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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谬岁月的爱情启示
人类历史上有一些特定的重大时刻。茨威格形容过这样的时刻，说，正如“没有一个艺术家在他一天的二十四小时之内始终处于不停的艺术创作之中；所有那些最具特色、最有生命力的成功之笔往往只产生在难得而又短暂的灵感勃发的时刻”一样，历史上，我们的人类史上，难忘的时刻也不多见，在它出现前，需要一段时间进行酝酿，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些漫长无谓的岁月流逝而去，然后它诞生了，像避雷针的尖端集中了整个大气层的电流，数不胜数的事件挤压在这最短的时间内发作，“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段在茨威格那里指的还仅是“光辉”时刻——值得全人类为之欢欣鼓舞的时刻，那些充满“污浊”与“罪恶”的历史时刻也非一日酿就，当它降临时，一下子迸发出过多的邪恶，对历史产生的影响，不亚于那些“光辉”的时刻，这两种时刻，我把它们统称为“重的”，以与日常、平淡、无谓的“轻的”历史时刻相对。
20世纪的巨变、灾难俯拾皆是，尤其对于中国，这种“重的”历史时刻出现得十分频繁。在所有重大的时刻之中，最“重的”之一恐怕就是“文革”。
该世纪80年代初，后来的国家主席**曾说，从经济上看“文革”使国民经济收入损失五千亿元，超过了以往30年来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更可怕的是，冤狱遍地，单是官方统计出来的受害人数就达70多万，其中3万余被迫害致死，身心受到摧残者不计其数，而受牵连的超过一亿，在精神和文化上，造成了空前巨大而深远的破坏。
举其大者就有伪理想主义阴魂不散，至今仍有“青春无悔”者为它大唱赞歌，培养了一大批宣讲血性、权谋、争斗、残忍、功利、狭隘、暴虐、反智、反知，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朝三暮四的精神痞子和流氓。
可悲的是，这些人不仅当时觉不到，积极充当着时代的干将，而且即在今日，几十年过去了，其它方面虽然作出了根本性的改观，但“精神冤狱”还多半被遮蔽着，于是痞性蔓延，流氓成群——我们这个民族里的不少人真像已不可救药！
所以，审视当时的历史，看看我们到底丢失了哪些良好的精神品性与传统，仍是必要和重要的事。
最值得我关心的是“情”“爱”。
曹雪芹、冯梦龙、金圣叹诸人，都曾认为我们民族史上有一个宗教，这就是“情教”。落实到文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性灵派”、“自由派”，并在20世纪由张恨水、徐志摩、沈从文、林语堂等一脉承继。
但这一脉曾经中断过数十年，整个50－70年代，我们的文学回避、漠视、扭曲、玷污了人之为人的这一最可宝贵的东西，有关感情的一切全被当成“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无产阶级”及其后代和它天然绝缘了！
这里圈出了一大块禁区，人人像逃避瘟疫一样地躲着它。女子们也一个个脑筋急转弯地“解放”“开放”，当仁不让地撑起“半边天”，连武斗、干活儿都不让儿男，毫不顾及彼此生理、心理上的差异，结果许多人受到伤害，那就不再是正剧、喜剧、闹剧，而是彻底的悲剧、丑剧、恶作剧了！
对于这些，许多人后来醒悟到了，首先站出来发难、清算它们的是文学。分别写于1972、1974年的《公开的情书》（靳凡）、《波动》（赵振开，即北岛），先以手抄本的形式出现，于80年代初发表，和几乎同时发表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礼平）一道，引起广泛的争议与影响，我想原因不仅在于它们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更由于它们触动了那一人人尽有、个个回避的“禁区”，尤其触动了一代青年敏感的神经，经此真实地再现了动荡而灭绝人性的社会环境之对青年人灵魂的挤压、扭曲与重创。
这样的历史时刻是荒唐的，这样的历史时刻更是惨痛的，造成的现实与精神灾难尤见其巨！
内容上：“异”中之“同”这三部有关“情”“爱”的作品，出场的主角全是青年，代表了三类人的不幸遭遇。
《波动》的男主角杨讯是一名“政治犯”，因看到民不聊生而带头拒交公粮，被判刑15年，幸被革委会主任、他妈妈过去的情人搭救。所以从某方面说，他的遭遇是“自作自受”。
女主角肖凌的父母被红卫兵逼死，她本人下乡劳动，和同时下乡的一个男子结合，生下一女，男子回城后，将她们母女遗弃；后来她成为工厂的临时工，偶然结识杨讯，两人相爱。命运里更多地充满了无赖，不是自己能够左右的。
《公开的情书》不同，它的男主角老久，大学毕业后分在大山脚下的工厂实验室，和他的同年人相比，这简直是天壤之别，因此，他更多地让人觉得是一位时代宠儿，激情勃发、浮躁狂妄，不可一世地指点江山，颇令女子心动。
