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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已经过去2年多了，我觉得我才有点资格写写那时的体会，就像一个人写回忆录时绝不能在很年轻的时候，非得等到她七老八十走不动路，说不了话，吃饭也要人喂时才行。故而，我想那些为加入某些政党、组织要求写得所谓“自传”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除了上学，顶多还有恋爱，在这样一片空白的人生上只能“自传”出空洞的荒唐，所以我觉得刚刚经历的事指挥给你歇斯底里的感情，而真正的理性思考去要等待岁月的洗刷。
我是2001年参加高考，十二年寒窗苦读在此一搏，我们都像二战时被奴役的劳工一样，亦或是每天拉磨的牲口，日未出而作，日落尚不得息。我在这样一种生活却感受到了一种大学中没有的充实，（我怀疑我是不是受虐狂），我满意于那种生活是因为我学习挺好，反正还不坏，这只是我认为，很多老师同学不这么认为。
我静下来的最大爱好便是读书，但语文课却是我最讨厌的。我讨厌语文老师喋喋不休的为每篇文章总结中心思想，为哪个虚词用错了语境而吹毛求疵，为哪篇在我认为不是漏洞百出就是矫揉造作的小女人之作而夸夸其谈。
好的文章是无法用概念化的语言来传达的，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作者的人文精神，亦或在心灵深处埋下一颗思想的种子。以待日后底蕴丰厚时英姿勃发。陈奂生上城的作者梁晓声抱怨有人让他总结其作品的中心思想。思想是极其宽宏博大的，如果非要让其总结思想，那么便又写了一部陈奂生上城。也许只有杨朔那样矫揉造作的人写的文章才可以简单的总结为思想。因为在他那里，任何景物都表达了歌颂之情，都是借景抒情。其实老师只需告诉我们一个模式，我便会了，何需整天喋喋不休，做那么多类似的文章来搞乱我们的思想，而思想一旦乱了，便不团结了，一旦不团结了，社会就不稳定了，而我们的国家可是稳定第一啊。这是党教导我们的，什么东西都不能多搞，不能多想，不能多说，想多了，要犯措，说多了，要犯错，我真怕我的老师犯错呀！所以我一直不是很听她的话。但直到高考那天我听了他的话，我们要遵守规则，即使规则不合理，但至少它公平，哪怕它公平的不合理。不合理的公平。很奇怪，我的成绩一跃千丈，居然及格了，我开始佩服我的临场发挥，原来技巧的掌握相对于底蕴的积累是如此的容易。
其实历史才是我最值得骄傲的一门课，因为我原意直面现实的东西，我也一贯认为我思考问题的准确性比其他人略高些，考虑略周到些。一个历史事件，我能够马上明白他的原因，经过，影响，因为一个重大事件都抹不去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我本身又喜欢联系，比较，所以我一直想深造比较文学，但得知它只是比较中外文学时作罢。我学习历史很用功，但却从不记那些事件的年代，我始终认为记那些东西不利于身心的健康发展，尽管考试会考，但我依然我行我素。庆幸的是高考只出了一道年代的题，才一分，好像还让我蒙对了，这令那些苦记年代的同学叫苦不迭。真不知那句“世间自由公道，付出总有回报”的俗语还应如何解释。我的高考成绩令我很满意，但也许不公平，不合理的不公平。
我的英语成绩一直比较稳定，但记得高中有位学习不错的仁兄在高一时拒绝学习英语，说怕变成亡国奴，并举出都德的最后一课为例，深深表明其民族主义的思想感情，果然他在期末考试时得了零分，我们便又为其加上了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我佩服其勇气，却不敢效仿其行动。最终那位仁兄果然放弃学业，找了份工作，也便没有变成“亡国奴”仁兄啊，仁兄，你为什么如此不忿，须知我们学什么还不都是为了拿那张文凭吗？
