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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动，必得狼狐鸡兔满载而归。他常常半夜来到长江，登上小艇。父亲可以在寒冷的江风中一卧几个小时，捕捉猎杀野鸭。那时没有什么绿色和平组织，也不懂什么保护生态平衡。有时一次就要猎杀几十只上百只野鸭，大部分留给艇上的官兵，其余带回家分赠战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人说：南京城来了个许司令，方圆百里便没了飞禽走兽。这话确实不假。
于是父亲的出猎便越走越远，一直打入安徽境内。
记得那天发现了一只山狸子，父亲立刻命令警卫员分路包抄。我们追不上，便利用新学的几何原理，选择直线奔跑。
跑过一个山包，不曾望到山狸子，却看到了持枪瞄准的警卫员。顺枪口瞄准的方向望去，哈，一丛小树在刷刷摇动，那摇动的所在恰是朝着警卫员瞄准的方向。
我们屏住呼吸，睁大眼睛，等待枪响的那一刻。
这一刻就要到了。树丛晃动了一下，忽然响起喊声：“别开枪，是我！
这是父亲的喊声。
然而，就在喊声响起的刹那，我们分明听到“叭”的一声脆响，接着便是警卫员惊恐绝望的大叫“哎呀！”
我们的心一下子提到喉咙里，疯狂地喊着：“爸爸——”连演带跑地扑向父亲隐身的那片树丛。
没跑几步，树丛里又一声枪响。
“叭！”
枪声中，警卫员身体一跳，扔了枪，像跌落的鸟一样扑倒在地。
我们却跑得更急更猛，边跑边一声接一声地呼喊“爸爸——”那短短的时间里真是万念跃动，似乎父亲已经不行了，因为警卫员是弹无虚发的水平。似乎父亲在血泊中报复了警卫员一枪
“爸爸！爸爸！”
树丛里响起“二混子”和“许大眼儿”凄惨的叫喊。我已跑得头晕眼花，胸膛似要爆炸一般。听到这叫声，便又生出悲枪的一般邪劲，摔一个跟头爬起又跑，不顾一切地扑进那丛树林。
“爸爸！”我尖叫着，看清了我的父亲。他仍然坐着，我的心浮起一丝希望；但他分明坐在血泊中，又使我惊惧得近乎绝望。“爸爸！”我叫着，扑到了父亲身上。
父亲双手紧紧捏在大腿根，皱着眉头，忽然朝我们咧嘴一笑：“不要紧。”
我们一齐“哇”地大哭起来。正哭得热闹，头上响起怯怯的颤音：“司、司令员”
脸色苍白的警卫员，浑身颤抖地立在父亲面前。
“好了个x的，笨蛋！”父亲低低地骂一声，便放开嗓门道：“还不给老子捏住腿！”
我们除了哭再没有别的本事。警卫员比我们强不到哪里去，大概父亲那一枪把他吓破了胆吧？他在父亲身边蹲下，那姿势像是随时准备逃跑的架式，抖抖地伸出双手去替换父亲的手，捏紧父亲的大腿。
“捏紧！你的劲都哪去了？”父亲瞪一眼警卫员。
警卫员重新蹲下，咬牙切齿地捏住父亲的大腿根。
父亲吐了口唾沫。他戒烟早，没有痰，只啐唾沫，啐出去便无影无踪，找不到痰痕。
“哧啦！”父亲撕开了裤腿。我们分明看到腿上那个弹洞，不大，却血糊糊地吓人。
父亲将手指朝那弹洞里探进去，深深地，深深地探进去。黏稠的血随着他手指一次次地探入，一股股地被挤出来。父亲的神色严肃而坦然，额上却沁出一层黄豆大的汗粒，随着手指在伤口里活动时的咕叽咕叽骇人的声响，聚成条条细流顺下巴淌落到腿上。
“好了个x的，捞不着么。”父亲骂一句，又啐一口。
“司、司令员，别、别担了”警卫员一副哭腔哭调。
那一刻，我们全惊呆了。父亲伤的这么重，还要打猎呀？
在这短暂的惊愕和静寂中，父亲兀自将手在弹洞里抠索，不时抠出白肉红肉，立刻又被淹没。我们呆立着，一时间感到惊心动魄。
“司令员，不能抠，快去医院吧！”警卫员脸孔痉挛着，流着泪，哀哀地央求。
于是，我们都以新的势头放声大哭，围拢成一圈，抱着父亲哭喊：“到医院去吧！”“爸爸，快到医院去吧。
“孬种！”父亲皱着眉头环顾左右“扫兴！”
他扯下裤腿上一块布，扎了伤口，扶着警卫员立起身，朝石滩里一指：“二混子，去把那只山狸子捡回来！”
父亲把手一挥，一瘸一拐地朝来路返回。嘴里兀自在骂：“好了个x的，扫兴！本来找点瓜瓤儿就能糊住伤口”
建军和援朝从石滩那边拾回一只嘴里仍在渗血的山狸子。我望警卫贝，警卫员望山狸子。父亲中弹后仍能跃起身来打中山狸子，警卫员却误解了那一枪面扑倒在地。
至少我在惊恐之下，油然升起一种自豪和满足。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我已经能够鲜明地想象出他当年的戎马生涯：七次参加敢死队，八次负重伤！
父亲被送进医院治疗，我们先回到家里。
炊事员老王剥山狸子皮，剥到血糊糊的伤口时，我一阵哆嗦，想起父亲的伤口。我移开目光，却遇到山狸子僵痴悲凉的黑褐色眼球。又一阵哆嗦，我生出恻隐之情，不忍地说：“多可怜呀，咱们劝劝爸爸别打了。”
炊事员老王叔叔在我出世前便跟随着父亲，一直到父亲去世。他说：“懂啥？你爸爸少年时就开始杀坏人。杀恶霸地主，杀土匪汉奸，杀日本鬼子，杀国民党兵，又杀美国兵。现在天下太平不能杀人了，再不叫他杀点狼狐鸡兔还算什么将军？还活不活了？”
我的喜欢杀生的父亲，负伤后一星期，就又拿了枪一瘸一拐地“出征”了
“壮哉，上将军！”我掷笔感叹，痛快酣畅地吸掉一支烟，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你就不讲父亲走麦城？”
“因为他没有走麦城。”
“大串联时我在南京见过那幅标语。”我谐谑地朝她挤挤眼睛：“许和尚仓惶出逃。”
“放屁。”桑园骂得干脆痛快“是撤退！”
那天，门卫来电话，保卫干事接过电话后向父亲报告：“司令员，有人要见你”“不见！”父亲吼一声，在屋里背着手继续踱步。他喜欢背着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特别是心情烦躁的时候。“文化革命”开始后，他情绪一直不稳定，时而激动，时而迷惘，时而紧张忧虑。看到他时常脸色阴郁地驻足凝神默想，我便隐隐觉得父亲在不知不觉地衰老。他的躯体开始越过结实、粗壮的界线，令人心痛地朝着臃肿发展。眼窝出现浮肿的虚肉，两腮该有棱角的地方渐渐被多余的垂肉遮掩。
但他的眼神仍是凛然不可欺的。
“是陶勇的四个孩子。”保卫干事小声补充。
“嗯？”父亲一怔，迅即朝我们挥手：“你们去，快接他们进来。”
陶勇将军是父亲的金寨老乡，同时参加革命。他担任东海舰队司令员，受到残酷迫害，被投入井中淹死了。他的爱人朱兰阿姨漂亮无比，风度迷人，一直是我们女孩子羡慕的偶像。她为陶司令生了八个子女，现在没有参加工作的四个孩子都失魂落魄地跑到我家，像一群在暴风雪袭击落难的迷途羔羊。他们惶惶然穿过庭院，来到父亲房间，立刻放声大哭：“许伯伯，救救我们吧！”
那悲惨惶惧的哭喊，我至今不能忘记。
父亲的眼圈一下子红了，他极少有这种表现：像一个多情善感的老妈妈一样，抚慰了这个又劝说那个
蓦地，父亲眼里掠过一道犀利的波光，两只手又背到身后，急踱一阵步，叉腿屋中央，声震屋宇：“不要怕，这里就是红色保险箱！”
他胸膛起伏着又继续踱步，努力平息自己的情绪，并且打定了主意。下令将有关负责人叫来，说：“陶勇和我一块出来革命，外面说什么我不管，他落了难，他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偏要管！”
“这种形势不好管哪。”
“管定了！”父亲吼一声，喘息有顷，又说：“放地方不行，会遭造反派迫害。要放进红色保险箱，叫他们统统参军！”
“今年不招兵啊”“我的部队招！妈了个x的，把那些落难干部的娃娃都给我招来，锁进我的红色保险箱！”
毛主席曾称呼这些大军区司令为“各路诸侯”不无道理。父亲一道命令，四十名落难干部的子弟都穿上了军装，跳出“革命风暴”被保护在“红色保险箱”中。十几年后父亲去世，陶勇将军的儿子张小勇曾赶到父亲的灵柜前，扑通跪倒，连磕三个响头，磕得大地跟着发颤！他放声大哭，比我们这些亲生子女还要哭得惊心动魄。
我和小妹田小兵，也在这一年参了军，与陶勇将军的四个子女一道进入“红色保险箱”
父亲沉重地对我说：“我是希望你们考高中，考大学。可是现在的形势，看来是不可能了。到地方去，你们都要遭殃，所以还是参军吧。我是从士兵打上来的，你们也要从最底层干起。路要靠自己走，好自为之吧。”
就这样，我在大别山里的一二六医院当了一名护理员，每天挑水、送饭、拖地、倒便盆开始了我走上社会的独立生活。
一二六医院是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后方医院，根据“山、散、洞”的要求，建在大山里，有打入山体的地下坑道，可以安置上百个病床，坐落在六安县的响洪甸水库附近。
不久，父亲便来到我们这个医院。不是“走麦城”而是早有计划的撤退。
那时，上级严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作为军人，父亲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能选择“撤退”的应急办法。
那天，父亲在南京ab大楼召开工作会议。这是原来苏联专家的办公楼。会前获悉，造反派要来冲击。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严令，是无法阻挡造反派冲击的。父亲事先布置了几辆吉普车，停在楼后小山上。那山种满桃树，固树得名叫做桃山。
会议开到半截，造反派果然赶来冲击。警卫只许伸脸不许伸手，怎么可能拦挡得住？造反派轻易冲进了大门。于是，父亲便指挥与会者从桃山撤出。
坐上吉普车，父亲半是恼怒，半是诙谐地骂道：“桃山、桃山，妈了个x的，逃娘的山里去！”
就这样，父亲从南京乘吉普车，风尘仆仆一天，驶入大别山。在路口，他喝令停车，跳下来察看一下地形，下令：“封锁！把机枪都给我架起来，敢登这个坡的，格杀勿论！”
父亲布置完毕，驱车进山。不久，便有四五个人追来，似乎发现不对头，远远停了车，没敢上坡。因为他们看到路口排列开的黑洞洞的机枪，还看清了一行大字：军事禁区，不得靠近。
这几个人是造反派的探子。
后来，造反派的队伍追到六安县。从山上望下去，像黄蚂蚁和蓝蚂蚁组成的游蚁兵，浩浩荡荡，声势不凡。据路口的战士讲，大队人马举的标语喊的口号都是“打倒许世友！”“活捉许和尚！”
那几个探子投进造反派的大队人马中，浩浩荡荡的队伍立刻停住了，到底还是不敢试探“许和尚”的决心和手段，喊过一阵口号，便悻悻而去。
从这一天起，我的父亲开始了“武装割据”的生活。
一二六医院，对内叫医院，对外叫部队。父亲在医院内外确实部署了一批部队。
医院有四栋大楼，每栋楼之间有地道连通。父亲住第四栋楼的三层，正是我服务的那栋楼，正好领导决定由我来给父亲做护理员。
又气又累，父亲一到便生病了，却不肯休息，集合他的警卫班，亲自教练少林拳。“呀——嘿！”的发力声打破了医院的清幽宁静。