女主角真真也是大学生，高干之女，文革时家被抄了，本人还在上学就被当作“二月逆流”伸向群众组织的“黑手”，发配偏僻深山里，当了一名教师，教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所以，她也是一名“政治犯”，只不过不如杨讯幸运，路上无人搭桥拉一把。
最“得意”也最悲惨、痛苦的是《晚霞消失的时候》里的男女主角。
男主角李淮平，出身极佳，爸爸是军界首长，自己当过红卫兵头子，“根正苗红”，一度猖狂横行，自视是革命干将、“无产阶级”真正的接班人，因而整起人来不存一点怜惜之心。他本该毫无觉悟，将自己的整人之事很快忘却，就像今天那些死不悔改的新、老红卫兵们一样，不料整人时，他发现他们所整的“敌人”恰恰是自己刚刚爱上的女孩子南珊一家，由此带来长达十多年的灵魂上的苦痛、折磨——倘使不是这样，倘使他整的是自己并不了解、并不关心的人家，他就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悟性，带着一颗忏悔、备受良知折磨的灵魂，度过漫长的无谓人生了！相反，他可能会沾沾自喜，当文革被公开定性以后，说不定就要装着一副受害者的模样，出现在世人面前。
是啊，文革整个地毁掉了“我们”那代人，不能正常地学习、恋爱、工作，即使“我”也曾助纣为虐，与“我”所受的损失、伤害相比，那也是微不足道的。
今天那些叫嚣着血脖子精神的旧红卫兵们不正是这样做了、做着吗？这是悲剧，双重意义上的悲剧！回到《晚霞》，我们该问一声，南珊一家为什么挨整？原来她爷爷是国民党起义将领，父母在国外，这样“复杂”的背景，使他们一直不能抬头做人，在尚未被想当然地打成一窝“特务”前，全家人早就开始了他们饱受歧视的历史！
生存环境严酷，南珊打自7岁懂事起，就默默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勤苦向学，心灵、精神向着高远的世界伸展，连爷爷都感到了这样做的不正常，但老人家能有什么法子呢？
再后来，文革到了，他们相自被“打倒”，“出身”问题摆在那里，他们理应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南珊受到的待遇则是和弟弟一道下乡放牧、务农。
因而，从内容看，文革中的青年即使很得意，那也是暂时、局部的，其长远后果无不可痛、可悲、可哀，也应该可痛、可悲、可哀！
他们“最好的”出路，也不过是抱着一颗伤痕累累的心从军，如《晚霞》里的李淮平，此外别无选择与可能。
当然，与其说从军是“出路”，不如说它是利弊权衡后的“逃难”，可免下乡修地球之苦，而非真正出于喜爱这门职业。
可是，从军需要门路，一般人家的子女安能于激烈的竞争里获胜呢？
所以，那代人的整体是被动的、迷茫的，看不见任何希望的，连爱情都是一片空白。
《情书》里倒是还有一位热情不减的老久，他似乎得到了这种爱情，但它经不起追究——那是一种畸形、不切实际的“天真”“浪漫”，爱人们投入的热情是浮夸的。
这代人欠缺真正的爱情！
形式上：“同”中显“异”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刚刚从“文革”巨大阴影束缚里挣脱出来的人们，通过文学反映生活时带上了文革时期厚重的历史内容与思考的话，那么，越到后来，距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越远，我们的文学变得越来越轻。
这应该说是正常的。日常生活里的平朴、温馨、悠闲、风趣，是培护健康人性与精神的气候、土壤；不正常的是越到后来，人们只用学来的西人形式和技巧上的一些皮毛，回避掉苦难的现实，鼓吹、宣称自己不再承担什么了。
这样，所有“重的”遭受了空前的放逐。
我们放逐了历史、真实，历史、真实同样放逐了我们！
《波动》《情书》《晚霞》表露出的正是那样的“重的”，但在形式上却轻重不一：《波动》写得轻灵、干净，举重若轻；《晚霞》写得深刻、厚重，以重写重；《情书》则努力凸现起明亮、昂扬的色彩，让人兴尽意满，感受着含泪的激动，收获到了“光明”和“喜庆”。
有意思的是，这三部爱情小说所揭示的“封闭社会”里的人们，对爱情的态度和由此形成的人物命运，虽然各各不同，但前后贯穿，就极为自然地合为一个整体，上演出种种荒谬年月里的世风悲歌，百啭千回，飞鸟无尽的悲鸣样，激荡着时空。
“开放”社会却非如此，那里的爱情大体有两种。
一是伴侣式的，反映相爱者长期间的关系，是我们为那些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的人体验到的一种钟爱之情。一是浪漫的爱情，它是短期的，其后期也可能发展为“伴侣式”爱情，但一开始却受着**的支配，是一种强烈的生理唤起状态，是热切地倾心于另一个人的状态。
“封闭社会”中的爱不限于这些。
文革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禁欲主义的封闭性中还夹带着持续不断的政治动荡，不亚于**级地震，土壤里已不宜产生健全的爱。
所以，《波动》是一部荒诞悲剧，悲剧主角在各种压力下不得不选择分道扬镳，爱情被绞杀，灵魂在滴血，真实的人生显得那样残酷！
《情书》的基调却很浪漫，像一出喜剧，但它是“荒诞”喜剧，那里的人们选择“爱情”对象的范围特别有局限；而由于找不上意中人，多半会匆匆定下一位，即使心中不满，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