数学是我考的唯一具有科学精神的学科，然而却富有戏剧性，我高一所在班的班主任正是教数学的，他一向平易近人，但快到文理分班时，听到学校有意要将我班划为文科班的消息，这意味着她的班主任生涯即将结束，于是在亡国灭种的压力下，他开始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她妄图让我们都学理科，至少是绝大多数，这样，学校也就不好意思再把我班划为文班了，然而，这却是我的不幸，意味着我要“出走他乡”不得不佩服我们老师的工作才能，他开始限制我们文科的自由，他没收过我们上自习看的很多书，文化苦旅情人金锁记都在列，更不必说什么漫画、武侠了，在教导主任调查我们班学文科人数时，只有寥寥四人举手应征，于是根据我党开展工作时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我们老师成功了，我远走他乡，投入到文科班的怀抱，在这里，我深深感受到了一种人文气息，新班主任从不没收我们的课外书，他持一种既不鼓励，也不提倡的态度，这种明哲保身，但也在夹缝中给予学生自由的方式十分讨我喜欢，但挥之不去的阴影终究躲不过，我们的数学老师上调教育局，由我原班主任代讲，我在仰天长叹命运多舛之后，开始厌恶这总给我带来厄运的东西。其实那时的我错了，它只是一门学科。
我的新班主任是教政治的，很有气派，思想开明，它兼修文治武功，这是因为他的一个毛病是喜好使用暴力，尤其对男生。在高中时，我们习惯放一把扫帚于门上来守株待兔，以推门人被砸为好笑。然而被砸的人都会勃然大怒，于是我们必有一人站出承认，在争执一番后作罢。一次，我与他们商量也砸一次班主任，他们一致同意，但涉及到谁承认这一细节问题时，他们又一致推选我，说：你小，身体也单薄，老师肯定不好意思揍你，但实际上，再揍我的这个问题上我的老师显得不够绅士，我的手脚也不太协调，最终给了班主任一次暴打的机会。直到现在，我依然为我当初的决定后悔不已。正是在这样的言传身教中，我们深刻地理解了“枪杆子里出政权”“革命就是缴枪”等高深理论。
高考已经过去2年多了，我觉得我才有点资格写写那时的体会，就像一个人写回忆录时绝不能在很年轻的时候，非得等到她七老八十走不动路，说不了话，吃饭也要人喂时才行。故而，我想那些为加入某些政党、组织要求写得所谓“自传”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除了上学，顶多还有恋爱，在这样一片空白的人生上只能“自传”出空洞的荒唐，所以我觉得刚刚经历的事指挥给你歇斯底里的感情，而真正的理性思考去要等待岁月的洗刷。
我是2001年参加高考，十二年寒窗苦读在此一搏，我们都像二战时被奴役的劳工一样，亦或是每天拉磨的牲口，日未出而作，日落尚不得息。我在这样一种生活却感受到了一种大学中没有的充实，（我怀疑我是不是受虐狂），我满意于那种生活是因为我学习挺好，反正还不坏，这只是我认为，很多老师同学不这么认为。
我静下来的最大爱好便是读书，但语文课却是我最讨厌的。我讨厌语文老师喋喋不休的为每篇文章总结中心思想，为哪个虚词用错了语境而吹毛求疵，为哪篇在我认为不是漏洞百出就是矫揉造作的小女人之作而夸夸其谈。
好的文章是无法用概念化的语言来传达的，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作者的人文精神，亦或在心灵深处埋下一颗思想的种子。以待日后底蕴丰厚时英姿勃发。陈奂生上城的作者梁晓声抱怨有人让他总结其作品的中心思想。思想是极其宽宏博大的，如果非要让其总结思想，那么便又写了一部陈奂生上城。也许只有杨朔那样矫揉造作的人写的文章才可以简单的总结为思想。因为在他那里，任何景物都表达了歌颂之情，都是借景抒情。其实老师只需告诉我们一个模式，我便会了，何需整天喋喋不休，做那么多类似的文章来搞乱我们的思想，而思想一旦乱了，便不团结了，一旦不团结了，社会就不稳定了，而我们的国家可是稳定第一啊。这是党教导我们的，什么东西都不能多搞，不能多想，不能多说，想多了，要犯措，说多了，要犯错，我真怕我的老师犯错呀！所以我一直不是很听她的话。但直到高考那天我听了他的话，我们要遵守规则，即使规则不合理，但至少它公平，哪怕它公平的不合理。不合理的公平。很奇怪，我的成绩一跃千丈，居然及格了，我开始佩服我的临场发挥，原来技巧的掌握相对于底蕴的积累是如此的容易。
