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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出去挣苦钱，跑过很多地方，现在回来养老了。”
我说：“皮雷是你什么人？”
皮爷爷说：“皮雷他爸爸是我侄子，皮雷是我孙子，都不是亲的，我出去二十多年，都疏远了。”
“那你自己的儿子、女儿现在都在这儿？”
皮爷爷有点惆怅地说：“他们都留在中山了，广东中山，都不回来了。只要政府不往回赶，他们就不会回来了。”
我对此没有什么看法，迁徙是必然的，世代住在一个村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迁徙的最后一站是城市也是必然的。皮爷爷对我一直没有开口喊他爷爷也没什么看法，突然对我说：“你会下象棋，我们下两盘棋吧！”
我知道他的意思，他这是在证明十岁之前常常看到我，甚至看到我学下棋、会下棋。但我还是想不起来他到底是谁。和父亲常常一起出没的叔叔、伯伯我有些印象，但爷爷在我不满一岁时就去世了，跟他一起长大的老兄弟们，对我来说太遥远、太不重要了。
一边下棋，一边喝茶，抽烟。皮爷爷不肯抽我的，还让我也别抽万宝路了，说臭死了，让我抽他的红塔山。嗯，红塔山，它是一个时代的背影。万宝路其实也是。
我想象着皮爷爷的儿子、孙子们的生活，他们在遥远的中山，目前因为皮爷爷在世，一年得赶一次春运回来，然后每天待在潮湿高温的广州郊区，除了工作学习之类的，他们是在怀念故乡呢，还是踌躇满志要把他乡变成故乡呢！他们应该会什么都不做，打牌下棋喝酒聊天，年青一代晃晃悠悠，随时光起舞，虚无空洞地度过人生中的一个个阶段。
十点多钟，皮雷在楼下喊：“爷爷，爷爷开门。”看着皮爷爷出去的背影，我突然觉得异常喜庆，我是第一次在夜总会里听到“爷爷”这个称呼，还这么大声。很快皮雷上来了，后面跟着一个姑娘，很朴素，穿着普通的牛仔裤普通的红T恤，短发，看不出是哪里人。姑娘后面是皮爷爷，他大概是认为一局未了，或者想看看热闹。
我走过去，小声对皮爷爷说：“要不爷爷你把这个姑娘带下去睡觉吧！”
皮爷爷看看我，明白之后，眼睛放光，皱纹舒展，但他又痛苦地说：“人家怎么会愿意？”
我说“等下”，把小姑娘拽到卧室里，问她愿不愿意跟这老头下去。她瞪大眼睛看着我，我故作凶狠地说：“都一样，愿不愿意？”
她小声说：“太恶心了吧！”她的话很哀怨，但似乎恶心的事已经发生过了。我说：“你可以加钱。”她说：“一千。”
“本来多少？”
“本来过夜六百。”
我带她出来，对皮雷说了几句，他有点儿不相信，看看我们三人，我问他：“陈尚龙有没有给你钱？”他摇摇头，又掏出一千塞给那姑娘，皮爷爷带着她出门。我和皮雷坐在刚才下棋的座位上抽烟。我说：“他是你爷爷，这钱你就自己出了吧，就当孝敬老人。”皮雷脸腾的红了，不知道是心疼钱，还是对如此孝敬特别激动。
12
第二天，我一觉睡到天光大亮才醒，洗漱之后我下楼，姑娘不见了，皮爷爷也走了，变成了另外一个年纪稍轻的老人，精神抖擞。我问他哪里有早饭吃。他指指对岸。我给陈尚龙打电话，让他来接我。
来接我的居然是顾伟前。他说：“陈大哥他们打了一夜麻将，刚刚结束，我陪你去采石矶。”
我们乘坐带马达的小船过江，我一直回头看着小洲，但只一两分钟，就看不到那幢庞大而丑陋的建筑了，它只有一层，藏身在江面上的芦苇丛中。
叶芳芳也一起去采石矶，我们坐着昨天那辆庞大的越野车朝采石矶呼啸而去，开车的是昨天在饭店里遇到的最前面的小弟。他的装扮和昨天一样，我怀疑他有没有换衣服。我坐在副驾驶位置，把椅子放得很低，一根根抽烟，烟灰弹在矿泉水瓶子里，顾伟前和叶芳芳在后面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偶尔，叶芳芳拍拍我肩膀说：“给我一根。”
采石矶风景区已经升格为森林公园，从进大门到停车场，感觉有一公里，好在主要景点都在停车场附近。在李白的雕像面前，我看了半天，然后深深鞠躬，一共三次。顾伟前和叶芳芳犹犹豫豫地跟着在后面鞠躬，但更像是点头。看了一大堆今人书写的李白的诗文，我有点儿愤慨，一是写得很差，二是这些人专门挑李白不为人知的诗来写，似乎“白日依山尽”很丢人，“低头思故乡”很丢人，“天门中断楚江开”很丢人。
随后我们坐缆车到了采石矶最高峰，再爬上最高建筑三台阁，登顶之后可以看出很远，可以把周围杂乱不堪的开发区和浑浊的江面尽收眼底。三台阁每一层都有卖茶水的，我们一人泡了一杯茶喝着，抽烟，眺望，不说话。
我问开车的小伙子：“叫什么名字？”
“皮仁飞。”
“那你跟皮雷什么关系？”
“没关系，就是一个村子的。”皮仁飞麻木地回答我。
“陈尚龙怎么喊你？”
“阿飞。”
“好，阿飞。你哪年的？”
“九三年的。”
“跟陈尚龙几年啦？”
“快两年了。”
我没有再往下问。
也不必多问。
下山的时候，我走在最后，他们也没异议。但没一会儿，走在前面的顾伟前和叶芳芳就吵了起来。我听了一会儿，大意是，顾伟前还要再看看其他景点，而叶芳芳想走了，对此顾伟前非常愤慨，认为这是浪费。他反复质问：“又没有其他事，为什么不多看看？门票八十块钱一张啊！”叶芳芳没有回答。
13
我们原路返回停车场，上车，原路返回。刚上高速，陈尚龙打电话给阿飞，两人说了几句，阿飞对我说：“哥哥，大哥一会儿过来，我们去一个吃江鲜的店等他。”随后他拐来拐去，到了一家饭店，巨大，犹如厂房，包间开阔规整，一张桌子孤零零地在房间中央。我们坐下来一会儿，陈尚龙带着两个人来了，他对我说：“走，点菜去。”
我们走到吧台旁的一个房间，左右都是水箱，几十种几百条鱼在水箱里游来游去。每个水箱上都贴着字条，写着鱼的名字和价格，几乎所有的鱼前面都有野生两个字。
“你点！”陈尚龙豪爽地说。
我说：“妈的一个个这么大，怎么可能是野生的，哪来这么多野生的鱼？”
“那就专点小的。”陈尚龙马上给出了解决方案。
我们一顿饭吃掉了大约两百条小鱼，各种鱼，各种做法，鱼骨堆积如山。一顿饭非常模式化，我和陈尚龙小声说话，顾伟前和叶芳芳不仅小声，而且低头。三个陈尚龙的小弟，一个接一个给大伙儿敬酒，他们总是“噌”的一声站起来，举着杯子先敬我，再敬顾伟前二人，有的用啤酒，有的用饮料。他们的节奏是如此明快，“一二三”，然后再“一二三”，以至于过了会儿没动静，我有点儿不适应，敬你一杯，他“噌”的一声站起来。然后我敬二、三，顾伟前也敬一二三， 一二三再敬我们。
我们的谈话就是在这些缝隙中进行的。我问陈尚龙：“你想开饭店，就是绕洲一圈的饭店是吧？这代价也太大了。”陈尚龙的意思是，他的鱼，卖给了几座城市的几十家大酒店，和这些酒店有了一个关系，他们可以负责为自己宣传促销，让人来这里，吃喝玩乐住全部在洲上解决。再加上本地领导干部们，不会亏。
“也赚不了多少吧，这个小洲以后也不会被征走，你哪年能回本呢？”
“但是我喜欢这个小洲。”陈尚龙恨恨地说。
“生意就是生意，跟感情没有关系，跟童年往事也没有关系。”
陈尚龙咧嘴一笑说：“你昨晚住的晚晴楼，在偏西的一边，我可以从中间画一道线，把东边半个洲租给开厂的。我有预备方案。”
“那就行，你有这份力气，不如去弄个什么委员、代表干干，收益更大。”
陈尚龙眼前一亮，使劲拍拍我肩膀。这表示他即将认真考虑这件事，而且付诸实施。
吃完，陈尚龙让阿飞开车，送我回南京。他说：“我不陪你了，趁热打铁，下午跟顾主任继续。下周我去找你。”
叶芳芳忽然喊起来：“我也要去南京，我跟牛山一起走吧！”
我很吃惊，但什么都没说，顾伟前问个不停：“怎么啦，怎么啦？”叶芳芳说：“我要回苏州一趟，家里人发消息说我姑妈病危。”
顾伟前大概想检查叶芳芳的手机以查证这是胡说，但他不敢。带着明确无误的怀疑，顾伟前目送叶芳芳上了大越野车。我坐到前面，对阿飞说：“辛苦了。”
阿飞甚至没有回答我一个字，娴熟但目无表情地往前加速。
14
到了南京，不过下午三点。我让阿飞先送叶芳芳去高铁站，这样她六七点钟就能回到苏州。但叶芳芳坚持先送我回家，反复坚持，我有点儿愤怒地说：“你这不是找事吗？先送你，我又不急。”叶芳芳说：“我不回苏州，不要去高铁站，我就是进城逛逛，在开发区太闷了。”
我看看阿飞，他点点头。车子往我住的地方开，速度明显降下来了，从狂野变成了左顾右盼、频频点头。到了之后，我问叶芳芳：“你去哪儿？”她说：“我也在这里下车吧！”
我问叶芳芳：“小顾如果问阿飞，他怎么说？”
叶芳芳说：“就说把我丢在地铁站了。”
阿飞点点头。
看着阿飞慢腾腾地开离我们的视线，我问叶芳芳：“你去哪儿？”她一直在手机上搜索，低着头对我说：“我还没想好去哪儿逛，还要订个宾馆。”