至于它的主角老久和真真，他们之间发生的那种“爱情”，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玄想。
两个从未见过面的人，经一位中间人介绍后，彼此通过写信“一见钟情”，而后女方不断犹豫，男方不断去信，帮她克服思想“误区”和“偏见”，用一些今天来看很浮泛的言辞“说服”对方，相信了他不是一个平凡的人物，并认为她也很不平凡，从而让女子爱上自己，纸片上定终生，可信度大打折扣。
《晚霞》中的爱一开始是情窦初开的，因而极其的美，极其的感人。后来，它成为凝固的“理性”，加之恋爱双方长久分别，12年后见面，成熟和“理性”压倒了情感，以“貌似”正剧的结局收场，二人连朋友都做不成了，但拒绝男方的南珊，所提出的那个“理性”（理由）却无比苍白、不堪一击，因而同样很难令人满意。
不过，它最感动我的也是这一段“理性”文字。
在这里，南珊大谈人生，以为我们在自己一生的各个阶段中，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幼年时父母的慈爱，童年时好奇心的满足，少年时荣誉心的建立，青年时爱情的热恋，壮年时奋斗的激情，中年时成功的喜悦，老年时受到晚辈的尊敬，以及暮年时回顾全部人生毫无悔恨与羞愧的那种安详而满意的心情：这一切，构成了人生全部的幸福。怎么能说人生只有爱情才是最宝贵的幸福呢？”
如果要求不苛刻，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到这里所说都完全正确。但她下面就开始向错处去说了：人不可能得到上述所提到的所有幸福，我们常常由于得到这一个而失去下一个，现在，你把青年时代的“幸福一爱情”失去了，那就让它失去吧。如果还纠缠不休，那你的信念就是“庸弱的信念”，“鲜花失去了，果实比它更好。爱情凋谢了，怀念却更鼓舞人”。
这段话错在哪里呢？
第一，她把各种幸福在常态情况下看成是因果、排它的，“得到这一个”就可能或应该“失去下一个”。
其实不这样简单。
在一个开放而常态的社会环境下，给我们带来幸福的诸内容之间并非排它，更没有多少负面性的因果关系，相反，它倒可能是相互促进、增长，具有一定正面性因果关系的。谁相信幸福的失去是由于你已经得到了一个，所以必须、也应该失去下一个呢？
小说中，男女主角最后一次相遇时，文革已经过去，历史已经缓慢地走上了正常和日常的常态发展轨道，那么，幸福的内容之间就不会具有排它与因果性。
失去幸福的原因很多，引文中南珊所说的那种状态，不过是正面意义上的最佳组合，因而是一种不可能完全实现的“理想”状态。
所以，得到这个以失去另一个为代价的社会很不正常，它不仅病态，而且畸形，更不令人信服。
第二，她认为爱情只属于“青年”，现在男女双方既然已经32岁了，那就不再是“青年”，而是作者所说的“壮年”，按着上面的“阶段说”，这时候的“幸福”只能是事业与奋斗，至于恋爱，让它见鬼去吧！
这种说法当然一点也站不住。
爱情完全可以覆盖我们的一生，它是人类生命的底色，任何时候都成为构成我们生活之幸福的组成要素之一。一个人倘使在这方面随便，大意，那就可悲可怜，根本没有“幸福”可言。
爱情更不受年龄限制。成年以后，爱情随时可以开始。因此，追求爱情的幸福，可以成为我们终生以之的行为。
要不然你何以解释中、老年时人还能拥有美满的结合？而多少人一生碰到许多次爱情降临的时刻，你又作何解？
作者有意让《晚霞》倾向于以悲剧性的“正剧”结束，其理由既不成立，人们也就很难接受。
如果它能得到我们谅解，那么，我们也只能将之定位在“畸形”上来理解：畸形的环境产生畸形的人性，畸形的人性导致畸形的判断与认识。
红卫兵出身的作者，在这里透露出自己学养方面的不足。这一段高论大概也是全文抄录了《人生几大阶段》等著作，可惜他没有能力将它发挥好，因此，小说结构上就露出馅儿了，犯了理念先行的错误。
这种结构上的漏洞对它来说还那样重要、致命，所以我不得不详加论证。
在这方面《情书》就做得比较好，它宣称：“爱情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爱情赋予人的力量，应当照亮整个人生的道路。”
但即便这样，我们仍可将《晚霞》当作时人对待爱情的一种态度，一种十分“理智”“理性”的态度。
当然，生活中要是碰上了这样的男女，那么大家只好都去做和尚尼姑了！
女性形象：“清”中见“浊”
我认为三部小说里，人物上塑造更成功的不是那些男性，而是几位女性。这很耐人寻味。更耐人寻味的是，她们扮演的全是受害者，又有一些不同。
《波动》中的肖凌和《情书》里的真真只是文革以后才饱受歧视，过去则处于有利地位，因而社会对二人的打击叫她们猝不及防，骤然加来只能晕头转向，采取了激烈的应对方式，而不会成熟、冷静地面对、应付。
试看：肖凌出场时是为男主角开门，开门时手上却藏着一把匕首，屏住气息，目光警惕，走路都是向后退行，语气冰冷，充满敌意，眼里噙着泪花。
作者安排这样的细节，冷不丁一看我们会莫名其妙，只有通读后回头去看，才能真正领悟到一个孤身而年轻、美丽的女子，一下子打人“练狱”，失去一切庇护，在外面闯荡天下的艰难。
并且，她这样干早非一次，那一定经受过许多次的刺激，摸索出了这种有可能与歹徒同归于尽的笨主意。
对此，你怎么能怪她激烈呢？她可是硬逼出来的啊！
而真真的所谓“爱情”也全是被动的，她需要学着“听话”，“爱”上一个“想像”中的“伟”男人，比卓文君选择司马相如还不自由，即使委屈得到家了，也只好听信天命。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有我的道理。
