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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中央的期望，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
整将发言虽然含蓄，却是意思明确，态度恳切。常委们互相看看，颇有些动容
“为民请命又一次吧。”周惠这样评价自己上午的发言，不无满意地经过长廊，走进小会议室，见李先念与姚依林等人正在聊什么，走到旁边沙发坐下。
李先念望来一眼，忽然抬起右手指过这边：
“妈个x的，周惠，你怎么把多少亿都不要”
周惠被骂得一怔，很快便明白是怎么回事。
内蒙古农民苦，许多地方的农民一年到头喝糊糊，有道是“糊糊还不如马尿稠”穷困至此，还须为发展工业作贡献。区里农机厂生产了产品必须有市场，但农民买不起。内蒙的农民喝糊糊，有的农民一年四季就是一身光板羊皮袄，冬天毛冲里穿，夏天毛冲外穿。这样的农民还有什么购买力？为了“发展工业”只好由银行给农民贷款，这些款不能到农民手中，而是直接给了农机厂，而农民到手的只是农机厂的“产品”周惠曾被愤怒的农民领去参观这些“支援农业”的农机具，千真万确是一堆废铜烂铁。
这是颇具特色的工人与农民兄弟间的矛盾，并且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锅里就是那么点饭，工人多吃几口，农民就得再勒勒裤腰带。
没用的废铜烂铁以贷款形式给了农民，这是变相的剥夺或叫“转嫁危机”结果，农民债台高筑，根本还不起。周惠算了算，这种债款有几个亿，在可预见的未来，根本没有一点偿还的可能。
有人提议免了农民的债。说既然没有偿还的任何可能，压在农民头上，除了影响生产积极性，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索性免掉还可让农民喘口气，提高信心，增加生产积极性。
银行维护国家利益，断然拒绝免债。消息传到兄弟省，那里本来就对内蒙古的“包产到户”有意见，便向李先念告一状：“周惠一句话，农民欠银行的几个亿贷款就都不还”
这又是典型的国家利益与农民群众利益的矛盾。
李先念是负责财经的副总理，当然要维护国家利益，向周惠提出责问。
“哪有的事啊，先念同志，这不是造谣”周惠不慌不忙解释道“事出有因，但不是那么回事”
周惠将真实情况汇报一遍，李先念点头：“噢，这么回事。免除债务事关重大，不能贸然决定。”
“这个道理我明白，可生产发展不上去，欠债永远还不了，只会越欠越多，说到底，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农业是基础嘛，农业上不去必然要拖工业化的后腿。”周惠顺理成章地提出申请：“先念同志啊，我来找你和姚依林同志就是想解决点具体问题。内蒙古生产落后，农民穷到家了，现在是饭都没的吃，还得请国家拉一把，给点钱，给点粮”
“国家给内蒙古的已经不少”
“不解决问题哪，还得再给些。”周惠苦着脸说“我刚去了三个月，改变面貌也得有个基础有个过程。去之前，乌兰夫同志跟我讲，内蒙古落后，还得跟中央伸手。不要不好意思，该要还得要啊，总不能饿死了吧？”
“唉，国家也难”李先念叹气，道“我们研究研究，再给你们解决一些吧。”
“国家管的越多越死，背的包袱也就越沉重。企业要扩大自主权，农民又有多少自主权”周惠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讲给两位领导听“报纸上吹冷风，反对包产到户；会上会下也有许多人反对包产到户。既然不许农民有自主权，那国家就都包起来吧。真不知还要贴多少钱，总有一天农民也穷光蛋了，国家也贴光拖垮了”
李先念和姚依林互相望望，没有讲话。周惠明白，他们的身份和所处位置，在中央没有正式决定前小会随便讲话；但他们不制止周惠的牢骚，也可算是“纵容”吧。
三
中国共产党正式发表的文章、文件、文献，都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举凡“转折”都伴随了“尖锐、激烈、复杂”的斗争，有时甚至充满你死我活的血腥味，比如王明、张国焘，他们实现“转折”时，不但有激烈的思想路线上的斗争，更伴随了大量的“肉体消灭”
毛泽东所领导的党的历史上的“转折”无论遵议会议。延安整风还是建国后两次庐山会议乃至“文化大革命”也都充满了“尖锐、激烈、复杂”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会下斗智斗谋斗勇，会上唇枪舌剑，暴风骤雨，背对背的权谋策略，面对面的大吵大嗡甚至拍桌骂娘，使这些“转折”充满了戏剧性的令世人惊叹的场面。
