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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她就在那时把自己的头发也哭得大半白了。
我妹妹的婚事提前摆到议事日程，而且为了填被家庭成员，母亲执意要挑一个上门女婿。这些，都按她的意思办妥。本以为，母亲会忘记了失子的打击。但好景不长，她又亲情难抑，照例涕泣涟涟。我甚至开始无法理解母亲的心理。
一个晚上，家里打来电话，说我母亲也寻死喝了农药。听到这个消息，我浑身寒冷，我想我这个家到底是怎么了。我火速赶到医院，母亲已经灌了药洗了肠，躺在床上说着昏话，想去见我的弟弟。
我们开始检查母亲此前的举动，怕她一糊涂第二次生出轻生的念头。后来知道，原来母亲在我弟弟走后，早就有一死了之的准备。她一次次地到医院，凑够了整整一瓶可以让她一吃下去就醒不过来的药。于是挑一个家里人都不在的时候，把整瓶药都倒进了嘴里。幸亏被人看到她临死前的惨状，又幸亏被速速送到了医院，死亡之神才懒得收留她，否则，母亲就成了我弟弟的殉葬品。
那一天在医院里，我恨恨地骂了我的母亲。我说的意思是，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有寻死的傻见。我说你还有个没结婚的儿子，你得为活着的儿子着想。我把话说得很苍白，然后母亲把我的话全听进去了。
人世间有许多事情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比如我家曾经接踵而至的一个个厄运，比如我后来总算凭自己的努力进了母亲想象不出的城市。母亲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
果真，在告别了昏天黑地的日子后，我母亲开始密切地关注起我，把她的感情倾注到了我身上。尽管此后我妹妹又上演了一出悔婚的大事，把她整个婚姻推倒重来，但我母亲好像再没有哭过。
那年我从机关下派到乡镇任职，母亲打电话来，语气急急地，劈头盖及问我：“你犯什么事了？”我说：“我犯什么事？你儿子这次调动是很正常的，应该算是升官了吧。”母亲说：“村里人说你去任镇长一定是犯错误了。”我不想跟她解释官场上的那一套，因为有许多事情并不是我母亲这样的人能理解的，她们也并不需要这方面的理解。但那天母亲在电话里却絮絮叨叨地说了一番话，让我两眼湿湿的，心里涌起一阵感动，她说：“我最近看电视，看到一个当官的因为贪污而坐了牢，我越看越怕，我劝你当官了千万别像他那样贪污受贿，我们不要人家的钱，我们不稀罕人家的钱，如果你要贪污，我们宁肯不做这个官，你一定要记着我的话。”这样的话出自一个平凡母亲的口，怎么说来都不失高尚的风格。此后的日子里，有些人为办事情竟拐弯抹角地到了我老家，我母亲做着一件件令我心慰的事情，就是，她总是按照我的意思把不该收的香烟老酒如数退给人家，也不怕跟人家面子上过不去。
当我从乡镇很正常地调到一个部门任副局长时，社会给予我的舆论压力就像洪水猛兽一般龚来，远远跃出了我的想像空间，所谓的朋友对我视而不见，所谓的亲戚对我敬而远之，我在繁华的都市里打发冷眼和闲言。这次母亲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是哭哭涕涕的，她悲伤地问：“你倒是说说，你到底犯了什么错误，现在村里人说你什么的都有。”我只是淡淡地说：“不用为我担心，这是很正常的，嘴巴长在人家的身上，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你得相信你的儿子。”
为了免得人家无风起浪，我尽量不抛头露面，作为对痛苦的排遣，一段日子里，我长久地在电脑上敲打关于乡村与稻草为伍的那段日子，品味纯正年代的快乐。
清明节那天，我兴致勃勃地回老家。母亲看到我回家很高兴，像看着一个初生的婴儿，因为在此前的许多年里，清明节那天我都抽不开身回家。而我，却在那天，第一次仔仔细细地阅读了母亲的头发。母亲的头发已经整个的白了。我能理解母亲的头发是白的，但我怎么也想像不出母亲的头发竟会白得如此透彻，如此耀眼夺目。我的眼光在母亲的满头银丝面前，有点畏畏缩缩。