我慢慢走着，等她自己做决定。我可以马上打个招呼离开，但我确实没什么事情。叶芳芳说：“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喝点儿东西吧！”
“求之不得。”我笑笑说，带着她来到附近的一家蛋糕店，这家店被认为是本市最好的生日蛋糕店，店里也可以坐下来喝东西，吃点儿蛋糕。叶芳芳让我帮她点东西，自己坐下来，忙着跟服务员要无线网密码。我给她点了一个自己最喜欢的拿破仑蛋糕，自己则点了一个以前从来没有吃过、误以为自己不会喜欢的抹茶红豆，再给每人点了一份豪华无比的水果茶。我端着东西走到里面时，叶芳芳正在电话预订房间。她对着电话提问，几个问题之后就确定了。我坐下来，慢慢吃着蛋糕，但不打算说话，这样以后我面对小顾，乃至陈尚龙时，都可以坦荡很多。我请客了，我陪着聊了一会儿，我介绍了附近的吃住玩，但我什么都没有说。
叶芳芳忙完了，吃了几口蛋糕，很突兀地问我：“你跟陈尚龙一起长大的？”
“你觉得陈尚龙怎么样？”我反问她。她问得很不客气，我也只能不客气地问她。
“他跟钢铁似的，很瘦。我来了以后听到他很多次，昨天也是第一次见到。”
“但是你没戏啦，陈尚龙早结婚了，而且是军婚，两个儿子了。”我以羡慕的口吻说着。叶芳芳似乎不相信，但我也不想再多说什么。我们面对面坐着，挤在一个小小的圆桌子边上，背后就是其他的桌子、其他的人、其他的背和其他的谈话。在这里说话确实需要一些勇气，旁边的人听得清清楚楚。因为过于浓缩，这里适合已经亲密无间的人，而如果想要变得亲密，这里也是一个好选择——但我不想跟叶芳芳变得亲密，我不想出现那种顾伟前喜欢叶芳芳而叶芳芳喜欢陈尚龙我又喜欢叶芳芳的少年混乱。
一块肥皂那么大的蛋糕，我分了一百多口才吃完，嚼在嘴里的都是枯燥无味的时间。叶芳芳也细嚼慢咽，偶尔问我几个问题。
“离开家多久啦？”
“从未离开。”
“多久回去一次？”
“回不去了。”
“有女朋友没有？”
“这一点自己都不确定。”
“父母安好吗？”
“父母近在眼前，但也逐渐成了符号和标志性建筑。”
“工作如何？”
“工作是一个悖论，必须全身心投入才能杜绝所有不良情绪，一有松懈就会质疑。”
“肌肉这么发达？”
“跟在陈尚龙后面打架，被打得很惨，回来开始练。”
……
话题还是绕不开陈尚龙，看看时间，五点多了，我邀请叶芳芳一起吃饭。我问她：“喜不喜欢烤肉，烤羊腿？”她带着欢乐责怪我：“喂，我是苏州人啊，怎么会喜欢。”
“那去体验一下江南女子被掠到边陲的感觉，喝点儿啤酒。”
“我不能喝酒。”
“你喝酒，我就把陈尚龙这么多年的事原原本本说给你听。”
叶芳芳脸红了，点点头。虽然短暂，但她的状态跟从了是完全一样的。可惜她不是从了我，是从了不在现场的陈尚龙。
15
早年间，陈尚龙一家从外地搬来，一家人愁眉苦脸黑压压地出现在我们眼前。陈尚龙比我大一岁，但跟我一届，我们一起坐在漆黑破旧的教室里上课。一两年过去了，我们都没觉得这有什么。每个人对陈尚龙一家都很熟，因为他们是外来户，显眼。陈尚龙父亲在村子里挨家挨户收废铜烂铁，母亲则在不同的季节做不同的事，两季农忙给人帮忙，春节前后跟在一个杀猪的人后面打下手，夏天编织芦席，包括那种卖给砖瓦厂的芦席。总之，他们什么都做。1990年前后的乡村，改革尚未加速，城市还没有抽空这里的人口，但大大小小的生意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保持着千百年来自给自足自我调剂的状态。陈尚龙一家人的到来打破了小村子里很多的平衡，他们每做一件事，就意味着原先做这件事的其他人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加上他们与本地迥异的口音，人们开始抵触他们。
钱是最为现实的一件事，有钱吃饭，没钱饿肚子。陈尚龙父母在要钱时，和当地人的拐弯抹角圆润滑头完全不同，显得很直白，直接说：“这件事给我做吧，十块钱。”这种开口谈钱而不是谈感情和熟人的做法，加上难听的口音，很多人都异常抵触。乡村的抵触，最大的武器是冷漠和谣言。这里不会直截了当，一般也不会动武，即使讨价还价也得私下进行，谣言和谩骂反而得到了公开允许。很快，对陈尚龙一家的诋毁谩骂层出不穷，大到对他们身份的污蔑，小到他们的一餐一饭，都能成为其他人家讽刺挖苦和编造谣言的对象。
中国的绝大多数地方，都以自己为中心，称南面来的人“南蛮子”，北方来的人为“侉子”。我们这里把任何外来的人都称为侉子。陈侉子陈侉子的，很快叫开了。陈尚龙和他哥哥陈尚虎则被称为小侉子。语言对人的心理暗示非常大，喊着喊着，真正的纠纷和肢体冲突就来了。一年冬天，陈尚龙父母割了人家宅基地上的草当柴烧，事情极小，可还是迅速引发了纠纷。陈尚龙一家遭到围攻，十几号人围住他们六口人咒骂，夹杂着殴打，场面混乱不堪。真正混乱的是，这边在吵，其他不相关的人听闻之后放下碗筷，迈开腿，扭着屁股往现场冲，和结婚时冲过去看新娘、盖房上梁时冲过去捡糖果的劲头一样。我母亲也冲了过去，个把小时才回来，咬牙切齿地对我们叙述陈侉子一家如何不是东西、不认账、嘴硬之类的。她的嘴脸是那么的丑陋，以至于十来岁的我也愤怒了，对她喊道：“你别说了，你刚刚嫁到这里的时候人家不也喊你侉子吗？几个长辈不也讽刺你跟爸爸不会种地，肚子都填不饱吗？”母亲沉浸在快意当中，完全没有想到她作为革命家史来告诉儿子的辛酸往事，此刻成了儿子用来攻击讽刺她的武器，她脸色迅速阴沉下来，最大限度地克制住打我的冲动，掉脸走了。
我感到了巨大的满足，这大概就是占据道德制高点带来的满足。第二天，我专门找陈尚龙玩，以期把满足感保持住。陈尚龙的方言已经不那么明显，本地话也有模有样的。我有事没事找他玩，他大概实在没有人一起玩，对我的所有要求几乎都不否定。所谓要求，就是一起下棋，放学一起绕小路回家，走在路上我得走前面，当司令员，陪我去钓鱼，比赛撒尿，一起爬树之类。我的玩伴不只陈尚龙一个，其他人的玩伴也不只一个，但陈尚龙的玩伴只有我了。就这样，我们忽忽悠悠地过完了小学，开始读初中。
1994年夏季的尾巴，我们骑车到镇上报名，开始读初中。对很多人而言，小学的情谊如果有，这个时候大概也要终结了，会认识新的人，学习也开始残酷无比。我和陈尚龙分班时分到了一起。初中的陈尚龙开始和小学大不一样，已经适应了这个村、这个镇和这个地区。陈尚虎开始工作，陈尚梅也不停地寄钱寄东西过来，父母还是做着那些事，但家里总算可以喘口气了。陈尚龙迅速成了成绩最好的那类学生，而且身体快速成长。按照今天的标准，陈尚龙身高普普通通，但他初一时就将近一米六了，有点儿高大威猛的感觉。一个高大威猛的好学生多么令人敬畏。
当时流行古惑仔，校门口就总有那么一批人，跟你要钱。陈尚龙有一次被两三个来路不明的家伙堵住，浑身上下翻遍了，找到两毛钱给了人家，书包文具被扔了一地。陈尚龙流着眼泪收拾完毕，我也刚好出来，我们就慢腾腾地蹬着自行车往七八公里外的丘陵中的家走去，一路上陈尚龙没什么话，但愤怒显而易见。光有愤怒一点儿用没有，陈尚龙还是不断被人骚扰，一直到所有的小混混都知道这家伙没钱。问题是，陈尚龙的穿着打扮一望而知，一开始怎么会有人惹他呢？因为他看上去就是那么刺眼，想揍他一顿才舒坦。
这只是插曲，初中的核心是学习，学到头昏眼花，学到裤裆发臭。初中的尽头是当时无比诱惑的考中专，考上了就是居民户口。我们无比用功，在自己的前途面前像奴隶一样任劳任怨。中考后，陈尚龙如大家所料，考上了重点高中，我也是，那一年我们考了十七八个到县中，用科举的标准，我们这个镇也很出色了。但为考上重点高中这件事，陈尚龙的父亲大发雷霆，他想让儿子直接考中专，转户口，早些上班拿钱，现在还要支付三年高中和数年大学的学费。儿子成绩太好了，这让他暴跳如雷。
1997年夏季的尾巴，我们挤上中巴车到县城报名，开始读高中。到了高中，我和陈尚龙才开始真正成为朋友，以前都是在一起玩，现在则是有了照应。以前不懂事，而现在可以选择，经过选择我们觉得能玩到一起。高中住校，在遥远的县城。坐着中巴一个多小时到县城，步行到学校，我们就这么一起来回三年。在学校，由于所有的学生在同一时间涌进食堂，而打菜、打饭不是同一个窗口，必须两人合作才能快速吃饭，我和陈尚龙合作。我对陈尚龙说，我来负责菜，你负责饭，陈尚龙没有拒绝。他不是为了面子强赌一口气的人，我几年如一日用买两份菜的钱吃一饭一菜，这些陈尚龙只是看在眼里，什么也没多说。按理说，我家境比陈尚龙略好一点，应该是我出钱他出力才对，但事实是，我出钱出力，陈尚龙出主意出暴力，搞得跟文武双全似的。
