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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但从某个角度来看，又是不公平的。在相同的时间内，办事效率、行事侧重、思维行动等各不相同，时间站在哪一方还真是不好预料。
第二轮和谈开始前，广州举行了复兴会改组大会，与会达两千余人，选举产生理事九人，宋复华当选为总理事，陈文强与黄兴缺席，但依然当选。
这次改组影响深远。当时选出的干部更是一时之选，这些人学有专长，熟悉欧美和日本的政治、学术，不仅当时是佼佼者，而且在后来几十年复杂多变的中国政局中也都发挥了重要影响。
宋复华确实是政党政治的天才，他有能力、有威望、有手腕，把这些精英粘合在一起，他具备这样的凝聚力和个人魅力。
此次主持复兴会改组，宋复华于历史上也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后来复兴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胜利就是宋复华成功的证明。
正如历史上宋教仁改组国民党一样，作为革命原动力的复兴会，经过改组后，挟革命的风雷，声势浩大，人数众多，已隐然执政坛之牛耳。革命后如春笋般冒出的大小党派，什么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等等，根本难以望其项背。
这意味着国会多数已无问题，无论是临时大总统，还是正式大总统，要想得到法理上的承认，就绕不开国会。而官员的任命也不会有太大变化。更重要的是临时政府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将保持连续性，设计好的建设步骤也将按计划实施。
和谈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陈文强愈发显得精神焕发。
按照商议，袁系一方提出了各种面临的困难，力争定都北京。
陈文强起初并没有强辩，先是避重就轻。岔开话题。等到他基本探悉了袁方各人的想法，才开始了反击。
“北方不稳这是事实，临时政府也颇为忧虑。为了国家领土、主权不被外人借机攫取。临时政府愿意为袁先生分忧。”陈文强把话题转了回来，开始逐条反驳。或者说逐条说出解决办法，“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当年左忠毅公能抬棺入疆，收复祖国领土，今临时政府也将克服困难，效仿之。”
从明代初期翦氏子孙落籍桃源县枫树乡，诞生了“维吾尔族的第二故乡”。到左宗棠抬棺出征，率部收复新疆，湖湘与新疆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而向北方进军，则是临时政府所预定的计划，也一直在准备着。甚至西北军区司令已在内部获得通过，黎元洪主动请缨，要建立左宗棠或刘锦棠那样足以彪炳史册的功绩。
行军路线也已经确定，将沿着古老的商业路线，汉口—狄道州—凉州—兰州—安西州—哈密—乌鲁木齐。这一条商路相对来说比较繁华，人烟较稠密。筹集物资也比较容易。
当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困难要比现在大很多，不管是路途遥远，还是资金问题。解决的办法总是有的。
提起新疆，就不能不说到“新疆王”杨增新，他在新疆人的心目中，毁誉参半。历史上，在清末民初这样十分动荡的年代，云南人杨增新竟统治新疆长达十多年之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杨增新字鼎臣、子周，号荩臣，云南蒙自人。清光绪十五年进士，被选用甘肃中卫县知县。在甘肃任职近二十年。因施政有方而声誉大增，地方百姓曾立德政碑、建生祠以颂其德。
清光绪三十三年。杨增新调任新疆陆军学堂总办，次年经新疆布政使向该省巡抚袁大化保荐，陛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升任新疆阿克苏道尹。在新疆任职初期，杨增新便显示出善于谋划、机警过人、敢作敢为的才干。
为此，他深得袁大化的赏识和重用。1909年广州起义，掀起了巨大的革命的波澜，引发国内政局的剧烈动荡。其时，新疆伊犁******民族分裂势力发动叛乱，杀死伊犁将军志锐，宣布独立。杨增新眼看清朝廷覆灭在即，即以保卫省城，维持治安为由，向新疆巡抚袁大化建议，由他出面招募军队。
杨增新长袖善舞，一边用怀柔手段进行收抚，一边大刀重锤，实施武力镇压。他靠较多的政治经验与军事实力，平定哈密的******起事，又分化并镇压了各地哥老会与农民起事，并与伊犁军政府谈和达成统一，并逐渐排除军政府人物的影响力，掌握实权。他在日记中写道：“纵一人生而千万人不免于死，是生者死之根；杀一人而千万人得遂其生，是死者生之本。故渠魁首所当诛，而为恶不宜轻纵。”
新疆稳定之后，杨增新热衷于“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对临时政府和北方政权采取的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不问时事的老子的政治主张，对新疆人民采用愚民政策，认为民众能种种田，学点手艺就行，不要人们有知识和政治思想。
他对各族人民实行羁縻与牵制政策，先分而治之，后统而治之。他常说：对部下应“趋之以事而观其行，临之以利而察其廉。”杨增新不相信科学知识，他认为中国过去儒道佛学以及各杂家的书籍尽可以够用，不必向外人多事追求，最多学学制造枪炮、汽车或其他机器就行了。
而杨增新生怕军队串通犯上作乱，有意将新疆驻军的系统打乱，互不交往，各自为政。同时，军队的待遇低，装备差，缺少训练。如新疆陆军第1师，按编制应辖两个旅，实际人数只有一个团左右。该师师长蒋松林年逾七旬，白发苍苍，已是风烛残年。哈密、喀什、伊犁三地名义上各有驻军一个旅，实际上除伊犁外，其他两地的驻军都不足一个团。他还比喻说：“譬如一串钱。洒在地面，如要重新串联在一起，需要一个钱一个钱地拾取。既费时，又费事。”
