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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官进爵,人生一大快乐;和唐太宗同朝共事,更是封建臣子们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是,当岑文本被唐太宗任命为中书令后,却面露忧色。母问其故,文本答:“非勋非旧,滥荷宠荣,位高责重,所以忧惧。”亲朋好友前来道贺,他正色道:“今受吊,不受贺也。”
岑文本是清醒的。他为人处世的低调作风,加上对工作的尽职尽责,对职位的敬畏之心,让他在官场上风调雨顺,得以善终。和他一同被任命为侍中的刘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贞观十九年,远征高丽归来的太宗,听信谗言,在没有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草率地把刘洎给杀了。既酿成刘洎一生的悲剧,也成为唐太宗光彩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污点。
刘洎因何获罪?资治通鉴中提到,太宗远征高丽期间染病,刘洎听到这个消息后,忧心忡忡,曾和同事说了八个字:“疾势如此,圣躬可忧!”到底太宗病到什么程度,史书上并无记载。但不管如何,刘洎的话应该说是其忧国忧君的体现。但是,这句话被进谗者传到太宗耳朵里却完全变了味:“刘洎言国家事不足忧,但当辅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定矣。”太宗听到这些,龙颜震怒,二话不说,即刻下诏:“刘洎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赐自尽。”
无疑,这是一桩天大的冤案。从资治通鉴记载来看,进谗者完全改变了刘洎的意思,居心叵测,纯属污陷。司马光在记述这件事时也用了一个“谮”字,以表明史家的看法。
那么,是太宗草菅人命吗?当然不能这么说。太宗时期,每处决一个重囚,尚且要“三覆五奏,进素食,止音乐”以显示对人命的重视。更何况,刘洎身居相位,朝廷重臣,要杀这样一个人,太宗不可能不重视。
是太宗循私枉法吗?也不能这么说。有一次,太宗姐姐的儿子犯法,姐姐当着太宗的面“以首击地”为儿子求情;太宗流着泪对姐姐说:“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此负姊。”宁负姐姐,不负法律,在家天下的环境下,太宗的法制观念应该是可圈可点的了。
是太宗对刘洎其人缺乏了解吗?也不是。一次公开场合,太宗点评手下几位重量级名臣,刘洎位列其中。这已经能够看出刘洎在太宗心目中的地位。在谈到刘洎时,太宗说了句话:“性最坚贞。”这个评价应该是十分恰当的。太宗是一位乐于纳谏、善于纳谏、启人进谏的人,也是一个从善如流的人。有一次,太宗对大臣说:“人臣顺旨者多,犯颜者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作为太宗姻亲的重臣长孙无忌拍马屁说:“陛下无失。”而时任谏官的散骑赏侍刘洎却忠于职守,面谏太宗:“近来有人上书不合您的意思,您就当面诘责,让人惭愧而退,恐怕不宜于广开言路。”正因太宗深知刘洎的能力和忠心,远征高丽时,才放心地把辅佐太子监国的重任交给刘洎。
是谁污陷了刘洎?高宗时,刘洎之子为父亲鸣冤,称其父是被褚遂良所谮而死。褚遂良和长孙无忌一起,是太宗临死前两位顾命大臣之一。刘洎是不是他所谮而死,他又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是本文的重点,暂且不表。值得注意的是,进谗者在接班人问题上大造舆论,是十分了解太宗心病的。实际上,这一招的效果也非常明显。太宗完全没有经过深入调查,更没有经过“三覆五奏”就下达了死刑令。
一个朝代能否长盛不衰,除了要求每一位皇帝要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外,接班人问题也是非常关键的。只有权力平稳过渡,才能实现政权的长治久安。长期的封建王朝,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传子不传女,立长不立幼。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受皇帝个人好恶的支配。历史上,有立长者,月立幼者,有立弟者,有立侄者。唐中宗时,其女安乐公主居然要求其父立其为皇太女。确立接班人成为宫庭斗争的重要方面,也是政权不稳的重要因素。历史上,许多朝代改弦更张,都是因为在接班人安排上出了问题,或者重臣专权,或者外戚宦官当政,甚至另起炉灶。太宗本人就是在玄武门之变后奠定太子的地位,并进而登上皇帝宝座的。正因为如此,在太子人选上,太宗可以说是绞尽脑汁,费尽心思。立了废,废了立,摇摆不定。有一次,竟然引刀自刺,亏得有侍从保护。尽管这一刀不乏做秀的成分,但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却可见一斑。更何况,远征高丽又正值他生命的暮年,身体又不好,对这一问题就更加敏感。进谗者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太宗在这个问题上失去理智,也就不难理解了。
由此可见,无论古今中外,一个健全的用人制度非常关键。随意打破原则,不按规矩办事,就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和悲剧的发生。