第二天我去看父亲时，那情景至今想来仍感到滑稽。上到二楼，医生护士们正在跳忠字舞。可是头上的楼板一个劲震响，搅得舞蹈始终跳不整齐。
上到三楼，练武的发力声和跺脚震聋发聩。父亲在大厅里亲自训练他的警卫班。以后天天如此，二楼跳忠字舞，三楼练少林拳。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天的晚上，我去看望父亲，见警卫班的战士们又排列在大厅中，成演武队形。我从这些虎威虎势的战士的后面走过，一进门便觉得气氛异常。
秘书悄悄说：“中央文革来电话了，小声点，司令在打电话。”
我已经听到了父亲打电话的声音。北京那边的声音听不到，父亲的声音却格外清楚，至今记忆犹新。那对话大致是这样：
“我有错误，在历次召开的军区党委会议上做过检查。”父亲的声音带着哭腔，还有几分委屈和愤懑“但我是忠于毛主席的，烧成灰也是毛主席的人！”
“”“我是司令员，都做过检查，跟他们没关系，我已经做了检查。如果中央认为不行，我可以继续检查。”
“”“我的错误可以由组织上审查，不允许造反派搞人身攻击！”父亲声音陡地强硬起来，两眼火爆爆地扫向我站立的门口，我身不由己地退了一步。刹那间门外大厅里响起吼声，警卫班开始操练，楼板发出地动山摇般的震颤。
父亲的两道黑眉像两条粗大的毛毛虫一样在额上蠕动，爬成一团，阴沉着脸听了几十秒钟对方的讲话。
“我不去！”父亲突然冲着话筒叫喊：“组织上审查可以，去接受人格污辱不行！我许世友要命有一条，受辱不答应！”
“”“没什么，我的卫兵要操练！”
“”“没什么意思，他们天天操练，组织上可以审查，一天没断过，军人就要常备不懈！”
“审查可以，谁对我进行人格污辱也不行！国民党不行，造反派也不行！污辱我人格这个矛盾就要转化！”
“”“就是要转化！敢污辱我，我就打死他！没什么冷静不冷静，我参加过七次敢死队，我怕什么？敢来就打死？”
“”“我造反还是他们造反？”
“”“我这是军事要地，保密机关，谁也休想来！我这儿就是有部队，他们是听从我命令的，是保护我的。”父亲将话筒拿开一些，警卫战士演武的吼声雷一般传入。他又对话筒叫喊一声：“我不同意，谁也休想来！”
父亲把电话掼下，从牙缝里骂一声：“妈了个x的！”
父亲要去看看演武的警卫战士，刚走近门口，身子忽然一晃，忙去扶墙。
“爸爸！”我呼喊着，冲上前扶住了他。他脸色苍白，身体软软地靠住我。我和工作人员忙将他扶到床上。医生紧张检查；血压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感冒。
我知道，他虽不怕死，却包袱很重，已经快承受不住这种压力了。因为这不是跟国民党斗，而是大有对抗中央之嫌。他宁死也不敢戴对抗中央这顶帽子的。
父亲病倒了。不断有消息传来，有喜也有忧。
造反派坚持揪斗许世友，决定在广场开万人批斗大会。周恩来亲自派调查组赴江苏，并交待说：“不许揪许世友，如果揪的话，我一小时就赶到南京去！”
南京军区空军聂凤智司令员是跟父亲一道进入大别山的，造反派让他回去接受批斗，大概上边也有人发了话。他考虑再三决定回去接受群众批斗。
“不能回呀！”父亲劝说：“那些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我已经考虑再三，情况不同，我还是回去的好。”
聂司令员回去了，结果很惨，被装进麻袋里打，被扔在火车厕所里，一次次批斗，受尽各种污辱，落下一身病。父亲事后曾难过地说：“那么好的一员战将，就叫这群兔崽子毁了，妈了x的！”
记得1969年10月的一天，父亲病得很重，在房间里生起小火盆。几年前，他在严冬里还去长江打鸭子，在八卦洲上静卧几个钟头不当回事。可是现在才十月份，他已经受不住大别山的秋凉了。
我同袁鲁生、张丹义一道看父亲。袁鲁生的父亲袁仲贤是父亲的老战友。父亲一生只介绍过两个人参加共产党，袁仲贤就是其一。张丹义的父亲陶勇，和父亲更是一道参加革命的老战友。
父亲躺在病床上，看到我们，招了招手：“来吧，过来，坐这儿，都坐吧。”
我们在父亲的病床前依次坐下，我望着父亲，心里有些酸楚。不因为他形容憔悴，而是感到他的精神有些垮了。他何曾用过这样沮丧的语气讲过话啊！
“唉，我年纪大了。”父亲叹着长气，伤感地望着我们，两眼暗淡“桑园、阿胖、毛头，”父亲叫着我们的名字。阿胖是袁鲁生的小名，毛头是张丹义的小名。父亲声音沙哑地说“现在又生一病如果我不行了，千万不要把我送火葬场”
“爸爸！”我不忍听下去，心里难过极了。
父亲用手势阻止我，严肃认真地盯紧我说：“你们一定要把我埋到我的父母身边。我生没有尽孝心，没办法回家，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憾事。忠孝不能两全时，我选了忠。死后不能尽忠了，我去尽孝。我要守到父母身边”
父亲的两眼潮湿了，红润了，闭拢了。
我的眼睛也湿漉漉地朦胧了。我已经记不起奶奶的面容，却能忆起一个场面，那场面便在朦胧中浮出。
“世友，给俺买张车票送俺走吧！”被父亲接来供养在家的奶奶，清闲享福的日子没过十天，便全身难受地提出请求。
“走？去哪儿？”
“回家。”
“这儿不是家？”父亲睁大眼，有些急：“娘，是俺还是儿媳没照顾好你老人家？”
“不，你们都挺好。是俺命不好，生就受苦的命，俺实在享不了这份福啊。”
“娘，你拉扯我长大不容易，我早早参加了革命，光是拖累你老人家，可一天孝心也没尽过。现在好了，你，你就不能让儿子尽尽孝”
“俺那菜园子，现在唉，还有十几只鸡鸭，世友，俺得回去，还有一担棉花没有纺呢！”
“娘，不行，俺这几天忙，没时间送你。你再住段时间吧，等我忙完了”父亲希望奶奶多住几天适应这里的生活，不料奶奶第二天便病倒了，而且越病越重，什么药也不起作用。
父亲慌了。奶奶坚持要死回老家去。父亲只好派工作人员护送奶奶回老家。工作人员回来后报告：“老人家一回到家乡，第二天病就好了，喂鸡又喂鸭，接着就上了纺车”
奶奶再也不曾来我家。她劳作吃苦一辈子，虽有当将军的儿子，却始终连颗鸡蛋都舍不得吃，最后倒在纺车上，那车上还留有半个线穗没有纺完！
奶奶病故的电报发到部队，父亲军务在身，未能赶去诀别。他痛苦地朝着家乡的方向跪下磕头，淌下遗憾和内疚的泪水。
我大忠大孝的父亲，在意气沮丧之标，怀疑生命不久，便庄严地向我们三个女孩子首次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实行土葬，与父母葬在一道。
多少年后，他正式向中央写了请求：“我一生自幼离家参加武装斗争，报孝老母不足。活着尽忠祖国，死后尽孝老母。死后别无要求，愿与老母合葬。”
对此，有各种不同议论。想到父亲生活的那个历史阶段和他特殊的人生经历，大多数人，包括毛主席和邓小平，都能够理解他的这一选择。
党中央派出赴江苏调查组不久，毛泽东在上海召见了我的父亲。父亲闻讯，立刻振作起来，似乎什么病也没有了。听主席身边的卫士讲，父亲在上海一见到毛主席，冲前两步，扑通跪倒在地，响亮地磕了一个头。
毛泽东快步赶近，双手搀扶，说：“世友同志，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个样子呀？”
父亲放声大哭，诉说委屈。毛泽东主席扶他起来，抚着他宽厚的脊背说：“南京部队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不准揪许世友同志，这是我的意见。军队要保持稳定，我们还是要依靠人民解放军的！”
之后，毛主席将父亲接入中南海，保护起来。每谈起这段经历。父亲总要含泪嘱咐我们：“毛主席对我的爱护，是我终生难忘的。我一家人世世代代不能忘！”
“跪主席，跪母亲，一忠一孝。”我露着咀嚼的微笑。
“父亲生在清朝，长在民国，学在少林，然后投身革命”
“不用解释，我不但理解，而且很受感动。许司令不但传奇，而且可敬可爱。‘文化革命’中跪拜主席的可以找出许多，敢‘武装割据’的大约只有许世友将军。”
我陪同父亲回到南京山西路人和街十一号。
家被造反派彻底抄过了。院门两侧刷满“打倒许世友”的大字标语，院子里像办了“大字报园地”进楼门，迎面一条“活捉许和尚”至于“绞死”、“油炸”、“枪毙”更是铺满过道、地毯，涂遍玻璃墙壁。瓶瓶罐罐自然破碎一地。我抱着戳满窟窿的裙子问警卫：“你们为啥不开枪呀？”
“不叫开，这是军令。”警卫怪滑稽地耸一耸肩。
“那你们也可以拦住么，你们不是会武功吗？”
“不许动手，只许我们伸脸。”
“伸出脸去挨打呀？嘻嘻。”我笑了。
“没打耳光，只把我们的头按在沙发上，不许抬。”年轻的小警卫吐口痰，轻松地说：“害得我落枕好几天，脖子动不了。”
父亲见到了这副劫后景象没有生气，反带一脸轻松的笑，大约见过毛主席，身上没了压力缘故，脚步恢复了矫健轻捷，匆匆往屋里走，一路走一路淡淡地评论：好么，抄的多点，资产阶级的东西就可以少点”
他不看卧室，不看办公室，迳直奔向厕所。那是他专用的卫生间，里面有个小橱子。我们将那卫生间又叫储藏室，父亲个人的全部财产都藏在里面，准确地说，是藏在那个小橱子里。
“哎呀，糟了！”父亲一进卫生间便叫苦不迭，三步并作两步，赶上前拉开橱门，凄惨地大叫一声：“这群酒贼哟妈了个x的不得好死！”
我和警卫战士忍不住都笑了。
父亲一生，除了酒没什么财产。那储藏室的小橱子里，满满装的全是茅台酒和古井酒，在大别山时，他便惦念着这一橱酒，现在果然被抄得一干二净。父亲伤心地一屁股坐倒，不愿起来了。
母亲已察看过各处，恼火地赶来说：“跟中央告他们去，东西全抄没了！”
“可惜了我的那些酒哟！”父亲只顾望着空酒橱伤感。
“没抄走的也全毁了，什么也没留下！”母亲并不在意那些酒，她心疼地抚摸一只皮箱上的四五个洞眼。
“我的茅台酒，我的古井酒，全被他们贪污了，这群不讲政策的酒贼，一瓶都没给我留！”
“不能就这么完了，我得向中央报告。”母亲怨愤难平。
“算了算了，你不要闹了，你告谁去？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说不清，反正是一群酒贼。”父亲挥了挥手。
然而，周总理来了电话，关心地问父亲：“世友同志，听说你的家被抄了，严重吗？”
“可惜我的那些酒喽，”父亲伤心地说：“总理呀，全被他们贪污了，一瓶也没给我留下。”
“哈哈哈，”周总理在电话那边开怀大笑“不要紧么，世友同志，我送你两瓶茅台酒。”
我们的家搬到了中山陵八号。
记得搬家后，我每次回家探亲都可以看到房间布置上的一些新变化。
第一次回家，刚进客厅便大吃一惊，以为走错地方误入了博物馆。客厅正中摆了一个其大无比的地瓜，我这辈子再没见过那么大的地瓜，据说有几百斤重。其他各种农产品标本，铁矿、煤矿，各种金属标本摆满一屋。
原来，父亲担任了省革委会主任，管工农业生产，所以家里有了这种新变化。
