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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class="j-chapter section" data-paragraphid="038923bbc0e8492db729d616be2aa267_5">贰社会学篇：历史演化的动力机制</h2>
<span class="bold">一、从欲望到信仰
人性当中的激情，是历史演化的根本动力。激情里面包含着欲望，也包含着信仰，欲望与信仰有着相互生成又相互冲撞的复杂关系。
欲望是人类行动最为直接的动力来源。一方面，人们会有各种生物性欲望，它推动人们去获取与生命延续相关的现实利益，包括更多的食物、更安全的处所、更好的繁衍机会等等，这些欲望往往不餍其足。另一方面，人们也会有各种社会性欲望，它推动人们去获取那些纯粹是满足虚荣与野心的东西，经常也是无有止境的。
所有动物都具有欲望，人类并不因此而显得特殊；人类的力量在动物界中也远远不是最为强大的，却站到了食物链的最顶端，超越一切其他动物之上，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在于人类能够合作。在合作的群体中，单个个体的欲望可能会受到某种形式的节制，但作为整体，其能力远远大过单个个体的总和，能够形成合作的群体就会在演化竞争当中获得优势。单个个体的欲望虽然受限，不能再任意伸展，但可以通过整体的强大而获得补偿。
有些社会性动物，小如蚂蚁、蜜蜂，大如狮子、大象，也能形成合作，但这种合作基于生物本能，难以超出自然血缘群体之外。人类与它们的区别在于，能够超越于本能之上，形成超血缘群体的合作。这种合作之成为可能，在于信仰的出现。
正是通过信仰，不同的人有了共同的信念基础，便能够超越生物本能，形成超出自然血缘群体的认同。人们于是会将拥有同样信仰的人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视同自己的成功，从而愿意进行合作，并相信通过合作可以获得某种（未必直接落实在本人身上的）回报。<span class="mark" title="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理论在这方面极富启发性。可参见[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最初的信用机制便如此地通过信仰而建立了起来，因此也可以说，信仰在某种意义上是从欲望当中被淬炼出来的。信仰/观念系统一旦浮现出来，就会有其独立的作用方式，会反过来塑造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框架，塑造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以及对于他者行为方式的预期，为人们设定值得追求的价值目标，引导着人们朝向一种理想的秩序。
合作的过程，需要人们能够以某种方式自我组织起来，形成稳定的秩序结构。只有这样，不同人的行为边界才得以明确，对有限资源的稳定分配成为可能，更加复杂高效的生产过程才能够出现。这种秩序结构，可称其为制度。初民社会的制度是在“日用而不知”的状态中自发形成的，是一种自生秩序，与后世基于暴力与战争而形成的集权秩序大不一样。
此后人类的演化便不再仅仅是生物层面的演化，更是文化层面的演化。就生物演化而言，各种动物的本能活动，都是其体内的基因为了能够最大化地自我繁衍而演化出来的。如果一种基因所引导出来的本能行为，不能带来基因更大规模的自我繁衍，这个基因也就在演化过程中消失了。在这个意义上，各种动物，包括人类在内，都是“自私的基因”的奴隶。<span class="mark" title="可参见[英]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卢允中、张岱云、陈复加、罗小舟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 而人类文化的演化速度远远超过生物演化，（广义的）文化演化包括观念系统的演化，以及制度系统的演化；演化的方向则是让（广义的）文化基因能够最大化地自我繁衍。于是，人类在这个意义上又开始成为“自私的文化”的奴隶。
所谓文化差异，在其最源初的起点上，呈现为以下三种差异，即，制度/组织形式的差异，用以对制度/组织形式进行正当性辩护（或批判）的信仰/观念系统的差异，以及用来象征信仰/观念系统的物质载体形式的差异。
起到象征作用的物质载体，必定是贵重的东西；而贵重的标准在于稀缺性，稀缺性则取决于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在甲处稀缺乃至于被用作文化象征之物，在乙处可能并不稀缺，而乙处稀缺之物则在丙处相对富集。这就导致了上古时代跨区域、跨文化的贸易行为和战争行为。基于信仰的需求，是比单纯的欲望更加强大的需求，即便在可被物化的收益上不划算，它也能顽强地延续下来；因为这会带来巨大的不可物化的收益：各种信仰-合作的秩序获得了维续与自我再生产，乃至于扩大。<span class="mark" title="马林诺夫斯基对于太平洋群岛上部落民持续的跨岛礼物交换体系的研究，是对此极为经典的一个田野研究。参见[英]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张云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这使得人类在上古时代的懵懂中便已通过各种和平与战争的方式而联为一体。比如，在西域地区的上古考古遗存中，发现了很多来自印度洋地区和太平洋地区的贝壳，这种贸易的驱动力，就不可能是物化收益。这些跨区域、跨文化的秩序，也是一种纯粹自发演化的自生秩序。