先看看男主角老久到底爱她什么。
文中说，他爱的是她那“不屈的灵魂，向往自由的性格，大胆灼人的热情”和“强烈的个性”。
能够够得上这些称呼的女人相信不止一打。
其实。这个大男人对她并不了解，在他们通过相当长时间的信以后，在真真明确答复爱他、接受他之前，他给其他朋友的信上居然还这样说：“我已用感情的烈焰来烧她了。如果她是个战士，就会在闪电和火焰中得到新生；如果她只是个浪漫而又浪漫的姑娘，她就会在这烈焰中垮台。”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不仅不了解她，而且对她相当地不尊重，思维方式绝对得近于可怕，只有文革那代人和受过文革流毒侵害的青年方不缺乏。
不幸的是，这样的情绪、流毒至今还在泛滥不休！
它暗藏的潜台词就是，“我”是唯一至高无上的标的，如果她爱我，那她就是“战士”，获得了“新生”；如果她不呢？那她就应该“垮台”，像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烧成一片废墟，也是活该！
可见，这样的男人很可能就是生活里的暴君，起码在他的性格中，包容着丝许“红卫兵精神”残存下的影子。
由这种影子操纵的人，有可能是可敬的，却决不能是可爱的！
对于他，真真识不破，作者也毫无警惕，反而欣赏与赞同，把笔下这个人物当了时代希望与理想的高标！
能不可怕吗？
处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的另一位主角真真，这位可怜也可爱的女子，注定没有真正的爱情。
她先是因“习惯”了一个男人（石田），“忍受着已经习惯了的痛苦”，而接受了这个男人。但在心灵上，她和他有多陌生啊！
她强烈地感受到那个人“俊美的外貌掩盖着一颗多么空虚、多么丑恶的灵魂呵”，她的心就被这样的灵魂占据。
再后来，老久加入了，作者让她“爱”上了老久。
据称他们是相互了解与接受的，可是，老久的信一多半倒是在“教育”她，拳拳匠心，像在帮着一个陷人绝境的、可怜的女人！
信上他这样说道：我已经爱上了你，“我不能原谅［像你这样］－个不敢走向新生活的人”，“如果你的宗教教义不打破，如果你永远只追求个人内心的安宁，那么，你只能是个永远痛苦的幻想家、宗教家”。
且不说这句话中的一些名词歧义很多，令人费解，我只想问一下：这位女子的。‘‘缺陷”如此之多，老久怎么可能爱上她呢？神经了？这是真正的爱情吗？真正的爱情又是什么？
真正的爱情是接受对方的全部，不是千方百计地想着去改变、影响，而是去发现对方身上的优秀品质，伴随它的是敬重。因此，爱情建立在理智、意志、’隋感和谐无间的基础上。企图改变对方的所谓“爱情”，不过是“虚荣”心作怪，并不真实。
对于老久的这一行为，实在需要我们理解、接受的话，那我们倒不妨可以这样看：那个年代，青年人的选择余地极小，找个差不多的就行了，苛求起来只能打光棍！
既然这样，老久有什么资格批评石田呢？
不错，石田“灵魂空虚、贪爱钱财和追求地位”，这一切不算犯罪，但老久又说，石田这个人爱上真真等于是“一个空虚的灵魂企图扼杀年轻的生命，那就有罪了”。
这样的等式能够成立吗？
什么叫“灵魂空虚”？我想这是谁也说不清楚的。
石田确是一个世俗中人，只想过安安稳稳的日子，这在今天看来当然无可厚非，活法多元嘛。可在当时，却不被理解。起码老久很不理解，更不能同情与宽容。
他说“真真，我可以原谅魔鬼，但决不原谅庸人”。
不原谅的原因在于：“我认为，幸福永远存在于人类不安的追求中，而不存在于和谐与稳定之中。”
老久的这一“思想”实在是似是而非的，产生于一元化的社会中倒也理所当然！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它，用多元化社会的生活观审视它以后，就能发现它的大谬不然了！
谁说“幸福”只能产生于“不安”之中“庸人”的活法你可以不去仿效，但不可以一概排斥，这是社会发达和昌盛的前提。何况，谁的生活里没有“庸俗”的部分？谁能活在理想的天国，可以完全不受“污染”？你凭什么断定他没有追求，就你有追求？
当然，我的意思并非是让大家什么都不追求，人人应该“庸俗”，而是说我们既要有宽容他人活法的精神，尊重无妨他人生活的一切，又要在提倡更优质活法之时，把用意讲清楚，不能含含糊糊，尤其不要似是而非。
因此，我比较赞同老久下面的说法：“父亲年轻时也浪漫过，也沐浴过如烟似雨的月光，也坐在湖边相思过。只是后来被贫困、疾病、生活的重担拖垮了，使他变成了斤斤计较于一分钱、一把米的人。他们经历过苦难，以为懂得了生活。这些事现在不是仍在千万次地重演吗？我们必须改变世世代代压在我们民族身上的、这个把人变成庸人的、贫困落后的环境！”
我说自己“比较”而非“完全”赞同上述说法，是因为我既意识到了这样的环境确实存在，经过几十年动荡、内乱以后，中国人比其他民族变坏的可能性更大，同时又认为对于人类来说，生活永远是一个重担，我们背负它是“先天”安排下的，我们有自身永远不能克服与超越的“界限”，正像离开空气我们全都无法生存一样，谁敢说他可以不要空气，可以超越、克服它们呢？
因此，把人变成庸人的环境从“完全”的意义上说是无法避免的，能够做到的只是“尽力”避免。这是我们的极限或局限。否则就会像老久这样，不少时候说的是些“大话”... -->>
