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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代”。
没别的好做后，他连便车也不坐，而是推了车子徒步进城买菜。
哪一行想要做出色、做出成绩来，都讲究一个“入迷”。古义宝算是做“好事”做到“入迷”了，也就是小说里说的，他“人梦”了！
“梦”中夹着的却全是精明的小算计，因此有了“成绩”，他谦虚，把功劳都记在直接领导们身上，把那些人推到自己前面——“古义宝修成了正果”。
梦总有醒过来的一天。单凭自个儿古义宝还醒不来。
他没有念过什么书，思考问题达不到那一高度，悟性有限，想清醒还需要外界的援助。
一是要解决一下最根本的问题——提干，用不着回农村，用不着累着自己，凡事都得看别人的好恶。起码理论上应该这样。
二是外界有刺激，使他良知发现，时时忏悔。
但只有良知还不够，只有忏悔也不行，这些只是他改过的前提——从乡下出来的人大抵不会坏哪儿去，他们的坏只是生计所迫，一旦生计无忧，日前的勾心斗角就失去了最大的驱动力，所以，他还需要“高人”点拨——真正从做人的角度出发对他进行点拨。
小说里的文兴充当的正是这样一个角色。
古义宝受着他们的推动，才慢慢回归真我，成为一个真正为大家做实事而不图虚名与功利的人。
有了他的觉悟，他又当众解剖了自己这个“典型”过去一段时期以来卑琐的人格，说：“别人以为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实呢……一切都是为了创造先进事迹，给新闻干事提供素材，想通过他的文章让自己出名，想提干部……没有一件是实实在在真心诚意为群众办事……”而“装得一时，装不了一世。做得了一件好事，十件好事，做不了一辈子的好事”，他总有一天要显出原形。
这就是古义宝，一个清醒以后的古义宝。
解剖自己后，他对高官挤占了农场转志愿兵的名额一事，又义愤填膺，公开要求讨还公道，方法却是很传统的呼吁人们要良心发作，在他看来，只要人人有良心了，不正之风就能杜绝。
真能这样吗？
不正之风是一种体制病，道德与良心面对实际利害关系时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无能为力的。
古义宝不明白这些，所以他的面对某某要“问心无愧”的说法，只能是冠冕堂皇的虚词，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而说出这些话以后倒肯定会有后果的。
小说以悲剧性结局，合乎实情；到了电视剧中，却不得不虚化处理，古义宝赢得支持，获得喜剧性的收局，从中可见我们的无可奈何。
看来，在军队中生活的人，都得明白一点“谋略”、诡计之道。战争年代它用于对“敌”，受“成者为王败者寇”的规律操纵；和平时期则用于战友与同事之间，为提干，为立功，为晋升——名额有限，有你无我。
想到这些，能不让人寝食难安？
军营作为一个需要高度集权化的群体，如何去改变和平时期可能出现的尔虞我诈呢？这种局面可变不可变呢？
作家把问题留给了读者，而这绝对是真正的问题：
当处于虚伪与善良的边界时，你将如何？
2000年9月，北京。
交代”。
没别的好做后，他连便车也不坐，而是推了车子徒步进城买菜。
哪一行想要做出色、做出成绩来，都讲究一个“入迷”。古义宝算是做“好事”做到“入迷”了，也就是小说里说的，他“人梦”了！
“梦”中夹着的却全是精明的小算计，因此有了“成绩”，他谦虚，把功劳都记在直接领导们身上，把那些人推到自己前面——“古义宝修成了正果”。
梦总有醒过来的一天。单凭自个儿古义宝还醒不来。
他没有念过什么书，思考问题达不到那一高度，悟性有限，想清醒还需要外界的援助。
一是要解决一下最根本的问题——提干，用不着回农村，用不着累着自己，凡事都得看别人的好恶。起码理论上应该这样。
二是外界有刺激，使他良知发现，时时忏悔。
但只有良知还不够，只有忏悔也不行，这些只是他改过的前提——从乡下出来的人大抵不会坏哪儿去，他们的坏只是生计所迫，一旦生计无忧，日前的勾心斗角就失去了最大的驱动力，所以，他还需要“高人”点拨——真正从做人的角度出发对他进行点拨。
小说里的文兴充当的正是这样一个角色。
古义宝受着他们的推动，才慢慢回归真我，成为一个真正为大家做实事而不图虚名与功利的人。
有了他的觉悟，他又当众解剖了自己这个“典型”过去一段时期以来卑琐的人格，说：“别人以为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实呢……一切都是为了创造先进事迹，给新闻干事提供素材，想通过他的文章让自己出名，想提干部……没有一件是实实在在真心诚意为群众办事……”而“装得一时，装不了一世。做得了一件好事，十件好事，做不了一辈子的好事”，他总有一天要显出原形。
这就是古义宝，一个清醒以后的古义宝。
解剖自己后，他对高官挤占了农场转志愿兵的名额一事，又义愤填膺，公开要求讨还公道，方法却是很传统的呼吁人们要良心发作，在他看来，只要人人有良心了，不正之风就能杜绝。
真能这样吗？
不正之风是一种体制病，道德与良心面对实际利害关系时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无能为力的。
古义宝不明白这些，所以他的面对某某要“问心无愧”的说法，只能是冠冕堂皇的虚词，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而说出这些话以后倒肯定会有后果的。
小说以悲剧性结局，合乎实情；到了电视剧中，却不得不虚化处理，古义宝赢得支持，获得喜剧性的收局，从中可见我们的无可奈何。
看来，在军队中生活的人，都得明白一点“谋略”、诡计之道。战争年代它用于对“敌”，受“成者为王败者寇”的规律操纵；和平时期则用于战友与同事之间，为提干，为立功，为晋升——名额有限，有你无我。
想到这些，能不让人寝食难安？
军营作为一个需要高度集权化的群体，如何去改变和平时期可能出现的尔虞我诈呢？这种局面可变不可变呢？
作家把问题留给了读者，而这绝对是真正的问题：
当处于虚伪与善良的边界时，你将如何？
2000年9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