其实历史才是我最值得骄傲的一门课，因为我原意直面现实的东西，我也一贯认为我思考问题的准确性比其他人略高些，考虑略周到些。一个历史事件，我能够马上明白他的原因，经过，影响，因为一个重大事件都抹不去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我本身又喜欢联系，比较，所以我一直想深造比较文学，但得知它只是比较中外文学时作罢。我学习历史很用功，但却从不记那些事件的年代，我始终认为记那些东西不利于身心的健康发展，尽管考试会考，但我依然我行我素。庆幸的是高考只出了一道年代的题，才一分，好像还让我蒙对了，这令那些苦记年代的同学叫苦不迭。真不知那句“世间自由公道，付出总有回报”的俗语还应如何解释。我的高考成绩令我很满意，但也许不公平，不合理的不公平。
我的英语成绩一直比较稳定，但记得高中有位学习不错的仁兄在高一时拒绝学习英语，说怕变成亡国奴，并举出都德的最后一课为例，深深表明其民族主义的思想感情，果然他在期末考试时得了零分，我们便又为其加上了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我佩服其勇气，却不敢效仿其行动。最终那位仁兄果然放弃学业，找了份工作，也便没有变成“亡国奴”仁兄啊，仁兄，你为什么如此不忿，须知我们学什么还不都是为了拿那张文凭吗？
数学是我考的唯一具有科学精神的学科，然而却富有戏剧性，我高一所在班的班主任正是教数学的，他一向平易近人，但快到文理分班时，听到学校有意要将我班划为文科班的消息，这意味着她的班主任生涯即将结束，于是在亡国灭种的压力下，他开始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她妄图让我们都学理科，至少是绝大多数，这样，学校也就不好意思再把我班划为文班了，然而，这却是我的不幸，意味着我要“出走他乡”不得不佩服我们老师的工作才能，他开始限制我们文科的自由，他没收过我们上自习看的很多书，文化苦旅情人金锁记都在列，更不必说什么漫画、武侠了，在教导主任调查我们班学文科人数时，只有寥寥四人举手应征，于是根据我党开展工作时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我们老师成功了，我远走他乡，投入到文科班的怀抱，在这里，我深深感受到了一种人文气息，新班主任从不没收我们的课外书，他持一种既不鼓励，也不提倡的态度，这种明哲保身，但也在夹缝中给予学生自由的方式十分讨我喜欢，但挥之不去的阴影终究躲不过，我们的数学老师上调教育局，由我原班主任代讲，我在仰天长叹命运多舛之后，开始厌恶这总给我带来厄运的东西。其实那时的我错了，它只是一门学科。
我的新班主任是教政治的，很有气派，思想开明，它兼修文治武功，这是因为他的一个毛病是喜好使用暴力，尤其对男生。在高中时，我们习惯放一把扫帚于门上来守株待兔，以推门人被砸为好笑。然而被砸的人都会勃然大怒，于是我们必有一人站出承认，在争执一番后作罢。一次，我与他们商量也砸一次班主任，他们一致同意，但涉及到谁承认这一细节问题时，他们又一致推选我，说：你小，身体也单薄，老师肯定不好意思揍你，但实际上，再揍我的这个问题上我的老师显得不够绅士，我的手脚也不太协调，最终给了班主任一次暴打的机会。直到现在，我依然为我当初的决定后悔不已。正是在这样的言传身教中，我们深刻地理解了“枪杆子里出政权”“革命就是缴枪”等高深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