开学没多久，我的一笔生活费不见了，一千一百块，巨款，显然是被偷了。我怀疑某个家境很差而且大大咧咧的同学，陈尚龙断然否定是这人干的。我说那就跟老师汇报了，也遭到否定，他让我盯着一个人，看他最近花钱是否比较爽快。我说这怎么能看出来。陈尚龙说，看他买不买水果，买得多不多。我按他的判断观察了大约一个星期，跟陈尚龙说，买得确实很多，一次有四五个苹果和一挂香蕉，一次有十来个苹果，很大。后来，过了很久，陈尚龙塞给我一沓钱，两千两百块，是我被偷的一倍。1997年左右，这笔钱几乎可以让人有闯荡江湖的豪气了。再看看那位同学，沉默了起码一年，在教室里沉默，回到宿舍近在咫尺，也沉默。我心安理得地上课睡觉，外加踢球。高中时我开始踢球，技术非常差，但大家都知道我踢球，一踢球就找我，而且在场上多少对我存着畏惧，只要我不射门，怎么带球传球都没人来跟我拼——似乎是陈尚龙在踢球。
一次我们回家，在天色将黑没黑的时候跳下中巴车，站在灰尘漫天的镇子外围。我们想着拦一辆三轮摩托回家。一个跟我们年纪相仿的家伙坐在一辆摩托车上耍酷，应该是在等人。陈尚龙说，他以前在校门口堵过我。我看看那人，没有印象。陈尚龙把脏兮兮的牛仔包递给我，然后慢慢走过去，一拳打在那人脸上，直接把他打在地上，摩托车随即翻倒，压在他身上，陈尚龙再踹上几脚，我看得很真切，每一脚都踹在脸上。然后我们没命地朝镇子中央跑去，混在下班后的人群里。
每次都是我叫辆摩的，把我们送到村口，陈尚龙往上，爬一段路回家，我往回走，走几步回到村子最东边的家。那天我们神秘兮兮地提前下车，然后走山路，防止被跟踪。我们在漆黑一片的丘陵里走着，脚下的山间小道有时候几乎难以觉察，让人心惊胆战。我问陈尚龙：“当年我们也都欺负过你们，你是不是也要一个个报复，一个个打一顿？”
陈尚龙说：“都是邻居，我怎么会打他们。但是我会报复。”
“我家人好像也欺负过你父母，你不会找我麻烦吧？”
“你家人就是跟着说几句，没有欺负过我们，再说我们这么多年兄弟了。”陈尚龙说着，拍了拍我肩膀。那一刻我们的关系不仅升华，而且固化。
高中三年的生活高度紧张，因此所有的乐趣都那么弥足珍贵，令人难忘。陈尚龙说，他高中最难忘的事，是我去一个小区里跟一个女生约会，他陪着我。那也不算约会，女生家在一楼，我像个傻×一样站在窗外跟她聊天，而陈尚龙像个傻×的影子一样站在旁边的树下等我，三四个小时过去了，他抽了两包烟，绕着树走了几公里那么远，而我一直站着，说着，说完再见转身的时候，我双腿麻得没有知觉，直直地摔倒在地上，陈尚龙架着我走了几百米，其中一半是拽着我走，直到我能走路。我问他，这有什么意思呢？陈尚龙说，就是那个晚上，他觉得，男女之间毫无必要，男女之情毫无意义。
我高中阶段最难忘记的事同样和陈尚龙有关。当时校门口有一家卖烤羊肉串的，是否是真羊肉不得而知，但烧烤本身对我们贫乏的味觉产生了强烈的刺激，我是常客，几乎每天晚上晚自习之后都和陈尚龙一起去吃几串，一人三串、五串或者十串。我和卖烤羊肉串的外地年轻人没有什么话说，陈尚龙很快和他熟悉起来，以至于很长时间都是陈尚龙带我去，我付钱，每次都会送我们三五串。后来对面多出了一家摆摊的，烧烤的品种比这一家要丰富，严重影响了这边的生意。一天晚上，吃完之后，按惯例我们得回宿舍，陈尚龙说，等等。过了会儿，我说该走了，陈尚龙还是说，等等，也没让我先走。等到走读的学生都基本离校，巷子里空无一人寂静无声时，陈尚龙走过去，把对面的小摊子掀翻在地，对着那个中年人踹了几脚。全部过程只用了十来秒钟。随后陈尚龙朝校外的巷子里跑去，转眼不见了。我们在这边，沉默地看着那个人挣扎着起身，收拾，默默地推着车子走出巷子。那个人再也没有来过，在几天之后经过确认，卖烤羊肉串的人请我们免费吃了一顿。陈尚龙一脸愁苦地坐在那里，一根根地吃掉了免费的羊肉串，我以为他会得意扬扬地跟摊主吹牛，但没有。摊主也报以沉默，我百无聊赖，走到对面的旧书摊看看。在这晚，我买了一本《星光》老杂志，主题是回忆顾城，还买了一本文学杂志，上面有王小波的小说《白银时代》和后来引起抄袭争议的《哈扎尔辞典》。这两本杂志让我开始接触了一个狭义的词汇：文学。
2000年夏天，我们拿到了大学通知书，我读了本地一所大学的中文系，陈尚龙读计算机系。对此，我们没有又在一起的激动，高中三年足够了，大学又在一起，简直让人厌倦。那年夏天，本该具备一种释放之后的狂欢气息，但是陈尚虎去江里小洲上割芦苇，掉到江里淹死了。陈尚虎已经是大龄青年，但一直未婚，主要的原因就是穷，家里盖不起楼房，在2000年还盖不起楼房，就很难在乡村立足了。但陈尚龙家连平房都盖不起，只能把旧的一再翻新。外来身份也是结婚的一个障碍，从来只有本地男人娶外地女人以满足“这里是世界中心”的愚蠢感受，极少有外来的人娶本地女人做老婆。但人终究要结婚，在不间断的努力之下，陈尚虎终于谈好了一个对象，外地人，嫁在本地，离异，很白，很漂亮。这姑娘的长相和她的经历一道成为周围人使劲调侃的对象，破鞋、烂货之类的描述层出不穷。陈尚虎那段时间非常烦躁，甚至是暴躁，即将结婚也就是即将行房让二十七八岁的他异常焦躁，周围乡里乡亲的语言和目光更让他受不了。十几年过去了，一切都没变。他为此不断喝酒，劣质的白酒一喝大半瓶。喝了酒，坐上搭载着一大群妇女的小轮渡过江割芦苇，陈尚虎默默地坐在船尾，一个盹儿，就掉进夏天高涨而浑浊的江水里去了。有人甚至真心以为他是自尽。
陈尚虎7月下旬去世，8月中旬才一切了结。其间我几乎每天和陈尚龙在一起，既有陪伴的意思，也有看热闹的目的，更多的约会、聚会都被我辞掉了，我真心认为，我不能一个人到处吃喝玩乐。那么就在陈尚龙家吃吃喝喝吧，我们长时间坐在他家堂屋里喝酒、抽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不再背着大人抽烟。大人看到我们抽烟，也就认为我们已经成人，互相敬烟。
陈尚龙哭过很多次，也冷笑过很多次。我知道他刺激太大，一般而言从不主动说话，担心哪句话刺激到他。在弄清楚了陈尚虎淹死前的事情之后，陈尚龙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这些人都太坏了”。我反驳：“换成你，你也跟后面冷嘲热讽几句。”他瞪着眼睛看看我说：“不一定，真不一定。”第二句话是“上大学第一天起我就要赚钱”。
2000年夏季的尾巴，我们挤上中巴车再转了趟公交车，到大学报名，开始读大学。大学太大了，以至于我和陈尚龙很难见面，除了上课外，我的时间都用在宿舍里的牌局、操场上的球赛和图书馆里看书上面，跟陈尚龙一起玩的时间很少。陈尚龙也不需要，偶尔喊我出去吃饭喝酒，把近期的一些事说给我听，无非是勤工俭学，后来则是倒卖各种小玩意，以电子设备为主。偶尔他会给我一笔钱，五六百，或者一两千，第一次我推搡了半天，陈尚龙说了句：“不要推了，我从小欠你的钱，十万八万也不够。”后来我就不推辞了，拿了钱就去买书，约女生看电影，去专卖店买昂贵的运动服。陈尚龙评价说：“你手松，钱存不下来。”这句话简直是我多年的写照。偶尔陈尚龙问我有没有钱可以借给他，我算算下次家里给钱的时间和这期间的费用，再告诉他有多少，基本上有多少他要多少。很快他还给我，有时如数，有时多出很多。总之大学四年陈尚龙给了我很多钱，我也毫不在意地全给花了。如果小心谨慎地把这些钱存下来，我就有了一笔足够救命的钱了，但我没有这个意识。
大学四年，陈尚龙基本不在学校里，完全一副小老板的架势到处跑。他在商业街上摆摊卖过手机配件，赚了很多；在闹市区开过服装店，亏了很多；跟人合伙开过中式早餐点，赚了很多；在另外的学校门口开过酸菜鱼店，赚了很多；倒卖过茶叶，没挣到钱。我问过他，这四年里肯定赚到钱了，但到底赚了多少？他说实在说不上来，赚到钱，往往给合作的、帮忙的很多，给父母一些，自己还是没什么钱，不过他花钱的地方也不多，除了人模狗样的西装，最大的开销是通信设备及费用。那时，一部性能极差的手机要卖到四五千，一分钟话费要一块多。
那几年时间多，我常常出去玩几天，最远到过桂林阳朔，一般都在周边的城市，以南京为核心，浙北、鲁南、徽东以及江苏全省。每次喊陈尚龙，他都没时间去，倒是常常在我出发前塞点儿钱给我，似乎是我的爷爷。只有一次，我说去曹操老家亳州，他马上答应一起去。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确切地知道，他老家，他的出生地，在亳州蒙城。以今天的眼光看，从那里到南京不过四个小时路程，但他们一家在1990年前后一路往南，拖家带口，形同乞丐，终于在我们这前有长江后有丘陵的鱼米之乡落脚之后，再也没有回去过。我问陈尚龙，你们为什么搬到我们这里？是不是有什么仇家，发生过什么大事？陈尚龙总是以自己太小不知道为什么作答。但我总觉得有问题，就算搬迁，要么再近一点儿，要么再远一点儿，为什么搬到不远不近的南京郊区。陈尚龙还是说不知道，被我问烦了，就说你见到我姐姐之后再问她。在蒙城及亳州游玩的几天，陈尚龙的姐夫和姐姐一直开车陪同，偶尔是他的外甥。但是我跟他们之间几乎没办法说话，方言重得跟外语一样，只能靠手势、眼神、语气和猜测与之交流。大吃大喝之间，我忘记了问陈尚龙一家为什么搬走。这个问题我至今不知道答案，而且认为陈尚龙也不知道——我是不能，他是不想。