那天母亲说的另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她说：“自从你调动工作后，我的身体一直感觉不舒服。”我怎么也想像不到，对于我工作上调动的事，我自以为自己承受的压力已经够大了，想不到老家的母亲竟承受着比我更大的精神压力。母亲所谓的身体不适，别人无法理解，我却能深深体会。母亲对于失去一个儿子有过一时的痛不欲生；母亲对于没有孙子的事压根儿不放心上；但母亲对于我的一个平常的调动，却一直没有把心放下。母亲看上去，像刚从悬崖上跌落下来重新艰难爬起来的样子，心力憔悴而疲惫。
在母亲面前，我无需更多的话语，我留在家里的那短暂一刻里，总是任凭母亲自言自语的说些她烦心的事，听她说我的女儿，听她说我的工作，听她说村里人的势利，还听她说菜地里又种了什么什么，我只是呆在她的旁边，默默地做一个听众，然后在心里翻滚酸酸的痛苦。我不敢看母亲的头发，因为我始终怀疑母亲是不可能就这样变老。
母亲今年54岁，作为有一个36岁儿子的母亲来说，她是可以称为老人了，可在我眼睛里，她的满头白发与她的年龄怎么也般配不起来。岁月给予母亲的全都给予了，那就是年龄，日子给予母亲的也全都给予了，那就是艰难，那么那满头别的母亲所不具备的白发，又是谁给予的呢？
父亲离家给人家管理一个花木基地去了，剩下母亲独自一人守着我的老家，竟还辟里啪拉地摆弄两台老布机，织些油盐酱醋酒。我曾经多次提出这活挣不了钱，年纪又大，别干了。可母亲的回答总是很轻松，说闲着也闲着，想织的时候织，不想织的时候就停，解个闷也好吧。在过日子上，母亲有自己的主见。
这段时间里，我回老家的次数愈发地多起来，有时候冷不丁从电脑上爬下来，开着车就往老家冲。其实我回家也不呆多长时间，有时候竟半个小时，最长也就半天，也不留下来与母亲一起吃饭。我只是让母亲看看我，或者让我的眼睛习惯母亲的白发。
我现在能给予母亲的，也就是让她觉得她有一个常回家来的儿子，她儿子带着她的孙女，时不时地出现在她面前，她就高兴了，她就满足了，她就微笑了，她就幸福了。
母亲是没有企求的。
我企求，没有企求的我的母亲，健康长寿。
必她就在那时把自己的头发也哭得大半白了。
我妹妹的婚事提前摆到议事日程，而且为了填被家庭成员，母亲执意要挑一个上门女婿。这些，都按她的意思办妥。本以为，母亲会忘记了失子的打击。但好景不长，她又亲情难抑，照例涕泣涟涟。我甚至开始无法理解母亲的心理。
一个晚上，家里打来电话，说我母亲也寻死喝了农药。听到这个消息，我浑身寒冷，我想我这个家到底是怎么了。我火速赶到医院，母亲已经灌了药洗了肠，躺在床上说着昏话，想去见我的弟弟。
我们开始检查母亲此前的举动，怕她一糊涂第二次生出轻生的念头。后来知道，原来母亲在我弟弟走后，早就有一死了之的准备。她一次次地到医院，凑够了整整一瓶可以让她一吃下去就醒不过来的药。于是挑一个家里人都不在的时候，把整瓶药都倒进了嘴里。幸亏被人看到她临死前的惨状，又幸亏被速速送到了医院，死亡之神才懒得收留她，否则，母亲就成了我弟弟的殉葬品。
那一天在医院里，我恨恨地骂了我的母亲。我说的意思是，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有寻死的傻见。我说你还有个没结婚的儿子，你得为活着的儿子着想。我把话说得很苍白，然后母亲把我的话全听进去了。
人世间有许多事情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比如我家曾经接踵而至的一个个厄运，比如我后来总算凭自己的努力进了母亲想象不出的城市。母亲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
果真，在告别了昏天黑地的日子后，我母亲开始密切地关注起我，把她的感情倾注到了我身上。尽管此后我妹妹又上演了一出悔婚的大事，把她整个婚姻推倒重来，但我母亲好像再没有哭过。