——荒谬岁月的爱情启示
人类历史上有一些特定的重大时刻。茨威格形容过这样的时刻，说，正如“没有一个艺术家在他一天的二十四小时之内始终处于不停的艺术创作之中；所有那些最具特色、最有生命力的成功之笔往往只产生在难得而又短暂的灵感勃发的时刻”一样，历史上，我们的人类史上，难忘的时刻也不多见，在它出现前，需要一段时间进行酝酿，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些漫长无谓的岁月流逝而去，然后它诞生了，像避雷针的尖端集中了整个大气层的电流，数不胜数的事件挤压在这最短的时间内发作，“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段在茨威格那里指的还仅是“光辉”时刻——值得全人类为之欢欣鼓舞的时刻，那些充满“污浊”与“罪恶”的历史时刻也非一日酿就，当它降临时，一下子迸发出过多的邪恶，对历史产生的影响，不亚于那些“光辉”的时刻，这两种时刻，我把它们统称为“重的”，以与日常、平淡、无谓的“轻的”历史时刻相对。
20世纪的巨变、灾难俯拾皆是，尤其对于中国，这种“重的”历史时刻出现得十分频繁。在所有重大的时刻之中，最“重的”之一恐怕就是“文革”。
该世纪80年代初，后来的国家主席**曾说，从经济上看“文革”使国民经济收入损失五千亿元，超过了以往30年来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更可怕的是，冤狱遍地，单是官方统计出来的受害人数就达70多万，其中3万余被迫害致死，身心受到摧残者不计其数，而受牵连的超过一亿，在精神和文化上，造成了空前巨大而深远的破坏。
举其大者就有伪理想主义阴魂不散，至今仍有“青春无悔”者为它大唱赞歌，培养了一大批宣讲血性、权谋、争斗、残忍、功利、狭隘、暴虐、反智、反知，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朝三暮四的精神痞子和流氓。
可悲的是，这些人不仅当时觉不到，积极充当着时代的干将，而且即在今日，几十年过去了，其它方面虽然作出了根本性的改观，但“精神冤狱”还多半被遮蔽着，于是痞性蔓延，流氓成群——我们这个民族里的不少人真像已不可救药！
所以，审视当时的历史，看看我们到底丢失了哪些良好的精神品性与传统，仍是必要和重要的事。
最值得我关心的是“情”“爱”。
曹雪芹、冯梦龙、金圣叹诸人，都曾认为我们民族史上有一个宗教，这就是“情教”。落实到文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性灵派”、“自由派”，并在20世纪由张恨水、徐志摩、沈从文、林语堂等一脉承继。
但这一脉曾经中断过数十年，整个50－70年代，我们的文学回避、漠视、扭曲、玷污了人之为人的这一最可宝贵的东西，有关感情的一切全被当成“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无产阶级”及其后代和它天然绝缘了！
这里圈出了一大块禁区，人人像逃避瘟疫一样地躲着它。女子们也一个个脑筋急转弯地“解放”“开放”，当仁不让地撑起“半边天”，连武斗、干活儿都不让儿男，毫不顾及彼此生理、心理上的差异，结果许多人受到伤害，那就不再是正剧、喜剧、闹剧，而是彻底的悲剧、丑剧、恶作剧了！
对于这些，许多人后来醒悟到了，首先站出来发难、清算它们的是文学。分别写于1972、1974年的《公开的情书》（靳凡）、《波动》（赵振开，即北岛），先以手抄本的形式出现，于80年代初发表，和几乎同时发表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礼平）一道，引起广泛的争议与影响，我想原因不仅在于它们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更由于它们触动了那一人人尽有、个个回避的“禁区”，尤其触动了一代青年敏感的神经，经此真实地再现了动荡而灭绝人性的社会环境之对青年人灵魂的挤压、扭曲与重创。
这样的历史时刻是荒唐的，这样的历史时刻更是惨痛的，造成的现实与精神灾难尤见其巨！
内容上：“异”中之“同”这三部有关“情”“爱”的作品，出场的主角全是青年，代表了三类人的不幸遭遇。
《波动》的男主角杨讯是一名“政治犯”，因看到民不聊生而带头拒交公粮，被判刑15年，幸被革委会主任、他妈妈过去的情人搭救。所以从某方面说，他的遭遇是“自作自受”。
女主角肖凌的父母被红卫兵逼死，她本人下乡劳动，和同时下乡的一个男子结合，生下一女，男子回城后，将她们母女遗弃；后来她成为工厂的临时工，偶然结识杨讯，两人相爱。命运里更多地充满了无赖，不是自己能够左右的。
《公开的情书》不同，它的男主角老久，大学毕业后分在大山脚下的工厂实验室，和他的同年人相比，这简直是天壤之别，因此，他更多地让人觉得是一位时代宠儿，激情勃发、浮躁狂妄，不可一世地指点江山，颇令女子心动。
女主角真真也是大学生，高干之女，文革时家被抄了，本人还在上学就被当作“二月逆流”伸向群众组织的“黑手”，发配偏僻深山里，当了一名教师，教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所以，她也是一名“政治犯”，只不过不如杨讯幸运，路上无人搭桥拉一把。
最“得意”也最悲惨、痛苦的是《晚霞消失的时候》里的男女主角。