为了庆祝毕业，陈尚龙把我带去了一家豪华的桑拿会所，金碧辉煌，不忍直视。两排穿着旗袍的迎宾小姐不断弯腰鞠躬，陈尚龙对我说：“你可以随便挑。”我问：“人数也可以随便吗？”陈尚龙哈哈一笑说：“我建议你不多不少挑四个，今天是我帮你庆祝大学四年顺利读完。”
泡在湛蓝色的澡池里，我问陈尚龙是不是常来这种地方。他说：“做生意呀，不来怎么行。早就想带你来了，一直等你到毕业。”
我有点感动，对陈尚龙说：“看你说的，太感人了，感觉就是一个女生对男生说，我一直等到你毕业，毕业后再给你。”
陈尚龙毕业后做计算机买卖，很快，他当年慷慨相对的各色人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顺利做成了政府采购。那些年政府纷纷搞办公自动化，电脑、打印机、复印机以及耗材和维修，是很大一个市场。政府采购当时毫无规矩可言，陈尚龙赶上了这个点。我认为这事很神秘，对他非常景仰。他说，没什么了不起，跟在后面做牛做马就可以了。
做电脑生意的陈尚龙生活达到了小康的水平。他想在老家盖一幢豪宅，但是老家一带开始拆迁。作为一个只有小小几间平房的外来家庭，陈尚龙一家在拆迁中几乎没有分到什么。很多人家都分到三五套九十平方米的安置房外加十来万现金，陈尚龙一家估计只能分到一套房子而已。为此陈尚龙父亲每天都去找村里负责拆迁工作的几个人，一家一家去找，到了门上坐下来，报以沉默的抗议。大部分人不理他。我的一个叔叔是主要负责人，我父亲知道我这些年和陈尚龙亲如兄弟，就跟叔叔说了，叔叔皱皱眉，还是把事情给办了，最后他们分到了一套九十平方米的房子，一套六十平方米的（以拆迁安置小区为标志的新农村，只有一百二十、九十和六十平方米三种规格）的房子，外加几万块钱。对这件事，陈尚龙还是一句话都没跟我说，不同的是，以前他见到我叔叔只会点头致意，现在他也喊叔叔了。搬家是一件辛苦的事，拆迁后的很多老人大概是因为脱离土地导致了生理的不适，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陈尚龙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搬进新家就一病不起，母亲每天闹着要陈尚龙去附近没拆迁的地方找一处地方给她住。于是陈尚龙从别人手里高价买了个院子，草草翻新，给父母住。
真正让陈尚龙发迹的是镇上的塑料厂。这个老厂占据着河边的最佳位置，如果本地盖商品房，这里是第一选择。某个领导随口说了句，谁买下来这个厂谁肯定发财，陈尚龙听了，立刻开始行动，借钱、贷款、担保，忙得眼花缭乱，最终成功把塑料厂买下来，坐等新买家。厂里的很多工人知道工厂被卖了，而且是传说中的贱卖，就打着保护权益的旗号来闹事，想分一杯羹。在厂房周围，出现了不断的拉锯战，一会儿，看守的工人被打退，随后，陈尚龙召集更多人把工人们赶走，过几天，又冒出一大群工人占据了厂房，在那里抽烟聊天，什么都不做，然后又被陈尚龙雇来的人打散。这期间，陈尚龙被弄得狼狈不堪，有时候觉得自己都小命难保。陈尚龙摸清楚了领头的几个人之后，开始一一去和对方谈，但不是妥协，也不是讨价还价，他只是先礼后兵，没有打算让这些人得一分钱。一一谈过之后，陈尚龙和相关的负责人做了长时间沟通，最后开始了清场。来自外地的将近两百个小混子把一百人不到的工人阶级队伍打得四处乱窜，镇上的服装店、小吃铺、五金店、烟酒店等商铺里，到处藏着被毒打的工人。陈尚龙的交代是，千万不能打死，但要往死里打。这件事的后果很严重，很多人出面调解，包括我叔叔，陈尚龙最终以赔付医疗费了事。这一切让工人们更加愤怒，到陈尚龙家里去闹事。他们不敢破门而入，就堵住门，往院子里扔东西。他们就地取材，把周围菜地的所有能拔出来的东西拔出来往院子里扔。很快，院子里铺满了各色蔬菜，夹杂着硬邦邦的山芋，偶尔还有几块可以要人命的砖瓦。陈尚龙一家人不敢出门，好在外面的人既不敢进来，也做不到保持火力。乘着闹事的人回家过日子，陈尚龙母亲捉了十只小猪，在院子里散养。每天吃着呼啸而来的表示抗议的食物，这群猪长得非常茁壮。陈尚龙本人决定一走了之，反正一切凭合同说话，很多相关负责人也替他说话。于是他去了深圳，他的父亲立刻在字条上写了“陈尚龙走了，不要再扔了”。贴在门口。但人们似乎扔得更狠，这种状况持续了三四个月，后来大家觉得实在捞不到什么，就不了了之。那群被空中来食养大的猪，一个个都习惯于昂首挺胸，往空中投去期待的眼光。
他的这些事对我而言是极其陌生的，同样，这些年我的一些事对他而言也开始陌生。我写了一些诗，结识了很多特色各异的诗人，这些在陈尚龙看来也是极其遥远的事。
在深圳，陈尚龙专职房屋买卖，买十套卖十套这种生意，有时候甚至买一个单元下来再慢慢出手。没有公司，没有帮手，陈尚龙凡事一个人解决，低调得像个老人。这大概也是陈尚龙能混到今天的原因，每一次的成功后，不吹嘘不嚣张，反而像犯了过错一样很谨慎。
我问过陈尚龙，厂房后来转手卖了多少钱，他没回答。我的理解是，这个数字大概会吓到我。陈尚龙在深圳待了三四年，其间，他结婚了，爱人是军人。出于孩子教育的考虑，陈尚龙回来后，老婆、孩子还是在深圳。其间，他父亲去世了，也没受什么罪。陈尚龙匆匆回家，低调地办了丧事，几乎是默片一样的葬礼。陈尚龙母亲不肯离开，那么就一个人住着。老母亲是陈尚龙回来的主要原因，不然，如他所说，可以去任何地方。
现在，陈尚龙放开手脚做起生意来，似乎觉得再像以往那样绝对的低调已经毫无必要。所以我一直觉得，低调只是陈尚龙多年来不得已的选择，他的本来面目是强悍和独断，再加上几分冒险。他给公司取名为“玉麒麟饮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招聘了几十号人，其中一大半都是年青一代，脖子上挂着金项链，跟在他后面耀武扬威。
这些年，陈尚龙每年春节都会给父亲和叔叔送去厚礼，整箱的烟酒，足以满足一个家庭一年的招待。对我，他没什么实物往来，一方面不知道该送什么，另一方面我们确实不需要这些。有时候我回想陈尚龙这些年的诸多壮举，突然觉得，和他是那么的陌生，他长时间的沉默不是默契，而是真正的无话可说。而有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多年来不思进取又自信满满，潜意识里就是认为，有陈尚龙在就不怕。
接下来的问题是，陈尚龙会变成什么样呢？他已经衣食无忧，为了老母亲他也舍得盖三层楼房，这不是满足居住，而是为了耀武扬威，和他们一家搬来之后近二十年的茅草土坯房子相对应。他要在洲上造一座豪华夜总会和上百个豪华包间，无非是为了让周围的人都看到他陈尚龙现在可以为所欲为，这和当年他们一家日日夜夜的战战兢兢相对应。他母亲可能活到八九十岁，也可能随时去世，这将影响陈尚龙如何安排自己在这里的一切。他在本地的时间由他母亲掌握，如果还有二十年，那么陈尚龙就必须稳扎稳打，如果只有两年，陈尚龙可以疯狂一把然后走人。最终，陈尚龙还是要回到深圳，回到老婆、孩子身边，他的后代在那里。从长远看，我这是和一个远方的人称兄道弟，而且可能还是陌生人。
对我而言，陈尚龙在哪里都一样，以电话的速度，在哪里没有任何区别。以每个人的生活而言，在哪里没有区别。但陈尚龙在老家两年和二十年，对我来说还是区别巨大，如果只有两年，那么我可以偶尔回去，或在南京跟他聚聚，大家心照不宣，无话可说。但如果有二十年，我真有可能搬到那座有着夸张的楼房的院子里去，回到当年，跟陈尚龙朝夕相处，在这个老板的照应下当一个自命不凡的诗人。这个问题只有陈尚龙的母亲能给出答案了，想着她剥大蒜的场景，我觉得她应该还能活十多年，她手脚平稳有力，蒜头上那么薄的一层皮都被她一点点剥下来，吹走，有多少七十岁的人有这样的眼力和脑力。从四十多岁起搬到这里，二十多年过去了，老太太大概对周围的人也看透了，当年很多对着他们吐口水的人，都死了，活着的，在陈尚龙庞大的越野车前只有避让的念头。如今一切都好，老太太对这里应该有了故乡的深情了。
我甚至能猜测到，她过世之后，必将风光大葬。老太太的葬礼将是陈尚虎、陈尚龙父亲和她本人三个人葬礼规模的总和。
