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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失败。
作家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非常时期的非常组合，现实里用起来并非得心应手，它需要磨合，而不是像小说里写到的，立即拿来，用起来俨然膀臂——小说张扬了“大英雄主义”，别的人也就全成了几位“英雄”“准英雄”的试验品、零件、机械，他们用不着自己的脑袋。
奇怪的是在这样一个不用脑袋的环境里，居然“打”出了“帅才”朱海鹏——这个人搞教学出身，从未当过中高级指挥官，无实际经验，从纸上谈兵到把纸上的拿到现实里演示，仅仅一眨眼功夫便成了。
谓予不信，可小说是这样写的。
所谓的“高科技”呢？在《突出》中仅仅是电脑、监测、自动化、软件病毒等最初级、最初步的东西——太相信外在的“科技”，理念跟不上，体制跟不上，这样的“演习”一旦真的发生，说得不客气一点的话，就不仅仅是纸上谈兵、浪费民脂民膏了！
那么，什么样的理念、体制合于“现代化”之必须呢？
我不能谈好别的，但敢肯定家长制、一言堂决不利于“高科技”“现代化”！
在现代高科技战争中，政府首脑下命令，军队负责打赢战争，作战方案则由高级智囊们讨论、论证后拿出来，再由主要指挥官分工、协作，配合以成，只有这样，复杂的高科技战争才能应付得来。一个人能量再大，对付这样庞大、复杂的场面也会力不从心。
海湾战争是书上讲得最多的，但海湾战争之能打胜，并非依靠个人充当什么“英雄”，而是整体，一个智囊团。
这也说明了乔厂长们几年、十几年后就稍息、站岗”，不具备现代人品格的危害性究竟有多大。
所以，铁腕们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在“局部”领区暂时地带动一些变化，他们内心毫无现代管理科学理念，整个社会亦未跟上，一场系统、彻底的改革就实施不了——即使实施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改、改得动的。
幸好“蓝军”的对手是更为差劲的“红军”，如果是西方发达国家入侵，“蓝军”大概只能像开始时的“红军”那样束手待“毙”、无所作为！
何况，权力带给人的不光是“利”，也有弊。绝对的权力从长远看，绝对有害。作家已经顾不到这些了，他重视的是故事，《突出》也就成了“好看”的小说。
什么是“好看的小说”呢？那就是抓人、惊险、有戏，但它不耐看，耐不住看，有“水”，而且“水分”不小。
把一个故事讲得好，吸引入，不至于打瞌睡，是作家的本事。可是它的缺点是在别的地方停留、关注不够，内部的浑容性、涵蕴力也就欠缺，影响了作品长远的生命力价值——依照作者的才力，我认为他应该做得到，但他没有做到，这是过于“功利化”选择以后导致的后果。
当然，写好一部小说第一位的就是要写好人物和语言，在这方面作品是成功的、突出的，只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许多时候作者难以把握准确，蓝军的人际关系太单纯，结果单纯的打败了复杂的——“红军”被打败，最大的原因在此，而不是别的。
但是现代社会恰恰日益复杂化了，如此处理人物关系就显得有点“弱智”。起码他是把读者当成了“弱智”。
总括说来，就小说论小说，《突出》可读性强，对话生动，场面恢弘，让我们发现了一场“战争”原来还可以这样打，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黄献国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这种打法谁也没有想到，具有开创、开拓性。
可是，从现代理念层次审视，我觉得小说拔了些“家长式”的“超人”，这些人既与现代民主社会精神相悖，真正作为现实里的人物、大员存在时，又最可能成为希特勒一样的战争疯子，他们似乎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人”，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
军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军”，否则战争就没有了正义与非正义之分。
伟大的小说第一写好了“人”，“人”写得好了，附着在人物身上的一切才能活住。
这是我们和世界名家的差距，有待认清与克服。
2000年2月29日，北京魏公村。
次的失败。
作家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非常时期的非常组合，现实里用起来并非得心应手，它需要磨合，而不是像小说里写到的，立即拿来，用起来俨然膀臂——小说张扬了“大英雄主义”，别的人也就全成了几位“英雄”“准英雄”的试验品、零件、机械，他们用不着自己的脑袋。
奇怪的是在这样一个不用脑袋的环境里，居然“打”出了“帅才”朱海鹏——这个人搞教学出身，从未当过中高级指挥官，无实际经验，从纸上谈兵到把纸上的拿到现实里演示，仅仅一眨眼功夫便成了。
谓予不信，可小说是这样写的。
所谓的“高科技”呢？在《突出》中仅仅是电脑、监测、自动化、软件病毒等最初级、最初步的东西——太相信外在的“科技”，理念跟不上，体制跟不上，这样的“演习”一旦真的发生，说得不客气一点的话，就不仅仅是纸上谈兵、浪费民脂民膏了！
那么，什么样的理念、体制合于“现代化”之必须呢？
我不能谈好别的，但敢肯定家长制、一言堂决不利于“高科技”“现代化”！
在现代高科技战争中，政府首脑下命令，军队负责打赢战争，作战方案则由高级智囊们讨论、论证后拿出来，再由主要指挥官分工、协作，配合以成，只有这样，复杂的高科技战争才能应付得来。一个人能量再大，对付这样庞大、复杂的场面也会力不从心。
海湾战争是书上讲得最多的，但海湾战争之能打胜，并非依靠个人充当什么“英雄”，而是整体，一个智囊团。
这也说明了乔厂长们几年、十几年后就稍息、站岗”，不具备现代人品格的危害性究竟有多大。
所以，铁腕们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在“局部”领区暂时地带动一些变化，他们内心毫无现代管理科学理念，整个社会亦未跟上，一场系统、彻底的改革就实施不了——即使实施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改、改得动的。
幸好“蓝军”的对手是更为差劲的“红军”，如果是西方发达国家入侵，“蓝军”大概只能像开始时的“红军”那样束手待“毙”、无所作为！
何况，权力带给人的不光是“利”，也有弊。绝对的权力从长远看，绝对有害。作家已经顾不到这些了，他重视的是故事，《突出》也就成了“好看”的小说。
什么是“好看的小说”呢？那就是抓人、惊险、有戏，但它不耐看，耐不住看，有“水”，而且“水分”不小。
把一个故事讲得好，吸引入，不至于打瞌睡，是作家的本事。可是它的缺点是在别的地方停留、关注不够，内部的浑容性、涵蕴力也就欠缺，影响了作品长远的生命力价值——依照作者的才力，我认为他应该做得到，但他没有做到，这是过于“功利化”选择以后导致的后果。
当然，写好一部小说第一位的就是要写好人物和语言，在这方面作品是成功的、突出的，只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许多时候作者难以把握准确，蓝军的人际关系太单纯，结果单纯的打败了复杂的——“红军”被打败，最大的原因在此，而不是别的。
但是现代社会恰恰日益复杂化了，如此处理人物关系就显得有点“弱智”。起码他是把读者当成了“弱智”。
总括说来，就小说论小说，《突出》可读性强，对话生动，场面恢弘，让我们发现了一场“战争”原来还可以这样打，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黄献国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这种打法谁也没有想到，具有开创、开拓性。
可是，从现代理念层次审视，我觉得小说拔了些“家长式”的“超人”，这些人既与现代民主社会精神相悖，真正作为现实里的人物、大员存在时，又最可能成为希特勒一样的战争疯子，他们似乎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人”，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
军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军”，否则战争就没有了正义与非正义之分。
伟大的小说第一写好了“人”，“人”写得好了，附着在人物身上的一切才能活住。
这是我们和世界名家的差距，有待认清与克服。
2000年2月29日，北京魏公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