确实。这些军队被拆得零散，是对杨增新的统治构不成什么威胁，但同样对铺天盖地，蓄谋已久的政府军来说，也费不了太大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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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但从某个角度来看，又是不公平的。在相同的时间内，办事效率、行事侧重、思维行动等各不相同，时间站在哪一方还真是不好预料。
第二轮和谈开始前，广州举行了复兴会改组大会，与会达两千余人，选举产生理事九人，宋复华当选为总理事，陈文强与黄兴缺席，但依然当选。
这次改组影响深远。当时选出的干部更是一时之选，这些人学有专长，熟悉欧美和日本的政治、学术，不仅当时是佼佼者，而且在后来几十年复杂多变的中国政局中也都发挥了重要影响。
宋复华确实是政党政治的天才，他有能力、有威望、有手腕，把这些精英粘合在一起，他具备这样的凝聚力和个人魅力。
此次主持复兴会改组，宋复华于历史上也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后来复兴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胜利就是宋复华成功的证明。
正如历史上宋教仁改组国民党一样，作为革命原动力的复兴会，经过改组后，挟革命的风雷，声势浩大，人数众多，已隐然执政坛之牛耳。革命后如春笋般冒出的大小党派，什么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等等，根本难以望其项背。
这意味着国会多数已无问题，无论是临时大总统，还是正式大总统，要想得到法理上的承认，就绕不开国会。而官员的任命也不会有太大变化。更重要的是临时政府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将保持连续性，设计好的建设步骤也将按计划实施。
和谈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陈文强愈发显得精神焕发。
按照商议，袁系一方提出了各种面临的困难，力争定都北京。
陈文强起初并没有强辩，先是避重就轻。岔开话题。等到他基本探悉了袁方各人的想法，才开始了反击。
“北方不稳这是事实，临时政府也颇为忧虑。为了国家领土、主权不被外人借机攫取。临时政府愿意为袁先生分忧。”陈文强把话题转了回来，开始逐条反驳。或者说逐条说出解决办法，“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当年左忠毅公能抬棺入疆，收复祖国领土，今临时政府也将克服困难，效仿之。”
从明代初期翦氏子孙落籍桃源县枫树乡，诞生了“维吾尔族的第二故乡”。到左宗棠抬棺出征，率部收复新疆，湖湘与新疆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而向北方进军，则是临时政府所预定的计划，也一直在准备着。甚至西北军区司令已在内部获得通过，黎元洪主动请缨，要建立左宗棠或刘锦棠那样足以彪炳史册的功绩。
行军路线也已经确定，将沿着古老的商业路线，汉口—狄道州—凉州—兰州—安西州—哈密—乌鲁木齐。这一条商路相对来说比较繁华，人烟较稠密。筹集物资也比较容易。
当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困难要比现在大很多，不管是路途遥远，还是资金问题。解决的办法总是有的。
提起新疆，就不能不说到“新疆王”杨增新，他在新疆人的心目中，毁誉参半。历史上，在清末民初这样十分动荡的年代，云南人杨增新竟统治新疆长达十多年之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杨增新字鼎臣、子周，号荩臣，云南蒙自人。清光绪十五年进士，被选用甘肃中卫县知县。在甘肃任职近二十年。因施政有方而声誉大增，地方百姓曾立德政碑、建生祠以颂其德。
清光绪三十三年。杨增新调任新疆陆军学堂总办，次年经新疆布政使向该省巡抚袁大化保荐，陛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升任新疆阿克苏道尹。在新疆任职初期，杨增新便显示出善于谋划、机警过人、敢作敢为的才干。
为此，他深得袁大化的赏识和重用。1909年广州起义，掀起了巨大的革命的波澜，引发国内政局的剧烈动荡。其时，新疆伊犁******民族分裂势力发动叛乱，杀死伊犁将军志锐，宣布独立。杨增新眼看清朝廷覆灭在即，即以保卫省城，维持治安为由，向新疆巡抚袁大化建议，由他出面招募军队。
杨增新长袖善舞，一边用怀柔手段进行收抚，一边大刀重锤，实施武力镇压。他靠较多的政治经验与军事实力，平定哈密的******起事，又分化并镇压了各地哥老会与农民起事，并与伊犁军政府谈和达成统一，并逐渐排除军政府人物的影响力，掌握实权。他在日记中写道：“纵一人生而千万人不免于死，是生者死之根；杀一人而千万人得遂其生，是死者生之本。故渠魁首所当诛，而为恶不宜轻纵。”
新疆稳定之后，杨增新热衷于“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对临时政府和北方政权采取的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不问时事的老子的政治主张，对新疆人民采用愚民政策，认为民众能种种田，学点手艺就行，不要人们有知识和政治思想。
他对各族人民实行羁縻与牵制政策，先分而治之，后统而治之。他常说：对部下应“趋之以事而观其行，临之以利而察其廉。”杨增新不相信科学知识，他认为中国过去儒道佛学以及各杂家的书籍尽可以够用，不必向外人多事追求，最多学学制造枪炮、汽车或其他机器就行了。
而杨增新生怕军队串通犯上作乱，有意将新疆驻军的系统打乱，互不交往，各自为政。同时，军队的待遇低，装备差，缺少训练。如新疆陆军第1师，按编制应辖两个旅，实际人数只有一个团左右。该师师长蒋松林年逾七旬，白发苍苍，已是风烛残年。哈密、喀什、伊犁三地名义上各有驻军一个旅，实际上除伊犁外，其他两地的驻军都不足一个团。他还比喻说：“譬如一串钱。洒在地面，如要重新串联在一起，需要一个钱一个钱地拾取。既费时，又费事。”
确实。这些军队被拆得零散，是对杨增新的统治构不成什么威胁，但同样对铺天盖地，蓄谋已久的政府军来说，也费不了太大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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