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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与2000年相比，2005年总人口中受过小学教育的比重从35.7%下降到31.2%，下降了4.5个百分点；受过初中和高中教育的比重从34.0%和11.1%上升到35.8%和13.4%，分别上升了1.8和2.3个百分点；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比重从3.6%上升到5.1%，上升了1.5个百分点。但从人口受教育程度的结构看，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口比重还很低，只占18.5%，特别是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口比重更低，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五、城镇人口比重不断提高。2005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43.0%，比.2%，提高了6.8个百分点。总数达到万人，比6万人多万人。年期间，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2061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13%。城镇人口比重的不断提高，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以及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不断持续转移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我国的城镇人口比重近几年提高较快，但从国际对比看，仍有一定差距。与世界平均水平的48%还相差5个百分点，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5%的水平。
六、人口老龄化加速。2005年底，我国65岁及65岁以上老龄人口超过1亿人，达到万人，比万人；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7%，比2000年的7.0%上升了0.7个百分点。实际上，在岁少儿人口比重已经下降到22.5%，65岁及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到7.1%，老少比为31.6%，年龄中位数为32.3岁。根据联合国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定义，即65岁以上老人比例大于7%的人口为老年型人口，4%-7%为中年型人口，低于4%的为年轻型人口，我国人口总体上已经*老年型人口了。
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21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的简单能力，7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中国在70年代初开始全面实施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政策。现在政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全国计划生育网络，其人口控制的措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发达国家在1955年之前基本上完成了生育率的转变。但是从发达国家生育率转变的历史考察，率先完成生育率转变的法国，粗出生率由30降至20用了77年，瑞士和瑞典都用了44年，比利时用了38年，美国（白人）、荷兰及英国分别用了32年、29年和27年，生育率转变非常快的日本也用了17年。而中国粗出生率由.92%降至.91%仅用了短短4年时间。这充分说明计划生育的人口控制政策在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据估计，从年，我国共计少生了3.8亿人。
根据联合国1990年的《世界人口监测》提供的划分方法，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在低生育率国家中，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低，城市化水平仅高于泰国，也处于低水平阶段。与60年代后期同中国生育率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是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1990年，虽然中国生育率水平比亚洲（3.3%）、拉丁美洲（3.5%）和非洲（6.1%）都低，但同欧洲（1.7%）和北美（2.01%）相比仍然较高。
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尽管总和生育率已降至2%的低水平（1992年），但每年人口仍净增近2000万，人口低生育率和高增长数量之间的矛盾，是中国这一人口大国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如此庞大的人口总量和人口增量，无疑给社会经济发展和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世界范围内人口控制的实践已使人们形成某种共识，即人口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发展问题。“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是我国制定人口与发展战略的基本方针，然而处理人口与发展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的现实方面是如何充分合理地开发和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源。它不仅具有深远的社会经济意义，而且对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资料：网络资料
教育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与2000年相比，2005年总人口中受过小学教育的比重从35.7%下降到31.2%，下降了4.5个百分点；受过初中和高中教育的比重从34.0%和11.1%上升到35.8%和13.4%，分别上升了1.8和2.3个百分点；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比重从3.6%上升到5.1%，上升了1.5个百分点。但从人口受教育程度的结构看，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口比重还很低，只占18.5%，特别是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口比重更低，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五、城镇人口比重不断提高。2005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43.0%，比.2%，提高了6.8个百分点。总数达到万人，比6万人多万人。年期间，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2061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13%。城镇人口比重的不断提高，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以及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不断持续转移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我国的城镇人口比重近几年提高较快，但从国际对比看，仍有一定差距。与世界平均水平的48%还相差5个百分点，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5%的水平。
六、人口老龄化加速。2005年底，我国65岁及65岁以上老龄人口超过1亿人，达到万人，比万人；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7%，比2000年的7.0%上升了0.7个百分点。实际上，在岁少儿人口比重已经下降到22.5%，65岁及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到7.1%，老少比为31.6%，年龄中位数为32.3岁。根据联合国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定义，即65岁以上老人比例大于7%的人口为老年型人口，4%-7%为中年型人口，低于4%的为年轻型人口，我国人口总体上已经*老年型人口了。
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21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的简单能力，7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中国在70年代初开始全面实施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政策。现在政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全国计划生育网络，其人口控制的措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发达国家在1955年之前基本上完成了生育率的转变。但是从发达国家生育率转变的历史考察，率先完成生育率转变的法国，粗出生率由30降至20用了77年，瑞士和瑞典都用了44年，比利时用了38年，美国（白人）、荷兰及英国分别用了32年、29年和27年，生育率转变非常快的日本也用了17年。而中国粗出生率由.92%降至.91%仅用了短短4年时间。这充分说明计划生育的人口控制政策在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据估计，从年，我国共计少生了3.8亿人。
根据联合国1990年的《世界人口监测》提供的划分方法，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在低生育率国家中，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低，城市化水平仅高于泰国，也处于低水平阶段。与60年代后期同中国生育率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是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1990年，虽然中国生育率水平比亚洲（3.3%）、拉丁美洲（3.5%）和非洲（6.1%）都低，但同欧洲（1.7%）和北美（2.01%）相比仍然较高。
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尽管总和生育率已降至2%的低水平（1992年），但每年人口仍净增近2000万，人口低生育率和高增长数量之间的矛盾，是中国这一人口大国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如此庞大的人口总量和人口增量，无疑给社会经济发展和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世界范围内人口控制的实践已使人们形成某种共识，即人口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发展问题。“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是我国制定人口与发展战略的基本方针，然而处理人口与发展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的现实方面是如何充分合理地开发和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源。它不仅具有深远的社会经济意义，而且对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资料：网络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