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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足了眼瘾。然后，就开始模仿着爸爸的样子看起传单来。
但是直到今天我依然没弄明白，究竟是后来的纪录片和影视作品对环境的渲染影响了我呢，还是我记忆中的确如此，总之，事后再回想起那一天，感觉上气氛还是有些压抑的，天阴沉沉、灰蒙蒙的。第二天，我用爸爸的烟盒纸在广场和纪念碑上抄的一些诗词被爸爸没收了，而且他还严肃的告诉我，不得和任何人说起我们去过广场的事情。
其实，对我这个从小在外婆家长大的孩子来说，爸爸几乎还是个陌生人呢。他严肃的样子让我害怕。我开始想念外公外婆了，想念儿时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于是，我给外公外婆写信，给小伙伴写信，给表哥表妹写信，给特别宠我的王老师写信，给一切我想得起来的人写信。
外公的回信当然不是写给我一个人的。好容易，小伙伴的信是属于我“亲收”的了吧，可他们的大惊小怪又让我很不开心。看我的通讯地址有**村字样居然就说什么“原来你住在农村呀？你还是回来吧，无论如何，长沙也算是大城市呢，总比农村强些。”
这封信彻底打破了我从小伙伴那里获得快乐和安慰的幻想，我再次陷入百无聊赖之中。
（三）
那真的是一个极度匮乏的年代，从精神到物质。
到北京没几天，就要过春节了。为了买齐妈妈让我采购的副食本上供应的春节年货，我在寒风中排队，足足站了一个下午。花生、瓜子、芝麻酱、白薯，每一样都少得可怜。为了买到3毛2分钱一斤的宽带鱼，我坚持等到下午6点，结果，整个人冻得比鱼都直。而那鱼的味道，对我这个湘江边吃新鲜河鱼长大的妹子来说，那是连闻也不要闻的，可哥哥姐姐却吃得很香。平时炒菜，一般都是买2毛钱的肉（后来因为肉涨价，改成5毛），因为2毛钱的肉可以不用交肉票。那时候也没有听说过冰箱，每月把肉票上定量的肉集中买回来，一般都安排在哥哥回家的时候。
而从农场回来的哥哥，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饭桶。每餐能干掉一斤白米饭，还要辅以大肥肉解馋。每逢这个时候，妈妈眼眶里都有泪光闪动，自言自语的呢喃着：“这孩子，肚子里太寡了呀。”这光景，八十年代以后，只在虹桥市场上听说过了。据说是南边的那个邻国，多年穷兵黩武，国力衰竭，外交官都无力维持温饱。于是，使馆的伙夫就定期到虹桥市场上买中国老百姓都不要吃的最便宜的“丹顶鹤”（一种顶上只有薄薄一层瘦肉的大肥肉膘）回去解馋。呵呵，说远了。
学农劳动的时候，我们背着铺盖到了学校设在西山温泉的分校。刚进院还没放下行李，几个男生就发现了新大陆。两只大水缸里盛满了油光润滑的诱人的“栗子”他们每人偷着抓了一把，嘴馋的立刻就塞到嘴里，却又马上呸呸连声，直嚷嚷说是苦的。生产队长闻声赶了出来，一看就急了：“傻小子们！那是拌了农药的茶籽！当心中毒！”
1976年的中国，老百姓家里没有电视，新电影也不多。几乎每个孩子手里都有大把的时间无处挥霍。很多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呆在安静极了的家里。我于是开始了“探宝”历程。先是参观浏览了我们家的大衣柜、五斗橱、书柜、书架，然后发展到壁橱、阁楼和阳台上的旧物。后来，在大床底下翻到那六个大木箱时，终于发现了宝贝。
箱子里全是书，有很多我从未看过。那些大部头的世界名著当时并不能吸引我的视线，我选的书用现在的眼光看很没有品位。那些合订本的北京文艺和大众电影是我的首选，那些电影剧照，那讲述的我从未看过的电影故事，那些好听的歌的歌词和歌谱，还有那些曲艺作品、相声小段，我象饿人扑在了面包上，如饥似渴的开始了恶补。