剧烈的战争过程和持续的贸易过程，会引起资源富集程度的较大变化，从而破坏具体群体内部的既有均衡。对初民社会来说，要想重建被破坏的均衡，在原有的小规模群体当中很可能已经无法实现，而需要一个更大规模的群体。于是，人类就从纯粹的自生秩序，开始进入到一种有意识组织起来的政治秩序。
<span class="bold">二、制度的演化
在资源、人口、天气等要素给定的情况下，一个制度内部的诸种行为主体会在反复博弈后达成均衡，使得人们的合作关系可以不断地自我再生产，一种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也就建立起来。社会中可供人们支配的资源，始终处在动态变化当中，只要资源变化的程度不突破临界点，既有制度便有着足够的弹性，能够承受变化。一旦因为战争、贸易或者技术变迁而带来巨量的新资源，或者是带来更多的人口，抑或是其他的新变量出现，有可能会超出既有制度的弹性承受范围，均衡就会被打破。此时人们需要寻找到新的制度/组织形式，以便重建合作关系并使其能自我再生产；否则这个群体就会走向瓦解，最终被其他群体所整合。
人类历史的演化历程，相当程度上就是制度/组织形式的演化历程。制度/组织形式是个相对稳定的存在，而其要整合起来的人口、资源等等则是在不断变动的存在。这两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历史演化的直接原因。
暨初民社会之后，有意识组织起来的政治秩序，其起点通常就是可供支配的资源出现巨大变化，这会使得某些群体相对于其他群体，或者是具体群体中的某些部分相对于其他部分，获得特殊的优势，掌握更大的力量，有能力推行一种基于暴力的统治。于是，区别于自生秩序的集权秩序出现了，制度开始发生演化。<span class="mark" title="值得提出的是，这里所谓的自生秩序或集权秩序，与自由或专制没有直接关系。今天人们谈论自由与专制这两个概念的时候很容易为它们赋予意识形态色彩，而常常忘了，它们都是必须基于某种给定秩序才能够被讨论的。因此，对给定秩序的生成机制本身的讨论，相较于简单地讨论自由或专制，实际上是更为根本性的。任何给定秩序的生成都脱离不开自生与集权这两种机制的共同运动，本书的讨论只着眼于秩序的生成机制，而不关涉意识形态评价。">
对自生秩序而言，集权秩序是外加的。它并无法取消自生秩序，而是给后者的自发演化逻辑中加上了一个新的变量，即集权秩序的干预，它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影响自生秩序的演化方向。但集权秩序也无法不顾自生秩序的逻辑而任性专制，因为集权的力量来自其运用暴力的能力，运用暴力需要支付成本，这基于财政过程，财政基于经济贸易的运行，经济贸易则无法靠集权秩序、而只能基于社会的自生秩序来运行；倘若集权秩序完全不顾自生秩序的逻辑，则会严重扰乱经济贸易的效率，以至侵蚀自己的财政基础，走上自我否定。
自生秩序与集权秩序的矛盾运动，是制度演化的一个基本动力来源，这种运动更具体地会呈现为诸多行为主体的博弈过程。他们会依据自己在制度中所处的相对位置关系及所掌握的资源类型，来决定其行为策略，以便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欲望与野心。各种行为主体及阶层群体，包括君主、内臣、贵族、官僚、平民等，会依据情势而变换结盟关系，来扩展自己的行动空间，扩大自己的利益。<span class="mark" title="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研究在这方面有着基础性的方法论意义。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这样的博弈过程，只要给定时间足够长，也会改变制度的内部均衡，带来制度的变迁。另一方面，博弈过程本身也会直接影响自生秩序的演化，同时侵蚀集权秩序的公共性面相。这里对自生秩序的理解可以被简化为经济与社会，对集权秩序的理解可以被简化为政府。
集权秩序的演化过程，还会带来观念系统的演化。集权秩序不可能是纯粹基于暴力的秩序，因为在财政上不可持续；集权秩序必须落实为更大范围的合作才是可持续的，这需要一种更大范围的认同。于是，反思性的宗教便会出现，它超越于具体的小群体信仰之上，以普遍秩序与普遍价值为其基本关怀。信仰的普遍性程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合作秩序的扩展潜力。只能局限在小圈子小群体的信仰，所能形成的合作规模也比较有限，最终会败给并融入拥有更大普遍性的信仰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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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 class="bold">一、从欲望到信仰
