁。两国政府首脑举起酒杯，正往一起碰呢，忽然断电了，怀仁堂顿时一片漆黑。
事后有人开迷信玩笑，说中印关系后来发生紧张，有一段黑暗，这次断电就是预兆。
玩笑归玩笑，灯又亮起来后，两国总理还是碰响了杯，宴会继续进行。总理从容大度，不露声色，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一样。
但我心中有底。这样重大场合，出这么大“洋相”总理心里肯定有气，宴会后肯定要追究，好戏还在后头呢可是，宴会结束后，总理根本没提断电的事，回来西花厅，照样批阅文件，好象已经忘掉了这件事。
我们都感慨，一向严格细致的总理这次怎么了？泰然处之，完全无所谓，这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例外。
当我们也把这件事丢在了脑后时，没想到，凌晨3点钟总理突然停止了工作，命令我们立刻发通知，把外交部、中央办公厅、北京市电力局等部门的负责人都叫来开会，一刻也不许耽搁。
这些部门的领导人在急促的电话铃声和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声中，纷纷爬出热被窝，冷水擦脸，仍然哈欠不断，全身难受地赶来西花厅。王炳南还以为国际上发生了什么大事，刚问半句，总理已经严肃责问：“中南海怀仁堂的电力都没有保证，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
大家面面相觑，这才明白深夜惊梦的原因。
总理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追查原因，一个人一个人地追究责任，根据责任大小作出不同的批评，并一道研究杜绝此类事件重新发生的措施。
记得追到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时，总理问：“你是亚洲司司长，这个事你怎么解释？”
当时会场气氛一直很严肃。印度在亚洲、总理问亚洲司司长不能说没理由。但陈家康又能承担什么责任啊！他说：“总理啊，我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哪。亚洲司管与印度的关系，可管不了电灯啊。”
一句话说得总理笑了，大家也都跟着笑了，气氛才缓和下来。总理看看大家，又不无几分得意地看看窗外；窗外的天空已经发亮了。
“你们没少打哈欠，知道吗？我有意在这个时候把你们找来。”总理惩戒性地用指头在空中敲敲，像敲打那些缺少睡眠的脑壳：“是要让你们印象深一些。你们是从被窝里爬出来的吧？”
这一来，大家不由得都笑起来；有的苦笑，有的捧腹大笑，一夜的疲劳全消失了，留在脑子里的只剩下总理不乏严肃的笑容和对这次事件的深刻教训。
，富有经验的好同志。行前的一夜，恰好他值班。遇上天气不好，刮一夜大风。总理也不知工作到多晚，天快亮时熄了灯，天刚亮屋门就打开了。
总理起床有清嗓的习惯。听到清嗓的咳声，老乔就守过去，怕总理有事。
“昨天夜里谁值班？”总理问。
“我值班。”老乔心里有点犯喃咕。因为见惯了微笑的总理，和蔼可亲的总理，所以总理只要脸色一阴沉，人们就会感到分量重。可能夜里没睡好？
乔金旺刚想到这里，总理已经板着脸说：“昨晚你没把门关好，响了一夜。”
“是总理。”乔金旺嘴里应着，心里有点想法。所有身边作人员都知道总理睡个觉不容易，脑子总是兴奋过度，所以入睡很困难。他又不敢像主席那样每晚三次服安眠药，他只服一次，怕服多了睡不醒误事，所以到睡觉时，值班警卫都是认真关紧门窗，锁好门，钥匙带在手上不敢稍松。老乔是个仔细人，怎么可能没关紧门窗呢？但他不能解释。我们都有经验，总理批评你时，有理也不要当时辩解，那样反而更惹总理生气。
叫他全说完了，气就消了，过后再辩解，他就会完全站在你这一边，检讨自己主观。糟糕的是，总理这次没把话说完，当然也就没消气，只说那么一句就回屋去了。
片刻，邓大姐来了，对乔金旺说：“昨晚总理没有休息好，说门总是响，生气了。”
乔金旺张了张嘴，心有委屈没说出口，可那个嘴巴的形状已经表明了心情。
实在说，我们这些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把西花厅叫“家”也真是当家来看，比如说“xxx留家里”那就是留在西花厅，决不会想到另一个家。所有生活工作在西花厅的人也确实亲过一家人。在这个家里，总理可以无拘无束地笑，无拘无束地生气。
