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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境界的高低,和人的胸怀有关。胸怀宽广的人,其人生境界就高;胸怀狭隘的人,其人生境界必低。
我的老乡、知名作家戴厚英女士,生前就曾遇到过一件非常令她感慨的事。她评副教授时,所有硬件都齐了,就是批不下来。根据程序,需要有人给写个评价材料。但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人写。据说原因是,戴厚英性格外向,说话有锋芒,得罪过一些人,包括一些领导。由于怕得罪她的对立面,所以没有人敢站出来为她作主。这时,她的老师钱谷融教授挺身而出,不仅给她写了所需材料,而且给了她很高的评价,让戴厚英很是感动。
戴厚英之所以感动,不仅是她的老师为她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更在于她为其老师的胸怀所折服。
在文革期间,戴厚英和钱谷融教授同在复旦大学任教。那时,钱谷融教授因为信奉人道主义而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造反派从各校抽人组成大批判组,对他们这些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复旦大学抽的就是当时有“小钢炮”之称的戴厚英。那时头脑简单的戴厚英出于对革命的热情,对乃师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可想而知,这些来自自己学生的批评,一定会象刀子一样,伤害老师的心。
然而,钱教授不仅没有嫉恨,而且对戴厚英寄于了无限的爱心,给她写了热情洋溢的推荐材料,怎能不让戴厚英激动呢!当然,这时的戴厚英也早已和老师走到一起,从反人道主义皈依了人道主义。她写出的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人呵人、诗人之死等优秀作品,充满人道主义情感,用实践捍卫了乃师的理论,也报答了老师的一片深情。
从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坦荡书生的宽广胸怀。文革期间,汪先生曾多次受到批判。开了多次会后,参加会议的同志实在没有多少话可说了,不得不没话找话,以显示自己的立场。他在散文随遇而安里这样说:我觉得,开批判会对被批判者是过关,对批判者也是过关。他们也并不好受。因此,我当时就对他们没有怨恨,甚至同情。作为一个被批判者,汪曾祺不是为自己的遭遇不平,却出乎意料地同情那些参加会议的人。这种惊人的化解,这种近乎宗教般的宽容,体现了一个书生的博大胸怀,也是汪曾祺能够进入著名作家行列的必备条件。
没有博大的胸怀,就不会有很高的境界,而没有很高的境界,就不会写出经典作品。
做人,永远是第一位的。
生存境界的高低,和人的胸怀有关。胸怀宽广的人,其人生境界就高;胸怀狭隘的人,其人生境界必低。
我的老乡、知名作家戴厚英女士,生前就曾遇到过一件非常令她感慨的事。她评副教授时,所有硬件都齐了,就是批不下来。根据程序,需要有人给写个评价材料。但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人写。据说原因是,戴厚英性格外向,说话有锋芒,得罪过一些人,包括一些领导。由于怕得罪她的对立面,所以没有人敢站出来为她作主。这时,她的老师钱谷融教授挺身而出,不仅给她写了所需材料,而且给了她很高的评价,让戴厚英很是感动。
戴厚英之所以感动,不仅是她的老师为她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更在于她为其老师的胸怀所折服。
在文革期间,戴厚英和钱谷融教授同在复旦大学任教。那时,钱谷融教授因为信奉人道主义而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造反派从各校抽人组成大批判组,对他们这些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复旦大学抽的就是当时有“小钢炮”之称的戴厚英。那时头脑简单的戴厚英出于对革命的热情,对乃师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可想而知,这些来自自己学生的批评,一定会象刀子一样,伤害老师的心。
然而,钱教授不仅没有嫉恨,而且对戴厚英寄于了无限的爱心,给她写了热情洋溢的推荐材料,怎能不让戴厚英激动呢!当然,这时的戴厚英也早已和老师走到一起,从反人道主义皈依了人道主义。她写出的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人呵人、诗人之死等优秀作品,充满人道主义情感,用实践捍卫了乃师的理论,也报答了老师的一片深情。
从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坦荡书生的宽广胸怀。文革期间,汪先生曾多次受到批判。开了多次会后,参加会议的同志实在没有多少话可说了,不得不没话找话,以显示自己的立场。他在散文随遇而安里这样说:我觉得,开批判会对被批判者是过关,对批判者也是过关。他们也并不好受。因此,我当时就对他们没有怨恨,甚至同情。作为一个被批判者,汪曾祺不是为自己的遭遇不平,却出乎意料地同情那些参加会议的人。这种惊人的化解,这种近乎宗教般的宽容,体现了一个书生的博大胸怀,也是汪曾祺能够进入著名作家行列的必备条件。
没有博大的胸怀,就不会有很高的境界,而没有很高的境界,就不会写出经典作品。
做人,永远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