男主角李淮平，出身极佳，爸爸是军界首长，自己当过红卫兵头子，“根正苗红”，一度猖狂横行，自视是革命干将、“无产阶级”真正的接班人，因而整起人来不存一点怜惜之心。他本该毫无觉悟，将自己的整人之事很快忘却，就像今天那些死不悔改的新、老红卫兵们一样，不料整人时，他发现他们所整的“敌人”恰恰是自己刚刚爱上的女孩子南珊一家，由此带来长达十多年的灵魂上的苦痛、折磨——倘使不是这样，倘使他整的是自己并不了解、并不关心的人家，他就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悟性，带着一颗忏悔、备受良知折磨的灵魂，度过漫长的无谓人生了！相反，他可能会沾沾自喜，当文革被公开定性以后，说不定就要装着一副受害者的模样，出现在世人面前。
是啊，文革整个地毁掉了“我们”那代人，不能正常地学习、恋爱、工作，即使“我”也曾助纣为虐，与“我”所受的损失、伤害相比，那也是微不足道的。
今天那些叫嚣着血脖子精神的旧红卫兵们不正是这样做了、做着吗？这是悲剧，双重意义上的悲剧！回到《晚霞》，我们该问一声，南珊一家为什么挨整？原来她爷爷是国民党起义将领，父母在国外，这样“复杂”的背景，使他们一直不能抬头做人，在尚未被想当然地打成一窝“特务”前，全家人早就开始了他们饱受歧视的历史！
生存环境严酷，南珊打自7岁懂事起，就默默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勤苦向学，心灵、精神向着高远的世界伸展，连爷爷都感到了这样做的不正常，但老人家能有什么法子呢？
再后来，文革到了，他们相自被“打倒”，“出身”问题摆在那里，他们理应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南珊受到的待遇则是和弟弟一道下乡放牧、务农。
因而，从内容看，文革中的青年即使很得意，那也是暂时、局部的，其长远后果无不可痛、可悲、可哀，也应该可痛、可悲、可哀！
他们“最好的”出路，也不过是抱着一颗伤痕累累的心从军，如《晚霞》里的李淮平，此外别无选择与可能。
当然，与其说从军是“出路”，不如说它是利弊权衡后的“逃难”，可免下乡修地球之苦，而非真正出于喜爱这门职业。
可是，从军需要门路，一般人家的子女安能于激烈的竞争里获胜呢？
所以，那代人的整体是被动的、迷茫的，看不见任何希望的，连爱情都是一片空白。
《情书》里倒是还有一位热情不减的老久，他似乎得到了这种爱情，但它经不起追究——那是一种畸形、不切实际的“天真”“浪漫”，爱人们投入的热情是浮夸的。
这代人欠缺真正的爱情！
形式上：“同”中显“异”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刚刚从“文革”巨大阴影束缚里挣脱出来的人们，通过文学反映生活时带上了文革时期厚重的历史内容与思考的话，那么，越到后来，距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越远，我们的文学变得越来越轻。
这应该说是正常的。日常生活里的平朴、温馨、悠闲、风趣，是培护健康人性与精神的气候、土壤；不正常的是越到后来，人们只用学来的西人形式和技巧上的一些皮毛，回避掉苦难的现实，鼓吹、宣称自己不再承担什么了。
这样，所有“重的”遭受了空前的放逐。
我们放逐了历史、真实，历史、真实同样放逐了我们！
《波动》《情书》《晚霞》表露出的正是那样的“重的”，但在形式上却轻重不一：《波动》写得轻灵、干净，举重若轻；《晚霞》写得深刻、厚重，以重写重；《情书》则努力凸现起明亮、昂扬的色彩，让人兴尽意满，感受着含泪的激动，收获到了“光明”和“喜庆”。
有意思的是，这三部爱情小说所揭示的“封闭社会”里的人们，对爱情的态度和由此形成的人物命运，虽然各各不同，但前后贯穿，就极为自然地合为一个整体，上演出种种荒谬年月里的世风悲歌，百啭千回，飞鸟无尽的悲鸣样，激荡着时空。
“开放”社会却非如此，那里的爱情大体有两种。
一是伴侣式的，反映相爱者长期间的关系，是我们为那些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的人体验到的一种钟爱之情。一是浪漫的爱情，它是短期的，其后期也可能发展为“伴侣式”爱情，但一开始却受着**的支配，是一种强烈的生理唤起状态，是热切地倾心于另一个人的状态。
“封闭社会”中的爱不限于这些。
文革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禁欲主义的封闭性中还夹带着持续不断的政治动荡，不亚于**级地震，土壤里已不宜产生健全的爱。
所以，《波动》是一部荒诞悲剧，悲剧主角在各种压力下不得不选择分道扬镳，爱情被绞杀，灵魂在滴血，真实的人生显得那样残酷！
《情书》的基调却很浪漫，像一出喜剧，但它是“荒诞”喜剧，那里的人们选择“爱情”对象的范围特别有局限；而由于找不上意中人，多半会匆匆定下一位，即使心中不满，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
至于它的主角老久和真真，他们之间发生的那种“爱情”，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玄想。