他把头朝后仰着开心大笑时很有点孩子般的天真烂漫，他嘟起嘴巴独个儿生闷气时，也确有点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这个印象不只我一个人有，在西花厅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都会有这个感受，至今想起心胸仍然荡起阵阵涟漪。逢了这种家里人生气的情况，邓大姐就更像个大姐姐了，她总要从中作些排解调和工作。这边说几句，再去那边说几句，保持了这个大家庭的和睦温馨。
“老乔啊，今天大寨你就不要跟着去了，留在家里检查一下门窗，看看什么地方关不严就叫人来修一下。”
“好吧。”乔金旺嘴里应着，脸色已经变得难看。他明白这是总理不叫他去了，看来真发脾气了。于是乔金旺心里的委屈也就更大更强烈了。
邓颖超并不急，像是早有准备；微微一笑，贴近老乔低声说：“门响是刮大风的缘故，不是你的责任。总理跟阿尔巴尼亚的同志谈得不好，心情不佳，憋了不少气，懂吗？”
就这几句话，乔金旺马上笑了，全身轻松。大家早有经验了，阿尔巴尼亚的客人走后，总理肯定会找乔金旺说上一句：“这不是对你的，你们也体谅体谅我，不要放心里去。”
总理不向外宾发火，但也可能当着外宾面向“自己人”发火。当然，这种外宾都是相当熟悉的外宾。
一次，越南领导人长征来访。越南领导人来访，几乎十次有十次是要东西。我们抗美援越无偿援助了200个亿的美元，还不算吃穿的钱，但他们从来没表示过满意，每次来都嫌给得少，常常谈得不愉快。
谈得不好也得吃饭。周恩来陪长征吃工作餐。女服务员端来擦手毛巾，周恩来使眼色叫她先给长征同志。
早在50年代初，总理就多次给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讲，服务应该“先宾后主，先女后男”.前一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保持发扬；后一句是现代文明，是对封建思想重男轻女的实际批判，要切实做到。总理是亲自并且是专门地讲了这个服务原则，负责接待工作的服务员应该个个明确，已经保持多年成为传统了么。
可是这次这位女服务员也绝了，没经验、没眼色、脑子里还缺根弦。总理那么使眼色，她光是发愣，愣得没反应，举着盘子又给周恩来递毛巾。
总理不接盘子里的毛巾，眉头皱起来，再次朝长征那边眼色示意。
女服务员傻乎乎望望左右，看不出名堂，竟然又把毛巾盘子举到周恩来面前。
实在说，我们旁观者都心里起火了，少见这么笨的人，居然还搞外事接待就在我们起火的同时，周恩来也突然发火了。我跟随他几十年，第一次见他跟“下面人”跟一名普通服务员发火。他的浓眉毛一扬，眼睛睁出鲜明的棱角，含了怒气斥责一声：“岂有此理！”
只这四个字，女服务员就受不了啦，端着盘子跑下来哭，哭得好伤心呢。
接待科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来问：“怎么了，哭什么？”
女服务员抽泣道：“岂、岂、岂有此理。”
科长也被女服务员的木讷激得起急：“谁岂有此理？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清楚！”
“总、总理说我、我岂有此理。”
“你出什么问题了？”科长顿时紧张。他明白，总理轻易决不会这么说，何况还是当着外宾的面。
“我给、给他上毛巾，他就跟我，跟我使眼色”
“你没先给客人上？”
“可是，我看那里就是总理，总理官大，你不是说”
“按职务是对内。我反复讲，不管谁官大，有外宾要先给外宾，要先客后主，先女后男”
“没、没外宾，就一个首长，不知哪、哪省的”
“我再三告你那是长征同志！”
“长、长征的同志多了”
“哎哟我的妈呀！”科长顿足，叫苦不迭，指住那个女服务员差点没哭：“看着数你长得精神，怎么四六不懂啊？长征！他的名字叫长征，是越南的领导人！”
服务员一怔，脸色变白，继而羞愧无地自容，勉强哺喃：“我、我看他跟中国人一样，个子不高，不起眼”
“你真是岂有此理”科长也叫了这么一句。
周恩来这次发脾气，是两件事凑一起了。跟长征谈得不好，又遇这么个傻二乎的服务员。不过，像以往一样，送走长征之后，周恩来又返回来召集服务人员：“你们这里归谁负责啊？哪位是负责人？”
大家都低着头不敢吱声。