惟独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实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似乎“令人失望”地没有任何这种激烈场面。从预备阶段的中央工作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大会小会未曾发生任何大吵大嗡、唇枪舌剑的激烈对峙与交锋，一切都是在温和、理智、克制，说理讲礼的气氛中悄悄进行的。
有人说，这是因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人们都极度厌恶并坚决唾弃了那种“暴风骤雨”的斗争方式。
有人说，这是因为华国锋禀性温和、敦厚，甚至柔弱而且他原无多少资历和基础，此时已成“强弩之末”不具备对抗的实力和勇气
也有人说，这是因为邓小平“柔中有刚，绵里藏针”不似毛泽东冲动、激烈、贵我、勇斗。
大凡世人评说，往往事出有因，却未必准确全面。几种说法都有道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转折的时机，已经成熟。其中陈云等老同志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粉碎“四人帮”后，在一九七七年三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是陈云郑重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出山”主张重新评价***事件，支持对“两个凡是”的批评，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法。他以自己在党内外所享有的崇高威望为一年后的“转折”奠定了基础。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是他率先提出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件平反，改正对陶铸、王鹤寿等同志的错误结论，承认彭德怀对革命事业的功勋，提出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建议中央审查。他的发言起到了“号角”的作用，对实现“转折”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中国人都熟悉“毛刘周朱陈林邓”的提法，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中的人物。当仅剩的“陈”与“邓”站到一起时，这个党内便没有谁能同其对抗
还不止于此。华国锋战胜“四人帮”在军队凭借的是叶剑英，在国务院凭借的是李先念。这两位共产党军队和政府的元老也坚定地站到邓小平一边时，华国锋剩下的只能是“独善其身”保持自己对毛泽东的全部忠诚不变，而逞论他人
更深入一步讲，据说江青被捕后，曾激烈地大喊大叫：“你们告诉华国锋，晾衣服杆还得两边扯呢。我在，他还可以在，今天我不在，明天就轮到他！”
毛泽东青壮年时，常讲“生命在于运动”到了晚年，越来越多地强调“平衡”运动员没有长寿者，长寿者都是讲平衡。政治也讲平衡，领导更须讲平衡。在意识形态上，华国锋也许可以算毛泽东的好学生，但在政治上，他还不如江青学懂了一点。
毛泽东多次讲：“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坚持革命队伍必须是“五湖四海”不允许“清一色”谁搞“清一色”肯定是野心家。哪怕亲密如林彪、江青这样的人物，一旦露出搞“清一色”的苗头，毛泽东会毫无犹豫地指斥其“有野心”给予严厉批判或处理。因为能够体现领袖权威的，莫过于“仲裁者”的地位和权力。派系和不同意见越多，越需要权威、仲裁，需要有个说了算的领袖。这一切都不属理想、信念之列，而是政治谋略、策略、手术或统治术。
当华国锋将尖锐对立的两大政治势力中的极“左”一派粉碎后，他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再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价值和条件
当然，斗争还有，已是微不足道。无须会上唇枪舌剑，更无须暴风骤雨，邓小平只须‘呵’一声，大局便确定下来。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胡耀邦面有难色地向邓小平汇报，在复审、平反“文革”的冤假错案时，受到“两个凡是”的干扰。