父亲正与一位将军谈话，神采飞扬，兴致勃勃。我立时感到，工作和事业使父亲变得年轻了。父亲见到我只是随意招呼一下，又继续他的谈话。
他跷起来二郎腿，右脚上下颠动。我便看到鞋底处有杯口大的一块白。定睛细瞧，天哪，是露出的袜底。
父亲只有这一双皮凉鞋，是母亲先斩后奏替他买的，强迫他在公开场合穿。可是磨了这么大个洞，竟没人发现。真不知此前已出过几次洋相了。
我的小妹田小兵来拉我叙姐妹情，我悄悄说：“小兵，你看爸的脚，露袜子了，你快告诉他，别跷二郎腿了。”
小兵望一望，卟哧笑了。轻轻绕到父亲身后，耳语几句。父亲放下腿，哈哈笑得很开心。
“怎么了？”客人莫名其妙。
“没什么。”父亲做个手势请客人起身“娃娃叫我给你讲讲这些丰收成果。咱们搞武的人也要懂生产才行。”
于是，父亲开始介绍地瓜、各种标本的产地和那里的生产形势，又请客人参观了一番他那“博物馆”里的全部展品。
客人走后，父亲对我们说：“我全省走了个遍，鞋底能不穿吗？形势很好哩！”
父亲两腮上的垂肉已经消退，重新变得紧绷结实。他高兴时，眼里又闪出那种我所熟悉的落拓不羁的波光：“八月里来桂花香，红军游击到我乡，孝感花园打一杖，小郎哥呀！缴获枪支无其数，还有八挺机关枪”他得意洋洋哼着歌，取下心爱的枪，吆喝着“走，桑园，打几只鸡兔欢迎你！”
那天饭后，父亲给警卫人员讲课，秘书一定要我去听听。我去了，父亲正在讲昆明军区司令员谭甫仁被刺杀的事，用指头指点着警卫人员问：“你们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样？是不是也要吓得逃命呀？”警卫人员都暴雷一般回答：“我们不会逃！”父亲说：“不要光嘴上说得好听，闹不好到时候也许还要我这个司令员会保护你们呢。”父亲稍停片刻，又说：“不过，要对付我也没那么容易，不信你们试试，你们出去，看能不能一下子找到我？去，都出去。”
我们迷惘、疑惑，又好奇。纷纷退出门。不待站稳，屋里响起一声：“来吧，找我看！”
我们又都拥进屋，咦？屋里空荡荡！大家迅速查看了门后、床下、沙发后，都没见人。小小的屋子，都藏哪儿去呢？
“哈哈！”一声笑，父亲喘息着说：“不那么容易吧！”
我们同时蹲下身，才看清父亲是在桌子下，身体紧贴桌子底层，张开四肢悬在上面。匆忙中还真不易发现呢！
“这就是练过功的好处！”父亲钻出桌子，脸憋得通红，却笑得心满意足。
第二次回家探亲，一上楼便见厅里一幅裱好的书法杰作挂在正面墙上。那是一首诗：
赠君一法决狐疑，
不用钻龟与祝著。
试玉要烧三日满，
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是白居易的一首诗，毛主席亲自推荐给我的。”父亲很自豪地一拐厚嘴唇，颧骨上便出现了我所熟悉的黑油油颇富光彩的疙瘩肉。他抬臂指点诗句：“据说桦树还是杨树，须长七年以后才能看出来。玉要烧三天才能辨真假，人比这些东西更要复杂多了哟！”父亲深深吸口气，双臂猛一沉，又吐出去。他哼两句刘三姐：“财主嚣，半夜举起杀人刀”他哼歌总是别有一番韵味，那是从胸腔里不拐弯地喷出的粗音，每次哼一个音，一个音便哼到底，中途不弯不拐，再哼第二个音。每个音都贯穿首尾，由许多不变的音组成变化的整体旋律。我们时常跟父亲逗趣：“爸爸唱不出圆，只能唱出多边形。”
其实，多边形若有无数个边，就成了圆。父亲是直性子，没有那无数“边”所以不成圆。
他盯住我睁大眼，微颤着头说：“林彪这个人当初多谦虚呀？拿着个小红本本啧啧啧！”说着，他背手在厅里蹁步，不时独个儿地摇摇头，兀自感慨不已。
渐渐我得知，当中央九届二中全会在迷雾环绕的庐山之上召开时，林彪的一伙人吵吵嚷嚷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决心反击，便召集一批人在他住处开会。毛泽东将他扭转乾坤的大手覆在父亲操枪舞刀的手上，深动感情地说：“你摸摸，我手是凉的，脚也是凉的。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选我做国家主席。”
我的忠心耿耿的父亲，回来便四处做工作，大会小会上舞动大刀一样挥着那只沉重的手臂：“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违背他老人家的意愿，又不利于党的事业，是完全错误的。有人坚持设主席，那是另有阴谋，我们要将其戳穿！”
父亲的忠心，毛泽东是深信不疑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曾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父亲应声道：“我就起兵造反！”1973年底毛泽东接见各大军区负责人时，毛泽东望着问：“世友，世友在哪里？”父亲立正报告：“我在这里。”毛泽东招手：“你过来，坐前边来。”父亲从后排坐到前排。毛泽东说：“汉朝有个周勃，是苏北沛县人，他厚重少文。汉书上有周勃传你们看么！”
父亲不曾读过周勃传。会后他叫秘书找来这本书，读过之后暗暗吃惊。
林彪在阴谋败露、仓惶出逃、自我爆炸之后，父亲迅速动手收拾了他在华东的几个死党。现在毛主席又提出防止有人篡党夺权，是说什么人呢？他读过汉书周勃传后，曾朦胧地给我们讲过：“周勃跟随刘邦平定天下，建立了汉朝，后来吕后的私党诸吕要篡汉夺权，周勃等人把诸吕消灭了”
正是由于此，父亲后来坚定地站到了粉碎“四人帮”的一边。听父亲讲，在党的十大召开时，张春桥曾怪声怪气对他说：“南京长江大桥通车典礼的纪录片，你的镜头很突出嘛。你是要在华东搞‘以我为核心’吧？”
“放你的狗屁！”父亲一拍桌子，粗鲁地骂开了。那时全党只有一个核心，张春桥这顶帽子扣上头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的厚重少文的父亲叫喊起来：“影片不是我拍的，我他妈看也没看过。我不要‘以我为核心’，你才要‘以我为核心’哩！”
张春桥做一副表情摆摆手，那意思是：算了算了，我犯不着认真跟你吵。
党的十大主席台上，父亲坐江青右边，张春桥坐江青左边。记者分段给主席团拍照，原来把父亲和江青拍在一张照片上。江青审查时叫道：“我不要和许世友在一起，这张不行！”以后就发表了她同张春桥并肩而坐的那一张。事后有人意味深长地对着报纸感慨：“江青是要文不要武哩！”
十大结束不久，便开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我的差点戴上“在华东搞以我为核心”帽子的父亲，被调到广州军区工作。
“厚重少文，这是你父亲不曾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发表见解。
“他一定是这样认为。”我点头赞同“不过，他对调去广州不会很高兴吧？”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许桑园教训式地指点我，然后说：“当然，也有不习惯之处”
“广州乱，资产阶级东西多。”父亲告诫我们的神情，就像小时候给我们讲狼狐鬼怪的故事一样“你们不许上街乱逛乱买东西，问了就跟我出去打猎！”
打过预防针，父亲才带我们来到广州。广州当时最高级的宾馆叫东方宾馆，他一次没进过。叫他去住他就骂娘。广州的名莱是“龙虎斗”他一次没吃过。请他吃一次他还是骂娘。便再没有人敢献这份殷勤。
父亲的廉洁俭朴在广州是留了好名。父亲曾问：“桑园，你看我脸凶吗？”我说：“不凶。”父亲说：“可是有人说我脸凶。”我说：“那就多笑笑嘛。”父亲把眼一瞪，做个“凶相”说：“笑？嘿嘿，不笑他还想违法乱纪哩，一笑不是更要投其所好吗？共产党的官有时候就得脸凶，凶得他心惊肉跳，老鼠见了猫一样，不敢偷油水，不敢向你买好。”
我理解父亲。在南京时，一位副市长要给父亲送匾，为父亲祝寿。他拿了尺子来客厅量尺寸，碰上父亲一张凶脸，那次真的是骂得粗鲁，凶得吓人，此后再也没人敢提祝寿的事了。
但也有不理解父亲的时候。我结婚时，母亲为我备置了两床丝棉被。父亲烦躁地皱起眉头说：“花那么多钱干什么？搞资产阶级的一套！”
我不平地反驳：“两床被子算什么？还不如你一礼拜的酒钱呢！”
父亲一怔，吮了吮唇。他的工资差不多全买酒了，没什么积蓄。他不再说我的丝棉被，摇了摇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我听：“我和你妈那时候就两床军被，一样养了你们六个崽儿。你们还谈什么恋爱，叽叽咕咕！我们那时是组织介绍，见面五分钟，互相问问对方情况，愿意不愿意？都愿意，那就结婚。五分钟结婚，痛快干脆，像你们叽叽咕咕玩半天虚呢”
我也听得目瞪口呆。
我生了两个女儿，很受父亲宠爱。便想借机沾点光：“爸，是不是一个月给我三十元补助？我给你养了两个外孙女嘛。”
“你不要想好事。”父亲不悦地瞪我一眼：“算算你们工资，完全养得起。怎么总想搞剥削呢？以后不要跟我说这种话，我不想听！”
父亲身边只剩了援朝一个儿子在家，可也被他赶出了门：“你们都大了，自力更生，自己过日子去吧！”
我们只能在休假时看望父亲。他独自按照自己的习惯生活。他仍然嗜酒，肝区常常作痛，他便系紧腰带。他仍坚持打猎，常常哀叹广州没什么东西好打，只能打到大田鼠。他不屑吃鼠类，打了便送给老百姓。广东人爱吃鼠，得到父亲给的大田鼠，便高兴得过年一般。
父亲的餐桌上，越来越难得出现一盘野味。
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结束后，我去广州看望父亲。保健医生说，他指挥作战，由于疲劳，身体浮肿，血压高，正在休息。
我见到父亲时，他虽然面部浮肿，但还是精神抖擞，嗓音洪亮，眼睛熠熠放光。显然，能够在晚年继续为国尽力疆场，对他来说是生平一大幸事。
“妈了个x的，我在广州只能打老鼠，到了南宁还是打老鼠。”父亲揎臂捋袖，意气轩昂，讲话时表情像说书人一样生动：“越南人面对面打不过我们，就钻地道，把毛主席的地道战学去了。妈了个x的，地道战是毛主席的专利，打地道战我是他们的祖宗，抓老鼠我是一抓一窝啊。”父亲伸出一手做掏摸动作，接着脑袋向后一仰，哈哈大笑。
父亲滔滔不绝，讲孙子兵法，讲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也谈到克劳塞维茨、杜黑和吉德里安等等我闻所未闻的军事家的军事理论。我的厚重少文的父亲，在他的晚年，很是注重读一些书。读了不少军事理论著作，也读一些科技文艺书籍。因为毛主席在1973年底曾和父亲谈过一次话。毛主席问：“世友同志，你看过红楼梦没有？”父亲说：“看了。”毛主席说：“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要坚持着五遍。”父亲接受军令一样回答：“坚持照办。”