“刚才我态度不够好，请你们原谅。”总理语气已经变柔和“但是我还要批评你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先宾后主，先女后男，讲了又讲，为什么还会出现今天这样大的差错？你们对这件事要有个认识提高，今后再发生此类事，这是不允许的！”
一句“这是不允许的”便说明了问题的全部严重性。服务人员为此专门开了检讨会。
我跟随总理日久，难免遇上他向我发脾气。有时发得很厉害，其中一次闹了好长时间才过去。
西花厅这个名字好听，其实是座古老迟暮的旧宅，条件差，阴暗、潮湿、陈旧，具体情况在后面的关于总理衣食住行一章里交待。
由于地面潮湿，墙脚常出现一层水迹碱花；总理夜间办公多，从地面冒出的潮气寒气不利健康，总理岁数不小了，常闹腿疼。看到他夜里在腿上盖块毯子办公，我心里很难受。我们这么大个国家，谁能想到总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
跟邓大姐多次商量，我也多次向总理建议，把房子修一修，都被拒绝了。理由是国家穷，大多数人还住不上这样的房子呢。
我动了几次脑筋，终于也找出一条过硬理由：“总理，这些房子也是国家财产，而且还有点文物价值，毕竟有年头了，得保护好。按照正常情况也该维修了，否则房子会损坏的。”
总理似乎被打动了。想一想，点点头：“嗯，你讲得有理，正常维修还是必须的，不能损坏。”
我马上建议：“那就由我们安排一下，利用你外出的时候搞？”
总理点头认可：“行，这件事你来办吧。”他望了我一眼，似有某种不放心，加重语气补充一句：“我说的是正常维修，一定不能铺张浪费，哪里坏了修哪里，要尽量节约。”
“知道。”我应着，心里自有主张。
不久，总理去南方视察、读书，我留在家里负责房屋的维修。我心里琢磨，中央首长里最忙的就是周总理，吉尼斯世界大全其实不全，上面没有说世界谁最忙，谁做工作最多，没说谁睡眠最少，要是有这几条，我们的周总理肯定创世界之最。可他却是在这样一个陈旧、潮湿、昏暗的环境里工作，我若不改变改变这个环境，那可不只是对不起周总理，首先是对不起全国人民。有朝一日人民会指我鼻子责问的我先征得邓大姐和童小鹏等同志的同意，然后便照自己的想法干起来。
周恩来腿不行，一坐就是几小时，十几小时，每到下半夜就腿疼。我首先指挥工人将潮湿的铺砖地改成了地板，这样可以脱离泥土，防止返潮，并且换了新地毯；把过去一块潮湿发霉而且生了虫子的旧地毯搬走了。
窗帘太薄，夜里不隔亮；窗子缝隙大，冬天走风漏气，我指挥工人修理门窗，弄严实，并换上比较厚的呢子窗帘，夜里好隔凉。卫生间也作了改建。过去有个旧澡盆，盆地倾斜，又是弧形，总理年岁渐老，行动不便，他又不许别人帮他洗澡，都是一个人关起门来洗，滑一跤可不得了。当时盖钓鱼台国宾馆时剩下一些澡盆，搬一个来换掉旧澡盆。新澡盆盆地平，有扶手，对老人来说比较安全。
屋子里的家具太简陋，办公累了连个舒服一下身体的沙发也没有，就从宾馆储备的沙发中挑两个搬了来。邓大姐的房间也太简陋，连一般女同志都有的梳妆台也没一个。
我便为她安置了一个梳妆台。房梁久已腐朽，梁上的敷料常往下掉，虫蛀的木粉也时时飘落下来，便指挥工人换了梁，并且重新油漆粉刷一遍。这些事办完之后，我在各房间走一圈，心里算算帐。我是警惕了不要过分，惹总理不高兴。算过帐，心里踏实了。实在算不得铺张浪费，每一项“工程”都是“有理有利有节”这点“基本建设”对我们泱泱大国的总理说来，简直够“低标准、瓜菜代”的了。
总理终于从南方回来了。我去接站，没提修房子的事，想让总理享受一次全新的感觉。总理有时不乏“孩子气”环境换新往往能使人产生一种新鲜新奇的孩童般的惊讶和欣喜。
下车后，我紧随总理，悄悄注意他的神情；走过前院，临进门时，我忽然又生出一种隐隐的不安。万一没容我想清那个“万一”总理已经跨进门坎一只脚。只跨进一只脚，便怔怔地立住了。让总理“惊讶”、“新奇”之目的从那神情的一怔说明已经达到了。但是接下来的会是欣喜还是发生我所担心的“万一”？
糟了，总理的浓眉毛倏忽间已经蹙起来，眼睛眯细，目光闪闪，寒冷锐利，像机枪射手捕捉目标一样飞快地扫过地板、地毯、窗帘、沙发以及油彩粉刷过的屋顶墙壁。我近在咫尺地听到他的呼吸转粗重，脸孔变成通红，鼻翼由于内心的恼火而张大，牙齿气哼哼地咬紧，在腮上突起一道肉棱他没有马上讲话发表意见，跨入门坎的一只脚慢慢地，滞重地抽了回来。这种来势不妙的勃然发作之前的沉默逼迫得我朝一边退步，本能地想躲开总理一点距离可是，还没退出一步，我就被一声喝叫定住了，像被施了定身法，两脚牢牢地粘在地上一动不会动。