“怕什么？‘文革’把你七斗八斗你都不怕，现在还怕什么？有困难找我，先斩影响大、涉及面广、难度大的冤案。”邓小平涵养极好，很少发火，就是当年面对江青的大吵大闹，他也不愿费口舌争论，只是“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会议开不下去”但这一次他动怒了，抓起红机子挂通江东兴：“我提议，明天下午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议题是要不要推倒‘两个凡是’，每个委员都要表态，这关系到究竟要不要拨乱反正，国家向何处去的大问题！”
放下电话，邓小平对胡耀邦严肃交待：“一定要从组织上解决‘两个凡是’问题，不能再等。十几年下来伤了多少人，还能等？谁坚持‘两个凡是’，谁就必须离开领导班子！”
领了“尚方宝剑”胡耀邦大刀阔斧，加速解决组织问题，大量的冤假错案在会议期间迅速平反“文革”中犯有错误。坚持“两个凡是”的干部坚决撤离领导班子。其中就有邮电部部长。
这天晚上，胡耀邦正在同“文革”中有问题、准备下台的邮电部长谈话，周惠贸然闯了进来。见客厅里邮电部长正在表白什么，便打个哈哈道：“你们谈，我到里屋等等。”
对于邮电部长的表白和申诉，胡耀邦不能不听，听得又十分疲累。身处关键性位置，每日批阅大量文件又接待一批批的谈话者，他已经几天几夜不得休息。见周惠进了他的卧室，还不知道这边什么时候能谈完，便招呼道：“哎哎，他先停停，我跟周惠同志谈几句再来。”
周惠进门，便将目光环室一扫：
卧室不大，约十四平方米。西北角一张大板床，褥单、枕巾都打着补丁。那一代的领导人都是如此俭朴，周惠也不觉为怪。他曾用包袱皮作枕头，胡耀邦是用破旧的背心改制成枕头，异曲同工。
临窗的写宇台上摆着三台电话机，一只铁质台历，一副花镜，十几枝批阅文件的铅笔。引人注目的是玻璃板下压了一张周恩来总理的照片，是室内惟一的人物肖像。
卧室东侧一排高大书柜，里面藏书不少；床头柜上放一只青瓷座台灯，衣架上挂了一套半旧“礼服”当然是在公开场合才舍得穿，回家便须换下
“哎哎，老兄，你怎么跑来”胡耀邦追进卧室来。几十年的老熟人，无须客套，他径直到办公桌的正面坐下，看着周惠坐到了桌对面的椅子上。
“找你来聊聊嘛。”周惠掏烟，在桌上敲敲“知道你忙，可有些事总想找熟人聊聊，听听意见。”
“我也要找你呢。”胡耀邦不拘小节，将两只脚架到办公桌上，坐久了，两腿瘀血，架高些可以化瘀。“我说老兄，你怎么搞的？几个亿都不要”
“你哪里听来的”周惠叫起来“今天下午先念同志刚为这个事骂了我的娘。”
“你看看，你看看，”胡耀邦是感情外露的性格，两手在沙发转椅的扶手上连连拍打“国家的几个亿呀，我就怕先念同志发火”
“你别急，什么几个亿，没有的事”周惠不慌不忙吸燃香烟“造谣嘛，我看这是有人反对我们啊你告诉我，是谁向你告的状？”
胡耀邦摇摇头，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事出有因，没成事实”周惠将内蒙古农民生活贫苦，债台高筑，无力还贷等问题徐徐道来。胡耀邦听几句已经明白没大事，精神一松懈，极度的疲困便袭来。他头靠椅背，脚架办公桌，身体弯成一个u型，便那么打起瞌睡来。
周惠一阵心疼，便闭了嘴。声音停止，胡耀邦猛地惊醒，揉揉眼，奋力振起精神：“噢，是这么回事啊，没丢了就好。”
“放心好了，我只是有想法，并没做。这么大事，不研究不请示，我自己怎么可能贸然决定？”周惠立起身，关切地劝一句：“你累了，睡一会儿，我先走了，改日再找你聊。”
“我送你。”胡耀邦双脚落地，立起身，不顾周惠拦阻“送送，送送，吹吹风就有精神”
胡耀邦将周惠送到车门前。室外冷风吹过，他头脑清醒许多，蓦地想起什么，忙问：
“哎，老兄，还有件事呢。你们怎么闹起包产到户”
周惠一脚车上，一脚车下，闻声停止，抽腿转向胡耀邦，夜色里目光一闪一闪的：
“本来就打算跟你谈这件事呢，见你太累”周惠反问：“包产到户怎么老百姓没饭吃”
极富组织纪律观念的胡耀邦认真说：“这样大的事，要按中央的决定办”
“总得有人先干嘛。”周惠坚持着“总不能看着老百姓饿死吧？”
胡耀邦连连摆手，又用手势让周惠上车，然后再摇摇头，始终再没讲话。
拨乱反正，胡耀邦的全部精力是用在批判“两个凡是”和解决组织路线上，对于农业问题，他还没来得及深入调查研究提出见解，所以只有摆手摇头。当农村改革全面展开时，他坚决支持，并实事求是地评论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赵紫阳第二，周惠是第三。”
“去东交民巷。”周惠对司机吩咐一声，然后将身体靠在沙发上，轻松舒怡，只是思想丝毫没轻松。同“凡是派”的斗争，看来主动权在握，不会出什么大事；但是如何转移工作重点，进行繁重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工作，特别是如何把农业这一国民经济的基础搞上去，全党还远远没有统一思想。
他最忧虑的是，许多党内有影响的领导人物，政治上同“凡是派”坚决斗争，在经济建设上，却是同“凡是派”有许多共同点，而与周惠的想法大相径庭。
