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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万平方公里，是日本本土面积的3倍有余，蛇吞象肯定要承担消化不良的副作用。
何况就其国力而言，野心勃勃的日本，毕竟只是一个较为落后的工业国，放在东亚或许可以欺负一把周边的封建、半封建政权，但到了扩张的时候，难免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同时，九一八之后，东北的民众也一直在激烈反抗，因为有了程刚的插手，整个东北平原附近的山区林地，都有游击队在活动。
这些抗日队伍，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土共的指挥与领导，时不时还能得到一定的补给，哪怕他们暂且没有反击之力，但只需维持其存在，也能给关东军带来不小的麻烦。
因此，日本人自己人知道自家事，他们现在需要用些时间来巩固新占领区的统治，必须选择暂时性的战略收缩，自然不可能看晋察冀的红军不顺眼，就直接派兵过来围攻。
更何况华北这块肥肉，也不是小小一个日本可以独自享受的，如果操之过急的话，万一会引起欧美列强的剧烈反应，把他们给惹毛了，没人想面临相应的后果，至少梅津就不愿承担这份责任。
当然了，对于这些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金陵政府既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心态去把事情想得那么远。
所以不管日本是提出停战还是合作，只要不是打仗，不会丢脸，那么所有人都会先松一口气再说。
反正剿赤嘛，这不是遭殃军的头号大事么，皇军能够在这个问题上与果党站在一起，并且还尤为尊重咱的意见，这就已经很知足啦！
于是，刚刚从金陵赶回来，得到了常委员长亲自指示的何应沁，可是相当自得地向对方给出了答复：
“梅津君大可放心，赤党乃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但凡围剿一事，绝对不在话下，不过此事关系到双方合作，我这里还有不少细则需要商讨……”
其实在此之前，果日双方也不是没有合作过，当初吉鸿常、方振伍率领的察哈尔同盟军余部，在平绥线以北活动时，就曾遭遇过他们的两面夹击。
当时的关东军，直接以非武装区不许出现武装团体为由，先对吉、方所部予以警告，然后再派出兵力驱逐，直到这些部队退出日方控制范围之后，他们方才撤退。
而果军这边则是生怕引起误会，一直将己方的军事活动控制下协定界限之内，并特地请来日方代表居中协调。
虽说那次军事合作，硬是在夏国自家的主权领土之内，打出了两国合作的架势，但何应沁却丝毫不以为意，甚至在战后盘点中总结道：“联络确实，分工明确，空地配合娴熟，日方助力甚多”。
而且根据何应沁自己的记录，整个作战过程似乎相当“和谐”：
“经我军与日军确实联络，包围压迫，日方虽仍不允我军向战区附近取攻势，但连日以日陆炮、空军均向方吉残部施行轰击，我军则在重要地区严密截堵。”
幸亏的是，红五军团在晋察冀部署在一定程度上策应和保护了吉鸿常的这支队伍，虽然这里因为土共的内部矛盾，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囹圄，但结局终究是好的。
当然了，果党也不是没想过把活跃在晋北的共军一并消灭，但说得好点，是凡事有个先后，难听些就是力有未逮。
遭殃军在南方都打不赢共军，到了局势更加复杂的北方，还真不敢轻举妄动，除非能有“友军”协助，那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因此，等到1月底时，当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沁，收到日方的再次合作邀请时，都没有想着先向金陵汇报，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随后常凯申也没有出乎谁的意料，当即回电：
“既赤匪已窜入热察，对日可说明，因此种匪类成性，中央不能负责，任其处置。”
只不过，可能是想到其他方面的战略部署，常凯申又将何应沁从北平喊了过去，一直等到一个多月后，何委员回到北方的第一件事，便是向日方传达常委员长的计划。
"如果仅仅只是在华北一地进剿，以赤匪的狡猾，恐怕难以伤其根本，上次我们也曾打算杀到晋北，还曾与阎西山有过联络，可惜他却对此心生顾虑，不肯出力。
贵方与阎西山素有往来，想必可以好生劝他一劝，若是继续看着赤党在华北坐大，恐怕我们都只能坐立不安。