从此，红楼梦便常跟随父亲，外出也不离。
父亲还读了哥白尼的天体论和布鲁诺的论无限性、宇宙和各个世界。其中文合印本还是毛主席亲手交给父亲，请父亲阅后转给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
和父亲交谈中，我惊讶地发现：“哎呀，爸爸，你怎么像个文官了？想当儒将啊？你还做起诗来了！”
父亲是在做诗，而且还练字。他的诗确实文如其人：“戎马倥偬精神爽，战斗一生谈笑间”档次似在顺口溜和律诗之间。
“主席曾劝我搞点文，文武结合。”父亲脸上显出追忆往事的庄严。每当他回忆起毛主席，总会出现肃然之情。“主席说，你们只讲武，爱打仗，还要讲点文才行啊！文官务武，武官务文，文武官员都要读点文学。”
父亲讲这些话时，目光仰视着空中的某一点，似乎毛主席正在那里望着他。他的眼圈忽然红了，默立很久很久。他虽在养病，仍是穿着军装，帽子也戴着不曾脱下。他就像士兵一样军容整肃地立正于想象中的毛主席面前。他的一生是在毛泽东指挥下东征西讨、杀伐过来的，他对那位战无不胜的统帅的敬仰、热爱和崇拜之情，我们这一代人是很难全部了解和体会到的。
我心里莫名地泛起一阵酸楚，我以为，喜欢回忆往事也是一种衰老的表现。
“唉。”父亲叹息一声，眨眨湿润的眼睛。强打起精神说：“来，桑园，跟我杀一盘！”
军棋摆在茶几上。父亲运动棋子时，仍然痛快干脆，落地有声。可是，他的话却不像他走棋那么威风凛凛：“还能不能再打一仗哦让我再打—”他举起棋子，眼神忽然黯淡下来，出了一阵儿神，稀里糊涂将棋子装进兜里，长叹一声：“唉，也许只能写写回忆录了”
我喊道：“爸爸，你要输了，你怎么把司令揣兜了？”
父亲怔了怔，茫然掏兜，掏出那个“司令”放在鼻子前边望着望着，忽然露出一种沮丧的苦笑
父亲终于离开了他的大军区司令员的岗位。
上级请父亲去北京，住玉泉山。他不愿住北京，仍住南京。仍是整月整年地在外奔驰。他不要小轿车，只要一辆北京吉普。视察部队，观看军事演习，教练战士打拳刺杀。他尤其迷恋大别山，穿一双草鞋走遍那里的山山水水，身边始终不离一杆枪。
他越老越胖，腰带却系越紧。长期饮酒使他的肝硬化，肝区疼痛得厉害。然而他离不开酒。在三一医院住院，医生不许他喝酒，结果他连饭也不吃了。他是吃不进去。医生只好允许他一次喝一杯。有一杯酒他就能吃饭。
他总喜欢到军营里去，只有到了军营，他才会出现青春的活力，脸上放出片刻恢复青春的光泽。可是他忽然不去了。因为他没有了军装。当旧式军装和新式军装混穿的阶段结束后，他彻底病倒了。
1985年9月中旬，父亲病重，我带了孩子赶回南京看望父亲。
我穿便衣来到父亲房间。病床上的父亲，仍是一身没有领章的旧军装，没了帽徽的旧军帽。他眼泡浮肿，泪囊肿胀，两腮垂肉松弛。我的粗犷剽悍的父亲，年龄和岁月竟将他折磨成这副惨样儿！我的大女儿冬宁在病床前立正，高声向姥爷问好，祝愿他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可是他毫无反应。他的目光从他的外孙女身上扫过，仿佛扫过一片空旷无人的荒野
我的曾经叱咤风云、八面威风的父亲，他本是最喜欢冬宁的呀！我的心泛酸，赶紧扭开脸。
我哭了。
父亲肝硬化后期，转为癌。两腿已不能走路，血氨高，缺钾，电解质紊乱，轻度肝昏迷。每天往静脉里推注葡萄糖和人体球蛋白，靠打针维持生命。
母亲整天守在父亲身边，用匙子刮苹果喂他。一点一点，像喂婴儿一样。父亲吃得比婴儿还费力，剧烈的呕吐使他难将食物咽下肚。
华山想喂父亲吃点素菜豆腐，父亲仍是一吃就吐。不但肝区疼，而且全身搔痒。那是血氨刺激皮肤的缘故。大姐许丽便帮父亲抹风油精解痒。
医生说，如果父亲肯住进医院，接受手术，是可以延长生命的。可是父亲一条也不答应。
父亲昏迷时，我对医生说：“送医院吧，趁他昏迷。”
“不行。”医生摇头“他醒过来会发脾气，大家都完蛋。”
“那就输液！”
“他醒来会拔掉针管。”
父亲清醒过来，我附耳劝他：“爸，到医院动手术吧，哪怕输输液也好啊！”“我，我起来。”父亲艰难地说。我扶他坐在沙发上，他沉重而软弱的身体坐稳时，他喘，我也喘。
“桑园，我的时间不久了。动手术、输液，就，就不能动弹了。”父亲在嗓子眼里喃喃，虚弱又坚定：“我受不了，我要动，我要动一动，不动不行，不动受不了”
他软软地抬起臂，手指并扰着扇动一下：“来、来帮我一下，我要出去，见，见见阳光”
父亲一生酷爱大自然。直到停止呼吸，只要头脑清醒便不安于门在屋子里，坚持要去户外，坚持和阳光、清风、白云、花草、树木在一起，和大自然在一起。
我和援朝、华山，把父亲抬出户外。他眯细了眼，将脸缓缓仰起，朝向太阳，静止不动了。他的躯体轻轻起伏，脸上悄悄流出一丝惬意的浅笑凝固了。
我伤心地皱着眉头问医生：“他时间不久了，不能想办法再让他站起来一次吗？”
医生犹豫片刻，说：“除非给他一杯酒。”
我便不再言语。父亲是肝癌，再给一杯酒？
那是父亲去世前的一天。天高云淡，阳光明媚，空气鲜得醉人。
父亲显得格外的清醒和精神。华山便想喂父亲吃下一点饭。可是，饭一入口，精神的父亲又狼狈了，呕吐不止。
我忽然动了灵机，将酒杯用茅台酒润湿，然后递给父亲。父亲接过那洋溢着酒香的空酒杯，眼睛刹那间闪出了光芒，呕吐立刻停止，洒杯抖抖地举在鼻孔前吸吮着。我正感到一丝欢乐，更加惊人的事情突然发生了：我的卧床已久的父亲忽然挪动身体，两腿奇迹般地移下床，试探着要站起来！
“爸爸！”我惊喜地叫着，扑上去扶住他。工作人贝和我的弟弟妹妹也都上前帮忙。于是，我的父亲又像小山一样站立起来了！
“我感觉可以。不要，不要你们。”父亲移动脚步，向卫生间走。我们不放心地上前搀扶，却听出他的声音带了烦躁：“不要2我自己上厕所。”
父亲几十年确立的权威，尽管到了他如此衰弱的时刻，仍然没有一个人敢斗胆违拗。我们都不安而又乖乖地松了手。
父亲缓缓地缓缓地走进卫生间；缓缓地缓缓地关住门；撞锁停滞了三秒，终于跳出“咯嗒”一声响。
我们守候在门口，疑惑不安地看着表：一秒、二秒一分。二分
不安和焦虑起来越沉重地压在我们心上。我们挨掌，我们踱步。我们嘀咕。已经一刻钟了，工作人员终于叫起来：“不行，要出事！”
我开始敲门，越敲越重，始终听不到回音。工作人员接过母亲递来的钥匙，打开门冲了进去。
满屋的酒香！
父亲的酒橱打开了，可以看到那排列整齐的酒瓶子。父亲倒在地上，倒在醇香的酒液中。那开了盖的茅台酒瓶仍在父亲手中，歪倒着静静朝外流淌浆液。
“爸爸！”我呼喊着，同大家一道将父亲抬回床上。
父亲脸上仍然带着满意而刚强的笑，嘴唇翕动着，我凑向前去，终于听清了他的声音：“许世友，就是许世友。许世友能喝酒，一息尚存，就不能，变成不能喝酒的别的人。”
父亲性情刚烈，至死也没人敢动他那一橱酒！
第二天，他又显出格外的清醒。让我们把他抬出屋，抬上面包车。他要去梅花山行猎！
我们明白，他已不久于人世。一个人应该把他的终点与他的起点连接起来，我们不能拒绝他的要求。
汽车驶出中山门。秋凉气寒，四野空旷。随着汽车的颠簸，父亲开始呕吐，身体抽搐着憋红了脸颈。医护人员都在皱眉，小心翼翼劝他回去。
“不，不，往前，往前开我行。”
忽然，他忍住了吐，憋得湿润的双眼陡地闪出亮光，车窗外是钟山！
父亲嘴角哆嗦，目光哆嗦，呼吸变粗，变得亢奋。
车厢里静极了，静极了。于是，我们听到了父亲用心脏击节诵出的诗声：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主席、主席、主席的诗！”
父亲连呼三声主席，将头依在了车窗玻璃上，只剩颤抖的呼吸声。
父亲对毛主席感情极深，就连他现在的名字也是毛主席给取的，他原名许仕友，参军后，将做官的“仕”改为士兵的士。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对担任军长的父亲说：“你还是叫世友吧，你应该做世上所有劳苦大众的朋友。”就这样，父亲叫了许世友。
汽车轻轻地、轻轻地行驶，父亲又开始剧烈呕吐。他不肯回头，梅花山已经在望，他示意拉开车窗，用手捂住嘴，目光凝视着色彩斑斓的群山，似要寻找什么对他来说最可珍贵的纪念。
秋风萧瑟，寒意袭人，悲雁哀鸣，林寂山冷。父亲的两手哆嗦着摸索，摸索那只心爱的猎枪，想端起来。
手臂勉强抬高半尺，枪口不曾抬及车窗，又是一阵剧烈呕吐。
汽车速度似乎慢得不能再慢了，灵车一样悲壮地逼近大山。父亲吐过之后便大口大口喘息。慑于他那刚烈的性情、倔强的脾气，他不张口，没人敢替他拿枪。
喘息稍缓，他再次试图举枪。枪身一点一点向窗外伸去。突然，他震颤着，两臂像是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斩断了，猝然跌落下来，连同那只心爱的枪。
他脸色苍白，猛烈喘息，大汗淋漓，却依然犟着脖子不甘不休地瞪视窗外。
渐渐地，他眼圈变红、变湿，泛出一层水帘，水帘又凝聚成泪花，沿着眼眶转啊转。可以看出，他在咬牙坚持，竭力想让那泪花转回去。他失败了。他生平第一次彻底失败了。扑噜噜，两颗豆大的泪珠滚落下来，立时久蓄的泪水一泻而下
“爸爸——！”我呼喊，我痛哭，我的英雄一世的父亲啊，你的泪要比你的血更令我惊心动魄，更令我痛苦万分！
父亲终于到了最后的时刻。
我和嫂子、弟媳、表弟、表妹几个搞医的轮流值班。除了记录体温、脉搏、血压、呼吸之外，主要是帮他翻身。他翻身特别勤，工夫稍长便无法忍受。
他未能登上梅花山，只剩下翻身这一种运动。
检查报告很快送来：腹水中发现大量癌细胞，肾功能已经衰竭。
我本被安排白天休息，夜里值班。可是，下午忽然来叫我，我心里咯噎一下，明白父亲不行了。
赶到父亲床前，他正大口大口喘气，胸膛剧烈起伏。嘴唇抽搐，似乎不甘心，似乎有无法按捺的欲望要表达。我扑上去：“爸爸！爸爸！”他在说什么？我俯下身侧耳细听：
“翻、翻、让我再翻一次身！”
我用自己颤栗的心听到父亲最后一个请求。我托住他沉重的身躯，那身躯痉挛着正变僵硬。我颤抖着，瘦小的手臂在这座山面前显得多么软弱无力啊！
然而，我鲜明地感受到另一股巨大的力量。没错，那力量正来自父亲渐渐僵硬下来的身体。他的膀子一晃，仿佛恢复了当年在少林寺练就的千斤神力，带动那冷却下来的僵硬的身体一转，实现了生命的最后一次运动。
父亲停止呼吸，松弛安静下来。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这是1985年10月22日16时57分。他身后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钱财，只留下半橱酒，五只枪，四双草鞋和两把刀。其中一只小口径步枪，送给了我的女儿他的外孙女冬宁。
父亲的墓前摆了一杆枪。