周惠心里没底的原因，还在于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他完全是“逼上梁山”是为了不饿死人而不得不那样做。于是，名不正则言不顺的感觉便一刻也摆脱不掉。
他极盼中央负责决策的领袖有谁能站出来说句话，这不但关系自己政治生命，也关系到中国农民能否日子过得好些，能否吃饱肚皮。可是，迄今为止没有谁公开讲话肯定包产到户。只有陈云讲了“采取积极措施，先把农民这一‘大头’稳定下来，使之休养生息”
包产到户算不算积极措施？心里还是没底。
汽车驶入东交民巷。这里曾由柬埔寨的宾努亲王所居住。
他见到了那位昔日的老上级，老领导。
他来见这位老领导有两个原因。一是老领导约他来看当时属“内部影片”的罗马之战，二是老领导现在分管农委，他想对农业问题谈点想法。
老领导热情地将他引入小放映厅，两人并排坐在一个大沙发上，后面坐了老领导那里的工作人员。刚坐好，电影便开始
周惠是第一次享受这种“家庭电影”气氛很轻松，一边看，一边可以随意聊天。老领导吹拉弹唱、琴棋书画，是党内有名的才子，活得很潇洒，曾经深得毛泽东欣赏。“文革”中，他被林彪、江青一伙横加“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一关就是八年。虽受尽折磨，对毛泽东的感情却始终深厚。毕竟“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始终坚定地站在毛泽东的路线一边，是那种富有传统色彩的“忠臣”
一九七五年五月，在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这位老领导走出监狱，但“罪名”一条也没减，是“四人帮”在作梗，被下放到陕西武功农科院，连党籍也没恢复。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李先念先后讲话建议他出来工作。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后，调阅的第一份档案就是他的。数月前，中央开会解决陕西问题，胡耀邦利用这个时机亲自写信给中央，经李先念。邓小平、叶剑英先后同意，才算真正获得“解放”
周惠同这位老领导聊天，聊“文革”所受灾难，聊老朋友胡耀邦，聊老一代革命家邓小平、叶剑英，评议“凡是派”华国锋、汪东兴等人，都有许多共同语言，甚至可以说声气相投。然而，当话题换过时，气氛便起了微妙的变化。
“操他娘的，现在的报纸上吹冷风，反对包产到组，更不用说包产到户，真他妈一群混账。”周惠这样经历过战争年代，搞过“农村包围城市”的老干部，骂起粗话来可谓信手拈来，有时毫不自觉“哎，你知道这是什么人干的事情哪？”
老领导望着银幕，半天憋出一句：“看电影吧。”
银幕上，正是光屁股烫死人的一段戏。周惠生平第一次见这些裸体镜头，本该好奇却毫无兴趣，满脑子想的是内蒙古那些菜色的面孔，赤裸的肋骨巴巴的胸脯
“他妈的，这些人除了吹冷风，什么具体事也不办。老百姓没饭吃知道不知道？”周惠望着银幕那奢华的宫廷生活，火气更大“这些光屁股娘儿们有的是绫罗绸缎偏不穿，卓资山那边，还有四子王旗，我走一路，有多少老百姓想穿穿不到衣服，十六七的大姑娘连条长裤子都没有，一家人要轮换着穿。解放三十年了，学大寨也搞了十几年，搞出点啥名堂？好好的草场硬给犁成田，最多收一季粮食就变成了沙漠。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勤劳、俭朴、务实是中国农民几千年的优良传统，这是举世公认的。如今学了十几年大寨，打着红旗下地，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全一样，这实际上就是惩罚勤劳，奖励懒惰，把农民几千年的优良品质和传统全学丢报纸闭着眼说瞎话，我走了几十个公社，怎么就没看见一处莺歌燕舞，看到的只有扒火车逃荒他娘的，是我瞎了眼还是这些混账东西瞎了眼”
周惠忽然止了声。嘴唇翕动几下，没能再讲什么。他发现老领导将身子侧向了沙发另一边，靠着扶手看电影，偶尔呷口茶，却绝不再朝他哪怕侧脸望一眼，就仿佛忘记身边还有个“喋喋不休”喜欢骂娘的周惠。
周惠莫名所以地抓抓头皮，以为是破坏了老领导看内部片的轻松气氛，只好不再言声，老老实实地欣赏那些裸体半裸体的外国男女。这部电影，他只记住一个“光屁股烫死人”的镜头，其他什么也讲不出来。
第二天，周惠被人告知：“你昨天晚上胡骂什么？指示报纸批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就是请你看电影的领导”
“哎呀，我可真不知道啊，我可不是故意骂他啊”周惠听了一惊，忽然明白了老领导为什么分手时阴着脸，一点送客的话和动作也没有。他抓住自己那虽然苍白却依然硬挺的头发，懊悔道：“这下子误会可闹大了！”但是，他也没去找老领导解释，更没想道歉。念及内蒙古的农民，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说不出解释或道歉的话。