忘记是在翻哪个箱子的时候，看到了一个绿色封面的薄薄的小册子——青少年生理卫生知识，于是，我用一个下午囫囵吞枣的完成了我的青春期性教育启蒙。以至后来当妈妈在她认为是恰当的时间把这本书悄悄放在我的桌上时，我根本不屑一顾了。
翻最后一个箱子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小木盒。里面有一个细长的纸包，打开来，是长长短短的银针。木盒下面还有一本讲解针灸穴位的书。我大喜。忽然想起电影里、广播中介绍的赤脚医生如何在自己身上试针，成功了才给贫下中农治病的光辉事迹。我立志要做一名出色的赤脚医生，开始了在自己身上扎针的试验。这个冒险而又好玩的游戏最终因为被出差回来的妈妈当场撞上而告终，当时我的小腿上扎满了银晃晃的小小银针——不敢扎别的穴位，因为太疼。妈妈在大骇之后没收了我的医疗器械，我的赤脚医生梦也就此破灭。
姐姐听妈妈诉说了我的诸般玩劣之举后，送我一把单音口琴，还有一本教材，这礼物大合我的心思。于是，从单音开始，慢慢的练习开来，渐渐的，象分解和音这样复杂的奏法也能吹奏自如了。但是，很不幸的是，我又在一次练习吹奏升半音的时候，夹伤了嘴唇（那是一种需要手持两把口琴吹奏的技巧，那时半音口琴还很少见），整整一周时间，我的形象活赛孙悟空他大师弟。姐姐忍着笑安慰我说：“没什么！还有人为了吹口琴，专门到医院动手术把嘴角往后拉开的呢。这叫为艺术献身。”后来，我对口琴三重奏大起心思，每个月都盼着哥哥快回来休假。不是热衷于那姐弟三人的合奏，而是喜欢合奏前的一个小仪式：哥哥用他那广播员一般的声音问：“你拿的是什么东西？”
我放粗嗓音，低沉缓慢的回答：“歌曲集。”
哥又问：“叫什么名字？”
再答：“阿里拉。”
然后姐姐宣布：“暗号对上了，让我们开始吧。”
这其实是源于一部外国电影里的台词，用在这里和米老鼠唐老鸭片头上那句著名的“野猪拉屎了（演出开始了）”作用相同。
，过足了眼瘾。然后，就开始模仿着爸爸的样子看起传单来。
但是直到今天我依然没弄明白，究竟是后来的纪录片和影视作品对环境的渲染影响了我呢，还是我记忆中的确如此，总之，事后再回想起那一天，感觉上气氛还是有些压抑的，天阴沉沉、灰蒙蒙的。第二天，我用爸爸的烟盒纸在广场和纪念碑上抄的一些诗词被爸爸没收了，而且他还严肃的告诉我，不得和任何人说起我们去过广场的事情。
其实，对我这个从小在外婆家长大的孩子来说，爸爸几乎还是个陌生人呢。他严肃的样子让我害怕。我开始想念外公外婆了，想念儿时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于是，我给外公外婆写信，给小伙伴写信，给表哥表妹写信，给特别宠我的王老师写信，给一切我想得起来的人写信。
外公的回信当然不是写给我一个人的。好容易，小伙伴的信是属于我“亲收”的了吧，可他们的大惊小怪又让我很不开心。看我的通讯地址有**村字样居然就说什么“原来你住在农村呀？你还是回来吧，无论如何，长沙也算是大城市呢，总比农村强些。”
这封信彻底打破了我从小伙伴那里获得快乐和安慰的幻想，我再次陷入百无聊赖之中。
（三）
那真的是一个极度匮乏的年代，从精神到物质。
到北京没几天，就要过春节了。为了买齐妈妈让我采购的副食本上供应的春节年货，我在寒风中排队，足足站了一个下午。花生、瓜子、芝麻酱、白薯，每一样都少得可怜。为了买到3毛2分钱一斤的宽带鱼，我坚持等到下午6点，结果，整个人冻得比鱼都直。而那鱼的味道，对我这个湘江边吃新鲜河鱼长大的妹子来说，那是连闻也不要闻的，可哥哥姐姐却吃得很香。平时炒菜，一般都是买2毛钱的肉（后来因为肉涨价，改成5毛），因为2毛钱的肉可以不用交肉票。那时候也没有听说过冰箱，每月把肉票上定量的肉集中买回来，一般都安排在哥哥回家的时候。