一瓶醇香的茅台酒浇奠在父亲安息的土地上，浇在那只弹无虚发的步枪上。
一出动，必得狼狐鸡兔满载而归。他常常半夜来到长江，登上小艇。父亲可以在寒冷的江风中一卧几个小时，捕捉猎杀野鸭。那时没有什么绿色和平组织，也不懂什么保护生态平衡。有时一次就要猎杀几十只上百只野鸭，大部分留给艇上的官兵，其余带回家分赠战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人说：南京城来了个许司令，方圆百里便没了飞禽走兽。这话确实不假。
于是父亲的出猎便越走越远，一直打入安徽境内。
记得那天发现了一只山狸子，父亲立刻命令警卫员分路包抄。我们追不上，便利用新学的几何原理，选择直线奔跑。
跑过一个山包，不曾望到山狸子，却看到了持枪瞄准的警卫员。顺枪口瞄准的方向望去，哈，一丛小树在刷刷摇动，那摇动的所在恰是朝着警卫员瞄准的方向。
我们屏住呼吸，睁大眼睛，等待枪响的那一刻。
这一刻就要到了。树丛晃动了一下，忽然响起喊声：“别开枪，是我！
这是父亲的喊声。
然而，就在喊声响起的刹那，我们分明听到“叭”的一声脆响，接着便是警卫员惊恐绝望的大叫“哎呀！”
我们的心一下子提到喉咙里，疯狂地喊着：“爸爸——”连演带跑地扑向父亲隐身的那片树丛。
没跑几步，树丛里又一声枪响。
“叭！”
枪声中，警卫员身体一跳，扔了枪，像跌落的鸟一样扑倒在地。
我们却跑得更急更猛，边跑边一声接一声地呼喊“爸爸——”那短短的时间里真是万念跃动，似乎父亲已经不行了，因为警卫员是弹无虚发的水平。似乎父亲在血泊中报复了警卫员一枪
“爸爸！爸爸！”
树丛里响起“二混子”和“许大眼儿”凄惨的叫喊。我已跑得头晕眼花，胸膛似要爆炸一般。听到这叫声，便又生出悲枪的一般邪劲，摔一个跟头爬起又跑，不顾一切地扑进那丛树林。
“爸爸！”我尖叫着，看清了我的父亲。他仍然坐着，我的心浮起一丝希望；但他分明坐在血泊中，又使我惊惧得近乎绝望。“爸爸！”我叫着，扑到了父亲身上。
父亲双手紧紧捏在大腿根，皱着眉头，忽然朝我们咧嘴一笑：“不要紧。”
我们一齐“哇”地大哭起来。正哭得热闹，头上响起怯怯的颤音：“司、司令员”
脸色苍白的警卫员，浑身颤抖地立在父亲面前。
“好了个x的，笨蛋！”父亲低低地骂一声，便放开嗓门道：“还不给老子捏住腿！”
我们除了哭再没有别的本事。警卫员比我们强不到哪里去，大概父亲那一枪把他吓破了胆吧？他在父亲身边蹲下，那姿势像是随时准备逃跑的架式，抖抖地伸出双手去替换父亲的手，捏紧父亲的大腿。
“捏紧！你的劲都哪去了？”父亲瞪一眼警卫员。
警卫员重新蹲下，咬牙切齿地捏住父亲的大腿根。
父亲吐了口唾沫。他戒烟早，没有痰，只啐唾沫，啐出去便无影无踪，找不到痰痕。
“哧啦！”父亲撕开了裤腿。我们分明看到腿上那个弹洞，不大，却血糊糊地吓人。
父亲将手指朝那弹洞里探进去，深深地，深深地探进去。黏稠的血随着他手指一次次地探入，一股股地被挤出来。父亲的神色严肃而坦然，额上却沁出一层黄豆大的汗粒，随着手指在伤口里活动时的咕叽咕叽骇人的声响，聚成条条细流顺下巴淌落到腿上。
“好了个x的，捞不着么。”父亲骂一句，又啐一口。
“司、司令员，别、别担了”警卫员一副哭腔哭调。
那一刻，我们全惊呆了。父亲伤的这么重，还要打猎呀？
在这短暂的惊愕和静寂中，父亲兀自将手在弹洞里抠索，不时抠出白肉红肉，立刻又被淹没。我们呆立着，一时间感到惊心动魄。
“司令员，不能抠，快去医院吧！”警卫员脸孔痉挛着，流着泪，哀哀地央求。
于是，我们都以新的势头放声大哭，围拢成一圈，抱着父亲哭喊：“到医院去吧！”“爸爸，快到医院去吧。
“孬种！”父亲皱着眉头环顾左右“扫兴！”
他扯下裤腿上一块布，扎了伤口，扶着警卫员立起身，朝石滩里一指：“二混子，去把那只山狸子捡回来！”
父亲把手一挥，一瘸一拐地朝来路返回。嘴里兀自在骂：“好了个x的，扫兴！本来找点瓜瓤儿就能糊住伤口”
建军和援朝从石滩那边拾回一只嘴里仍在渗血的山狸子。我望警卫贝，警卫员望山狸子。父亲中弹后仍能跃起身来打中山狸子，警卫员却误解了那一枪面扑倒在地。
至少我在惊恐之下，油然升起一种自豪和满足。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我已经能够鲜明地想象出他当年的戎马生涯：七次参加敢死队，八次负重伤！
父亲被送进医院治疗，我们先回到家里。
炊事员老王剥山狸子皮，剥到血糊糊的伤口时，我一阵哆嗦，想起父亲的伤口。我移开目光，却遇到山狸子僵痴悲凉的黑褐色眼球。又一阵哆嗦，我生出恻隐之情，不忍地说：“多可怜呀，咱们劝劝爸爸别打了。”
炊事员老王叔叔在我出世前便跟随着父亲，一直到父亲去世。他说：“懂啥？你爸爸少年时就开始杀坏人。杀恶霸地主，杀土匪汉奸，杀日本鬼子，杀国民党兵，又杀美国兵。现在天下太平不能杀人了，再不叫他杀点狼狐鸡兔还算什么将军？还活不活了？”
我的喜欢杀生的父亲，负伤后一星期，就又拿了枪一瘸一拐地“出征”了
“壮哉，上将军！”我掷笔感叹，痛快酣畅地吸掉一支烟，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你就不讲父亲走麦城？”
“因为他没有走麦城。”
“大串联时我在南京见过那幅标语。”我谐谑地朝她挤挤眼睛：“许和尚仓惶出逃。”
“放屁。”桑园骂得干脆痛快“是撤退！”
那天，门卫来电话，保卫干事接过电话后向父亲报告：“司令员，有人要见你”“不见！”父亲吼一声，在屋里背着手继续踱步。他喜欢背着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特别是心情烦躁的时候。“文化革命”开始后，他情绪一直不稳定，时而激动，时而迷惘，时而紧张忧虑。看到他时常脸色阴郁地驻足凝神默想，我便隐隐觉得父亲在不知不觉地衰老。他的躯体开始越过结实、粗壮的界线，令人心痛地朝着臃肿发展。眼窝出现浮肿的虚肉，两腮该有棱角的地方渐渐被多余的垂肉遮掩。
但他的眼神仍是凛然不可欺的。
“是陶勇的四个孩子。”保卫干事小声补充。
“嗯？”父亲一怔，迅即朝我们挥手：“你们去，快接他们进来。”
陶勇将军是父亲的金寨老乡，同时参加革命。他担任东海舰队司令员，受到残酷迫害，被投入井中淹死了。他的爱人朱兰阿姨漂亮无比，风度迷人，一直是我们女孩子羡慕的偶像。她为陶司令生了八个子女，现在没有参加工作的四个孩子都失魂落魄地跑到我家，像一群在暴风雪袭击落难的迷途羔羊。他们惶惶然穿过庭院，来到父亲房间，立刻放声大哭：“许伯伯，救救我们吧！”
那悲惨惶惧的哭喊，我至今不能忘记。
父亲的眼圈一下子红了，他极少有这种表现：像一个多情善感的老妈妈一样，抚慰了这个又劝说那个
蓦地，父亲眼里掠过一道犀利的波光，两只手又背到身后，急踱一阵步，叉腿屋中央，声震屋宇：“不要怕，这里就是红色保险箱！”
他胸膛起伏着又继续踱步，努力平息自己的情绪，并且打定了主意。下令将有关负责人叫来，说：“陶勇和我一块出来革命，外面说什么我不管，他落了难，他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偏要管！”
“这种形势不好管哪。”
“管定了！”父亲吼一声，喘息有顷，又说：“放地方不行，会遭造反派迫害。要放进红色保险箱，叫他们统统参军！”
“今年不招兵啊”“我的部队招！妈了个x的，把那些落难干部的娃娃都给我招来，锁进我的红色保险箱！”
毛主席曾称呼这些大军区司令为“各路诸侯”不无道理。父亲一道命令，四十名落难干部的子弟都穿上了军装，跳出“革命风暴”被保护在“红色保险箱”中。十几年后父亲去世，陶勇将军的儿子张小勇曾赶到父亲的灵柜前，扑通跪倒，连磕三个响头，磕得大地跟着发颤！他放声大哭，比我们这些亲生子女还要哭得惊心动魄。
我和小妹田小兵，也在这一年参了军，与陶勇将军的四个子女一道进入“红色保险箱”
父亲沉重地对我说：“我是希望你们考高中，考大学。可是现在的形势，看来是不可能了。到地方去，你们都要遭殃，所以还是参军吧。我是从士兵打上来的，你们也要从最底层干起。路要靠自己走，好自为之吧。”
就这样，我在大别山里的一二六医院当了一名护理员，每天挑水、送饭、拖地、倒便盆开始了我走上社会的独立生活。
一二六医院是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后方医院，根据“山、散、洞”的要求，建在大山里，有打入山体的地下坑道，可以安置上百个病床，坐落在六安县的响洪甸水库附近。
不久，父亲便来到我们这个医院。不是“走麦城”而是早有计划的撤退。
那时，上级严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作为军人，父亲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能选择“撤退”的应急办法。
那天，父亲在南京ab大楼召开工作会议。这是原来苏联专家的办公楼。会前获悉，造反派要来冲击。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严令，是无法阻挡造反派冲击的。父亲事先布置了几辆吉普车，停在楼后小山上。那山种满桃树，固树得名叫做桃山。
会议开到半截，造反派果然赶来冲击。警卫只许伸脸不许伸手，怎么可能拦挡得住？造反派轻易冲进了大门。于是，父亲便指挥与会者从桃山撤出。
坐上吉普车，父亲半是恼怒，半是诙谐地骂道：“桃山、桃山，妈了个x的，逃娘的山里去！”
就这样，父亲从南京乘吉普车，风尘仆仆一天，驶入大别山。在路口，他喝令停车，跳下来察看一下地形，下令：“封锁！把机枪都给我架起来，敢登这个坡的，格杀勿论！”
父亲布置完毕，驱车进山。不久，便有四五个人追来，似乎发现不对头，远远停了车，没敢上坡。因为他们看到路口排列开的黑洞洞的机枪，还看清了一行大字：军事禁区，不得靠近。
这几个人是造反派的探子。
后来，造反派的队伍追到六安县。从山上望下去，像黄蚂蚁和蓝蚂蚁组成的游蚁兵，浩浩荡荡，声势不凡。据路口的战士讲，大队人马举的标语喊的口号都是“打倒许世友！”“活捉许和尚！”
那几个探子投进造反派的大队人马中，浩浩荡荡的队伍立刻停住了，到底还是不敢试探“许和尚”的决心和手段，喊过一阵口号，便悻悻而去。
从这一天起，我的父亲开始了“武装割据”的生活。
一二六医院，对内叫医院，对外叫部队。父亲在医院内外确实部署了一批部队。
医院有四栋大楼，每栋楼之间有地道连通。父亲住第四栋楼的三层，正是我服务的那栋楼，正好领导决定由我来给父亲做护理员。
又气又累，父亲一到便生病了，却不肯休息，集合他的警卫班，亲自教练少林拳。“呀——嘿！”的发力声打破了医院的清幽宁静。
第二天我去看父亲时，那情景至今想来仍感到滑稽。上到二楼，医生护士们正在跳忠字舞。可是头上的楼板一个劲震响，搅得舞蹈始终跳不整齐。