2014年
/> “后来我出去挣苦钱，跑过很多地方，现在回来养老了。”
我说：“皮雷是你什么人？”
皮爷爷说：“皮雷他爸爸是我侄子，皮雷是我孙子，都不是亲的，我出去二十多年，都疏远了。”
“那你自己的儿子、女儿现在都在这儿？”
皮爷爷有点惆怅地说：“他们都留在中山了，广东中山，都不回来了。只要政府不往回赶，他们就不会回来了。”
我对此没有什么看法，迁徙是必然的，世代住在一个村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迁徙的最后一站是城市也是必然的。皮爷爷对我一直没有开口喊他爷爷也没什么看法，突然对我说：“你会下象棋，我们下两盘棋吧！”
我知道他的意思，他这是在证明十岁之前常常看到我，甚至看到我学下棋、会下棋。但我还是想不起来他到底是谁。和父亲常常一起出没的叔叔、伯伯我有些印象，但爷爷在我不满一岁时就去世了，跟他一起长大的老兄弟们，对我来说太遥远、太不重要了。
一边下棋，一边喝茶，抽烟。皮爷爷不肯抽我的，还让我也别抽万宝路了，说臭死了，让我抽他的红塔山。嗯，红塔山，它是一个时代的背影。万宝路其实也是。
我想象着皮爷爷的儿子、孙子们的生活，他们在遥远的中山，目前因为皮爷爷在世，一年得赶一次春运回来，然后每天待在潮湿高温的广州郊区，除了工作学习之类的，他们是在怀念故乡呢，还是踌躇满志要把他乡变成故乡呢！他们应该会什么都不做，打牌下棋喝酒聊天，年青一代晃晃悠悠，随时光起舞，虚无空洞地度过人生中的一个个阶段。
十点多钟，皮雷在楼下喊：“爷爷，爷爷开门。”看着皮爷爷出去的背影，我突然觉得异常喜庆，我是第一次在夜总会里听到“爷爷”这个称呼，还这么大声。很快皮雷上来了，后面跟着一个姑娘，很朴素，穿着普通的牛仔裤普通的红T恤，短发，看不出是哪里人。姑娘后面是皮爷爷，他大概是认为一局未了，或者想看看热闹。
我走过去，小声对皮爷爷说：“要不爷爷你把这个姑娘带下去睡觉吧！”
皮爷爷看看我，明白之后，眼睛放光，皱纹舒展，但他又痛苦地说：“人家怎么会愿意？”
我说“等下”，把小姑娘拽到卧室里，问她愿不愿意跟这老头下去。她瞪大眼睛看着我，我故作凶狠地说：“都一样，愿不愿意？”
她小声说：“太恶心了吧！”她的话很哀怨，但似乎恶心的事已经发生过了。我说：“你可以加钱。”她说：“一千。”
“本来多少？”
“本来过夜六百。”
我带她出来，对皮雷说了几句，他有点儿不相信，看看我们三人，我问他：“陈尚龙有没有给你钱？”他摇摇头，又掏出一千塞给那姑娘，皮爷爷带着她出门。我和皮雷坐在刚才下棋的座位上抽烟。我说：“他是你爷爷，这钱你就自己出了吧，就当孝敬老人。”皮雷脸腾的红了，不知道是心疼钱，还是对如此孝敬特别激动。
12
第二天，我一觉睡到天光大亮才醒，洗漱之后我下楼，姑娘不见了，皮爷爷也走了，变成了另外一个年纪稍轻的老人，精神抖擞。我问他哪里有早饭吃。他指指对岸。我给陈尚龙打电话，让他来接我。
来接我的居然是顾伟前。他说：“陈大哥他们打了一夜麻将，刚刚结束，我陪你去采石矶。”
我们乘坐带马达的小船过江，我一直回头看着小洲，但只一两分钟，就看不到那幢庞大而丑陋的建筑了，它只有一层，藏身在江面上的芦苇丛中。
叶芳芳也一起去采石矶，我们坐着昨天那辆庞大的越野车朝采石矶呼啸而去，开车的是昨天在饭店里遇到的最前面的小弟。他的装扮和昨天一样，我怀疑他有没有换衣服。我坐在副驾驶位置，把椅子放得很低，一根根抽烟，烟灰弹在矿泉水瓶子里，顾伟前和叶芳芳在后面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偶尔，叶芳芳拍拍我肩膀说：“给我一根。”
采石矶风景区已经升格为森林公园，从进大门到停车场，感觉有一公里，好在主要景点都在停车场附近。在李白的雕像面前，我看了半天，然后深深鞠躬，一共三次。顾伟前和叶芳芳犹犹豫豫地跟着在后面鞠躬，但更像是点头。看了一大堆今人书写的李白的诗文，我有点儿愤慨，一是写得很差，二是这些人专门挑李白不为人知的诗来写，似乎“白日依山尽”很丢人，“低头思故乡”很丢人，“天门中断楚江开”很丢人。
随后我们坐缆车到了采石矶最高峰，再爬上最高建筑三台阁，登顶之后可以看出很远，可以把周围杂乱不堪的开发区和浑浊的江面尽收眼底。三台阁每一层都有卖茶水的，我们一人泡了一杯茶喝着，抽烟，眺望，不说话。
我问开车的小伙子：“叫什么名字？”
“皮仁飞。”
“那你跟皮雷什么关系？”
“没关系，就是一个村子的。”皮仁飞麻木地回答我。
“陈尚龙怎么喊你？”
“阿飞。”
“好，阿飞。你哪年的？”
“九三年的。”
“跟陈尚龙几年啦？”
“快两年了。”
我没有再往下问。
也不必多问。
下山的时候，我走在最后，他们也没异议。但没一会儿，走在前面的顾伟前和叶芳芳就吵了起来。我听了一会儿，大意是，顾伟前还要再看看其他景点，而叶芳芳想走了，对此顾伟前非常愤慨，认为这是浪费。他反复质问：“又没有其他事，为什么不多看看？门票八十块钱一张啊！”叶芳芳没有回答。
13
我们原路返回停车场，上车，原路返回。刚上高速，陈尚龙打电话给阿飞，两人说了几句，阿飞对我说：“哥哥，大哥一会儿过来，我们去一个吃江鲜的店等他。”随后他拐来拐去，到了一家饭店，巨大，犹如厂房，包间开阔规整，一张桌子孤零零地在房间中央。我们坐下来一会儿，陈尚龙带着两个人来了，他对我说：“走，点菜去。”
我们走到吧台旁的一个房间，左右都是水箱，几十种几百条鱼在水箱里游来游去。每个水箱上都贴着字条，写着鱼的名字和价格，几乎所有的鱼前面都有野生两个字。
“你点！”陈尚龙豪爽地说。
我说：“妈的一个个这么大，怎么可能是野生的，哪来这么多野生的鱼？”
“那就专点小的。”陈尚龙马上给出了解决方案。
我们一顿饭吃掉了大约两百条小鱼，各种鱼，各种做法，鱼骨堆积如山。一顿饭非常模式化，我和陈尚龙小声说话，顾伟前和叶芳芳不仅小声，而且低头。三个陈尚龙的小弟，一个接一个给大伙儿敬酒，他们总是“噌”的一声站起来，举着杯子先敬我，再敬顾伟前二人，有的用啤酒，有的用饮料。他们的节奏是如此明快，“一二三”，然后再“一二三”，以至于过了会儿没动静，我有点儿不适应，敬你一杯，他“噌”的一声站起来。然后我敬二、三，顾伟前也敬一二三， 一二三再敬我们。
我们的谈话就是在这些缝隙中进行的。我问陈尚龙：“你想开饭店，就是绕洲一圈的饭店是吧？这代价也太大了。”陈尚龙的意思是，他的鱼，卖给了几座城市的几十家大酒店，和这些酒店有了一个关系，他们可以负责为自己宣传促销，让人来这里，吃喝玩乐住全部在洲上解决。再加上本地领导干部们，不会亏。
“也赚不了多少吧，这个小洲以后也不会被征走，你哪年能回本呢？”
“但是我喜欢这个小洲。”陈尚龙恨恨地说。
“生意就是生意，跟感情没有关系，跟童年往事也没有关系。”
陈尚龙咧嘴一笑说：“你昨晚住的晚晴楼，在偏西的一边，我可以从中间画一道线，把东边半个洲租给开厂的。我有预备方案。”
“那就行，你有这份力气，不如去弄个什么委员、代表干干，收益更大。”
陈尚龙眼前一亮，使劲拍拍我肩膀。这表示他即将认真考虑这件事，而且付诸实施。
吃完，陈尚龙让阿飞开车，送我回南京。他说：“我不陪你了，趁热打铁，下午跟顾主任继续。下周我去找你。”
叶芳芳忽然喊起来：“我也要去南京，我跟牛山一起走吧！”
我很吃惊，但什么都没说，顾伟前问个不停：“怎么啦，怎么啦？”叶芳芳说：“我要回苏州一趟，家里人发消息说我姑妈病危。”
顾伟前大概想检查叶芳芳的手机以查证这是胡说，但他不敢。带着明确无误的怀疑，顾伟前目送叶芳芳上了大越野车。我坐到前面，对阿飞说：“辛苦了。”
阿飞甚至没有回答我一个字，娴熟但目无表情地往前加速。
14
到了南京，不过下午三点。我让阿飞先送叶芳芳去高铁站，这样她六七点钟就能回到苏州。但叶芳芳坚持先送我回家，反复坚持，我有点儿愤怒地说：“你这不是找事吗？先送你，我又不急。”叶芳芳说：“我不回苏州，不要去高铁站，我就是进城逛逛，在开发区太闷了。”
我看看阿飞，他点点头。车子往我住的地方开，速度明显降下来了，从狂野变成了左顾右盼、频频点头。到了之后，我问叶芳芳：“你去哪儿？”她说：“我也在这里下车吧！”
我问叶芳芳：“小顾如果问阿飞，他怎么说？”
叶芳芳说：“就说把我丢在地铁站了。”
阿飞点点头。
看着阿飞慢腾腾地开离我们的视线，我问叶芳芳：“你去哪儿？”她一直在手机上搜索，低着头对我说：“我还没想好去哪儿逛，还要订个宾馆。”
我慢慢走着，等她自己做决定。我可以马上打个招呼离开，但我确实没什么事情。叶芳芳说：“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喝点儿东西吧！”