而从农场回来的哥哥，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饭桶。每餐能干掉一斤白米饭，还要辅以大肥肉解馋。每逢这个时候，妈妈眼眶里都有泪光闪动，自言自语的呢喃着：“这孩子，肚子里太寡了呀。”这光景，八十年代以后，只在虹桥市场上听说过了。据说是南边的那个邻国，多年穷兵黩武，国力衰竭，外交官都无力维持温饱。于是，使馆的伙夫就定期到虹桥市场上买中国老百姓都不要吃的最便宜的“丹顶鹤”（一种顶上只有薄薄一层瘦肉的大肥肉膘）回去解馋。呵呵，说远了。
学农劳动的时候，我们背着铺盖到了学校设在西山温泉的分校。刚进院还没放下行李，几个男生就发现了新大陆。两只大水缸里盛满了油光润滑的诱人的“栗子”他们每人偷着抓了一把，嘴馋的立刻就塞到嘴里，却又马上呸呸连声，直嚷嚷说是苦的。生产队长闻声赶了出来，一看就急了：“傻小子们！那是拌了农药的茶籽！当心中毒！”
1976年的中国，老百姓家里没有电视，新电影也不多。几乎每个孩子手里都有大把的时间无处挥霍。很多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呆在安静极了的家里。我于是开始了“探宝”历程。先是参观浏览了我们家的大衣柜、五斗橱、书柜、书架，然后发展到壁橱、阁楼和阳台上的旧物。后来，在大床底下翻到那六个大木箱时，终于发现了宝贝。
箱子里全是书，有很多我从未看过。那些大部头的世界名著当时并不能吸引我的视线，我选的书用现在的眼光看很没有品位。那些合订本的北京文艺和大众电影是我的首选，那些电影剧照，那讲述的我从未看过的电影故事，那些好听的歌的歌词和歌谱，还有那些曲艺作品、相声小段，我象饿人扑在了面包上，如饥似渴的开始了恶补。
忘记是在翻哪个箱子的时候，看到了一个绿色封面的薄薄的小册子——青少年生理卫生知识，于是，我用一个下午囫囵吞枣的完成了我的青春期性教育启蒙。以至后来当妈妈在她认为是恰当的时间把这本书悄悄放在我的桌上时，我根本不屑一顾了。
翻最后一个箱子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小木盒。里面有一个细长的纸包，打开来，是长长短短的银针。木盒下面还有一本讲解针灸穴位的书。我大喜。忽然想起电影里、广播中介绍的赤脚医生如何在自己身上试针，成功了才给贫下中农治病的光辉事迹。我立志要做一名出色的赤脚医生，开始了在自己身上扎针的试验。这个冒险而又好玩的游戏最终因为被出差回来的妈妈当场撞上而告终，当时我的小腿上扎满了银晃晃的小小银针——不敢扎别的穴位，因为太疼。妈妈在大骇之后没收了我的医疗器械，我的赤脚医生梦也就此破灭。
姐姐听妈妈诉说了我的诸般玩劣之举后，送我一把单音口琴，还有一本教材，这礼物大合我的心思。于是，从单音开始，慢慢的练习开来，渐渐的，象分解和音这样复杂的奏法也能吹奏自如了。但是，很不幸的是，我又在一次练习吹奏升半音的时候，夹伤了嘴唇（那是一种需要手持两把口琴吹奏的技巧，那时半音口琴还很少见），整整一周时间，我的形象活赛孙悟空他大师弟。姐姐忍着笑安慰我说：“没什么！还有人为了吹口琴，专门到医院动手术把嘴角往后拉开的呢。这叫为艺术献身。”后来，我对口琴三重奏大起心思，每个月都盼着哥哥快回来休假。不是热衷于那姐弟三人的合奏，而是喜欢合奏前的一个小仪式：哥哥用他那广播员一般的声音问：“你拿的是什么东西？”
我放粗嗓音，低沉缓慢的回答：“歌曲集。”
哥又问：“叫什么名字？”
再答：“阿里拉。”
然后姐姐宣布：“暗号对上了，让我们开始吧。”
这其实是源于一部外国电影里的台词，用在这里和米老鼠唐老鸭片头上那句著名的“野猪拉屎了（演出开始了）”作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