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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要出去啦，大家交头接耳：去法国或中国，比利时，英国或韩国，利比亚或叙利亚，德国或古巴。耳语的时候，自己逃亡的心愿跟他的出行结合在一块了。
每一次逃亡都是给死亡提供一次机会。所以耳语才具有这样的吸力。两次有一次败给卫兵的警犬和子弹。
流淌的水，行驶的货车，静止的田野都是死亡地带。农民收割玉米时，发现风干或胀裂、被乌鸦啄空的尸首。农民收走玉米，让尸首留在原地，因为眼不见最好。到了晚秋，会有拖拉机来耕地。
对逃亡的恐惧使独裁者的每一次出行演变为就医急诊：远东的空气治疗肺癌，野生植物的根治疗咽癌，电池热枕头治疗肠癌，针灸治疗大脑萎缩，温泉浴治疗瘫痪。据说，只有一种病他不用出国就诊：治疗血癌用的童血他在国内就能获得。在妇产科医院用日本吸针从新生儿脑袋中抽取。
独裁者患病的谣言与埃德加、库尔特、格奥尔格和我母亲的来信相似。耳语是在提醒预备逃亡的人先等一等再说。人人因幸灾乐祸而热血沸腾，虽然灾祸从未降临。独裁者的尸体如同人们自身腐朽的生命，悄悄潜入每个人的脑中。大家都想比他活得更长久。
我走进餐室，拉开冰箱。灯亮了，似乎是我从外面把灯光投射进去的。
自萝拉死后，冰箱里没了舌头和腰子。不过我还是看得见，闻得着。我在打开的冰箱前想象着一个透明的男人。这个透明人有病，为了多苟活些时日，偷走了健康动物的内脏。
我看到了他的心兽。悬挂在封闭的灯泡中。蜷缩着，很疲乏。我关上冰箱，因为心兽不是偷来的。只能是他自己的，比世上一切动物的内脏都要丑陋。
女孩们在四角里行走，嬉笑，吃着葡萄和面包，没有开灯，虽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后来有人啪嗒一声打开灯，准备上床。大家都躺下了。我关灯。女孩们的呼吸很快坠入睡乡。我似乎看得见呼吸。这呼吸又黑又静又温热，但不是夜。
我没盖被子躺在那儿，望着床上那些白色的床单。人应该怎样生活，我想，才能跟正在思考的东西合拍呢。街上那些东西，虽然是有人遗失的，路人却熟视无睹，怎么会这样呢。
后来父亲死了。他的肝因为酗酒大得像填鹅的肝，医生说。父亲脸旁的玻璃柜中躺着钳子和剪刀。我说：他的肝大得像赞美元首的歌。医生伸出食指搁到嘴边。他想到了赞美独裁者的歌，而我指的却是元首。他把食指搁在嘴边说：没救了。他指的是父亲，而我想到了独裁者。
父亲出了医院，回家等死。他那骨瘦如柴的脸上泛起一丝微笑。他傻乐呢。医生不行，他说，病房很糟糕，床硬邦邦的，枕头里面没有羽绒尽是破布条。所以我的病越来越重，父亲说。手表在他的手上哆嗦。牙龈萎缩了。他让假牙落入外衣口袋里，因为不合嘴了。
父亲瘦得跟豆秆儿似的。只有肝变大了，还有眼睛和鼻子。父亲的鼻子宛如鹅的嘴。
我们去另一家医院，父亲说。我拎着他的小箱子。那里的医生好，父亲说。
街角，风把我们的头发拂得团团乱转，我们对视了一下。父亲趁机说：我还得去理发呢。
他真傻，死前三天，还把头发当桩事儿。我们俩都傻，他看了看哆嗦的表，我点了点头。所以几分钟以后他就可以静静地坐在理发店里了，而我也可以静静地站在那里。死前三天，我们就这样彼此松了绑，让我们俩能够旁观穿白大褂的理发师将头发放到剪刀口上。