上到三楼，练武的发力声和跺脚震聋发聩。父亲在大厅里亲自训练他的警卫班。以后天天如此，二楼跳忠字舞，三楼练少林拳。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天的晚上，我去看望父亲，见警卫班的战士们又排列在大厅中，成演武队形。我从这些虎威虎势的战士的后面走过，一进门便觉得气氛异常。
秘书悄悄说：“中央文革来电话了，小声点，司令在打电话。”
我已经听到了父亲打电话的声音。北京那边的声音听不到，父亲的声音却格外清楚，至今记忆犹新。那对话大致是这样：
“我有错误，在历次召开的军区党委会议上做过检查。”父亲的声音带着哭腔，还有几分委屈和愤懑“但我是忠于毛主席的，烧成灰也是毛主席的人！”
“”“我是司令员，都做过检查，跟他们没关系，我已经做了检查。如果中央认为不行，我可以继续检查。”
“”“我的错误可以由组织上审查，不允许造反派搞人身攻击！”父亲声音陡地强硬起来，两眼火爆爆地扫向我站立的门口，我身不由己地退了一步。刹那间门外大厅里响起吼声，警卫班开始操练，楼板发出地动山摇般的震颤。
父亲的两道黑眉像两条粗大的毛毛虫一样在额上蠕动，爬成一团，阴沉着脸听了几十秒钟对方的讲话。
“我不去！”父亲突然冲着话筒叫喊：“组织上审查可以，去接受人格污辱不行！我许世友要命有一条，受辱不答应！”
“”“没什么，我的卫兵要操练！”
“”“没什么意思，他们天天操练，组织上可以审查，一天没断过，军人就要常备不懈！”
“审查可以，谁对我进行人格污辱也不行！国民党不行，造反派也不行！污辱我人格这个矛盾就要转化！”
“”“就是要转化！敢污辱我，我就打死他！没什么冷静不冷静，我参加过七次敢死队，我怕什么？敢来就打死？”
“”“我造反还是他们造反？”
“”“我这是军事要地，保密机关，谁也休想来！我这儿就是有部队，他们是听从我命令的，是保护我的。”父亲将话筒拿开一些，警卫战士演武的吼声雷一般传入。他又对话筒叫喊一声：“我不同意，谁也休想来！”
父亲把电话掼下，从牙缝里骂一声：“妈了个x的！”
父亲要去看看演武的警卫战士，刚走近门口，身子忽然一晃，忙去扶墙。
“爸爸！”我呼喊着，冲上前扶住了他。他脸色苍白，身体软软地靠住我。我和工作人员忙将他扶到床上。医生紧张检查；血压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感冒。
我知道，他虽不怕死，却包袱很重，已经快承受不住这种压力了。因为这不是跟国民党斗，而是大有对抗中央之嫌。他宁死也不敢戴对抗中央这顶帽子的。
父亲病倒了。不断有消息传来，有喜也有忧。
造反派坚持揪斗许世友，决定在广场开万人批斗大会。周恩来亲自派调查组赴江苏，并交待说：“不许揪许世友，如果揪的话，我一小时就赶到南京去！”
南京军区空军聂凤智司令员是跟父亲一道进入大别山的，造反派让他回去接受批斗，大概上边也有人发了话。他考虑再三决定回去接受群众批斗。
“不能回呀！”父亲劝说：“那些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我已经考虑再三，情况不同，我还是回去的好。”
聂司令员回去了，结果很惨，被装进麻袋里打，被扔在火车厕所里，一次次批斗，受尽各种污辱，落下一身病。父亲事后曾难过地说：“那么好的一员战将，就叫这群兔崽子毁了，妈了x的！”
记得1969年10月的一天，父亲病得很重，在房间里生起小火盆。几年前，他在严冬里还去长江打鸭子，在八卦洲上静卧几个钟头不当回事。可是现在才十月份，他已经受不住大别山的秋凉了。
我同袁鲁生、张丹义一道看父亲。袁鲁生的父亲袁仲贤是父亲的老战友。父亲一生只介绍过两个人参加共产党，袁仲贤就是其一。张丹义的父亲陶勇，和父亲更是一道参加革命的老战友。
父亲躺在病床上，看到我们，招了招手：“来吧，过来，坐这儿，都坐吧。”
我们在父亲的病床前依次坐下，我望着父亲，心里有些酸楚。不因为他形容憔悴，而是感到他的精神有些垮了。他何曾用过这样沮丧的语气讲过话啊！
“唉，我年纪大了。”父亲叹着长气，伤感地望着我们，两眼暗淡“桑园、阿胖、毛头，”父亲叫着我们的名字。阿胖是袁鲁生的小名，毛头是张丹义的小名。父亲声音沙哑地说“现在又生一病如果我不行了，千万不要把我送火葬场”
“爸爸！”我不忍听下去，心里难过极了。
父亲用手势阻止我，严肃认真地盯紧我说：“你们一定要把我埋到我的父母身边。我生没有尽孝心，没办法回家，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憾事。忠孝不能两全时，我选了忠。死后不能尽忠了，我去尽孝。我要守到父母身边”
父亲的两眼潮湿了，红润了，闭拢了。
我的眼睛也湿漉漉地朦胧了。我已经记不起奶奶的面容，却能忆起一个场面，那场面便在朦胧中浮出。
“世友，给俺买张车票送俺走吧！”被父亲接来供养在家的奶奶，清闲享福的日子没过十天，便全身难受地提出请求。
“走？去哪儿？”
“回家。”
“这儿不是家？”父亲睁大眼，有些急：“娘，是俺还是儿媳没照顾好你老人家？”
“不，你们都挺好。是俺命不好，生就受苦的命，俺实在享不了这份福啊。”
“娘，你拉扯我长大不容易，我早早参加了革命，光是拖累你老人家，可一天孝心也没尽过。现在好了，你，你就不能让儿子尽尽孝”
“俺那菜园子，现在唉，还有十几只鸡鸭，世友，俺得回去，还有一担棉花没有纺呢！”
“娘，不行，俺这几天忙，没时间送你。你再住段时间吧，等我忙完了”父亲希望奶奶多住几天适应这里的生活，不料奶奶第二天便病倒了，而且越病越重，什么药也不起作用。
父亲慌了。奶奶坚持要死回老家去。父亲只好派工作人员护送奶奶回老家。工作人员回来后报告：“老人家一回到家乡，第二天病就好了，喂鸡又喂鸭，接着就上了纺车”
奶奶再也不曾来我家。她劳作吃苦一辈子，虽有当将军的儿子，却始终连颗鸡蛋都舍不得吃，最后倒在纺车上，那车上还留有半个线穗没有纺完！
奶奶病故的电报发到部队，父亲军务在身，未能赶去诀别。他痛苦地朝着家乡的方向跪下磕头，淌下遗憾和内疚的泪水。
我大忠大孝的父亲，在意气沮丧之标，怀疑生命不久，便庄严地向我们三个女孩子首次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实行土葬，与父母葬在一道。
多少年后，他正式向中央写了请求：“我一生自幼离家参加武装斗争，报孝老母不足。活着尽忠祖国，死后尽孝老母。死后别无要求，愿与老母合葬。”
对此，有各种不同议论。想到父亲生活的那个历史阶段和他特殊的人生经历，大多数人，包括毛主席和邓小平，都能够理解他的这一选择。
党中央派出赴江苏调查组不久，毛泽东在上海召见了我的父亲。父亲闻讯，立刻振作起来，似乎什么病也没有了。听主席身边的卫士讲，父亲在上海一见到毛主席，冲前两步，扑通跪倒在地，响亮地磕了一个头。
毛泽东快步赶近，双手搀扶，说：“世友同志，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个样子呀？”
父亲放声大哭，诉说委屈。毛泽东主席扶他起来，抚着他宽厚的脊背说：“南京部队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不准揪许世友同志，这是我的意见。军队要保持稳定，我们还是要依靠人民解放军的！”
之后，毛主席将父亲接入中南海，保护起来。每谈起这段经历。父亲总要含泪嘱咐我们：“毛主席对我的爱护，是我终生难忘的。我一家人世世代代不能忘！”
“跪主席，跪母亲，一忠一孝。”我露着咀嚼的微笑。
“父亲生在清朝，长在民国，学在少林，然后投身革命”
“不用解释，我不但理解，而且很受感动。许司令不但传奇，而且可敬可爱。‘文化革命’中跪拜主席的可以找出许多，敢‘武装割据’的大约只有许世友将军。”
我陪同父亲回到南京山西路人和街十一号。
家被造反派彻底抄过了。院门两侧刷满“打倒许世友”的大字标语，院子里像办了“大字报园地”进楼门，迎面一条“活捉许和尚”至于“绞死”、“油炸”、“枪毙”更是铺满过道、地毯，涂遍玻璃墙壁。瓶瓶罐罐自然破碎一地。我抱着戳满窟窿的裙子问警卫：“你们为啥不开枪呀？”
“不叫开，这是军令。”警卫怪滑稽地耸一耸肩。
“那你们也可以拦住么，你们不是会武功吗？”
“不许动手，只许我们伸脸。”
“伸出脸去挨打呀？嘻嘻。”我笑了。
“没打耳光，只把我们的头按在沙发上，不许抬。”年轻的小警卫吐口痰，轻松地说：“害得我落枕好几天，脖子动不了。”
父亲见到了这副劫后景象没有生气，反带一脸轻松的笑，大约见过毛主席，身上没了压力缘故，脚步恢复了矫健轻捷，匆匆往屋里走，一路走一路淡淡地评论：好么，抄的多点，资产阶级的东西就可以少点”
他不看卧室，不看办公室，迳直奔向厕所。那是他专用的卫生间，里面有个小橱子。我们将那卫生间又叫储藏室，父亲个人的全部财产都藏在里面，准确地说，是藏在那个小橱子里。
“哎呀，糟了！”父亲一进卫生间便叫苦不迭，三步并作两步，赶上前拉开橱门，凄惨地大叫一声：“这群酒贼哟妈了个x的不得好死！”
我和警卫战士忍不住都笑了。
父亲一生，除了酒没什么财产。那储藏室的小橱子里，满满装的全是茅台酒和古井酒，在大别山时，他便惦念着这一橱酒，现在果然被抄得一干二净。父亲伤心地一屁股坐倒，不愿起来了。
母亲已察看过各处，恼火地赶来说：“跟中央告他们去，东西全抄没了！”
“可惜了我的那些酒哟！”父亲只顾望着空酒橱伤感。
“没抄走的也全毁了，什么也没留下！”母亲并不在意那些酒，她心疼地抚摸一只皮箱上的四五个洞眼。
“我的茅台酒，我的古井酒，全被他们贪污了，这群不讲政策的酒贼，一瓶都没给我留！”
“不能就这么完了，我得向中央报告。”母亲怨愤难平。
“算了算了，你不要闹了，你告谁去？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说不清，反正是一群酒贼。”父亲挥了挥手。
然而，周总理来了电话，关心地问父亲：“世友同志，听说你的家被抄了，严重吗？”
“可惜我的那些酒喽，”父亲伤心地说：“总理呀，全被他们贪污了，一瓶也没给我留下。”
“哈哈哈，”周总理在电话那边开怀大笑“不要紧么，世友同志，我送你两瓶茅台酒。”
我们的家搬到了中山陵八号。
记得搬家后，我每次回家探亲都可以看到房间布置上的一些新变化。
第一次回家，刚进客厅便大吃一惊，以为走错地方误入了博物馆。客厅正中摆了一个其大无比的地瓜，我这辈子再没见过那么大的地瓜，据说有几百斤重。其他各种农产品标本，铁矿、煤矿，各种金属标本摆满一屋。
原来，父亲担任了省革委会主任，管工农业生产，所以家里有了这种新变化。
父亲正与一位将军谈话，神采飞扬，兴致勃勃。我立时感到，工作和事业使父亲变得年轻了。父亲见到我只是随意招呼一下，又继续他的谈话。