“求之不得。”我笑笑说，带着她来到附近的一家蛋糕店，这家店被认为是本市最好的生日蛋糕店，店里也可以坐下来喝东西，吃点儿蛋糕。叶芳芳让我帮她点东西，自己坐下来，忙着跟服务员要无线网密码。我给她点了一个自己最喜欢的拿破仑蛋糕，自己则点了一个以前从来没有吃过、误以为自己不会喜欢的抹茶红豆，再给每人点了一份豪华无比的水果茶。我端着东西走到里面时，叶芳芳正在电话预订房间。她对着电话提问，几个问题之后就确定了。我坐下来，慢慢吃着蛋糕，但不打算说话，这样以后我面对小顾，乃至陈尚龙时，都可以坦荡很多。我请客了，我陪着聊了一会儿，我介绍了附近的吃住玩，但我什么都没有说。
叶芳芳忙完了，吃了几口蛋糕，很突兀地问我：“你跟陈尚龙一起长大的？”
“你觉得陈尚龙怎么样？”我反问她。她问得很不客气，我也只能不客气地问她。
“他跟钢铁似的，很瘦。我来了以后听到他很多次，昨天也是第一次见到。”
“但是你没戏啦，陈尚龙早结婚了，而且是军婚，两个儿子了。”我以羡慕的口吻说着。叶芳芳似乎不相信，但我也不想再多说什么。我们面对面坐着，挤在一个小小的圆桌子边上，背后就是其他的桌子、其他的人、其他的背和其他的谈话。在这里说话确实需要一些勇气，旁边的人听得清清楚楚。因为过于浓缩，这里适合已经亲密无间的人，而如果想要变得亲密，这里也是一个好选择——但我不想跟叶芳芳变得亲密，我不想出现那种顾伟前喜欢叶芳芳而叶芳芳喜欢陈尚龙我又喜欢叶芳芳的少年混乱。
一块肥皂那么大的蛋糕，我分了一百多口才吃完，嚼在嘴里的都是枯燥无味的时间。叶芳芳也细嚼慢咽，偶尔问我几个问题。
“离开家多久啦？”
“从未离开。”
“多久回去一次？”
“回不去了。”
“有女朋友没有？”
“这一点自己都不确定。”
“父母安好吗？”
“父母近在眼前，但也逐渐成了符号和标志性建筑。”
“工作如何？”
“工作是一个悖论，必须全身心投入才能杜绝所有不良情绪，一有松懈就会质疑。”
“肌肉这么发达？”
“跟在陈尚龙后面打架，被打得很惨，回来开始练。”
……
话题还是绕不开陈尚龙，看看时间，五点多了，我邀请叶芳芳一起吃饭。我问她：“喜不喜欢烤肉，烤羊腿？”她带着欢乐责怪我：“喂，我是苏州人啊，怎么会喜欢。”
“那去体验一下江南女子被掠到边陲的感觉，喝点儿啤酒。”
“我不能喝酒。”
“你喝酒，我就把陈尚龙这么多年的事原原本本说给你听。”
叶芳芳脸红了，点点头。虽然短暂，但她的状态跟从了是完全一样的。可惜她不是从了我，是从了不在现场的陈尚龙。
15
早年间，陈尚龙一家从外地搬来，一家人愁眉苦脸黑压压地出现在我们眼前。陈尚龙比我大一岁，但跟我一届，我们一起坐在漆黑破旧的教室里上课。一两年过去了，我们都没觉得这有什么。每个人对陈尚龙一家都很熟，因为他们是外来户，显眼。陈尚龙父亲在村子里挨家挨户收废铜烂铁，母亲则在不同的季节做不同的事，两季农忙给人帮忙，春节前后跟在一个杀猪的人后面打下手，夏天编织芦席，包括那种卖给砖瓦厂的芦席。总之，他们什么都做。1990年前后的乡村，改革尚未加速，城市还没有抽空这里的人口，但大大小小的生意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保持着千百年来自给自足自我调剂的状态。陈尚龙一家人的到来打破了小村子里很多的平衡，他们每做一件事，就意味着原先做这件事的其他人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加上他们与本地迥异的口音，人们开始抵触他们。
钱是最为现实的一件事，有钱吃饭，没钱饿肚子。陈尚龙父母在要钱时，和当地人的拐弯抹角圆润滑头完全不同，显得很直白，直接说：“这件事给我做吧，十块钱。”这种开口谈钱而不是谈感情和熟人的做法，加上难听的口音，很多人都异常抵触。乡村的抵触，最大的武器是冷漠和谣言。这里不会直截了当，一般也不会动武，即使讨价还价也得私下进行，谣言和谩骂反而得到了公开允许。很快，对陈尚龙一家的诋毁谩骂层出不穷，大到对他们身份的污蔑，小到他们的一餐一饭，都能成为其他人家讽刺挖苦和编造谣言的对象。
中国的绝大多数地方，都以自己为中心，称南面来的人“南蛮子”，北方来的人为“侉子”。我们这里把任何外来的人都称为侉子。陈侉子陈侉子的，很快叫开了。陈尚龙和他哥哥陈尚虎则被称为小侉子。语言对人的心理暗示非常大，喊着喊着，真正的纠纷和肢体冲突就来了。一年冬天，陈尚龙父母割了人家宅基地上的草当柴烧，事情极小，可还是迅速引发了纠纷。陈尚龙一家遭到围攻，十几号人围住他们六口人咒骂，夹杂着殴打，场面混乱不堪。真正混乱的是，这边在吵，其他不相关的人听闻之后放下碗筷，迈开腿，扭着屁股往现场冲，和结婚时冲过去看新娘、盖房上梁时冲过去捡糖果的劲头一样。我母亲也冲了过去，个把小时才回来，咬牙切齿地对我们叙述陈侉子一家如何不是东西、不认账、嘴硬之类的。她的嘴脸是那么的丑陋，以至于十来岁的我也愤怒了，对她喊道：“你别说了，你刚刚嫁到这里的时候人家不也喊你侉子吗？几个长辈不也讽刺你跟爸爸不会种地，肚子都填不饱吗？”母亲沉浸在快意当中，完全没有想到她作为革命家史来告诉儿子的辛酸往事，此刻成了儿子用来攻击讽刺她的武器，她脸色迅速阴沉下来，最大限度地克制住打我的冲动，掉脸走了。
我感到了巨大的满足，这大概就是占据道德制高点带来的满足。第二天，我专门找陈尚龙玩，以期把满足感保持住。陈尚龙的方言已经不那么明显，本地话也有模有样的。我有事没事找他玩，他大概实在没有人一起玩，对我的所有要求几乎都不否定。所谓要求，就是一起下棋，放学一起绕小路回家，走在路上我得走前面，当司令员，陪我去钓鱼，比赛撒尿，一起爬树之类。我的玩伴不只陈尚龙一个，其他人的玩伴也不只一个，但陈尚龙的玩伴只有我了。就这样，我们忽忽悠悠地过完了小学，开始读初中。
1994年夏季的尾巴，我们骑车到镇上报名，开始读初中。对很多人而言，小学的情谊如果有，这个时候大概也要终结了，会认识新的人，学习也开始残酷无比。我和陈尚龙分班时分到了一起。初中的陈尚龙开始和小学大不一样，已经适应了这个村、这个镇和这个地区。陈尚虎开始工作，陈尚梅也不停地寄钱寄东西过来，父母还是做着那些事，但家里总算可以喘口气了。陈尚龙迅速成了成绩最好的那类学生，而且身体快速成长。按照今天的标准，陈尚龙身高普普通通，但他初一时就将近一米六了，有点儿高大威猛的感觉。一个高大威猛的好学生多么令人敬畏。
当时流行古惑仔，校门口就总有那么一批人，跟你要钱。陈尚龙有一次被两三个来路不明的家伙堵住，浑身上下翻遍了，找到两毛钱给了人家，书包文具被扔了一地。陈尚龙流着眼泪收拾完毕，我也刚好出来，我们就慢腾腾地蹬着自行车往七八公里外的丘陵中的家走去，一路上陈尚龙没什么话，但愤怒显而易见。光有愤怒一点儿用没有，陈尚龙还是不断被人骚扰，一直到所有的小混混都知道这家伙没钱。问题是，陈尚龙的穿着打扮一望而知，一开始怎么会有人惹他呢？因为他看上去就是那么刺眼，想揍他一顿才舒坦。
这只是插曲，初中的核心是学习，学到头昏眼花，学到裤裆发臭。初中的尽头是当时无比诱惑的考中专，考上了就是居民户口。我们无比用功，在自己的前途面前像奴隶一样任劳任怨。中考后，陈尚龙如大家所料，考上了重点高中，我也是，那一年我们考了十七八个到县中，用科举的标准，我们这个镇也很出色了。但为考上重点高中这件事，陈尚龙的父亲大发雷霆，他想让儿子直接考中专，转户口，早些上班拿钱，现在还要支付三年高中和数年大学的学费。儿子成绩太好了，这让他暴跳如雷。
1997年夏季的尾巴，我们挤上中巴车到县城报名，开始读高中。到了高中，我和陈尚龙才开始真正成为朋友，以前都是在一起玩，现在则是有了照应。以前不懂事，而现在可以选择，经过选择我们觉得能玩到一起。高中住校，在遥远的县城。坐着中巴一个多小时到县城，步行到学校，我们就这么一起来回三年。在学校，由于所有的学生在同一时间涌进食堂，而打菜、打饭不是同一个窗口，必须两人合作才能快速吃饭，我和陈尚龙合作。我对陈尚龙说，我来负责菜，你负责饭，陈尚龙没有拒绝。他不是为了面子强赌一口气的人，我几年如一日用买两份菜的钱吃一饭一菜，这些陈尚龙只是看在眼里，什么也没多说。按理说，我家境比陈尚龙略好一点，应该是我出钱他出力才对，但事实是，我出钱出力，陈尚龙出主意出暴力，搞得跟文武双全似的。