“何秘书！”
“到。”我条件反射一样应声：“总理”
总理直到这时才转脸望住我。他的眼睛睁出有力的线条明确的棱角，只有气愤时才会是这样的眼睛这样地望人。我不敢正视这双眼，更不敢马上躲开这双眼，有点慌慌地手足失措。总理的声音低沉缓慢，因而更显出分量沉重：“你花了多少钱？”
“房子太旧，潮湿，夜里你办公”
“问你花了多少钱！”
“不知道不多。”
“你还想花多少？”
“有些东西是仓库里存货，积压也是积压，放着也是放着”
“你也是老同志了，啊，我是怎么交待你的？为什么搞这么铺张！国家还很穷，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总理抿了抿嘴唇，猛然提高声音：“你说！是你的主意还是小超的主意？”
“是我的主意。”我赶紧揽过责任。
“她知道不知道？”
“她也不在，她不知道。”这种时候我不能“出卖”邓大姐或其他任何同志。最好的选择就是独自承招全部责任。“你腿不好，年龄大了”
“胡闹台！这是不允许的！”总理气愤时爱讲的三句口头语，这次一口气说了两句，看来气得不轻。“你要作检查！”
“你在外，我想，有些事情和想法汀长途一下子也说不清，我就擅自作主了”
“不要你解释，这个错误是明摆着的！”总理作个严厉的手势，我马上闭了嘴。一着慌怎么忘了呢？总理发脾气时是不能辩解的，越辩越惹他生气。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劲地检查错误。
“总理，是我考虑不当，是我错了。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国家还穷，人民生活还不富余您先进屋休息吧，我回头再写出详细的检讨，从思想深处挖根源”
“我回屋，接受你的既成事实？”总理气愤地将手用力一摆，表示断不能接受，严厉地说：“你算算花了多少钱，我自己赔！”
“您，您赔不起。”我小声喃喃。总理和大姐的钱是由我掌握，他们的全部存款不满二千元。“这房子，终归还是公家的”
周恩来剜我一眼，伸手指向房间里，扫来扫去地大声下令：“把那些东西统统撤走，否则我不进！”
总理看来是气坏了。他没象以往那样发过脾气后再讲几句柔和的话来缓解一下气氛。
这一次他发过火，回身就走。我是无法出面劝了，其他工作人员迫上去劝，远远地只听他边走急步边大声说：“我不进。，那不是我的家！”
事情闹大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西花厅名声在外，总理不回家还叫什么西花厅？
钓鱼台5号楼是总理办公和接待外宾的一个地方，他就临时住进了那里。我连连写检查，无法使总理消气。我急，邓大姐急，同志们都着急。便想起一个人，纷纷去找陈毅同志。
陈老总与总理私交紧密，友谊深厚，又会讲话，反应机敏又能来点幽默，半认真半玩笑地去说几句，一定能劝总理消消气，面对现实，承认现实，回到西花厅来。
“啥子了不起的事嘛，我看也只是修了该修的地方嘛。”陈毅’看过房子，一句话说得大家放宽了心。他还拍拍垂头丧气的我；鼓励说：“何秘书，不过分，你关心总理做得对，没有什么铺张浪费。”
我嘴上不敢多言，心里真想喊陈老总万岁。
陈毅元帅信心十足去说服周恩来，我们也信心十足等周恩来回家。周恩来刚去天津视察回来，仍临时住在钓鱼台。陈老总去了，没把总理劝回家，反而被总理拉着带到了国务院办公会议上。
那时，每星期开一次国务院办公会议，周思来在会议上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他甚至联系“大盖楼堂馆所”的问题，说他亲自制止了一些楼堂馆所的建设，严令下马，没想到自己家里却发生了这种事，他很难过，说要求别人的事自己没做到。
不仅国务院办公会议上讲，平常的汇报会、生活会、计划工作会议，大会小会逢会就讲，就作检讨。几乎国务院的干部全知道总理“犯错误”了，都听到了他的自我批评。
那些日子我好难熬哟，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了？
当我再次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听到周思来就这个问题的反复检讨时，我忽然有所理解了。
“家里花了那么多钱替我修房子，我在这种会议上再次作检讨。有没有这个必要？