们对中央的期望，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
整将发言虽然含蓄，却是意思明确，态度恳切。常委们互相看看，颇有些动容
“为民请命又一次吧。”周惠这样评价自己上午的发言，不无满意地经过长廊，走进小会议室，见李先念与姚依林等人正在聊什么，走到旁边沙发坐下。
李先念望来一眼，忽然抬起右手指过这边：
“妈个x的，周惠，你怎么把多少亿都不要”
周惠被骂得一怔，很快便明白是怎么回事。
内蒙古农民苦，许多地方的农民一年到头喝糊糊，有道是“糊糊还不如马尿稠”穷困至此，还须为发展工业作贡献。区里农机厂生产了产品必须有市场，但农民买不起。内蒙的农民喝糊糊，有的农民一年四季就是一身光板羊皮袄，冬天毛冲里穿，夏天毛冲外穿。这样的农民还有什么购买力？为了“发展工业”只好由银行给农民贷款，这些款不能到农民手中，而是直接给了农机厂，而农民到手的只是农机厂的“产品”周惠曾被愤怒的农民领去参观这些“支援农业”的农机具，千真万确是一堆废铜烂铁。
这是颇具特色的工人与农民兄弟间的矛盾，并且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锅里就是那么点饭，工人多吃几口，农民就得再勒勒裤腰带。
没用的废铜烂铁以贷款形式给了农民，这是变相的剥夺或叫“转嫁危机”结果，农民债台高筑，根本还不起。周惠算了算，这种债款有几个亿，在可预见的未来，根本没有一点偿还的可能。
有人提议免了农民的债。说既然没有偿还的任何可能，压在农民头上，除了影响生产积极性，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索性免掉还可让农民喘口气，提高信心，增加生产积极性。
银行维护国家利益，断然拒绝免债。消息传到兄弟省，那里本来就对内蒙古的“包产到户”有意见，便向李先念告一状：“周惠一句话，农民欠银行的几个亿贷款就都不还”
这又是典型的国家利益与农民群众利益的矛盾。
李先念是负责财经的副总理，当然要维护国家利益，向周惠提出责问。
“哪有的事啊，先念同志，这不是造谣”周惠不慌不忙解释道“事出有因，但不是那么回事”
周惠将真实情况汇报一遍，李先念点头：“噢，这么回事。免除债务事关重大，不能贸然决定。”
“这个道理我明白，可生产发展不上去，欠债永远还不了，只会越欠越多，说到底，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农业是基础嘛，农业上不去必然要拖工业化的后腿。”周惠顺理成章地提出申请：“先念同志啊，我来找你和姚依林同志就是想解决点具体问题。内蒙古生产落后，农民穷到家了，现在是饭都没的吃，还得请国家拉一把，给点钱，给点粮”
“国家给内蒙古的已经不少”
“不解决问题哪，还得再给些。”周惠苦着脸说“我刚去了三个月，改变面貌也得有个基础有个过程。去之前，乌兰夫同志跟我讲，内蒙古落后，还得跟中央伸手。不要不好意思，该要还得要啊，总不能饿死了吧？”
“唉，国家也难”李先念叹气，道“我们研究研究，再给你们解决一些吧。”
“国家管的越多越死，背的包袱也就越沉重。企业要扩大自主权，农民又有多少自主权”周惠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讲给两位领导听“报纸上吹冷风，反对包产到户；会上会下也有许多人反对包产到户。既然不许农民有自主权，那国家就都包起来吧。真不知还要贴多少钱，总有一天农民也穷光蛋了，国家也贴光拖垮了”
李先念和姚依林互相望望，没有讲话。周惠明白，他们的身份和所处位置，在中央没有正式决定前小会随便讲话；但他们不制止周惠的牢骚，也可算是“纵容”吧。
三
中国共产党正式发表的文章、文件、文献，都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举凡“转折”都伴随了“尖锐、激烈、复杂”的斗争，有时甚至充满你死我活的血腥味，比如王明、张国焘，他们实现“转折”时，不但有激烈的思想路线上的斗争，更伴随了大量的“肉体消灭”
毛泽东所领导的党的历史上的“转折”无论遵议会议。延安整风还是建国后两次庐山会议乃至“文化大革命”也都充满了“尖锐、激烈、复杂”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会下斗智斗谋斗勇，会上唇枪舌剑，暴风骤雨，背对背的权谋策略，面对面的大吵大嗡甚至拍桌骂娘，使这些“转折”充满了戏剧性的令世人惊叹的场面。
惟独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实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似乎“令人失望”地没有任何这种激烈场面。从预备阶段的中央工作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大会小会未曾发生任何大吵大嗡、唇枪舌剑的激烈对峙与交锋，一切都是在温和、理智、克制，说理讲礼的气氛中悄悄进行的。