开学没多久，我的一笔生活费不见了，一千一百块，巨款，显然是被偷了。我怀疑某个家境很差而且大大咧咧的同学，陈尚龙断然否定是这人干的。我说那就跟老师汇报了，也遭到否定，他让我盯着一个人，看他最近花钱是否比较爽快。我说这怎么能看出来。陈尚龙说，看他买不买水果，买得多不多。我按他的判断观察了大约一个星期，跟陈尚龙说，买得确实很多，一次有四五个苹果和一挂香蕉，一次有十来个苹果，很大。后来，过了很久，陈尚龙塞给我一沓钱，两千两百块，是我被偷的一倍。1997年左右，这笔钱几乎可以让人有闯荡江湖的豪气了。再看看那位同学，沉默了起码一年，在教室里沉默，回到宿舍近在咫尺，也沉默。我心安理得地上课睡觉，外加踢球。高中时我开始踢球，技术非常差，但大家都知道我踢球，一踢球就找我，而且在场上多少对我存着畏惧，只要我不射门，怎么带球传球都没人来跟我拼——似乎是陈尚龙在踢球。
一次我们回家，在天色将黑没黑的时候跳下中巴车，站在灰尘漫天的镇子外围。我们想着拦一辆三轮摩托回家。一个跟我们年纪相仿的家伙坐在一辆摩托车上耍酷，应该是在等人。陈尚龙说，他以前在校门口堵过我。我看看那人，没有印象。陈尚龙把脏兮兮的牛仔包递给我，然后慢慢走过去，一拳打在那人脸上，直接把他打在地上，摩托车随即翻倒，压在他身上，陈尚龙再踹上几脚，我看得很真切，每一脚都踹在脸上。然后我们没命地朝镇子中央跑去，混在下班后的人群里。
每次都是我叫辆摩的，把我们送到村口，陈尚龙往上，爬一段路回家，我往回走，走几步回到村子最东边的家。那天我们神秘兮兮地提前下车，然后走山路，防止被跟踪。我们在漆黑一片的丘陵里走着，脚下的山间小道有时候几乎难以觉察，让人心惊胆战。我问陈尚龙：“当年我们也都欺负过你们，你是不是也要一个个报复，一个个打一顿？”
陈尚龙说：“都是邻居，我怎么会打他们。但是我会报复。”
“我家人好像也欺负过你父母，你不会找我麻烦吧？”
“你家人就是跟着说几句，没有欺负过我们，再说我们这么多年兄弟了。”陈尚龙说着，拍了拍我肩膀。那一刻我们的关系不仅升华，而且固化。
高中三年的生活高度紧张，因此所有的乐趣都那么弥足珍贵，令人难忘。陈尚龙说，他高中最难忘的事，是我去一个小区里跟一个女生约会，他陪着我。那也不算约会，女生家在一楼，我像个傻×一样站在窗外跟她聊天，而陈尚龙像个傻×的影子一样站在旁边的树下等我，三四个小时过去了，他抽了两包烟，绕着树走了几公里那么远，而我一直站着，说着，说完再见转身的时候，我双腿麻得没有知觉，直直地摔倒在地上，陈尚龙架着我走了几百米，其中一半是拽着我走，直到我能走路。我问他，这有什么意思呢？陈尚龙说，就是那个晚上，他觉得，男女之间毫无必要，男女之情毫无意义。
我高中阶段最难忘记的事同样和陈尚龙有关。当时校门口有一家卖烤羊肉串的，是否是真羊肉不得而知，但烧烤本身对我们贫乏的味觉产生了强烈的刺激，我是常客，几乎每天晚上晚自习之后都和陈尚龙一起去吃几串，一人三串、五串或者十串。我和卖烤羊肉串的外地年轻人没有什么话说，陈尚龙很快和他熟悉起来，以至于很长时间都是陈尚龙带我去，我付钱，每次都会送我们三五串。后来对面多出了一家摆摊的，烧烤的品种比这一家要丰富，严重影响了这边的生意。一天晚上，吃完之后，按惯例我们得回宿舍，陈尚龙说，等等。过了会儿，我说该走了，陈尚龙还是说，等等，也没让我先走。等到走读的学生都基本离校，巷子里空无一人寂静无声时，陈尚龙走过去，把对面的小摊子掀翻在地，对着那个中年人踹了几脚。全部过程只用了十来秒钟。随后陈尚龙朝校外的巷子里跑去，转眼不见了。我们在这边，沉默地看着那个人挣扎着起身，收拾，默默地推着车子走出巷子。那个人再也没有来过，在几天之后经过确认，卖烤羊肉串的人请我们免费吃了一顿。陈尚龙一脸愁苦地坐在那里，一根根地吃掉了免费的羊肉串，我以为他会得意扬扬地跟摊主吹牛，但没有。摊主也报以沉默，我百无聊赖，走到对面的旧书摊看看。在这晚，我买了一本《星光》老杂志，主题是回忆顾城，还买了一本文学杂志，上面有王小波的小说《白银时代》和后来引起抄袭争议的《哈扎尔辞典》。这两本杂志让我开始接触了一个狭义的词汇：文学。
2000年夏天，我们拿到了大学通知书，我读了本地一所大学的中文系，陈尚龙读计算机系。对此，我们没有又在一起的激动，高中三年足够了，大学又在一起，简直让人厌倦。那年夏天，本该具备一种释放之后的狂欢气息，但是陈尚虎去江里小洲上割芦苇，掉到江里淹死了。陈尚虎已经是大龄青年，但一直未婚，主要的原因就是穷，家里盖不起楼房，在2000年还盖不起楼房，就很难在乡村立足了。但陈尚龙家连平房都盖不起，只能把旧的一再翻新。外来身份也是结婚的一个障碍，从来只有本地男人娶外地女人以满足“这里是世界中心”的愚蠢感受，极少有外来的人娶本地女人做老婆。但人终究要结婚，在不间断的努力之下，陈尚虎终于谈好了一个对象，外地人，嫁在本地，离异，很白，很漂亮。这姑娘的长相和她的经历一道成为周围人使劲调侃的对象，破鞋、烂货之类的描述层出不穷。陈尚虎那段时间非常烦躁，甚至是暴躁，即将结婚也就是即将行房让二十七八岁的他异常焦躁，周围乡里乡亲的语言和目光更让他受不了。十几年过去了，一切都没变。他为此不断喝酒，劣质的白酒一喝大半瓶。喝了酒，坐上搭载着一大群妇女的小轮渡过江割芦苇，陈尚虎默默地坐在船尾，一个盹儿，就掉进夏天高涨而浑浊的江水里去了。有人甚至真心以为他是自尽。
陈尚虎7月下旬去世，8月中旬才一切了结。其间我几乎每天和陈尚龙在一起，既有陪伴的意思，也有看热闹的目的，更多的约会、聚会都被我辞掉了，我真心认为，我不能一个人到处吃喝玩乐。那么就在陈尚龙家吃吃喝喝吧，我们长时间坐在他家堂屋里喝酒、抽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不再背着大人抽烟。大人看到我们抽烟，也就认为我们已经成人，互相敬烟。
陈尚龙哭过很多次，也冷笑过很多次。我知道他刺激太大，一般而言从不主动说话，担心哪句话刺激到他。在弄清楚了陈尚虎淹死前的事情之后，陈尚龙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这些人都太坏了”。我反驳：“换成你，你也跟后面冷嘲热讽几句。”他瞪着眼睛看看我说：“不一定，真不一定。”第二句话是“上大学第一天起我就要赚钱”。
2000年夏季的尾巴，我们挤上中巴车再转了趟公交车，到大学报名，开始读大学。大学太大了，以至于我和陈尚龙很难见面，除了上课外，我的时间都用在宿舍里的牌局、操场上的球赛和图书馆里看书上面，跟陈尚龙一起玩的时间很少。陈尚龙也不需要，偶尔喊我出去吃饭喝酒，把近期的一些事说给我听，无非是勤工俭学，后来则是倒卖各种小玩意，以电子设备为主。偶尔他会给我一笔钱，五六百，或者一两千，第一次我推搡了半天，陈尚龙说了句：“不要推了，我从小欠你的钱，十万八万也不够。”后来我就不推辞了，拿了钱就去买书，约女生看电影，去专卖店买昂贵的运动服。陈尚龙评价说：“你手松，钱存不下来。”这句话简直是我多年的写照。偶尔陈尚龙问我有没有钱可以借给他，我算算下次家里给钱的时间和这期间的费用，再告诉他有多少，基本上有多少他要多少。很快他还给我，有时如数，有时多出很多。总之大学四年陈尚龙给了我很多钱，我也毫不在意地全给花了。如果小心谨慎地把这些钱存下来，我就有了一笔足够救命的钱了，但我没有这个意识。
大学四年，陈尚龙基本不在学校里，完全一副小老板的架势到处跑。他在商业街上摆摊卖过手机配件，赚了很多；在闹市区开过服装店，亏了很多；跟人合伙开过中式早餐点，赚了很多；在另外的学校门口开过酸菜鱼店，赚了很多；倒卖过茶叶，没挣到钱。我问过他，这四年里肯定赚到钱了，但到底赚了多少？他说实在说不上来，赚到钱，往往给合作的、帮忙的很多，给父母一些，自己还是没什么钱，不过他花钱的地方也不多，除了人模狗样的西装，最大的开销是通信设备及费用。那时，一部性能极差的手机要卖到四五千，一分钟话费要一块多。
那几年时间多，我常常出去玩几天，最远到过桂林阳朔，一般都在周边的城市，以南京为核心，浙北、鲁南、徽东以及江苏全省。每次喊陈尚龙，他都没时间去，倒是常常在我出发前塞点儿钱给我，似乎是我的爷爷。只有一次，我说去曹操老家亳州，他马上答应一起去。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确切地知道，他老家，他的出生地，在亳州蒙城。以今天的眼光看，从那里到南京不过四个小时路程，但他们一家在1990年前后一路往南，拖家带口，形同乞丐，终于在我们这前有长江后有丘陵的鱼米之乡落脚之后，再也没有回去过。我问陈尚龙，你们为什么搬到我们这里？是不是有什么仇家，发生过什么大事？陈尚龙总是以自己太小不知道为什么作答。但我总觉得有问题，就算搬迁，要么再近一点儿，要么再远一点儿，为什么搬到不远不近的南京郊区。陈尚龙还是说不知道，被我问烦了，就说你见到我姐姐之后再问她。在蒙城及亳州游玩的几天，陈尚龙的姐夫和姐姐一直开车陪同，偶尔是他的外甥。但是我跟他们之间几乎没办法说话，方言重得跟外语一样，只能靠手势、眼神、语气和猜测与之交流。大吃大喝之间，我忘记了问陈尚龙一家为什么搬走。这个问题我至今不知道答案，而且认为陈尚龙也不知道——我是不能，他是不想。