我拎着父亲的小箱子进城。箱子里有一个手表、一副假牙和一双白褐双色格子便鞋。入殓师给死去的父亲穿上了户外鞋。我想，属于父亲的一切，都应该进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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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要出去啦，大家交头接耳：去法国或中国，比利时，英国或韩国，利比亚或叙利亚，德国或古巴。耳语的时候，自己逃亡的心愿跟他的出行结合在一块了。
每一次逃亡都是给死亡提供一次机会。所以耳语才具有这样的吸力。两次有一次败给卫兵的警犬和子弹。
流淌的水，行驶的货车，静止的田野都是死亡地带。农民收割玉米时，发现风干或胀裂、被乌鸦啄空的尸首。农民收走玉米，让尸首留在原地，因为眼不见最好。到了晚秋，会有拖拉机来耕地。
对逃亡的恐惧使独裁者的每一次出行演变为就医急诊：远东的空气治疗肺癌，野生植物的根治疗咽癌，电池热枕头治疗肠癌，针灸治疗大脑萎缩，温泉浴治疗瘫痪。据说，只有一种病他不用出国就诊：治疗血癌用的童血他在国内就能获得。在妇产科医院用日本吸针从新生儿脑袋中抽取。
独裁者患病的谣言与埃德加、库尔特、格奥尔格和我母亲的来信相似。耳语是在提醒预备逃亡的人先等一等再说。人人因幸灾乐祸而热血沸腾，虽然灾祸从未降临。独裁者的尸体如同人们自身腐朽的生命，悄悄潜入每个人的脑中。大家都想比他活得更长久。
我走进餐室，拉开冰箱。灯亮了，似乎是我从外面把灯光投射进去的。
自萝拉死后，冰箱里没了舌头和腰子。不过我还是看得见，闻得着。我在打开的冰箱前想象着一个透明的男人。这个透明人有病，为了多苟活些时日，偷走了健康动物的内脏。
我看到了他的心兽。悬挂在封闭的灯泡中。蜷缩着，很疲乏。我关上冰箱，因为心兽不是偷来的。只能是他自己的，比世上一切动物的内脏都要丑陋。
女孩们在四角里行走，嬉笑，吃着葡萄和面包，没有开灯，虽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后来有人啪嗒一声打开灯，准备上床。大家都躺下了。我关灯。女孩们的呼吸很快坠入睡乡。我似乎看得见呼吸。这呼吸又黑又静又温热，但不是夜。
我没盖被子躺在那儿，望着床上那些白色的床单。人应该怎样生活，我想，才能跟正在思考的东西合拍呢。街上那些东西，虽然是有人遗失的，路人却熟视无睹，怎么会这样呢。
后来父亲死了。他的肝因为酗酒大得像填鹅的肝，医生说。父亲脸旁的玻璃柜中躺着钳子和剪刀。我说：他的肝大得像赞美元首的歌。医生伸出食指搁到嘴边。他想到了赞美独裁者的歌，而我指的却是元首。他把食指搁在嘴边说：没救了。他指的是父亲，而我想到了独裁者。
父亲出了医院，回家等死。他那骨瘦如柴的脸上泛起一丝微笑。他傻乐呢。医生不行，他说，病房很糟糕，床硬邦邦的，枕头里面没有羽绒尽是破布条。所以我的病越来越重，父亲说。手表在他的手上哆嗦。牙龈萎缩了。他让假牙落入外衣口袋里，因为不合嘴了。
父亲瘦得跟豆秆儿似的。只有肝变大了，还有眼睛和鼻子。父亲的鼻子宛如鹅的嘴。
我们去另一家医院，父亲说。我拎着他的小箱子。那里的医生好，父亲说。
街角，风把我们的头发拂得团团乱转，我们对视了一下。父亲趁机说：我还得去理发呢。
他真傻，死前三天，还把头发当桩事儿。我们俩都傻，他看了看哆嗦的表，我点了点头。所以几分钟以后他就可以静静地坐在理发店里了，而我也可以静静地站在那里。死前三天，我们就这样彼此松了绑，让我们俩能够旁观穿白大褂的理发师将头发放到剪刀口上。
我拎着父亲的小箱子进城。箱子里有一个手表、一副假牙和一双白褐双色格子便鞋。入殓师给死去的父亲穿上了户外鞋。我想，属于父亲的一切，都应该进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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