人性当中的激情，是历史演化的根本动力。激情里面包含着欲望，也包含着信仰，欲望与信仰有着相互生成又相互冲撞的复杂关系。
欲望是人类行动最为直接的动力来源。一方面，人们会有各种生物性欲望，它推动人们去获取与生命延续相关的现实利益，包括更多的食物、更安全的处所、更好的繁衍机会等等，这些欲望往往不餍其足。另一方面，人们也会有各种社会性欲望，它推动人们去获取那些纯粹是满足虚荣与野心的东西，经常也是无有止境的。
所有动物都具有欲望，人类并不因此而显得特殊；人类的力量在动物界中也远远不是最为强大的，却站到了食物链的最顶端，超越一切其他动物之上，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在于人类能够合作。在合作的群体中，单个个体的欲望可能会受到某种形式的节制，但作为整体，其能力远远大过单个个体的总和，能够形成合作的群体就会在演化竞争当中获得优势。单个个体的欲望虽然受限，不能再任意伸展，但可以通过整体的强大而获得补偿。
有些社会性动物，小如蚂蚁、蜜蜂，大如狮子、大象，也能形成合作，但这种合作基于生物本能，难以超出自然血缘群体之外。人类与它们的区别在于，能够超越于本能之上，形成超血缘群体的合作。这种合作之成为可能，在于信仰的出现。
正是通过信仰，不同的人有了共同的信念基础，便能够超越生物本能，形成超出自然血缘群体的认同。人们于是会将拥有同样信仰的人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视同自己的成功，从而愿意进行合作，并相信通过合作可以获得某种（未必直接落实在本人身上的）回报。<span class="mark" title="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理论在这方面极富启发性。可参见[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最初的信用机制便如此地通过信仰而建立了起来，因此也可以说，信仰在某种意义上是从欲望当中被淬炼出来的。信仰/观念系统一旦浮现出来，就会有其独立的作用方式，会反过来塑造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框架，塑造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以及对于他者行为方式的预期，为人们设定值得追求的价值目标，引导着人们朝向一种理想的秩序。
合作的过程，需要人们能够以某种方式自我组织起来，形成稳定的秩序结构。只有这样，不同人的行为边界才得以明确，对有限资源的稳定分配成为可能，更加复杂高效的生产过程才能够出现。这种秩序结构，可称其为制度。初民社会的制度是在“日用而不知”的状态中自发形成的，是一种自生秩序，与后世基于暴力与战争而形成的集权秩序大不一样。
此后人类的演化便不再仅仅是生物层面的演化，更是文化层面的演化。就生物演化而言，各种动物的本能活动，都是其体内的基因为了能够最大化地自我繁衍而演化出来的。如果一种基因所引导出来的本能行为，不能带来基因更大规模的自我繁衍，这个基因也就在演化过程中消失了。在这个意义上，各种动物，包括人类在内，都是“自私的基因”的奴隶。<span class="mark" title="可参见[英]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卢允中、张岱云、陈复加、罗小舟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 而人类文化的演化速度远远超过生物演化，（广义的）文化演化包括观念系统的演化，以及制度系统的演化；演化的方向则是让（广义的）文化基因能够最大化地自我繁衍。于是，人类在这个意义上又开始成为“自私的文化”的奴隶。
所谓文化差异，在其最源初的起点上，呈现为以下三种差异，即，制度/组织形式的差异，用以对制度/组织形式进行正当性辩护（或批判）的信仰/观念系统的差异，以及用来象征信仰/观念系统的物质载体形式的差异。
起到象征作用的物质载体，必定是贵重的东西；而贵重的标准在于稀缺性，稀缺性则取决于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在甲处稀缺乃至于被用作文化象征之物，在乙处可能并不稀缺，而乙处稀缺之物则在丙处相对富集。这就导致了上古时代跨区域、跨文化的贸易行为和战争行为。基于信仰的需求，是比单纯的欲望更加强大的需求，即便在可被物化的收益上不划算，它也能顽强地延续下来；因为这会带来巨大的不可物化的收益：各种信仰-合作的秩序获得了维续与自我再生产，乃至于扩大。<span class="mark" title="马林诺夫斯基对于太平洋群岛上部落民持续的跨岛礼物交换体系的研究，是对此极为经典的一个田野研究。参见[英]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张云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这使得人类在上古时代的懵懂中便已通过各种和平与战争的方式而联为一体。比如，在西域地区的上古考古遗存中，发现了很多来自印度洋地区和太平洋地区的贝壳，这种贸易的驱动力，就不可能是物化收益。这些跨区域、跨文化的秩序，也是一种纯粹自发演化的自生秩序。