为了庆祝毕业，陈尚龙把我带去了一家豪华的桑拿会所，金碧辉煌，不忍直视。两排穿着旗袍的迎宾小姐不断弯腰鞠躬，陈尚龙对我说：“你可以随便挑。”我问：“人数也可以随便吗？”陈尚龙哈哈一笑说：“我建议你不多不少挑四个，今天是我帮你庆祝大学四年顺利读完。”
泡在湛蓝色的澡池里，我问陈尚龙是不是常来这种地方。他说：“做生意呀，不来怎么行。早就想带你来了，一直等你到毕业。”
我有点感动，对陈尚龙说：“看你说的，太感人了，感觉就是一个女生对男生说，我一直等到你毕业，毕业后再给你。”
陈尚龙毕业后做计算机买卖，很快，他当年慷慨相对的各色人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顺利做成了政府采购。那些年政府纷纷搞办公自动化，电脑、打印机、复印机以及耗材和维修，是很大一个市场。政府采购当时毫无规矩可言，陈尚龙赶上了这个点。我认为这事很神秘，对他非常景仰。他说，没什么了不起，跟在后面做牛做马就可以了。
做电脑生意的陈尚龙生活达到了小康的水平。他想在老家盖一幢豪宅，但是老家一带开始拆迁。作为一个只有小小几间平房的外来家庭，陈尚龙一家在拆迁中几乎没有分到什么。很多人家都分到三五套九十平方米的安置房外加十来万现金，陈尚龙一家估计只能分到一套房子而已。为此陈尚龙父亲每天都去找村里负责拆迁工作的几个人，一家一家去找，到了门上坐下来，报以沉默的抗议。大部分人不理他。我的一个叔叔是主要负责人，我父亲知道我这些年和陈尚龙亲如兄弟，就跟叔叔说了，叔叔皱皱眉，还是把事情给办了，最后他们分到了一套九十平方米的房子，一套六十平方米的（以拆迁安置小区为标志的新农村，只有一百二十、九十和六十平方米三种规格）的房子，外加几万块钱。对这件事，陈尚龙还是一句话都没跟我说，不同的是，以前他见到我叔叔只会点头致意，现在他也喊叔叔了。搬家是一件辛苦的事，拆迁后的很多老人大概是因为脱离土地导致了生理的不适，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陈尚龙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搬进新家就一病不起，母亲每天闹着要陈尚龙去附近没拆迁的地方找一处地方给她住。于是陈尚龙从别人手里高价买了个院子，草草翻新，给父母住。
真正让陈尚龙发迹的是镇上的塑料厂。这个老厂占据着河边的最佳位置，如果本地盖商品房，这里是第一选择。某个领导随口说了句，谁买下来这个厂谁肯定发财，陈尚龙听了，立刻开始行动，借钱、贷款、担保，忙得眼花缭乱，最终成功把塑料厂买下来，坐等新买家。厂里的很多工人知道工厂被卖了，而且是传说中的贱卖，就打着保护权益的旗号来闹事，想分一杯羹。在厂房周围，出现了不断的拉锯战，一会儿，看守的工人被打退，随后，陈尚龙召集更多人把工人们赶走，过几天，又冒出一大群工人占据了厂房，在那里抽烟聊天，什么都不做，然后又被陈尚龙雇来的人打散。这期间，陈尚龙被弄得狼狈不堪，有时候觉得自己都小命难保。陈尚龙摸清楚了领头的几个人之后，开始一一去和对方谈，但不是妥协，也不是讨价还价，他只是先礼后兵，没有打算让这些人得一分钱。一一谈过之后，陈尚龙和相关的负责人做了长时间沟通，最后开始了清场。来自外地的将近两百个小混子把一百人不到的工人阶级队伍打得四处乱窜，镇上的服装店、小吃铺、五金店、烟酒店等商铺里，到处藏着被毒打的工人。陈尚龙的交代是，千万不能打死，但要往死里打。这件事的后果很严重，很多人出面调解，包括我叔叔，陈尚龙最终以赔付医疗费了事。这一切让工人们更加愤怒，到陈尚龙家里去闹事。他们不敢破门而入，就堵住门，往院子里扔东西。他们就地取材，把周围菜地的所有能拔出来的东西拔出来往院子里扔。很快，院子里铺满了各色蔬菜，夹杂着硬邦邦的山芋，偶尔还有几块可以要人命的砖瓦。陈尚龙一家人不敢出门，好在外面的人既不敢进来，也做不到保持火力。乘着闹事的人回家过日子，陈尚龙母亲捉了十只小猪，在院子里散养。每天吃着呼啸而来的表示抗议的食物，这群猪长得非常茁壮。陈尚龙本人决定一走了之，反正一切凭合同说话，很多相关负责人也替他说话。于是他去了深圳，他的父亲立刻在字条上写了“陈尚龙走了，不要再扔了”。贴在门口。但人们似乎扔得更狠，这种状况持续了三四个月，后来大家觉得实在捞不到什么，就不了了之。那群被空中来食养大的猪，一个个都习惯于昂首挺胸，往空中投去期待的眼光。
他的这些事对我而言是极其陌生的，同样，这些年我的一些事对他而言也开始陌生。我写了一些诗，结识了很多特色各异的诗人，这些在陈尚龙看来也是极其遥远的事。
在深圳，陈尚龙专职房屋买卖，买十套卖十套这种生意，有时候甚至买一个单元下来再慢慢出手。没有公司，没有帮手，陈尚龙凡事一个人解决，低调得像个老人。这大概也是陈尚龙能混到今天的原因，每一次的成功后，不吹嘘不嚣张，反而像犯了过错一样很谨慎。
我问过陈尚龙，厂房后来转手卖了多少钱，他没回答。我的理解是，这个数字大概会吓到我。陈尚龙在深圳待了三四年，其间，他结婚了，爱人是军人。出于孩子教育的考虑，陈尚龙回来后，老婆、孩子还是在深圳。其间，他父亲去世了，也没受什么罪。陈尚龙匆匆回家，低调地办了丧事，几乎是默片一样的葬礼。陈尚龙母亲不肯离开，那么就一个人住着。老母亲是陈尚龙回来的主要原因，不然，如他所说，可以去任何地方。
现在，陈尚龙放开手脚做起生意来，似乎觉得再像以往那样绝对的低调已经毫无必要。所以我一直觉得，低调只是陈尚龙多年来不得已的选择，他的本来面目是强悍和独断，再加上几分冒险。他给公司取名为“玉麒麟饮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招聘了几十号人，其中一大半都是年青一代，脖子上挂着金项链，跟在他后面耀武扬威。
这些年，陈尚龙每年春节都会给父亲和叔叔送去厚礼，整箱的烟酒，足以满足一个家庭一年的招待。对我，他没什么实物往来，一方面不知道该送什么，另一方面我们确实不需要这些。有时候我回想陈尚龙这些年的诸多壮举，突然觉得，和他是那么的陌生，他长时间的沉默不是默契，而是真正的无话可说。而有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多年来不思进取又自信满满，潜意识里就是认为，有陈尚龙在就不怕。
接下来的问题是，陈尚龙会变成什么样呢？他已经衣食无忧，为了老母亲他也舍得盖三层楼房，这不是满足居住，而是为了耀武扬威，和他们一家搬来之后近二十年的茅草土坯房子相对应。他要在洲上造一座豪华夜总会和上百个豪华包间，无非是为了让周围的人都看到他陈尚龙现在可以为所欲为，这和当年他们一家日日夜夜的战战兢兢相对应。他母亲可能活到八九十岁，也可能随时去世，这将影响陈尚龙如何安排自己在这里的一切。他在本地的时间由他母亲掌握，如果还有二十年，那么陈尚龙就必须稳扎稳打，如果只有两年，陈尚龙可以疯狂一把然后走人。最终，陈尚龙还是要回到深圳，回到老婆、孩子身边，他的后代在那里。从长远看，我这是和一个远方的人称兄道弟，而且可能还是陌生人。
对我而言，陈尚龙在哪里都一样，以电话的速度，在哪里没有任何区别。以每个人的生活而言，在哪里没有区别。但陈尚龙在老家两年和二十年，对我来说还是区别巨大，如果只有两年，那么我可以偶尔回去，或在南京跟他聚聚，大家心照不宣，无话可说。但如果有二十年，我真有可能搬到那座有着夸张的楼房的院子里去，回到当年，跟陈尚龙朝夕相处，在这个老板的照应下当一个自命不凡的诗人。这个问题只有陈尚龙的母亲能给出答案了，想着她剥大蒜的场景，我觉得她应该还能活十多年，她手脚平稳有力，蒜头上那么薄的一层皮都被她一点点剥下来，吹走，有多少七十岁的人有这样的眼力和脑力。从四十多岁起搬到这里，二十多年过去了，老太太大概对周围的人也看透了，当年很多对着他们吐口水的人，都死了，活着的，在陈尚龙庞大的越野车前只有避让的念头。如今一切都好，老太太对这里应该有了故乡的深情了。
我甚至能猜测到，她过世之后，必将风光大葬。老太太的葬礼将是陈尚虎、陈尚龙父亲和她本人三个人葬礼规模的总和。
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