加官进爵,人生一大快乐;和唐太宗同朝共事,更是封建臣子们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是,当岑文本被唐太宗任命为中书令后,却面露忧色。母问其故,文本答:“非勋非旧,滥荷宠荣,位高责重,所以忧惧。”亲朋好友前来道贺,他正色道:“今受吊,不受贺也。”
岑文本是清醒的。他为人处世的低调作风,加上对工作的尽职尽责,对职位的敬畏之心,让他在官场上风调雨顺,得以善终。和他一同被任命为侍中的刘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贞观十九年,远征高丽归来的太宗,听信谗言,在没有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草率地把刘洎给杀了。既酿成刘洎一生的悲剧,也成为唐太宗光彩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污点。
刘洎因何获罪?资治通鉴中提到,太宗远征高丽期间染病,刘洎听到这个消息后,忧心忡忡,曾和同事说了八个字:“疾势如此,圣躬可忧!”到底太宗病到什么程度,史书上并无记载。但不管如何,刘洎的话应该说是其忧国忧君的体现。但是,这句话被进谗者传到太宗耳朵里却完全变了味:“刘洎言国家事不足忧,但当辅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定矣。”太宗听到这些,龙颜震怒,二话不说,即刻下诏:“刘洎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赐自尽。”
无疑,这是一桩天大的冤案。从资治通鉴记载来看,进谗者完全改变了刘洎的意思,居心叵测,纯属污陷。司马光在记述这件事时也用了一个“谮”字,以表明史家的看法。
那么,是太宗草菅人命吗?当然不能这么说。太宗时期,每处决一个重囚,尚且要“三覆五奏,进素食,止音乐”以显示对人命的重视。更何况,刘洎身居相位,朝廷重臣,要杀这样一个人,太宗不可能不重视。
是太宗循私枉法吗?也不能这么说。有一次,太宗姐姐的儿子犯法,姐姐当着太宗的面“以首击地”为儿子求情;太宗流着泪对姐姐说:“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此负姊。”宁负姐姐,不负法律,在家天下的环境下,太宗的法制观念应该是可圈可点的了。
是太宗对刘洎其人缺乏了解吗?也不是。一次公开场合,太宗点评手下几位重量级名臣,刘洎位列其中。这已经能够看出刘洎在太宗心目中的地位。在谈到刘洎时,太宗说了句话:“性最坚贞。”这个评价应该是十分恰当的。太宗是一位乐于纳谏、善于纳谏、启人进谏的人,也是一个从善如流的人。有一次,太宗对大臣说:“人臣顺旨者多,犯颜者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作为太宗姻亲的重臣长孙无忌拍马屁说:“陛下无失。”而时任谏官的散骑赏侍刘洎却忠于职守,面谏太宗:“近来有人上书不合您的意思,您就当面诘责,让人惭愧而退,恐怕不宜于广开言路。”正因太宗深知刘洎的能力和忠心,远征高丽时,才放心地把辅佐太子监国的重任交给刘洎。
是谁污陷了刘洎?高宗时,刘洎之子为父亲鸣冤,称其父是被褚遂良所谮而死。褚遂良和长孙无忌一起,是太宗临死前两位顾命大臣之一。刘洎是不是他所谮而死,他又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是本文的重点,暂且不表。值得注意的是,进谗者在接班人问题上大造舆论,是十分了解太宗心病的。实际上,这一招的效果也非常明显。太宗完全没有经过深入调查,更没有经过“三覆五奏”就下达了死刑令。
一个朝代能否长盛不衰,除了要求每一位皇帝要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外,接班人问题也是非常关键的。只有权力平稳过渡,才能实现政权的长治久安。长期的封建王朝,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传子不传女,立长不立幼。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受皇帝个人好恶的支配。历史上,有立长者,月立幼者,有立弟者,有立侄者。唐中宗时,其女安乐公主居然要求其父立其为皇太女。确立接班人成为宫庭斗争的重要方面,也是政权不稳的重要因素。历史上,许多朝代改弦更张,都是因为在接班人安排上出了问题,或者重臣专权,或者外戚宦官当政,甚至另起炉灶。太宗本人就是在玄武门之变后奠定太子的地位,并进而登上皇帝宝座的。正因为如此,在太子人选上,太宗可以说是绞尽脑汁,费尽心思。立了废,废了立,摇摆不定。有一次,竟然引刀自刺,亏得有侍从保护。尽管这一刀不乏做秀的成分,但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却可见一斑。更何况,远征高丽又正值他生命的暮年,身体又不好,对这一问题就更加敏感。进谗者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太宗在这个问题上失去理智,也就不难理解了。
由此可见,无论古今中外,一个健全的用人制度非常关键。随意打破原则,不按规矩办事,就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和悲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