剧烈的战争过程和持续的贸易过程，会引起资源富集程度的较大变化，从而破坏具体群体内部的既有均衡。对初民社会来说，要想重建被破坏的均衡，在原有的小规模群体当中很可能已经无法实现，而需要一个更大规模的群体。于是，人类就从纯粹的自生秩序，开始进入到一种有意识组织起来的政治秩序。
<span class="bold">二、制度的演化
在资源、人口、天气等要素给定的情况下，一个制度内部的诸种行为主体会在反复博弈后达成均衡，使得人们的合作关系可以不断地自我再生产，一种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也就建立起来。社会中可供人们支配的资源，始终处在动态变化当中，只要资源变化的程度不突破临界点，既有制度便有着足够的弹性，能够承受变化。一旦因为战争、贸易或者技术变迁而带来巨量的新资源，或者是带来更多的人口，抑或是其他的新变量出现，有可能会超出既有制度的弹性承受范围，均衡就会被打破。此时人们需要寻找到新的制度/组织形式，以便重建合作关系并使其能自我再生产；否则这个群体就会走向瓦解，最终被其他群体所整合。
人类历史的演化历程，相当程度上就是制度/组织形式的演化历程。制度/组织形式是个相对稳定的存在，而其要整合起来的人口、资源等等则是在不断变动的存在。这两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历史演化的直接原因。
暨初民社会之后，有意识组织起来的政治秩序，其起点通常就是可供支配的资源出现巨大变化，这会使得某些群体相对于其他群体，或者是具体群体中的某些部分相对于其他部分，获得特殊的优势，掌握更大的力量，有能力推行一种基于暴力的统治。于是，区别于自生秩序的集权秩序出现了，制度开始发生演化。<span class="mark" title="值得提出的是，这里所谓的自生秩序或集权秩序，与自由或专制没有直接关系。今天人们谈论自由与专制这两个概念的时候很容易为它们赋予意识形态色彩，而常常忘了，它们都是必须基于某种给定秩序才能够被讨论的。因此，对给定秩序的生成机制本身的讨论，相较于简单地讨论自由或专制，实际上是更为根本性的。任何给定秩序的生成都脱离不开自生与集权这两种机制的共同运动，本书的讨论只着眼于秩序的生成机制，而不关涉意识形态评价。">
对自生秩序而言，集权秩序是外加的。它并无法取消自生秩序，而是给后者的自发演化逻辑中加上了一个新的变量，即集权秩序的干预，它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影响自生秩序的演化方向。但集权秩序也无法不顾自生秩序的逻辑而任性专制，因为集权的力量来自其运用暴力的能力，运用暴力需要支付成本，这基于财政过程，财政基于经济贸易的运行，经济贸易则无法靠集权秩序、而只能基于社会的自生秩序来运行；倘若集权秩序完全不顾自生秩序的逻辑，则会严重扰乱经济贸易的效率，以至侵蚀自己的财政基础，走上自我否定。
自生秩序与集权秩序的矛盾运动，是制度演化的一个基本动力来源，这种运动更具体地会呈现为诸多行为主体的博弈过程。他们会依据自己在制度中所处的相对位置关系及所掌握的资源类型，来决定其行为策略，以便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欲望与野心。各种行为主体及阶层群体，包括君主、内臣、贵族、官僚、平民等，会依据情势而变换结盟关系，来扩展自己的行动空间，扩大自己的利益。<span class="mark" title="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研究在这方面有着基础性的方法论意义。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这样的博弈过程，只要给定时间足够长，也会改变制度的内部均衡，带来制度的变迁。另一方面，博弈过程本身也会直接影响自生秩序的演化，同时侵蚀集权秩序的公共性面相。这里对自生秩序的理解可以被简化为经济与社会，对集权秩序的理解可以被简化为政府。
集权秩序的演化过程，还会带来观念系统的演化。集权秩序不可能是纯粹基于暴力的秩序，因为在财政上不可持续；集权秩序必须落实为更大范围的合作才是可持续的，这需要一种更大范围的认同。于是，反思性的宗教便会出现，它超越于具体的小群体信仰之上，以普遍秩序与普遍价值为其基本关怀。信仰的普遍性程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合作秩序的扩展潜力。只能局限在小圈子小群体的信仰，所能形成的合作规模也比较有限，最终会败给并融入拥有更大普遍性的信仰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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