他跷起来二郎腿，右脚上下颠动。我便看到鞋底处有杯口大的一块白。定睛细瞧，天哪，是露出的袜底。
父亲只有这一双皮凉鞋，是母亲先斩后奏替他买的，强迫他在公开场合穿。可是磨了这么大个洞，竟没人发现。真不知此前已出过几次洋相了。
我的小妹田小兵来拉我叙姐妹情，我悄悄说：“小兵，你看爸的脚，露袜子了，你快告诉他，别跷二郎腿了。”
小兵望一望，卟哧笑了。轻轻绕到父亲身后，耳语几句。父亲放下腿，哈哈笑得很开心。
“怎么了？”客人莫名其妙。
“没什么。”父亲做个手势请客人起身“娃娃叫我给你讲讲这些丰收成果。咱们搞武的人也要懂生产才行。”
于是，父亲开始介绍地瓜、各种标本的产地和那里的生产形势，又请客人参观了一番他那“博物馆”里的全部展品。
客人走后，父亲对我们说：“我全省走了个遍，鞋底能不穿吗？形势很好哩！”
父亲两腮上的垂肉已经消退，重新变得紧绷结实。他高兴时，眼里又闪出那种我所熟悉的落拓不羁的波光：“八月里来桂花香，红军游击到我乡，孝感花园打一杖，小郎哥呀！缴获枪支无其数，还有八挺机关枪”他得意洋洋哼着歌，取下心爱的枪，吆喝着“走，桑园，打几只鸡兔欢迎你！”
那天饭后，父亲给警卫人员讲课，秘书一定要我去听听。我去了，父亲正在讲昆明军区司令员谭甫仁被刺杀的事，用指头指点着警卫人员问：“你们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样？是不是也要吓得逃命呀？”警卫人员都暴雷一般回答：“我们不会逃！”父亲说：“不要光嘴上说得好听，闹不好到时候也许还要我这个司令员会保护你们呢。”父亲稍停片刻，又说：“不过，要对付我也没那么容易，不信你们试试，你们出去，看能不能一下子找到我？去，都出去。”
我们迷惘、疑惑，又好奇。纷纷退出门。不待站稳，屋里响起一声：“来吧，找我看！”
我们又都拥进屋，咦？屋里空荡荡！大家迅速查看了门后、床下、沙发后，都没见人。小小的屋子，都藏哪儿去呢？
“哈哈！”一声笑，父亲喘息着说：“不那么容易吧！”
我们同时蹲下身，才看清父亲是在桌子下，身体紧贴桌子底层，张开四肢悬在上面。匆忙中还真不易发现呢！
“这就是练过功的好处！”父亲钻出桌子，脸憋得通红，却笑得心满意足。
第二次回家探亲，一上楼便见厅里一幅裱好的书法杰作挂在正面墙上。那是一首诗：
赠君一法决狐疑，
不用钻龟与祝著。
试玉要烧三日满，
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是白居易的一首诗，毛主席亲自推荐给我的。”父亲很自豪地一拐厚嘴唇，颧骨上便出现了我所熟悉的黑油油颇富光彩的疙瘩肉。他抬臂指点诗句：“据说桦树还是杨树，须长七年以后才能看出来。玉要烧三天才能辨真假，人比这些东西更要复杂多了哟！”父亲深深吸口气，双臂猛一沉，又吐出去。他哼两句刘三姐：“财主嚣，半夜举起杀人刀”他哼歌总是别有一番韵味，那是从胸腔里不拐弯地喷出的粗音，每次哼一个音，一个音便哼到底，中途不弯不拐，再哼第二个音。每个音都贯穿首尾，由许多不变的音组成变化的整体旋律。我们时常跟父亲逗趣：“爸爸唱不出圆，只能唱出多边形。”
其实，多边形若有无数个边，就成了圆。父亲是直性子，没有那无数“边”所以不成圆。
他盯住我睁大眼，微颤着头说：“林彪这个人当初多谦虚呀？拿着个小红本本啧啧啧！”说着，他背手在厅里蹁步，不时独个儿地摇摇头，兀自感慨不已。
渐渐我得知，当中央九届二中全会在迷雾环绕的庐山之上召开时，林彪的一伙人吵吵嚷嚷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决心反击，便召集一批人在他住处开会。毛泽东将他扭转乾坤的大手覆在父亲操枪舞刀的手上，深动感情地说：“你摸摸，我手是凉的，脚也是凉的。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选我做国家主席。”
我的忠心耿耿的父亲，回来便四处做工作，大会小会上舞动大刀一样挥着那只沉重的手臂：“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违背他老人家的意愿，又不利于党的事业，是完全错误的。有人坚持设主席，那是另有阴谋，我们要将其戳穿！”
父亲的忠心，毛泽东是深信不疑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曾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父亲应声道：“我就起兵造反！”1973年底毛泽东接见各大军区负责人时，毛泽东望着问：“世友，世友在哪里？”父亲立正报告：“我在这里。”毛泽东招手：“你过来，坐前边来。”父亲从后排坐到前排。毛泽东说：“汉朝有个周勃，是苏北沛县人，他厚重少文。汉书上有周勃传你们看么！”
父亲不曾读过周勃传。会后他叫秘书找来这本书，读过之后暗暗吃惊。
林彪在阴谋败露、仓惶出逃、自我爆炸之后，父亲迅速动手收拾了他在华东的几个死党。现在毛主席又提出防止有人篡党夺权，是说什么人呢？他读过汉书周勃传后，曾朦胧地给我们讲过：“周勃跟随刘邦平定天下，建立了汉朝，后来吕后的私党诸吕要篡汉夺权，周勃等人把诸吕消灭了”
正是由于此，父亲后来坚定地站到了粉碎“四人帮”的一边。听父亲讲，在党的十大召开时，张春桥曾怪声怪气对他说：“南京长江大桥通车典礼的纪录片，你的镜头很突出嘛。你是要在华东搞‘以我为核心’吧？”
“放你的狗屁！”父亲一拍桌子，粗鲁地骂开了。那时全党只有一个核心，张春桥这顶帽子扣上头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的厚重少文的父亲叫喊起来：“影片不是我拍的，我他妈看也没看过。我不要‘以我为核心’，你才要‘以我为核心’哩！”
张春桥做一副表情摆摆手，那意思是：算了算了，我犯不着认真跟你吵。
党的十大主席台上，父亲坐江青右边，张春桥坐江青左边。记者分段给主席团拍照，原来把父亲和江青拍在一张照片上。江青审查时叫道：“我不要和许世友在一起，这张不行！”以后就发表了她同张春桥并肩而坐的那一张。事后有人意味深长地对着报纸感慨：“江青是要文不要武哩！”
十大结束不久，便开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我的差点戴上“在华东搞以我为核心”帽子的父亲，被调到广州军区工作。
“厚重少文，这是你父亲不曾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发表见解。
“他一定是这样认为。”我点头赞同“不过，他对调去广州不会很高兴吧？”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许桑园教训式地指点我，然后说：“当然，也有不习惯之处”
“广州乱，资产阶级东西多。”父亲告诫我们的神情，就像小时候给我们讲狼狐鬼怪的故事一样“你们不许上街乱逛乱买东西，问了就跟我出去打猎！”
打过预防针，父亲才带我们来到广州。广州当时最高级的宾馆叫东方宾馆，他一次没进过。叫他去住他就骂娘。广州的名莱是“龙虎斗”他一次没吃过。请他吃一次他还是骂娘。便再没有人敢献这份殷勤。
父亲的廉洁俭朴在广州是留了好名。父亲曾问：“桑园，你看我脸凶吗？”我说：“不凶。”父亲说：“可是有人说我脸凶。”我说：“那就多笑笑嘛。”父亲把眼一瞪，做个“凶相”说：“笑？嘿嘿，不笑他还想违法乱纪哩，一笑不是更要投其所好吗？共产党的官有时候就得脸凶，凶得他心惊肉跳，老鼠见了猫一样，不敢偷油水，不敢向你买好。”
我理解父亲。在南京时，一位副市长要给父亲送匾，为父亲祝寿。他拿了尺子来客厅量尺寸，碰上父亲一张凶脸，那次真的是骂得粗鲁，凶得吓人，此后再也没人敢提祝寿的事了。
但也有不理解父亲的时候。我结婚时，母亲为我备置了两床丝棉被。父亲烦躁地皱起眉头说：“花那么多钱干什么？搞资产阶级的一套！”
我不平地反驳：“两床被子算什么？还不如你一礼拜的酒钱呢！”
父亲一怔，吮了吮唇。他的工资差不多全买酒了，没什么积蓄。他不再说我的丝棉被，摇了摇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我听：“我和你妈那时候就两床军被，一样养了你们六个崽儿。你们还谈什么恋爱，叽叽咕咕！我们那时是组织介绍，见面五分钟，互相问问对方情况，愿意不愿意？都愿意，那就结婚。五分钟结婚，痛快干脆，像你们叽叽咕咕玩半天虚呢”
我也听得目瞪口呆。
我生了两个女儿，很受父亲宠爱。便想借机沾点光：“爸，是不是一个月给我三十元补助？我给你养了两个外孙女嘛。”
“你不要想好事。”父亲不悦地瞪我一眼：“算算你们工资，完全养得起。怎么总想搞剥削呢？以后不要跟我说这种话，我不想听！”
父亲身边只剩了援朝一个儿子在家，可也被他赶出了门：“你们都大了，自力更生，自己过日子去吧！”
我们只能在休假时看望父亲。他独自按照自己的习惯生活。他仍然嗜酒，肝区常常作痛，他便系紧腰带。他仍坚持打猎，常常哀叹广州没什么东西好打，只能打到大田鼠。他不屑吃鼠类，打了便送给老百姓。广东人爱吃鼠，得到父亲给的大田鼠，便高兴得过年一般。
父亲的餐桌上，越来越难得出现一盘野味。
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结束后，我去广州看望父亲。保健医生说，他指挥作战，由于疲劳，身体浮肿，血压高，正在休息。
我见到父亲时，他虽然面部浮肿，但还是精神抖擞，嗓音洪亮，眼睛熠熠放光。显然，能够在晚年继续为国尽力疆场，对他来说是生平一大幸事。
“妈了个x的，我在广州只能打老鼠，到了南宁还是打老鼠。”父亲揎臂捋袖，意气轩昂，讲话时表情像说书人一样生动：“越南人面对面打不过我们，就钻地道，把毛主席的地道战学去了。妈了个x的，地道战是毛主席的专利，打地道战我是他们的祖宗，抓老鼠我是一抓一窝啊。”父亲伸出一手做掏摸动作，接着脑袋向后一仰，哈哈大笑。
父亲滔滔不绝，讲孙子兵法，讲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也谈到克劳塞维茨、杜黑和吉德里安等等我闻所未闻的军事家的军事理论。我的厚重少文的父亲，在他的晚年，很是注重读一些书。读了不少军事理论著作，也读一些科技文艺书籍。因为毛主席在1973年底曾和父亲谈过一次话。毛主席问：“世友同志，你看过红楼梦没有？”父亲说：“看了。”毛主席说：“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要坚持着五遍。”父亲接受军令一样回答：“坚持照办。”
从此，红楼梦便常跟随父亲，外出也不离。