我看是有的。我最担心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如果有人要学我的样子也去修，我要不要批评，要不要制止？我感觉很不安”
这话终于使副总理及部长、副部长们都震动了，都以为我们把西花厅修成什么不得了的宫殿样子了，纷纷来参观。参观之后就不止是震动，而成了震惊。房子都是修了该修之处，若说添置了一些家具，也决够不上奢侈之类，甚至不比某些部长、省委书记的住房条件好。而总理已经如此自责，如此看重这件事，那么，谁还敢乱花钱为自己营建“安乐窝”？
我多次作出口头和书面检查，大道理说尽了，索性说点心里话。我在检查中难过地写道：“错已经错了，我只希望总理能回家，只要总理能在这修好的房子里住几年，给我什么批评都行，给我什么处分我也没意见”
当时正研究对我的处分问题。检查交上去不久，忽然通知我去见总理。在钓鱼台他的办公室里，我伤心地垂下头。总理抓住我的手，在我手背上轻轻拍几下，发出一声长叹。这声叹息是充满了感情，我心里莫名的一阵泛酸，不禁热泪哽咽。我听到总理的声音，那是兄弟之间，甚至是父子之间谈心才会有的亲切、坦：诚的声音：
“小何，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房子搞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你不要只听人说没什么，说只修了应该修的，一旦有人搞个人主义，他就会拿出来作挡箭牌。任何事，不同的意见肯定是有的。而且，真有人学着修起房子来，我还怎么说别人？这个头是我带的么。我一个人似乎影响不大，部长副部长都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样一级学一级发展下去怎么得了？现在呢，既成事实，都为难。我搬进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去住吧，你们心不安。我知道你们也难。教训哪，你们这么搞对谁也不好啊”“总理！”我叫了一声，我哭了。
别无选择。我将西花厅的地毯、沙发、窗帘、梳妆台、灯具等等凡是能搬走的全搬走，恢复原来的旧貌。只剩地板没法拆，澡盆用水泥抹死在卫生间里了。这些东西要想搬走就得搞破坏了。
向总理汇报时，陈老总帮了忙：“油漆要不要刮掉啊？那就不是节俭而是更大的犯罪喽。”
总理被逗笑了。至此，才重新搬回西花厅，回到他的家里去。
最后，再讲一种独具特色的周恩来发脾气。这是将不满用一种特殊办法表达出来，给你一个“教训”至今老人们议论起来，都忍俊不住笑出声，就像看聪明正直的孩子搞的令人开心的恶作剧。
年代的一天，周总理送西哈努克亲王离京，前往送行的还：有罗瑞卿、刘亚楼等高级将领。不巧的是，飞机3点起飞，先农坛体育场有场足球出线比赛，中国队对印尼队，也是3点开赛。军事和体育历来联系紧，这些送行的高级将领便有些心神不宁，想看球。
握手、拥抱、告别。西哈努克钻进舱门，门还没关上，罗瑞卿和刘亚楼一递眼色，像解脱了一样，立刻笑了，迫不及待就往机场门口走。早已心惶惶的将军们一看有人带头，便三三两两都往门口赶，有点像电影散场前的劲头。
总理本是满面春风地站立着，静等飞机升空，发觉周围异常，左右望望，再回头一看，勃然变色了。他不喊不叫，只向我动动手指头：“你跑步去，告诉机场门口，一个也不许放走，谁也不准离开，都给我叫回来。”
我赶紧跑到门口，吩咐警卫不许放走一个人，然后招呼那些高级将领：“总理有事，叫你们都回去。”
“哎呀，开场是看不上了。”
“没关系，精彩的还在后面。”
“有时候越往后越精彩，有时候越往后越没意思，要看比分咬得紧不紧”
将军们说说笑笑地返回来，站在总理身后。总理始终正直站立，目注飞机，看着飞机起飞，在机场上空绕一圈，摆摆机翼，然后渐渐远去，渐渐消失总理并不看那些将军们，自顾和前来送行的外交使节告别。直到外交使节全离开了，才面对那些将军站好：“你们都过来。”
刘亚楼是有名的乐天派，走到哪里哪里有笑声。他们说说笑笑地走近总理时，猛听一声喝问：
“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
笑语声夏然而止。将军们发现总理面色冷峻，立刻都屏声禁气，就地立正站好，恢复了典型的军人姿态。