那年我从机关下派到乡镇任职，母亲打电话来，语气急急地，劈头盖及问我：“你犯什么事了？”我说：“我犯什么事？你儿子这次调动是很正常的，应该算是升官了吧。”母亲说：“村里人说你去任镇长一定是犯错误了。”我不想跟她解释官场上的那一套，因为有许多事情并不是我母亲这样的人能理解的，她们也并不需要这方面的理解。但那天母亲在电话里却絮絮叨叨地说了一番话，让我两眼湿湿的，心里涌起一阵感动，她说：“我最近看电视，看到一个当官的因为贪污而坐了牢，我越看越怕，我劝你当官了千万别像他那样贪污受贿，我们不要人家的钱，我们不稀罕人家的钱，如果你要贪污，我们宁肯不做这个官，你一定要记着我的话。”这样的话出自一个平凡母亲的口，怎么说来都不失高尚的风格。此后的日子里，有些人为办事情竟拐弯抹角地到了我老家，我母亲做着一件件令我心慰的事情，就是，她总是按照我的意思把不该收的香烟老酒如数退给人家，也不怕跟人家面子上过不去。
当我从乡镇很正常地调到一个部门任副局长时，社会给予我的舆论压力就像洪水猛兽一般龚来，远远跃出了我的想像空间，所谓的朋友对我视而不见，所谓的亲戚对我敬而远之，我在繁华的都市里打发冷眼和闲言。这次母亲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是哭哭涕涕的，她悲伤地问：“你倒是说说，你到底犯了什么错误，现在村里人说你什么的都有。”我只是淡淡地说：“不用为我担心，这是很正常的，嘴巴长在人家的身上，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你得相信你的儿子。”
为了免得人家无风起浪，我尽量不抛头露面，作为对痛苦的排遣，一段日子里，我长久地在电脑上敲打关于乡村与稻草为伍的那段日子，品味纯正年代的快乐。
清明节那天，我兴致勃勃地回老家。母亲看到我回家很高兴，像看着一个初生的婴儿，因为在此前的许多年里，清明节那天我都抽不开身回家。而我，却在那天，第一次仔仔细细地阅读了母亲的头发。母亲的头发已经整个的白了。我能理解母亲的头发是白的，但我怎么也想像不出母亲的头发竟会白得如此透彻，如此耀眼夺目。我的眼光在母亲的满头银丝面前，有点畏畏缩缩。
那天母亲说的另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她说：“自从你调动工作后，我的身体一直感觉不舒服。”我怎么也想像不到，对于我工作上调动的事，我自以为自己承受的压力已经够大了，想不到老家的母亲竟承受着比我更大的精神压力。母亲所谓的身体不适，别人无法理解，我却能深深体会。母亲对于失去一个儿子有过一时的痛不欲生；母亲对于没有孙子的事压根儿不放心上；但母亲对于我的一个平常的调动，却一直没有把心放下。母亲看上去，像刚从悬崖上跌落下来重新艰难爬起来的样子，心力憔悴而疲惫。
在母亲面前，我无需更多的话语，我留在家里的那短暂一刻里，总是任凭母亲自言自语的说些她烦心的事，听她说我的女儿，听她说我的工作，听她说村里人的势利，还听她说菜地里又种了什么什么，我只是呆在她的旁边，默默地做一个听众，然后在心里翻滚酸酸的痛苦。我不敢看母亲的头发，因为我始终怀疑母亲是不可能就这样变老。
母亲今年54岁，作为有一个36岁儿子的母亲来说，她是可以称为老人了，可在我眼睛里，她的满头白发与她的年龄怎么也般配不起来。岁月给予母亲的全都给予了，那就是年龄，日子给予母亲的也全都给予了，那就是艰难，那么那满头别的母亲所不具备的白发，又是谁给予的呢？
父亲离家给人家管理一个花木基地去了，剩下母亲独自一人守着我的老家，竟还辟里啪拉地摆弄两台老布机，织些油盐酱醋酒。我曾经多次提出这活挣不了钱，年纪又大，别干了。可母亲的回答总是很轻松，说闲着也闲着，想织的时候织，不想织的时候就停，解个闷也好吧。在过日子上，母亲有自己的主见。
这段时间里，我回老家的次数愈发地多起来，有时候冷不丁从电脑上爬下来，开着车就往老家冲。其实我回家也不呆多长时间，有时候竟半个小时，最长也就半天，也不留下来与母亲一起吃饭。我只是让母亲看看我，或者让我的眼睛习惯母亲的白发。
我现在能给予母亲的，也就是让她觉得她有一个常回家来的儿子，她儿子带着她的孙女，时不时地出现在她面前，她就高兴了，她就满足了，她就微笑了，她就幸福了。
母亲是没有企求的。
我企求，没有企求的我的母亲，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