父亲还读了哥白尼的天体论和布鲁诺的论无限性、宇宙和各个世界。其中文合印本还是毛主席亲手交给父亲，请父亲阅后转给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
和父亲交谈中，我惊讶地发现：“哎呀，爸爸，你怎么像个文官了？想当儒将啊？你还做起诗来了！”
父亲是在做诗，而且还练字。他的诗确实文如其人：“戎马倥偬精神爽，战斗一生谈笑间”档次似在顺口溜和律诗之间。
“主席曾劝我搞点文，文武结合。”父亲脸上显出追忆往事的庄严。每当他回忆起毛主席，总会出现肃然之情。“主席说，你们只讲武，爱打仗，还要讲点文才行啊！文官务武，武官务文，文武官员都要读点文学。”
父亲讲这些话时，目光仰视着空中的某一点，似乎毛主席正在那里望着他。他的眼圈忽然红了，默立很久很久。他虽在养病，仍是穿着军装，帽子也戴着不曾脱下。他就像士兵一样军容整肃地立正于想象中的毛主席面前。他的一生是在毛泽东指挥下东征西讨、杀伐过来的，他对那位战无不胜的统帅的敬仰、热爱和崇拜之情，我们这一代人是很难全部了解和体会到的。
我心里莫名地泛起一阵酸楚，我以为，喜欢回忆往事也是一种衰老的表现。
“唉。”父亲叹息一声，眨眨湿润的眼睛。强打起精神说：“来，桑园，跟我杀一盘！”
军棋摆在茶几上。父亲运动棋子时，仍然痛快干脆，落地有声。可是，他的话却不像他走棋那么威风凛凛：“还能不能再打一仗哦让我再打—”他举起棋子，眼神忽然黯淡下来，出了一阵儿神，稀里糊涂将棋子装进兜里，长叹一声：“唉，也许只能写写回忆录了”
我喊道：“爸爸，你要输了，你怎么把司令揣兜了？”
父亲怔了怔，茫然掏兜，掏出那个“司令”放在鼻子前边望着望着，忽然露出一种沮丧的苦笑
父亲终于离开了他的大军区司令员的岗位。
上级请父亲去北京，住玉泉山。他不愿住北京，仍住南京。仍是整月整年地在外奔驰。他不要小轿车，只要一辆北京吉普。视察部队，观看军事演习，教练战士打拳刺杀。他尤其迷恋大别山，穿一双草鞋走遍那里的山山水水，身边始终不离一杆枪。
他越老越胖，腰带却系越紧。长期饮酒使他的肝硬化，肝区疼痛得厉害。然而他离不开酒。在三一医院住院，医生不许他喝酒，结果他连饭也不吃了。他是吃不进去。医生只好允许他一次喝一杯。有一杯酒他就能吃饭。
他总喜欢到军营里去，只有到了军营，他才会出现青春的活力，脸上放出片刻恢复青春的光泽。可是他忽然不去了。因为他没有了军装。当旧式军装和新式军装混穿的阶段结束后，他彻底病倒了。
1985年9月中旬，父亲病重，我带了孩子赶回南京看望父亲。
我穿便衣来到父亲房间。病床上的父亲，仍是一身没有领章的旧军装，没了帽徽的旧军帽。他眼泡浮肿，泪囊肿胀，两腮垂肉松弛。我的粗犷剽悍的父亲，年龄和岁月竟将他折磨成这副惨样儿！我的大女儿冬宁在病床前立正，高声向姥爷问好，祝愿他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可是他毫无反应。他的目光从他的外孙女身上扫过，仿佛扫过一片空旷无人的荒野
我的曾经叱咤风云、八面威风的父亲，他本是最喜欢冬宁的呀！我的心泛酸，赶紧扭开脸。
我哭了。
父亲肝硬化后期，转为癌。两腿已不能走路，血氨高，缺钾，电解质紊乱，轻度肝昏迷。每天往静脉里推注葡萄糖和人体球蛋白，靠打针维持生命。
母亲整天守在父亲身边，用匙子刮苹果喂他。一点一点，像喂婴儿一样。父亲吃得比婴儿还费力，剧烈的呕吐使他难将食物咽下肚。
华山想喂父亲吃点素菜豆腐，父亲仍是一吃就吐。不但肝区疼，而且全身搔痒。那是血氨刺激皮肤的缘故。大姐许丽便帮父亲抹风油精解痒。
医生说，如果父亲肯住进医院，接受手术，是可以延长生命的。可是父亲一条也不答应。
父亲昏迷时，我对医生说：“送医院吧，趁他昏迷。”
“不行。”医生摇头“他醒过来会发脾气，大家都完蛋。”
“那就输液！”
“他醒来会拔掉针管。”
父亲清醒过来，我附耳劝他：“爸，到医院动手术吧，哪怕输输液也好啊！”“我，我起来。”父亲艰难地说。我扶他坐在沙发上，他沉重而软弱的身体坐稳时，他喘，我也喘。
“桑园，我的时间不久了。动手术、输液，就，就不能动弹了。”父亲在嗓子眼里喃喃，虚弱又坚定：“我受不了，我要动，我要动一动，不动不行，不动受不了”
他软软地抬起臂，手指并扰着扇动一下：“来、来帮我一下，我要出去，见，见见阳光”
父亲一生酷爱大自然。直到停止呼吸，只要头脑清醒便不安于门在屋子里，坚持要去户外，坚持和阳光、清风、白云、花草、树木在一起，和大自然在一起。
我和援朝、华山，把父亲抬出户外。他眯细了眼，将脸缓缓仰起，朝向太阳，静止不动了。他的躯体轻轻起伏，脸上悄悄流出一丝惬意的浅笑凝固了。
我伤心地皱着眉头问医生：“他时间不久了，不能想办法再让他站起来一次吗？”
医生犹豫片刻，说：“除非给他一杯酒。”
我便不再言语。父亲是肝癌，再给一杯酒？
那是父亲去世前的一天。天高云淡，阳光明媚，空气鲜得醉人。
父亲显得格外的清醒和精神。华山便想喂父亲吃下一点饭。可是，饭一入口，精神的父亲又狼狈了，呕吐不止。
我忽然动了灵机，将酒杯用茅台酒润湿，然后递给父亲。父亲接过那洋溢着酒香的空酒杯，眼睛刹那间闪出了光芒，呕吐立刻停止，洒杯抖抖地举在鼻孔前吸吮着。我正感到一丝欢乐，更加惊人的事情突然发生了：我的卧床已久的父亲忽然挪动身体，两腿奇迹般地移下床，试探着要站起来！
“爸爸！”我惊喜地叫着，扑上去扶住他。工作人贝和我的弟弟妹妹也都上前帮忙。于是，我的父亲又像小山一样站立起来了！
“我感觉可以。不要，不要你们。”父亲移动脚步，向卫生间走。我们不放心地上前搀扶，却听出他的声音带了烦躁：“不要2我自己上厕所。”
父亲几十年确立的权威，尽管到了他如此衰弱的时刻，仍然没有一个人敢斗胆违拗。我们都不安而又乖乖地松了手。
父亲缓缓地缓缓地走进卫生间；缓缓地缓缓地关住门；撞锁停滞了三秒，终于跳出“咯嗒”一声响。
我们守候在门口，疑惑不安地看着表：一秒、二秒一分。二分
不安和焦虑起来越沉重地压在我们心上。我们挨掌，我们踱步。我们嘀咕。已经一刻钟了，工作人员终于叫起来：“不行，要出事！”
我开始敲门，越敲越重，始终听不到回音。工作人员接过母亲递来的钥匙，打开门冲了进去。
满屋的酒香！
父亲的酒橱打开了，可以看到那排列整齐的酒瓶子。父亲倒在地上，倒在醇香的酒液中。那开了盖的茅台酒瓶仍在父亲手中，歪倒着静静朝外流淌浆液。
“爸爸！”我呼喊着，同大家一道将父亲抬回床上。
父亲脸上仍然带着满意而刚强的笑，嘴唇翕动着，我凑向前去，终于听清了他的声音：“许世友，就是许世友。许世友能喝酒，一息尚存，就不能，变成不能喝酒的别的人。”
父亲性情刚烈，至死也没人敢动他那一橱酒！
第二天，他又显出格外的清醒。让我们把他抬出屋，抬上面包车。他要去梅花山行猎！
我们明白，他已不久于人世。一个人应该把他的终点与他的起点连接起来，我们不能拒绝他的要求。
汽车驶出中山门。秋凉气寒，四野空旷。随着汽车的颠簸，父亲开始呕吐，身体抽搐着憋红了脸颈。医护人员都在皱眉，小心翼翼劝他回去。
“不，不，往前，往前开我行。”
忽然，他忍住了吐，憋得湿润的双眼陡地闪出亮光，车窗外是钟山！
父亲嘴角哆嗦，目光哆嗦，呼吸变粗，变得亢奋。
车厢里静极了，静极了。于是，我们听到了父亲用心脏击节诵出的诗声：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主席、主席、主席的诗！”
父亲连呼三声主席，将头依在了车窗玻璃上，只剩颤抖的呼吸声。
父亲对毛主席感情极深，就连他现在的名字也是毛主席给取的，他原名许仕友，参军后，将做官的“仕”改为士兵的士。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对担任军长的父亲说：“你还是叫世友吧，你应该做世上所有劳苦大众的朋友。”就这样，父亲叫了许世友。
汽车轻轻地、轻轻地行驶，父亲又开始剧烈呕吐。他不肯回头，梅花山已经在望，他示意拉开车窗，用手捂住嘴，目光凝视着色彩斑斓的群山，似要寻找什么对他来说最可珍贵的纪念。
秋风萧瑟，寒意袭人，悲雁哀鸣，林寂山冷。父亲的两手哆嗦着摸索，摸索那只心爱的猎枪，想端起来。
手臂勉强抬高半尺，枪口不曾抬及车窗，又是一阵剧烈呕吐。
汽车速度似乎慢得不能再慢了，灵车一样悲壮地逼近大山。父亲吐过之后便大口大口喘息。慑于他那刚烈的性情、倔强的脾气，他不张口，没人敢替他拿枪。
喘息稍缓，他再次试图举枪。枪身一点一点向窗外伸去。突然，他震颤着，两臂像是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斩断了，猝然跌落下来，连同那只心爱的枪。
他脸色苍白，猛烈喘息，大汗淋漓，却依然犟着脖子不甘不休地瞪视窗外。
渐渐地，他眼圈变红、变湿，泛出一层水帘，水帘又凝聚成泪花，沿着眼眶转啊转。可以看出，他在咬牙坚持，竭力想让那泪花转回去。他失败了。他生平第一次彻底失败了。扑噜噜，两颗豆大的泪珠滚落下来，立时久蓄的泪水一泻而下
“爸爸——！”我呼喊，我痛哭，我的英雄一世的父亲啊，你的泪要比你的血更令我惊心动魄，更令我痛苦万分！
父亲终于到了最后的时刻。
我和嫂子、弟媳、表弟、表妹几个搞医的轮流值班。除了记录体温、脉搏、血压、呼吸之外，主要是帮他翻身。他翻身特别勤，工夫稍长便无法忍受。
他未能登上梅花山，只剩下翻身这一种运动。
检查报告很快送来：腹水中发现大量癌细胞，肾功能已经衰竭。
我本被安排白天休息，夜里值班。可是，下午忽然来叫我，我心里咯噎一下，明白父亲不行了。
赶到父亲床前，他正大口大口喘气，胸膛剧烈起伏。嘴唇抽搐，似乎不甘心，似乎有无法按捺的欲望要表达。我扑上去：“爸爸！爸爸！”他在说什么？我俯下身侧耳细听：
“翻、翻、让我再翻一次身！”
我用自己颤栗的心听到父亲最后一个请求。我托住他沉重的身躯，那身躯痉挛着正变僵硬。我颤抖着，瘦小的手臂在这座山面前显得多么软弱无力啊！
然而，我鲜明地感受到另一股巨大的力量。没错，那力量正来自父亲渐渐僵硬下来的身体。他的膀子一晃，仿佛恢复了当年在少林寺练就的千斤神力，带动那冷却下来的僵硬的身体一转，实现了生命的最后一次运动。
父亲停止呼吸，松弛安静下来。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这是1985年10月22日16时57分。他身后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钱财，只留下半橱酒，五只枪，四双草鞋和两把刀。其中一只小口径步枪，送给了我的女儿他的外孙女冬宁。
父亲的墓前摆了一杆枪。
一瓶醇香的茅台酒浇奠在父亲安息的土地上，浇在那只弹无虚发的步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