“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可以走了？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部队里，首长没有走，下边全走了，行吗？”
机场上静悄悄，将军们再没人去想看球的事了，只剩了应付眼前的挨批。
“客人还没走，机场已经没人了，人家会怎么想？你们是不是不懂外交礼节？那好，我来给你们上课。”总理声音不高不低，讲话不紧不忙，就那么讲起了基本的尽人皆知的外交礼节：“按外交礼仪，主人不但要送外宾登机，还要静候飞机起飞，飞机起飞后也不能离开，因为飞机还要在机场上空绕圈，要摆动机翼”
刘亚楼是空军司令员，他能不明白这种礼仪？罗瑞卿等高级将领参加外事活动都很多，也全明白，但现在总理不厌其详不厌其烦地亲自讲，反复讲，他们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反复听。
总理讲了足有15分钟，才缓缓拾腕看一眼表，缓缓说：“我知道你们是着急想看足球赛，我叫住你们，给你们讲这些你们早就知道的道理。我讲15分钟，为什么？就是要让你们少看点球赛才能印象深一些。好吧，现在咱们一起去吧，还能看半场球。”
总理就用这种少看半场球的办法“惩罚”了失礼的将军们，使将军们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说起这件事都是笑，没人气，但也再没人发生失礼的现象。
类似的还有一次很典型。就是总理在怀仁堂宴请印度总理尼赫鲁。两国政府首脑举起酒杯，正往一起碰呢，忽然断电了，怀仁堂顿时一片漆黑。
事后有人开迷信玩笑，说中印关系后来发生紧张，有一段黑暗，这次断电就是预兆。
玩笑归玩笑，灯又亮起来后，两国总理还是碰响了杯，宴会继续进行。总理从容大度，不露声色，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一样。
但我心中有底。这样重大场合，出这么大“洋相”总理心里肯定有气，宴会后肯定要追究，好戏还在后头呢可是，宴会结束后，总理根本没提断电的事，回来西花厅，照样批阅文件，好象已经忘掉了这件事。
我们都感慨，一向严格细致的总理这次怎么了？泰然处之，完全无所谓，这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例外。
当我们也把这件事丢在了脑后时，没想到，凌晨3点钟总理突然停止了工作，命令我们立刻发通知，把外交部、中央办公厅、北京市电力局等部门的负责人都叫来开会，一刻也不许耽搁。
这些部门的领导人在急促的电话铃声和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声中，纷纷爬出热被窝，冷水擦脸，仍然哈欠不断，全身难受地赶来西花厅。王炳南还以为国际上发生了什么大事，刚问半句，总理已经严肃责问：“中南海怀仁堂的电力都没有保证，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
大家面面相觑，这才明白深夜惊梦的原因。
总理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追查原因，一个人一个人地追究责任，根据责任大小作出不同的批评，并一道研究杜绝此类事件重新发生的措施。
记得追到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时，总理问：“你是亚洲司司长，这个事你怎么解释？”
当时会场气氛一直很严肃。印度在亚洲、总理问亚洲司司长不能说没理由。但陈家康又能承担什么责任啊！他说：“总理啊，我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哪。亚洲司管与印度的关系，可管不了电灯啊。”
一句话说得总理笑了，大家也都跟着笑了，气氛才缓和下来。总理看看大家，又不无几分得意地看看窗外；窗外的天空已经发亮了。
“你们没少打哈欠，知道吗？我有意在这个时候把你们找来。”总理惩戒性地用指头在空中敲敲，像敲打那些缺少睡眠的脑壳：“是要让你们印象深一些。你们是从被窝里爬出来的吧？”
这一来，大家不由得都笑起来；有的苦笑，有的捧腹大笑，一夜的疲劳全消失了，留在脑子里的只剩下总理不乏严肃的笑容和对这次事件的深刻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