两个从未见过面的人，经一位中间人介绍后，彼此通过写信“一见钟情”，而后女方不断犹豫，男方不断去信，帮她克服思想“误区”和“偏见”，用一些今天来看很浮泛的言辞“说服”对方，相信了他不是一个平凡的人物，并认为她也很不平凡，从而让女子爱上自己，纸片上定终生，可信度大打折扣。
《晚霞》中的爱一开始是情窦初开的，因而极其的美，极其的感人。后来，它成为凝固的“理性”，加之恋爱双方长久分别，12年后见面，成熟和“理性”压倒了情感，以“貌似”正剧的结局收场，二人连朋友都做不成了，但拒绝男方的南珊，所提出的那个“理性”（理由）却无比苍白、不堪一击，因而同样很难令人满意。
不过，它最感动我的也是这一段“理性”文字。
在这里，南珊大谈人生，以为我们在自己一生的各个阶段中，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幼年时父母的慈爱，童年时好奇心的满足，少年时荣誉心的建立，青年时爱情的热恋，壮年时奋斗的激情，中年时成功的喜悦，老年时受到晚辈的尊敬，以及暮年时回顾全部人生毫无悔恨与羞愧的那种安详而满意的心情：这一切，构成了人生全部的幸福。怎么能说人生只有爱情才是最宝贵的幸福呢？”
如果要求不苛刻，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到这里所说都完全正确。但她下面就开始向错处去说了：人不可能得到上述所提到的所有幸福，我们常常由于得到这一个而失去下一个，现在，你把青年时代的“幸福一爱情”失去了，那就让它失去吧。如果还纠缠不休，那你的信念就是“庸弱的信念”，“鲜花失去了，果实比它更好。爱情凋谢了，怀念却更鼓舞人”。
这段话错在哪里呢？
第一，她把各种幸福在常态情况下看成是因果、排它的，“得到这一个”就可能或应该“失去下一个”。
其实不这样简单。
在一个开放而常态的社会环境下，给我们带来幸福的诸内容之间并非排它，更没有多少负面性的因果关系，相反，它倒可能是相互促进、增长，具有一定正面性因果关系的。谁相信幸福的失去是由于你已经得到了一个，所以必须、也应该失去下一个呢？
小说中，男女主角最后一次相遇时，文革已经过去，历史已经缓慢地走上了正常和日常的常态发展轨道，那么，幸福的内容之间就不会具有排它与因果性。
失去幸福的原因很多，引文中南珊所说的那种状态，不过是正面意义上的最佳组合，因而是一种不可能完全实现的“理想”状态。
所以，得到这个以失去另一个为代价的社会很不正常，它不仅病态，而且畸形，更不令人信服。
第二，她认为爱情只属于“青年”，现在男女双方既然已经32岁了，那就不再是“青年”，而是作者所说的“壮年”，按着上面的“阶段说”，这时候的“幸福”只能是事业与奋斗，至于恋爱，让它见鬼去吧！
这种说法当然一点也站不住。
爱情完全可以覆盖我们的一生，它是人类生命的底色，任何时候都成为构成我们生活之幸福的组成要素之一。一个人倘使在这方面随便，大意，那就可悲可怜，根本没有“幸福”可言。
爱情更不受年龄限制。成年以后，爱情随时可以开始。因此，追求爱情的幸福，可以成为我们终生以之的行为。
要不然你何以解释中、老年时人还能拥有美满的结合？而多少人一生碰到许多次爱情降临的时刻，你又作何解？
作者有意让《晚霞》倾向于以悲剧性的“正剧”结束，其理由既不成立，人们也就很难接受。
如果它能得到我们谅解，那么，我们也只能将之定位在“畸形”上来理解：畸形的环境产生畸形的人性，畸形的人性导致畸形的判断与认识。
红卫兵出身的作者，在这里透露出自己学养方面的不足。这一段高论大概也是全文抄录了《人生几大阶段》等著作，可惜他没有能力将它发挥好，因此，小说结构上就露出馅儿了，犯了理念先行的错误。
这种结构上的漏洞对它来说还那样重要、致命，所以我不得不详加论证。
在这方面《情书》就做得比较好，它宣称：“爱情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爱情赋予人的力量，应当照亮整个人生的道路。”
但即便这样，我们仍可将《晚霞》当作时人对待爱情的一种态度，一种十分“理智”“理性”的态度。
当然，生活中要是碰上了这样的男女，那么大家只好都去做和尚尼姑了！
女性形象：“清”中见“浊”
我认为三部小说里，人物上塑造更成功的不是那些男性，而是几位女性。这很耐人寻味。更耐人寻味的是，她们扮演的全是受害者，又有一些不同。
《波动》中的肖凌和《情书》里的真真只是文革以后才饱受歧视，过去则处于有利地位，因而社会对二人的打击叫她们猝不及防，骤然加来只能晕头转向，采取了激烈的应对方式，而不会成熟、冷静地面对、应付。
试看：肖凌出场时是为男主角开门，开门时手上却藏着一把匕首，屏住气息，目光警惕，走路都是向后退行，语气冰冷，充满敌意，眼里噙着泪花。
作者安排这样的细节，冷不丁一看我们会莫名其妙，只有通读后回头去看，才能真正领悟到一个孤身而年轻、美丽的女子，一下子打人“练狱”，失去一切庇护，在外面闯荡天下的艰难。
并且，她这样干早非一次，那一定经受过许多次的刺激，摸索出了这种有可能与歹徒同归于尽的笨主意。
对此，你怎么能怪她激烈呢？她可是硬逼出来的啊！
而真真的所谓“爱情”也全是被动的，她需要学着“听话”，“爱”上一个“想像”中的“伟”男人，比卓文君选择司马相如还不自由，即使委屈得到家了，也只好听信天命。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有我的道理。
先看看男主角老久到底爱她什么。