有人说，这是因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人们都极度厌恶并坚决唾弃了那种“暴风骤雨”的斗争方式。
有人说，这是因为华国锋禀性温和、敦厚，甚至柔弱而且他原无多少资历和基础，此时已成“强弩之末”不具备对抗的实力和勇气
也有人说，这是因为邓小平“柔中有刚，绵里藏针”不似毛泽东冲动、激烈、贵我、勇斗。
大凡世人评说，往往事出有因，却未必准确全面。几种说法都有道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转折的时机，已经成熟。其中陈云等老同志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粉碎“四人帮”后，在一九七七年三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是陈云郑重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出山”主张重新评价***事件，支持对“两个凡是”的批评，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法。他以自己在党内外所享有的崇高威望为一年后的“转折”奠定了基础。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是他率先提出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件平反，改正对陶铸、王鹤寿等同志的错误结论，承认彭德怀对革命事业的功勋，提出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建议中央审查。他的发言起到了“号角”的作用，对实现“转折”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中国人都熟悉“毛刘周朱陈林邓”的提法，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中的人物。当仅剩的“陈”与“邓”站到一起时，这个党内便没有谁能同其对抗
还不止于此。华国锋战胜“四人帮”在军队凭借的是叶剑英，在国务院凭借的是李先念。这两位共产党军队和政府的元老也坚定地站到邓小平一边时，华国锋剩下的只能是“独善其身”保持自己对毛泽东的全部忠诚不变，而逞论他人
更深入一步讲，据说江青被捕后，曾激烈地大喊大叫：“你们告诉华国锋，晾衣服杆还得两边扯呢。我在，他还可以在，今天我不在，明天就轮到他！”
毛泽东青壮年时，常讲“生命在于运动”到了晚年，越来越多地强调“平衡”运动员没有长寿者，长寿者都是讲平衡。政治也讲平衡，领导更须讲平衡。在意识形态上，华国锋也许可以算毛泽东的好学生，但在政治上，他还不如江青学懂了一点。
毛泽东多次讲：“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坚持革命队伍必须是“五湖四海”不允许“清一色”谁搞“清一色”肯定是野心家。哪怕亲密如林彪、江青这样的人物，一旦露出搞“清一色”的苗头，毛泽东会毫无犹豫地指斥其“有野心”给予严厉批判或处理。因为能够体现领袖权威的，莫过于“仲裁者”的地位和权力。派系和不同意见越多，越需要权威、仲裁，需要有个说了算的领袖。这一切都不属理想、信念之列，而是政治谋略、策略、手术或统治术。
当华国锋将尖锐对立的两大政治势力中的极“左”一派粉碎后，他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再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价值和条件
当然，斗争还有，已是微不足道。无须会上唇枪舌剑，更无须暴风骤雨，邓小平只须‘呵’一声，大局便确定下来。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胡耀邦面有难色地向邓小平汇报，在复审、平反“文革”的冤假错案时，受到“两个凡是”的干扰。
“怕什么？‘文革’把你七斗八斗你都不怕，现在还怕什么？有困难找我，先斩影响大、涉及面广、难度大的冤案。”邓小平涵养极好，很少发火，就是当年面对江青的大吵大闹，他也不愿费口舌争论，只是“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会议开不下去”但这一次他动怒了，抓起红机子挂通江东兴：“我提议，明天下午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议题是要不要推倒‘两个凡是’，每个委员都要表态，这关系到究竟要不要拨乱反正，国家向何处去的大问题！”