此外，赤匪在北方的巢穴，还有西北的陕甘一地，这里就由我们来负责……"
8.5万平方公里，是日本本土面积的3倍有余，蛇吞象肯定要承担消化不良的副作用。
何况就其国力而言，野心勃勃的日本，毕竟只是一个较为落后的工业国，放在东亚或许可以欺负一把周边的封建、半封建政权，但到了扩张的时候，难免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同时，九一八之后，东北的民众也一直在激烈反抗，因为有了程刚的插手，整个东北平原附近的山区林地，都有游击队在活动。
这些抗日队伍，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土共的指挥与领导，时不时还能得到一定的补给，哪怕他们暂且没有反击之力，但只需维持其存在，也能给关东军带来不小的麻烦。
因此，日本人自己人知道自家事，他们现在需要用些时间来巩固新占领区的统治，必须选择暂时性的战略收缩，自然不可能看晋察冀的红军不顺眼，就直接派兵过来围攻。
更何况华北这块肥肉，也不是小小一个日本可以独自享受的，如果操之过急的话，万一会引起欧美列强的剧烈反应，把他们给惹毛了，没人想面临相应的后果，至少梅津就不愿承担这份责任。
当然了，对于这些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金陵政府既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心态去把事情想得那么远。
所以不管日本是提出停战还是合作，只要不是打仗，不会丢脸，那么所有人都会先松一口气再说。
反正剿赤嘛，这不是遭殃军的头号大事么，皇军能够在这个问题上与果党站在一起，并且还尤为尊重咱的意见，这就已经很知足啦！
于是，刚刚从金陵赶回来，得到了常委员长亲自指示的何应沁，可是相当自得地向对方给出了答复：
“梅津君大可放心，赤党乃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但凡围剿一事，绝对不在话下，不过此事关系到双方合作，我这里还有不少细则需要商讨……”
其实在此之前，果日双方也不是没有合作过，当初吉鸿常、方振伍率领的察哈尔同盟军余部，在平绥线以北活动时，就曾遭遇过他们的两面夹击。
当时的关东军，直接以非武装区不许出现武装团体为由，先对吉、方所部予以警告，然后再派出兵力驱逐，直到这些部队退出日方控制范围之后，他们方才撤退。
而果军这边则是生怕引起误会，一直将己方的军事活动控制下协定界限之内，并特地请来日方代表居中协调。
虽说那次军事合作，硬是在夏国自家的主权领土之内，打出了两国合作的架势，但何应沁却丝毫不以为意，甚至在战后盘点中总结道：“联络确实，分工明确，空地配合娴熟，日方助力甚多”。
而且根据何应沁自己的记录，整个作战过程似乎相当“和谐”：
“经我军与日军确实联络，包围压迫，日方虽仍不允我军向战区附近取攻势，但连日以日陆炮、空军均向方吉残部施行轰击，我军则在重要地区严密截堵。”
幸亏的是，红五军团在晋察冀部署在一定程度上策应和保护了吉鸿常的这支队伍，虽然这里因为土共的内部矛盾，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囹圄，但结局终究是好的。
当然了，果党也不是没想过把活跃在晋北的共军一并消灭，但说得好点，是凡事有个先后，难听些就是力有未逮。
遭殃军在南方都打不赢共军，到了局势更加复杂的北方，还真不敢轻举妄动，除非能有“友军”协助，那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因此，等到1月底时，当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沁，收到日方的再次合作邀请时，都没有想着先向金陵汇报，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随后常凯申也没有出乎谁的意料，当即回电：
“既赤匪已窜入热察，对日可说明，因此种匪类成性，中央不能负责，任其处置。”
只不过，可能是想到其他方面的战略部署，常凯申又将何应沁从北平喊了过去，一直等到一个多月后，何委员回到北方的第一件事，便是向日方传达常委员长的计划。
"如果仅仅只是在华北一地进剿，以赤匪的狡猾，恐怕难以伤其根本，上次我们也曾打算杀到晋北，还曾与阎西山有过联络，可惜他却对此心生顾虑，不肯出力。
贵方与阎西山素有往来，想必可以好生劝他一劝，若是继续看着赤党在华北坐大，恐怕我们都只能坐立不安。
此外，赤匪在北方的巢穴，还有西北的陕甘一地，这里就由我们来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