文中说，他爱的是她那“不屈的灵魂，向往自由的性格，大胆灼人的热情”和“强烈的个性”。
能够够得上这些称呼的女人相信不止一打。
其实。这个大男人对她并不了解，在他们通过相当长时间的信以后，在真真明确答复爱他、接受他之前，他给其他朋友的信上居然还这样说：“我已用感情的烈焰来烧她了。如果她是个战士，就会在闪电和火焰中得到新生；如果她只是个浪漫而又浪漫的姑娘，她就会在这烈焰中垮台。”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不仅不了解她，而且对她相当地不尊重，思维方式绝对得近于可怕，只有文革那代人和受过文革流毒侵害的青年方不缺乏。
不幸的是，这样的情绪、流毒至今还在泛滥不休！
它暗藏的潜台词就是，“我”是唯一至高无上的标的，如果她爱我，那她就是“战士”，获得了“新生”；如果她不呢？那她就应该“垮台”，像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烧成一片废墟，也是活该！
可见，这样的男人很可能就是生活里的暴君，起码在他的性格中，包容着丝许“红卫兵精神”残存下的影子。
由这种影子操纵的人，有可能是可敬的，却决不能是可爱的！
对于他，真真识不破，作者也毫无警惕，反而欣赏与赞同，把笔下这个人物当了时代希望与理想的高标！
能不可怕吗？
处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的另一位主角真真，这位可怜也可爱的女子，注定没有真正的爱情。
她先是因“习惯”了一个男人（石田），“忍受着已经习惯了的痛苦”，而接受了这个男人。但在心灵上，她和他有多陌生啊！
她强烈地感受到那个人“俊美的外貌掩盖着一颗多么空虚、多么丑恶的灵魂呵”，她的心就被这样的灵魂占据。
再后来，老久加入了，作者让她“爱”上了老久。
据称他们是相互了解与接受的，可是，老久的信一多半倒是在“教育”她，拳拳匠心，像在帮着一个陷人绝境的、可怜的女人！
信上他这样说道：我已经爱上了你，“我不能原谅［像你这样］－个不敢走向新生活的人”，“如果你的宗教教义不打破，如果你永远只追求个人内心的安宁，那么，你只能是个永远痛苦的幻想家、宗教家”。
且不说这句话中的一些名词歧义很多，令人费解，我只想问一下：这位女子的。‘‘缺陷”如此之多，老久怎么可能爱上她呢？神经了？这是真正的爱情吗？真正的爱情又是什么？
真正的爱情是接受对方的全部，不是千方百计地想着去改变、影响，而是去发现对方身上的优秀品质，伴随它的是敬重。因此，爱情建立在理智、意志、’隋感和谐无间的基础上。企图改变对方的所谓“爱情”，不过是“虚荣”心作怪，并不真实。
对于老久的这一行为，实在需要我们理解、接受的话，那我们倒不妨可以这样看：那个年代，青年人的选择余地极小，找个差不多的就行了，苛求起来只能打光棍！
既然这样，老久有什么资格批评石田呢？
不错，石田“灵魂空虚、贪爱钱财和追求地位”，这一切不算犯罪，但老久又说，石田这个人爱上真真等于是“一个空虚的灵魂企图扼杀年轻的生命，那就有罪了”。
这样的等式能够成立吗？
什么叫“灵魂空虚”？我想这是谁也说不清楚的。
石田确是一个世俗中人，只想过安安稳稳的日子，这在今天看来当然无可厚非，活法多元嘛。可在当时，却不被理解。起码老久很不理解，更不能同情与宽容。
他说“真真，我可以原谅魔鬼，但决不原谅庸人”。
不原谅的原因在于：“我认为，幸福永远存在于人类不安的追求中，而不存在于和谐与稳定之中。”
老久的这一“思想”实在是似是而非的，产生于一元化的社会中倒也理所当然！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它，用多元化社会的生活观审视它以后，就能发现它的大谬不然了！
谁说“幸福”只能产生于“不安”之中“庸人”的活法你可以不去仿效，但不可以一概排斥，这是社会发达和昌盛的前提。何况，谁的生活里没有“庸俗”的部分？谁能活在理想的天国，可以完全不受“污染”？你凭什么断定他没有追求，就你有追求？
当然，我的意思并非是让大家什么都不追求，人人应该“庸俗”，而是说我们既要有宽容他人活法的精神，尊重无妨他人生活的一切，又要在提倡更优质活法之时，把用意讲清楚，不能含含糊糊，尤其不要似是而非。
因此，我比较赞同老久下面的说法：“父亲年轻时也浪漫过，也沐浴过如烟似雨的月光，也坐在湖边相思过。只是后来被贫困、疾病、生活的重担拖垮了，使他变成了斤斤计较于一分钱、一把米的人。他们经历过苦难，以为懂得了生活。这些事现在不是仍在千万次地重演吗？我们必须改变世世代代压在我们民族身上的、这个把人变成庸人的、贫困落后的环境！”
我说自己“比较”而非“完全”赞同上述说法，是因为我既意识到了这样的环境确实存在，经过几十年动荡、内乱以后，中国人比其他民族变坏的可能性更大，同时又认为对于人类来说，生活永远是一个重担，我们背负它是“先天”安排下的，我们有自身永远不能克服与超越的“界限”，正像离开空气我们全都无法生存一样，谁敢说他可以不要空气，可以超越、克服它们呢？
因此，把人变成庸人的环境从“完全”的意义上说是无法避免的，能够做到的只是“尽力”避免。这是我们的极限或局限。否则就会像老久这样，不少时候说的是些“大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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