放下电话，邓小平对胡耀邦严肃交待：“一定要从组织上解决‘两个凡是’问题，不能再等。十几年下来伤了多少人，还能等？谁坚持‘两个凡是’，谁就必须离开领导班子！”
领了“尚方宝剑”胡耀邦大刀阔斧，加速解决组织问题，大量的冤假错案在会议期间迅速平反“文革”中犯有错误。坚持“两个凡是”的干部坚决撤离领导班子。其中就有邮电部部长。
这天晚上，胡耀邦正在同“文革”中有问题、准备下台的邮电部长谈话，周惠贸然闯了进来。见客厅里邮电部长正在表白什么，便打个哈哈道：“你们谈，我到里屋等等。”
对于邮电部长的表白和申诉，胡耀邦不能不听，听得又十分疲累。身处关键性位置，每日批阅大量文件又接待一批批的谈话者，他已经几天几夜不得休息。见周惠进了他的卧室，还不知道这边什么时候能谈完，便招呼道：“哎哎，他先停停，我跟周惠同志谈几句再来。”
周惠进门，便将目光环室一扫：
卧室不大，约十四平方米。西北角一张大板床，褥单、枕巾都打着补丁。那一代的领导人都是如此俭朴，周惠也不觉为怪。他曾用包袱皮作枕头，胡耀邦是用破旧的背心改制成枕头，异曲同工。
临窗的写宇台上摆着三台电话机，一只铁质台历，一副花镜，十几枝批阅文件的铅笔。引人注目的是玻璃板下压了一张周恩来总理的照片，是室内惟一的人物肖像。
卧室东侧一排高大书柜，里面藏书不少；床头柜上放一只青瓷座台灯，衣架上挂了一套半旧“礼服”当然是在公开场合才舍得穿，回家便须换下
“哎哎，老兄，你怎么跑来”胡耀邦追进卧室来。几十年的老熟人，无须客套，他径直到办公桌的正面坐下，看着周惠坐到了桌对面的椅子上。
“找你来聊聊嘛。”周惠掏烟，在桌上敲敲“知道你忙，可有些事总想找熟人聊聊，听听意见。”
“我也要找你呢。”胡耀邦不拘小节，将两只脚架到办公桌上，坐久了，两腿瘀血，架高些可以化瘀。“我说老兄，你怎么搞的？几个亿都不要”
“你哪里听来的”周惠叫起来“今天下午先念同志刚为这个事骂了我的娘。”
“你看看，你看看，”胡耀邦是感情外露的性格，两手在沙发转椅的扶手上连连拍打“国家的几个亿呀，我就怕先念同志发火”
“你别急，什么几个亿，没有的事”周惠不慌不忙吸燃香烟“造谣嘛，我看这是有人反对我们啊你告诉我，是谁向你告的状？”
胡耀邦摇摇头，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事出有因，没成事实”周惠将内蒙古农民生活贫苦，债台高筑，无力还贷等问题徐徐道来。胡耀邦听几句已经明白没大事，精神一松懈，极度的疲困便袭来。他头靠椅背，脚架办公桌，身体弯成一个u型，便那么打起瞌睡来。
周惠一阵心疼，便闭了嘴。声音停止，胡耀邦猛地惊醒，揉揉眼，奋力振起精神：“噢，是这么回事啊，没丢了就好。”
“放心好了，我只是有想法，并没做。这么大事，不研究不请示，我自己怎么可能贸然决定？”周惠立起身，关切地劝一句：“你累了，睡一会儿，我先走了，改日再找你聊。”
“我送你。”胡耀邦双脚落地，立起身，不顾周惠拦阻“送送，送送，吹吹风就有精神”
胡耀邦将周惠送到车门前。室外冷风吹过，他头脑清醒许多，蓦地想起什么，忙问：
“哎，老兄，还有件事呢。你们怎么闹起包产到户”
周惠一脚车上，一脚车下，闻声停止，抽腿转向胡耀邦，夜色里目光一闪一闪的：
“本来就打算跟你谈这件事呢，见你太累”周惠反问：“包产到户怎么老百姓没饭吃”
极富组织纪律观念的胡耀邦认真说：“这样大的事，要按中央的决定办”
“总得有人先干嘛。”周惠坚持着“总不能看着老百姓饿死吧？”
胡耀邦连连摆手，又用手势让周惠上车，然后再摇摇头，始终再没讲话。
拨乱反正，胡耀邦的全部精力是用在批判“两个凡是”和解决组织路线上，对于农业问题，他还没来得及深入调查研究提出见解，所以只有摆手摇头。当农村改革全面展开时，他坚决支持，并实事求是地评论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赵紫阳第二，周惠是第三。”
“去东交民巷。”周惠对司机吩咐一声，然后将身体靠在沙发上，轻松舒怡，只是思想丝毫没轻松。同“凡是派”的斗争，看来主动权在握，不会出什么大事；但是如何转移工作重点，进行繁重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工作，特别是如何把农业这一国民经济的基础搞上去，全党还远远没有统一思想。
他最忧虑的是，许多党内有影响的领导人物，政治上同“凡是派”坚决斗争，在经济建设上，却是同“凡是派”有许多共同点，而与周惠的想法大相径庭。
周惠心里没底的原因，还在于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他完全是“逼上梁山”是为了不饿死人而不得不那样做。于是，名不正则言不顺的感觉便一刻也摆脱不掉。
他极盼中央负责决策的领袖有谁能站出来说句话，这不但关系自己政治生命，也关系到中国农民能否日子过得好些，能否吃饱肚皮。可是，迄今为止没有谁公开讲话肯定包产到户。只有陈云讲了“采取积极措施，先把农民这一‘大头’稳定下来，使之休养生息”
包产到户算不算积极措施？心里还是没底。
汽车驶入东交民巷。这里曾由柬埔寨的宾努亲王所居住。
他见到了那位昔日的老上级，老领导。
他来见这位老领导有两个原因。一是老领导约他来看当时属“内部影片”的罗马之战，二是老领导现在分管农委，他想对农业问题谈点想法。
老领导热情地将他引入小放映厅，两人并排坐在一个大沙发上，后面坐了老领导那里的工作人员。刚坐好，电影便开始
周惠是第一次享受这种“家庭电影”气氛很轻松，一边看，一边可以随意聊天。老领导吹拉弹唱、琴棋书画，是党内有名的才子，活得很潇洒，曾经深得毛泽东欣赏。“文革”中，他被林彪、江青一伙横加“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一关就是八年。虽受尽折磨，对毛泽东的感情却始终深厚。毕竟“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始终坚定地站在毛泽东的路线一边，是那种富有传统色彩的“忠臣”
一九七五年五月，在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这位老领导走出监狱，但“罪名”一条也没减，是“四人帮”在作梗，被下放到陕西武功农科院，连党籍也没恢复。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李先念先后讲话建议他出来工作。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后，调阅的第一份档案就是他的。数月前，中央开会解决陕西问题，胡耀邦利用这个时机亲自写信给中央，经李先念。邓小平、叶剑英先后同意，才算真正获得“解放”
周惠同这位老领导聊天，聊“文革”所受灾难，聊老朋友胡耀邦，聊老一代革命家邓小平、叶剑英，评议“凡是派”华国锋、汪东兴等人，都有许多共同语言，甚至可以说声气相投。然而，当话题换过时，气氛便起了微妙的变化。
“操他娘的，现在的报纸上吹冷风，反对包产到组，更不用说包产到户，真他妈一群混账。”周惠这样经历过战争年代，搞过“农村包围城市”的老干部，骂起粗话来可谓信手拈来，有时毫不自觉“哎，你知道这是什么人干的事情哪？”
老领导望着银幕，半天憋出一句：“看电影吧。”
银幕上，正是光屁股烫死人的一段戏。周惠生平第一次见这些裸体镜头，本该好奇却毫无兴趣，满脑子想的是内蒙古那些菜色的面孔，赤裸的肋骨巴巴的胸脯
“他妈的，这些人除了吹冷风，什么具体事也不办。老百姓没饭吃知道不知道？”周惠望着银幕那奢华的宫廷生活，火气更大“这些光屁股娘儿们有的是绫罗绸缎偏不穿，卓资山那边，还有四子王旗，我走一路，有多少老百姓想穿穿不到衣服，十六七的大姑娘连条长裤子都没有，一家人要轮换着穿。解放三十年了，学大寨也搞了十几年，搞出点啥名堂？好好的草场硬给犁成田，最多收一季粮食就变成了沙漠。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勤劳、俭朴、务实是中国农民几千年的优良传统，这是举世公认的。如今学了十几年大寨，打着红旗下地，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全一样，这实际上就是惩罚勤劳，奖励懒惰，把农民几千年的优良品质和传统全学丢报纸闭着眼说瞎话，我走了几十个公社，怎么就没看见一处莺歌燕舞，看到的只有扒火车逃荒他娘的，是我瞎了眼还是这些混账东西瞎了眼”
周惠忽然止了声。嘴唇翕动几下，没能再讲什么。他发现老领导将身子侧向了沙发另一边，靠着扶手看电影，偶尔呷口茶，却绝不再朝他哪怕侧脸望一眼，就仿佛忘记身边还有个“喋喋不休”喜欢骂娘的周惠。
周惠莫名所以地抓抓头皮，以为是破坏了老领导看内部片的轻松气氛，只好不再言声，老老实实地欣赏那些裸体半裸体的外国男女。这部电影，他只记住一个“光屁股烫死人”的镜头，其他什么也讲不出来。
第二天，周惠被人告知：“你昨天晚上胡骂什么？指示报纸批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就是请你看电影的领导”
“哎呀，我可真不知道啊，我可不是故意骂他啊”周惠听了一惊，忽然明白了老领导为什么分手时阴着脸，一点送客的话和动作也没有。他抓住自己那虽然苍白却依然硬挺的头发，懊悔道：“这下子误会可闹大了！”但是，他也没去找老领导解释，更没想道歉。念及内蒙古的农民，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说不出解释或道歉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